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乡土文化实现“就地城镇化”的“荻浦样本”
——浙江桐庐县荻浦村的调查与思考

◎齐 骥

依托乡土文化实现“就地城镇化”的“荻浦样本”
——浙江桐庐县荻浦村的调查与思考

◎齐 骥

从乡土建筑到乡土社会，从人与自然共同演进到两者有机融合成为共同作品，古村镇的历史演进过程体现了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两种实践相统一的人类学缩影。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浙江省桐庐县荻浦村以不离本土的传承与更新方式，塑造了保护古村落文化本真性的传统特点，创造了市场主导、文化驱动型城镇化的现代样本。

浙江省桐庐县荻浦村位于浙江省西北部，钱塘江中游，距离桐庐县城15公里，距杭州50公里，是桐庐县“东大门”。位于“三江二湖一山”的黄金旅游线上的荻浦村，辖地域面积3.5平方公里，全村共有16个村民小组，总人口2378人，农户645户。因村大人多且居住集中，一直以来呈现出人多田少的状况，全村共有权证的土地4950亩（耕地1282亩，老山林地3301亩、平山地363亩），人均拥有耕地不到0.5亩。荻浦村的特点显而易见：尽管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但终因人多田少、山林资源贫乏，荻浦人必须在有限的土地上不断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荻浦村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作为第三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村域历史悠久的荻浦村形成了以孝义文化、古戏曲文化、古造纸文化、古树文化为代表的特色文脉，它们在传承与创新的历史进程中，以“就地城镇化”的形态自觉地回归到村民们日常生活中，使传统文化基因在获得当代表达的同时，在探索“就地城镇化”发展中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就地城镇化的发展实践

区域市场繁荣和文化消费能力提供了城镇化的基础。荻浦村“就地城镇化”本质上是产业经济的集聚、密集的本土人口和富集的旅游消费人群以及区域市场的繁荣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地理位置上，地处长三角经济圈这一我国经济最为发达地区的荻浦村，东与富阳市场口镇宋家溪村相连，南邻杭新景高速公路和杭黄高速铁路，北部320国道穿境，繁荣现代市场体系、活跃的民营市场经济、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和便捷的交通通达条件，为荻浦村成为区域市场集散中心和长三角农家乐休闲旅游重要目的地提供了基础。在良好的自然生态景观和便捷的交通通达条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家乐，与民俗展馆、民宿、手工艺展示群、茶馆和咖啡屋等个体经济相结合，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文化旅游集散地，这一有效转移剩余劳动力并吸纳就业的方式，使荻浦村实现了以产业密集、人口集中和市场集散为特征的“产城融合”，破解了传统工业推动城镇化的旧有模式无法使城市持续更新并富有竞争力的瓶颈，破解了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中城市复兴、环境再造和文化重生难以协同发展的瓶颈，破解了产业集群单打独斗、破坏城市整体规划和宜居、宜业难以并行的障碍。

三次产业的协同和土地流转的模式决定了城镇化的产业层级。荻浦村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使其具备了发挥城乡节点的功能，而城镇化进程中的特色小城镇往往是农村联结城市的基本纽带，建设特色小城镇也成为转移农民较为可行的选择。在荻浦村，有近300亩土地种植着九品香莲、波斯菊、百日草、向日葵、薰衣草等不同颜色的观赏植物，构成了“花海”旅游景观带，是农家乐旅游的重要景点，而这些土地均以每亩地年租金700元的价格来自于荻浦村民，在不改变土地的所有权结构，也不改变其依附农业性质的前提下，以乡村旅游和休闲服务为目标的土地流转，将土地功能向多元化方向拓展，不仅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增加了土地附加值，而且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了农民收入。荻浦村的“传经堂”是一幢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约1690年）的古庵，解放后改为民居，坐北朝南，三间三进，二层楼房，占地面积400余平方米，上世纪80年代屋内8户住户迁出后便闲置下来。在2011年荻浦村作为“美丽乡村”旅游目的地而吸引大量游客后，传经堂被修缮成主打农家土菜的主题餐饮区，以农家生活植入，农耕文化体验与特色美食品鉴提高了服务业附加值。荻浦村产业转型的过程是文化引导下一二三次产业的有机融合的过程，产业的高度协同使荻浦村原有的农村集体用地在功能上更加丰富。荻浦村农用地权利主体转移(农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农村集体用地所有权不改变前提下的用地商业化)、农用地向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等参与乡村文化旅游的实践，打造并丰富了“就地城镇化”的产业链。

公共服务的健全和文化生态的优化提供了城镇化的保障。城镇化的实质是“人的城镇化”，增加城市功能的承载能力的“就地城镇化”，其重要路径是增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构建兼具时代性、创新性和开放性特征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体系。一方面，荻浦村不断改善稀缺的土地状况以获得更优的生活空间。例如用地270亩新建320国道、杭千高速等交通设施，用地200亩新建村办企业等基础设施，用地150亩兴建村民用房，用地80亩建水库、水渠、机耕路等设施，优化了城镇景观；近年来，荻浦村还拆迁了200多间房屋，100多个猪栏，增加了5000多平方米绿化面积，建成溪韵广场、孝义文化公园、梨花苑、荷花池等景观节点，恢复、重建了孝子牌坊、理公墓碑、古纸槽等文化古迹，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品质。另一方面，通过鼓励世代相传和复兴无形文化遗产来保持它的活力，在文化生态所诞生的原始氛围中保持其活力。例如以孝义文化为根基的文化之魂以及植木护松、开渠引水的不屈不挠却尊崇自然的价值观、引进纸业致富百姓的经济发展观等，在保存和利用、传承与创新、看护与生产、记录与传播之间保障人们的生活权益并寻找文化生态的永续平衡。

就地城镇化的主要经验

市场外向程度和思想解放度决定了城镇化的“速度”。市场开放、思想解放、创新发展的体制推动了文化改革的步伐，产业联动、区域联动、城乡联动的机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行，两者从不同层面上构筑了城镇化的前提和基础，并决定着城镇化的速度。由于经济发展起步早、速度快，市场体制较为完善，荻浦村所在的长三角经济圈，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已经跨越了粗放原始发展阶段，经营规模、技术手段、管理方式逐步提高，乡镇与城市的物资信息交流交往频繁，交流交往的空间半径日益扩大，内容层次也日益提升，为区域城镇化的实现奠定了基础。而荻浦村历来有外出经商做贸易的传统，尤其是以稻、麦草生产“坑边纸”，自发或组织外出贸易等，一度成为家家户户的作业。清代嘉庆年间，荻浦村全村便有上百只纸槽，利用荻溪石滩为主要晒纸厂，生产规模很大，造纸一度成为全村主要经济来源。此外，荻浦村田少人多的基本状况使人们不断探索新的生产方式。一直以来，村人从事泥水匠、木匠、篾匠和油漆匠的技术工人便很多，他们以自己的手艺发展家庭经济，且父携子、师带徒，代代传承。在大办乡镇企业的年代，诸如厨师、开豆品店、制汤粉皮和木莲粉、做爆米糖等的手工商人一度云集。本土市场的发展，本地消费的繁荣以及乡镇企业的兴起，使荻浦村农业人口离土不离乡，依靠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实现了城镇化。

文化自觉和文脉传承决定了城镇化的“深度”。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意识，本身具有极强的创造性和开拓性。新型城镇化过程是将文化自觉融入城市并改变城乡生活方式的过程，地脉与文脉的有效融合和相互作用，标榜着一种基于传承的城镇化发展理念，标榜着市民与城市在历史文化个性与其走向现代化、国际化过程中的共性、和谐与梦想，是城镇化走向“深水区”的重要条件。以地脉与文脉作为关照的就地城镇化的本质，正是寻求城乡文化认同，实现理想身份，消弭心灵距离的“人的城镇化”。荻浦村依山傍水，水源丰富，丘陵连绵，因地缘环境优越，自古以来，荻浦村人引水泽民，耕读传家，和睦族居，终成渔浦芦荻之地，熙攘丰沛之村。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荻浦村出了一个大孝子申屠开基，因孝子事迹感天动地，有乾隆帝御批赐孝子牌坊。而今孝子牌坊已复建于松垅里，孝子精神则成为荻浦特色孝义文化的发轫并被当地的村民世代传承。以孝义文化为非正式约束因素的文脉传承，体现了“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的文化延续，构成了基于文化自觉的“就地城镇化”的核心价值。可见，城镇化是为创造优化合理的生存空间、消费结构做出的发展布局，而文化是民族的粘合剂,也是族群认同的根基，城镇化不应该泯灭文化特色、淡化文化传统、消解文化基因，而应在基于文化认同前提下，以文化自觉为内在的精神力量，以文化创造活力激发人们探索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的城镇化之路。

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传统性”与“整体性”决定了城镇化的“温度”。

文化遗产是由经济与政治、自然生态与人文社会结合而成的复合型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化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历史文化名村镇的记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物古迹到地方民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等，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是形成村镇记忆的有力物证和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作为千年古村，荻浦村以古松垅、范家井和申屠氏始祖墓址等古迹记载着多氏族演变的古村落历史，以40幢保存完好、建筑别致的古屋诠释了淳朴古典的建筑文化，以工艺极为考究且对百姓经济贡献极大的古造纸文化、丰富村民文化生活的古戏曲文化等构成了记录“活态性”、体现“传统性”、具有“整体性”的文化遗产群落。尤其是古造纸文化，不但留下了完整而生动的遗址，而且记录了“拌草——腌草——踏草、洗草——捞纸——扦纸——晒纸——理纸——刨纸”等极为复杂的工艺流程。据《申屠氏宗谱》记载，清代道光年间，荻浦村民已“农隙则造纸者十居八九，夜以日继，灯火莹上，无间寒暑”，足见旧时，造纸是荻浦村百姓经济的主导产业。荻浦村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探索表明，以丰富的文化遗产为依托，盘活传统资源存量，创造文化产业增量，可以更加有效地寻找到就地城镇化的文化肌理。文化遗产从来都不是供移植或替换的模块，更不是铁铸石凿、僵硬凝固的古董，而是一个充满不竭的创造能力，具有吸收和代谢功能的活态文化，一旦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衔接，必将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就地城镇化发展的思考

尽管荻浦村在依托乡土文化实现“就地城镇化”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从其自身演进过程上看，由于其最初是从“田少人多”的现实境况中选择出路的“被动”城镇化，受制于各种客观原因的影响使荻浦农民不得不放弃农业生产方式和乡村生活方式，因而精神上的、意识上的城镇化仍落后于产业的和市场经济的城镇化，荻浦村距离以新型社区为管理和组织方式形成交往方式社会化、社会联系国际化、生活方式现代化、居民构成多元化和流动性的社会组织尚有较大差距；从产业发展看，以文化旅游为驱动、基于文化产业链条的分工与合作大多数以“家庭作坊式”的亲缘合作形式呈现，市场主导下的产业协同尚未形成，城镇化方式线性和粗放也限制了荻浦村产业升级；从乡土文化传承角度看，文化的流失与城镇化的速度相伴。荻浦村昔日产业繁荣、规模宏大的古造纸文化遗留下来的仅仅是夹杂在荻浦村民居和农贸市场之间、不足百米长的古纸槽，始建于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的申屠始祖理公墓同样夹杂在现代化民居中。诸如荻浦村一样具有鲜明乡土文化特色并面临同样发展困境的中国乡村还有许多，而随着经济不断增长，探索一种由产业结构非农化引发生产要素流动和集中，使原来农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逐渐与城市接轨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演进，势在必行。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转变成长方式。荻浦村城镇化的探索和实践表明，依托乡土文化实现就地城镇化，不仅应保护文物古迹、历史环境、非物质遗产，还应以实现整个区域的自然、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将“顶层设计”与“产业路线图”结合，以实现城镇文化空间的综合协调，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整治的相互协调，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及区域内城镇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统筹协调，人口、经济、文化、科技、环境及资源等系统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有机协调。对于诸如荻浦村这样具有充分的“就地城镇化”的文化条件和文化禀赋的地区，通过土地整合、城市公共设施和文化服务设施的植入、文化特色的挖掘和呈现，农民社区就业的整体解决，向文化旅游综合社区发展的城镇化方式，具有典型的文化价值并具备可复制的商业模式价值。而如何实现以文化遗产盘活为依托，以农旅产业链打造为核心，以乡村观光休闲度假功能为主导，以乡村商业休闲地产为支撑的城乡一体化功能，则需要在科学并富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基础上，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城镇产业结构，通过合理的产业与就业系统规划、紧凑型土地优化利用系统规划、公共福祉和社会保障系统规划、历史记忆保护系统规划、生态循环发展系统规划和人的现代化行动纲领规划等，实现“顶层设计”和“时间表”与“路线图”的协同创新。

二是坚守文化底线，盘活存量资源。文化遗产保护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人们日常生活环境的整合状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空间资源开始呈现出高度的稀缺性，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和拓展空间均受到将“土地财富”转化为“快速增长的内需”的商业化挤压而变得更加局促。历史文化名村镇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重大财富，具有不可再生性。城镇化不能以牺牲历史村镇遗产和周围环境为代价，也不能承包或变相出让历史村镇文化遗产资源而获得经济增长。历史文化名村镇实现“就地城镇化”并获得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可以通过借鉴国外保护经验和探索“社会化保护”新路的方式，即坚持“以古为本”、“以民为本”的保护理念而非“旧城改造”、“旧村改造”的开发模式，实施“新旧分开、有机更新”保护模式，还可以广泛探索历史村镇“社会化保护”新路，即地方政府在逐年加大财政保护资金投入的同时，可采取政府补助、社会赞助、个人捐款等多种方式筹集保护管理资金，通过土地、房屋产权的置换或租赁等方式，吸纳民营资本、风险投资基金、民间集资、使用人出资等资本参与历史村镇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和管理，即以多元投入的方式创新城镇化管理和发展路径。

三是多元资本投入，实现创新驱动。新型城镇化要求健全市场制度体系，由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土地等“要素驱动”和大量投资形成的“投资驱动”发展阶段向“创新驱动”发展阶段转变，实现从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转向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实现以创新为驱动力的城镇化发展路径。但由于存在市场失灵，仅仅通过市场选择难以实现最优均衡，这就需要政府创造适宜的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加快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框架便提上日程。从宏观管理上看，必须逐步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和保障水平，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建立保障水平与财政支出增速、经济发展速度等挂钩的增长机制；从城镇治理层面看，必须直面“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体制缺陷，解决长期以来农民在被征地过程中缺乏话语权的问题；从现实境况看，必须通过金融资源配置引导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在区域间、城乡间、传统型与新型城镇化之间、产业间的配置，进而解决城镇化催生的“新市民”转移就业后面临产业资本链断裂导致经济紧张的普遍问题。多元资本投入的驱动模式，也将在城镇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