苏轼以佛教治心养气与其书法之气的建构

2014-01-20 18:32
文史杂志 2014年1期
关键词:养气黄州佛教

佛教自汉传入中国以来,逐渐发展完善。北宋以降,一大批士大夫热衷于学佛参禅,佛教(尤以禅宗)的浸润可谓深入到宋代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对这个时期的诗歌、书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由于北宋帝王大都重视佛教,受时代背景以及其浓郁的佛教家庭氛围与其坎坷的遭遇所使,苏轼信佛参禅亦在情理之中。

谈及苏轼,其可谓儒释道三教皆融通。苏轼本着以儒济世报国、以道处事为人、以佛治心养气的原则,进而给自己的人生打上了“外儒内释”的特征。苏轼是个才华横溢的文人学者,而文人必定“读书万卷”,因而,他也多诵读佛典。从其现有的诗文言辞来看,经常论及的佛经有《华严经》《般若经》《圆觉经》等。[2]其中《华严经》的思想对他影响尤深。苏轼信佛参禅,追寻佛理,为其以佛教修身、治心养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苏轼之治心养气

在中国哲学史上,“气”一直是一个具有本体意义的重要哲学范畴,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将人身和宇宙万物的生灭视作气的聚散,如《庄子·至乐》篇就说:“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这种气聚则生,气散则死的思想,被佛教批判性地借鉴和吸收;自汉以后,对于中国佛教本体论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代以来,一些佛教徒积极汇合融通教内外不同派别的思想。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华严宗的代表人物宗密,在其《原人论》《圆觉经大疏钞》中,就批判地继承和总结了儒道二教的气论思想。[3]

关于元气的叙述,宗密积极会通了儒道二教关于气的思想,他在《原人论》中提出:“禀气受质,气则顿具四大,渐成诸根,心则顿具四蕴,渐成诸识,十月满足,生来名人。”[4]他认为“气”是人身体之本,“心”是人心理之本。而身心两者和合方可成人。更进一步,宗密还推究气和心的本源,他说:“然所禀之气,展转推本,即混一之元气也。所起之心,展转穷源,即真一之灵心也。究实言之,心外的无别法,元气亦从心之所变,属前转识之所现之境。”认为气的本源是元气,心的本源是真心,元气又是心的变现。宗密肯定了气在形成宇宙万物上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构成中国佛教哲学本体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以后的佛教发展以及僧人居士的修心养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归依佛门的苏轼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贬谪黄州,由于宦海沉浮,使他由原来儒的“入世”转为学佛参禅,“外儒”的一面渐隐,“内释”的一面凸显出来。自到黄州后,为使自己脱离现实的苦难而达到心灵的自由,苏轼常游览佛寺,拜访高僧,研读佛典,探寻佛理。他还常到安国寺中焚香朝拜,静坐悔过。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说:“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辙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两忘,身心皆空,求罪逅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5]他常常置身于佛香缭绕之中,本着佛教“一切皆空”、“明心见性”的理念而调气养生,修心养气,日久,使他日趋沉静旷达、超然洒脱。苏轼之所以能臻于此境,与其奉佛“治心养气”密切相关。

关于“养气”,苏轼曾在《赠王仲素寺丞》中说:“养气如养儿”,指出养气应该如同对待稚嫩的婴儿一般,需要小心呵护。气之初始,倘若护养得当,气可渐增,小可充盈四体之内,大可充塞天地之间。佛教认为苦生于人的贪念和执着,若无欲无念,则苦痛自消。若想达到清净无碍的本心,而“治心养气”是根本。养气的必要前提是淡于功名利禄,安于平静寂寞。关于养生,苏轼曾言:“谕养生之法,虽壮年好访问此术,更何所得……大约安心调气,节食少欲,思过半矣,余不足言。”[6]苏轼在黄州时期,因不再为公务缠身,于是他闭门修身,潜心养气,故收效颇丰。他认为,只有清心寡欲,摒除杂念,才能摆脱烦恼而心安气畅。正如他在《听僧昭素琴》中所言:“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

如上文所述,宗密曾提出“气”是人身体之本,“心”是人心理之本,身心和合而成人。关于“气”与“心”,苏辙亦言:“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此外,黄庭坚借佛老心性论,将心气并言,提倡养气往往从治心的根本来着手,亦主张“治心养气”说。他在《养浩堂铭》有言:“心者气之君,气者心之将。君之所忾,将应如响,心渊如渊,气得其养。”他认为“心”与“气”亦如君与臣的关系,治心是养气的根本,养气是治心的前提。其思想与宗密“元气亦从心之所变”的思想相暗合。黄庭坚和苏辙皆可谓苏轼最为亲近之人,一者为其挚友,一者为其爱弟,且二者皆好佛参禅,精通佛理,他们的思想主张与苏轼应有一定的共通性。由此我们可知,苏轼在“治心养气”方面亦有一定的推崇。

面对仕宦波折,生活飘零,苏轼却始终达观豪放,洒脱淡然,应得益于其对佛禅治心养气的修炼。正如参寥在《读东坡居士南迁诗》中写道:“居士胸中真旷夷,南行万里尚能诗。牢笼天地词方壮,弹压山川气未衰。忠义凛然刚不负,瘴烟虽苦力何施。往来惯酌曹溪水,一滴还应契祖师。”[7]苏辙在《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中评价苏轼:“日啗蒣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8]胡寅《酒边词序》也称赞其曰:“逸怀浩气,超乎尘逅之外”。苏轼通过研习佛禅将一切艰辛坎坷都消磨于内心,化解于无形,而使其心气平和,酣畅浩荡。苏轼之气可谓充塞天地之间!而这种发于胸襟,充乎天地之间的气又溢于笔端,熔铸于苏轼的诗文、书法之中,其书法酣畅雄浑,气势磅礴,让世人肃然起敬,叹为观止!

二、苏轼的书法之气

书法自古重视“心意”的自然流露,正如东汉蔡邕所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9]而心意的自然流露又有助于胸中之气的尽情挥发,同时,胸中之气的自然挥发又会促进心意的尽情流露。可见,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由此,我们从主体精神的层面权且将其合称之为“意气”。清人梁用“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来概括各个时代的书法风貌。[10]对于“心意”,苏轼有诗“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东坡题跋》);关于“意气”,苏轼亦言:“取其意气所到”[11]。他这种强调书法要讲究“心意”、“意气”的观念正如佛家提倡“万物皆由心生”、“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的思想,注重虚静,消除妄念,以旷达襟怀对待世事的更迭,即苏轼所追求的尽心任性,表里如一的佛家境界。

苏轼在谪贬生涯中,潜心修佛,养心治气,进而诗文、书画皆有所悟,苏辙为其兄所作的墓志铭中说:“即而谪居黄州,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而不见其涯也。”[12]其文如此,其书亦然。苏轼在给王巩的信中说:“近颇知养生……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品,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不知何故?”[13]苏轼注重“心”的作用,提倡“心存形声与点画,何暇复求字外意”[14]。可见,佛教讲求空心澄静,物我两忘,梵我合一,我心即佛的思想对其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上文我们已经提到,苏轼贬谪之后开始研习佛典,体悟佛理,尤其对于宗密所倡导的华严思想有过研究。宗密本身就兼融华严与菏泽(南宗禅神会一系)于一身,其论著即兼容禅宗与华严思想。[15]华严构想一圆融无碍的宇宙体系,禅宗则强调人的主观心性,二者合一,正好吻合苏轼习禅而兼习华严的审美理想。[16]

苏轼《和子由四首送春》中说:“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法界观》即宗密所著的《注华严法界观门》。法界观提出了宇宙间森罗万象相即相入,圆融无碍的观法,指出万法都是一真法界的体现,诸缘依恃,相互具足,平等无二。这实际上就是佛教宇宙观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和“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的观念的产物。苏轼想用这种思想并结合禅宗“万物皆由心生”的理念来泯是非,齐物我,在精神上得到超脱,正如他所谓“是身如虚空,万物皆我储”的妙境。正是基于这种随心所欲,任性逍遥的佛教修心养气,从而使其胸中积聚满腔浩然豪迈之气,进而造就了苏轼那超凡脱俗,气势雄浑的书法艺术。被后人瞻仰膜拜,流传千古的书法珍品《黄州寒食诗帖》便是其胸襟那股豪迈雄壮之气勃然挥洒的典型代表。

《黄州寒食诗帖》作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的寒食节,是对自己的仕途坎坷,生活艰辛又因病而错失花期的抒心释怀。此帖通篇跌宕起伏,酣畅淋漓,一气呵成,用笔沉稳雄健,率真自然。线条随着感情的波动而赋予生命的律动,正侧相间,笔断意连,变化多端,浑然天成。结体平实宽扁,结字左放右收,左长右短,有明显的欹侧之势,给人一种动感,如“萧”、“燕”等字。字形由小变大,笔画由细变粗,给人以气势雄强之感。多出末笔长竖以气贯之,率意拖出,如“年”字、“中”字、“苇”字。伴随着感情的激越,苏轼借助手中的笔墨尽情挥洒,直至臻于“心忘其手,手忘其笔”、“无意于书而书乃佳”的境界。此时的苏轼已完成精神的超脱而进入“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佛教最高境地。经过狂风骤雨般地倾泄之后,心情又逐渐复归平静,最后以节奏平和、字形稍小的“右黄州寒食诗二首”收尾,与开头遥相呼应。此帖纵有行,横无列,字与字之间大小参差错落,刚健婀娜,如行云流水,天真烂漫。整体章法既有变化,而又和谐统一。总体上看,该书帖骨肉兼备,刚柔相济,丰腴含蓄,神完气足,为世人所珍视。我们认为,这些特点与苏轼参禅悟道,治心养气有着很大关系。此帖中的两笔长竖,“苇”作折钗,“年”、“纸”作悬针,正如黄庭坚所言“掣笔极有力”,起到了调节律动的作用。苏轼书写此帖,始终以心为之,以意行之,以气贯之,可谓“任凭一股英雄气驰骋纵横”。因此,其佛教修身之气发之胸中,溢乎体内,汇于笔端,跃然纸上,其书法磅礴之气与其人格恢弘之气交相辉映,化融为一,为世人所千古咏叹!此帖被誉为是继王逸少《兰亭序》和颜鲁公《祭侄文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

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称赞道:“东坡书如华岳山峰,卓立参昂,虽造物之炉锤,不自知其妙也。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17]又说:“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者,自当推为第一。”[18]苏轼之子苏过亦言:“吾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态,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19]清人周星莲《临池管见》亦称:“坡老笔挟风涛,天真烂漫……横绝一时,是一种豪杰之气。”[20]

三、结语

受时代背景以及家庭浓厚的佛教氛围与自身坎坷的境遇所使,苏轼信佛参禅,精研佛典,与僧交游,深谙佛理。在博大无边的佛境之中,苏轼凝神静心,潜心养气。他因修禅而治心,由心而得意,由意而生情,由情而养气,由气而作书,进而一气呵之,直抒胸臆。其人豪放恣旷,气概凛然;其书清雄劲健,气势磅礴。如此超凡之风貌皆与其研佛修禅,治心养气密切相关,不可分割。苏轼其人、其书、其气可敬可仰,可歌可叹!

注释:

[1]陈中浙:《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商务印书馆,2004年11月第1版,页34。

[2]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页524。

[3](日)小野泽精一编,李庆译《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与人的观念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页329—330。

[4]同上,页329。

[5](宋)苏轼:《黄州安国寺记》,《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六,页4776。

[6]同上,(宋)苏轼:《与李公择》,页5013。

[7]达亮:《苏东坡与佛教》,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页39。

[8](宋)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十,页7019。

[9](汉)蔡邕:《笔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10月第1版,页5—6。

[10](清)梁:《评书帖》,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10月第1版,页575。

[11]《苏轼文集》卷七十《又跋汉杰画山水二首》之二。

[12]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页106。

[13]《苏轼文集》卷二十一,《小篆般若心经赞》。

[14]同[11],页113。

[15]方立天:《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页195一196。

[16]同[1],页100。

[17](宋)黄庭坚:《山谷论述》,崔尔平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8月第l版,页66。

[18]同上,页67。

[19]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第l版,页102。

[20](清)周星莲:《临池管见》,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10月第l版,页728。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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