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起点的几个史实问题
——与王力教授商榷

闫德民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法学研究所，河南郑州450002）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起点的几个史实问题
——与王力教授商榷

闫德民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法学研究所，河南郑州450002）

学者在谈论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中的历史起点和有关逻辑关联问题前提时,必然会涉及到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但我们应尊重基本历史事实。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党都没有丢失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是在某些时期某些事情上离开和违背了这一思想路线；邓小平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发端，不是所谓的“以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后人们对改革的前途和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质疑”，而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四人帮”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谬论的驳斥；邓小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主要动因，是要逐步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而不是所谓的老干部的安置和退休问题，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起点；历史事实

近日拜读了王力教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在的历史与逻辑统一性论纲》（见《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2期）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试图通过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及其三大理论成果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和问题前提，来论证和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该文论证较为合理，不乏有新意和见地之处，读来颇受启发。但是，笔者想就该文中所涉及到的几个史实和表述方面的问题提出来，与王力教授商榷。

一、关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否真的“丢失了多年”

王力教授在论及“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中逻辑地展开”时，在第一条中作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丢失了多年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一个表述。笔者认为这个表述与史实有很大出入，对此不能苟同。

何谓“丢失”？所谓“丢失”，就是“丢掉”、“遗失”，用于政治领域就有“背弃”、“背叛”的意思。历史上，我们党曾多次在政治领域使用过这个表述。譬如，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评价苏共二十大时尖锐地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1]（P19）毛泽东明确告诫全党：斯大林这把刀子中国不能丢，因为“这是我们的资本，跟列宁主义一样。”[2]这里所说的“丢”或“丢掉”，显然指的是背弃、背叛。

后来，我们党多次使用“丢”或“丢掉”这类表述，其含义指的仍然是背弃、背叛。1980年10月，针对当时某些人借口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主张，邓小平坚定地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3]（P298）1991年8月，在国际上苏联东欧剧变、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大背景下，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老祖宗不能丢”。他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4]（P369）后来，江泽民、胡锦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都作出过这样的论断。2012年11月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5]

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究竟是否被丢掉或遗失了多年？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毋庸讳言，自1957年以后，靠实事求是起家和兴旺发展起来的我们党，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左”的错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达到了极端，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出现这么严重的全局性错误，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逐渐地离开、越来越严重地违背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

请注意，笔者在这里使用的是“离开”、“违背”，并在它们之前加上了“逐渐地”、“越来越严重地”的限定词。应当说，这样表述，更加准确，更加符合历史事实。邓小平在评价建国后头十七年的历史时指出：“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3]（296）“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3]（P295）在谈到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时，邓小平又说：“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3]（P354）陈云在谈到这段历史的深刻教训时也曾经指出：“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6]（P285）

笔者认为，“离开”、“违背”与“丢失”在概念上是有着严格的原则区别的。所谓“离开”，指的是脱离了某一事物。所谓“违背”，则是违反、不遵守的意思。笔者认为，在1957年以后的长达20年的历史曲折过程中，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我们党并没有“丢失”更没有“背弃”、“背叛”实事求是，而是在一个时期内暂时离开和违背了实事求是，只不过离开和违背的程度随着“左”错误的发展越来越严重了。

从历史事实看，尽管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我们党因逐渐离开实事求是而所犯的错误越来越多了，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前基本上还是实事求是的，党的工作的“基本方面还是对的”。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不能说我们党完全丢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他在某些时候和一些事情上还是实事求是的。“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进展，尖端科学技术也有新的发展。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我国的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7]（P752）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谈到新中国成立30年来取得的成就时指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3]（P167）这也就是说，即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的党也没有彻底丢失或丢掉实事求是。如果彻底丢失或丢掉了实事求是，何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如此辉煌的成就？！

当然，上述列举的发展成绩，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必要把“文化大革命”同“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分开来。作为一场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政治浩劫，“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其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必须彻底否定；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不能否定，作为我们党和人民共和国光辉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这段历史不能否定。

对于从新中国成立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的整个历史，邓小平曾经有过十分中肯的评价，曾经作出过明确的结论。1980年4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3]（P296）1981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谈到新中国成立后31年的历史时指出：“国际、国内都把这三十一年的成绩估计低了。总的来说，三十一年中，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成绩不少，虽然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不是一片漆黑。”[8]（P707）1981年3月，邓小平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在谈及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评价时，邓小平又指出：“‘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3]（P302-303）

从邓小平对新中国成立到1981年我们党这段历史所作出的评价和作出的结论来看，他对“文化大革命”前10年的历史是给予肯定的，认为这期间有曲折、有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也就是说，这个时期，我们党基本是坚持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否则就不可能取得值得肯定这段历史的成绩，并且这种成绩是占主要地位的。“文化大革命”10年间，我们虽然犯了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但也还是有“健康的方面”，绝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一片漆黑”，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没有被完全“丢失”，否则也就不可能有被称之为“健康的方面”的存在。

我们澄清党在1957年后这20年是不是真的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丢失或丢掉了，绝不是在死抠概念，搞文字游戏，而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如果认为我们党真的将其丢失或丢掉了，完全不再按照实事求是原则办事了，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容易导致完全否定我们党这20年的整个历史。这20年我们党固然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但是不能因此而从根本上否定我们党的这段历史，如果从根本上否定了，许多历史问题在逻辑上就讲不通了，也从根本上违背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容易导致“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的严重后果。

二、关于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究竟以什么为发端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做出的最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应当说，邓小平对这一理论问题的思考绝不是拍脑袋般的突发奇想，而是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那么，是什么引发了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深邃思考呢？

在论述“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中逻辑地展开”时，王力教授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必然会引来对改革的前途和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质疑，于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要求党必须作出回答。”很显然，在王力教授看来，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是以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后人们对改革的前途和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质疑视为发端的。笔者对他的这一观点，同样无法苟同。

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把计划经济当成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认为搞计划经济就是搞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因此在我们的改革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后，势必会引起一部分人对改革的前途和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质疑。但是，这并不是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深邃思考的真正发端。

那么，邓小平思考这一理论问题的发端到底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四人帮”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散布的谬论的驳斥。

众所周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步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根本观点，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和曲折，在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提出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把发展生产力放在次要的地位。“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利用我们党所犯的错误，大肆鼓吹“贫穷社会主义”，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荒谬口号，反对和破坏生产力发展。其结果是“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4]（P115）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邓小平就开始了对问题的深入思考。1977年12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时，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林彪和‘四人帮’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不讲生产，谁讲发展生产就说谁是修正主义，那马克思写《资本论》是干什么的?马克思讲，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要有物质基础。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9]（P250）

1978年3月10日，邓小平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是要表现它的优越性嘛。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二十八年只搞了二千三百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干社会主义，要有具体体现，生产要真正发展起来，相应的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这才能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9]（P277）

1978年9月在东北视察工作时看到那里贫困落后的状况，邓小平感到十分痛心。同月17日，他对汇报工作的辽宁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9]（P381）19日，他对汇报工作的鞍山市委主要负责人又说：“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9]（P384）

1980年5月5日，邓小平在同几内亚客人谈话时再次强调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3]（P314）

1980年4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出来的。而‘四人帮’怎么说呢？宁肯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其本质就是说，社会主义就是穷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所以，林彪、‘四人帮’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正是基于这一思考，邓小平强调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3]（P311～312）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在陪同朝鲜客人访问四川时再次谈道：“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4]（P10）

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他为什么要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4]（P116）

在上述这些重要论述中，邓小平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发端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四人帮”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所散布的荒谬言论的驳斥，而不是所谓“在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对“必然会引来对改革的前途和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质疑”的担忧。通读邓小平著作，鲜见他对这种担忧的论述，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四人帮”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荒谬言论的驳斥则比较多，可谓是比比皆是。特别是1978年9月17日在听取辽宁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时所说的那段话的后面，邓小平紧接着就讲：“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怎样高举，一个是怎样发展生产力。我们的思想开始活跃，现在只能说是开始，还心有余悸。”[9]（P381）应当说，以前者而不是后者作为邓小平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发端，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和历史逻辑的。

搞清楚邓小平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发端问题，决不是简单地为了澄清一个历史事实，而是旨在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切历史起点这样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澄清这样一个问题，事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的理论依据，事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脉络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历史形成的准确把握，事关对邓小平理论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科学理解，其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不可低估。

三、关于究竟什么是邓小平提出和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最主要动因

为适应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开启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航程。

那么，是什么情况引发了邓小平思考、提出并推动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邓小平思考和提出这一改革的动因和发端是什么？王力教授在其文章中，对此也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说：“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后，一大批老干部满怀革命热情复出，但由于健康和观念等原因，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然而，要让他们马上退下来，还有点想不通，也打击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于是，以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为开端的政治体制改革由此发端。”

仔细研读邓小平原著，笔者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从邓小平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看，他思考和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最主要动因即发端，是权力过分集中的制度性缺陷及其由此所带来的官僚主义现象、特权现象等问题，而不是所谓的老干部的安置和退休问题。

诚然，如何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确是邓小平当时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新中国成立以来因历次政治运动遭受迫害的干部陆续走上各级领导岗位，这时他们的年龄已经普遍偏大，其体力和精力等已经难以担负起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这些“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六十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3]（P211）一方面，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因为没有位子，年轻干部又上不来。这一局面使邓小平意识到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明确指出，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是封建主义残余在干部制度上的一种反映，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危害极大。他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提出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这一重大历史性课题。他指出：我国实际存在着的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制度的问题，更多地是关系到我们的方针、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问题。”他大声疾呼：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3]（P350）

但是，依笔者之见，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固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突破口，但是，促成邓小平提出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主要动因，是逐步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制度弊端，而不是解决所谓的老干部的安置和退休问题，即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在这个被称之为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中，邓小平自己对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主要动因讲得很清楚。他在这个重要讲话中，首先就作为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的国务院领导成员变动阐述了中央的考虑，阐明中央调整国务院负责人人选的原因。在这里，邓小平一共讲了四条原因，其中的第一条，就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邓小平讲的四条原因，除了权力过分集中这条原因外，还有兼职副职不宜过多、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从长远考虑解决好交接班问题。为什么邓小平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放在首要一条呢？也就是说，为什么邓小平如此看重和强调这个问题呢？笔者以为，权力过分集中是在这所有四条原因中起决定作用的最重要原因，其他三个原因都根源于这个首要原因。

首先来看权力过分集中与兼职、副职过多之间的关系。应当说，兼职、副职过多本身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具体表现。兼职、副职过多，实际上就是权力不适当地向领导干部个人手上集中，赋予知识、经验、精力都有限的领导干部以过多的权力，它本质上是一种领导者个人的高度集权。没有权力过分集中，就不会有兼职、副职过多这种现象。只有解决了权力过分集中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兼职、副职过多的现象。

其次来看权力过分集中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之间的关系。所谓“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指党组织包揽政府的行政事务，代替政府行使行政职能，以致造成党组织趋于行政化、混同于行政机关的现象，也就是邓小平在这次重要讲话中所说的“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3]（P328～329）的现象。这种现象，其实是权力过分集中在党政关系上所必然导致的一种后果。

最后来看权力过分集中与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在讲话中所说的“从长远考虑解决好交接班问题”，指的就是如何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问题。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是领导干部不受年龄、健康、任期等条件限制终身担任领导职务的一种制度，它实际上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在干部管理制度上的延伸或体现，是在干部管理制度上对权力过分集中的一种固化，同样也是权力过分集中的产物。

既然权力过分集中是在所有四条原因中起决定作用的最重要原因，其他三条原因都是其具体表现或由其导致的后果，那么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作为邓小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主要动因，就是毋庸置疑的了。

这一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在揭露党和国家现行的具体制度中存在的主要弊端时，还着重指出了“五种现象”，即“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3]（P327）认真研读这一时期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出，他认为在这五种制度弊端中，权力过分集中同样是起决定作用的最主要弊端，包括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在内的其他所有弊端都直接或间接地是由权力过分集中引发的，都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结果或产物。

在深刻剖析官僚主义弊端的根源时，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3]（P328）他说：“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3]（P329）他还着重强调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3]（P321）

在指出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之后，邓小平接下来也谈到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在官僚主义弊端产生中所起的作用。他说：“还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3]（P328）这就是说，在邓小平看来，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也是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病根。但是请注意，邓小平在论述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对于官僚主义的病根作用之前，首先使用了“还有”这个词。一个“总病根”，一个“还有”，在邓小平眼里两者孰重孰轻，谁重要谁次要，就是不言而喻了的。

其实，在邓小平看来，权力过分集中不仅是官僚主义的总病根，同时也是家长制、特权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的总病根。邓小平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3]（P331）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家长式人物，为什么别人都要对他们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而其权力不受限制本身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具体表现。

同样的道理，特权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也是权力过分集中的表现和产物。如果没有权力过分集中这一制度弊端，特权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就失去了赖以产生的温床和基础。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能够“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3]（P332）就是因为他们手中握有过多、过重的权力。有了这样的权力，就容易头脑发昏，不把人民群众放在眼里，产生自己比人民群众高贵的某种优越感，就会毫不羞涩、理直气壮地向组织伸手要地位、要待遇。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希望自己担任领导职务是“无限期”的，不赞成甚至反对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其深层的原因，就是他们深得手握重权的好处。在他们看来，权力是同领导职务联系在一起的，无限期担任领导职务，就能无限期地拥有给自己带来优越感和实际好处的权力。

王力教授之所以提出如此的“发端说”，把作为次要动因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视为唯一发端，而对作为最主要动因的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却持一种忽略的态度，以笔者之见，是在研究和考察问题的方法上出现了瑕疵。笔者以为，当一个事物的发端具有多样性并且其中的一个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方面时，论及这一事物的发端，就应当以这个决定因素为主，至少不能舍此决定因素而言其他。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很容易给人以误导，使人们不能对事物的发端有一个准确而完整的把握。

四、结语

上述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起点的几个史实问题，均涉及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研究和分析这些问题，必须坚持“党史姓党”的原则，坚持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和方法，以严谨、求实和负责的态度，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把握其本质和规律，得出客观的正确结论；切忌对历史问题采取不严肃和不负责的态度，随意地凭主观想象和猜测去解构历史；更不能在这些问题上舍本求末、断章取义、指鹿为马。

[1]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邢和明.毛泽东与铁托[J].党史纵览，2004,（11）.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11-19.

[6]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8]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9]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闫明]

Some Historical Events About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Wang Li

YAN De-min
（Politics and Legal Research Institute,Henan Social Science Academy,Zhengzhou 450002,Henan,China）

The discussion of Deng Xiaoping’s theories in the 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volves some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We should pay our due respect to these basic historical events.From the later phase of 1950s to the period befor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includ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the CPC has never abandoned the down-to-earth ideological route,though it did deviate from this route in some events and periods.When Deng Xiaoping was dwelling on and answered the question“what is socialism”,he did not mean to make a counter-fight against people’s doubts and worries about the prospects of reform and china’s socialistic road after the period of the planned economic system.He was summarizing the historical lessons of China’s socialistic construction and was correcting some wrong ideas of the Four Gang about socialism.The major cause for Deng Xiaoping’s promoting potical system reform was not to resolve the arrangement and retirement of retied cadres,but to gradually overcome the problems caused by over-concentrated power, that is,to eliminate the lifelong cadre post system.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historical start point;historical facts

A849

A

1674-0955（2014）01-0043-08

2013-12-10

闫德民（1956-），男，河南漯河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政治与法学研究所所长，河南省廉政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