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层面析德国与中国职业教育之差异

黄本新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520）

基于文化层面析德国与中国职业教育之差异

黄本新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520）

从文化层面比较我国职业教育与德国职业教育的差异，在许多方面会使我们得到启示。文章从文化内涵、思想政策、管理体制、方法模式等方面对中德两种职业教育进行比较和反思，进而寻求提高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水平的有效途径。

思想政策；管理体制；培养模式

近几年来，职业教育在国内越来越受到重视，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模式亦被许多学者推崇，职业院校也积极仿效，但取得的效果却备受争议。我们从文化的层面来比较中德职业教育，有利于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

一、思想政策比较

德国在制定教育政策方面体现了学术自由和科学、民主的价值取向。德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和各州的立法权力由相当于宪法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来明确，文化教育事业的立法和行政权限归各州。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教育决策范围和权限法律都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德国教育行政部门重视咨询机构和专家的作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在制定教育政策过程中，各领域的专家们能及时地提供自己的研究报告和建议，并能得到决策部门的重视和采纳。在德国职业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是德国引以为豪的教育财富。1182年，第一张学徒培训证书在德国诞生；在中世纪，德国行会制定出培训章程；1869年，第一部手工业法诞生；自1918年起，工会介入苏资谈判；1969年，第一部完整全面的职业教育法规出台；1976年，出台《培训岗位促进法》；1981年颁布实施《职业教育促进法》；2005年，职业教育法规改革。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德国运用各种力量完成了启蒙、反思、调控以及对社会、制度、人文的思考，一套主流价值体系基本定型，产生了不可动摇的文化理念，为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文化，其主干是儒家思想，或曰孔子思想。因此，中国传统教育的思想，也即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所讲的道德思想。传统上，儒家文化一直主张“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教育管理体制，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学校职能与政府管理职能相统一，缺乏西方高等教育学术自由和学校自治的追求。近十几年来，我国职业教育飞速发展，取得很大成绩，这是不容置疑的，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却仍存偏颇，许多人把高等职业教育看作比高等教育低一个层次，而不是另一类型。在各院校、行业、企业等的招生、招工中，职业院校的学生不能享受同等待遇。在财政拨款的教育经费投入方面，职业院校比普通学校也少得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只是粗线条涵盖了职业教育的内容，并没有出台职业教育法的实施细则，也没有各地方职业教育法规与之相配套。因此职业教育的政策法规建设还有许多方面需完善。

二、管理机制比较

有什么样的文化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管理机制。德国对教育实施的是三级管理机制，联邦一级是联邦教育和科学部；州一级是文教部或教科部；地区一级是行业协会。根据《联邦职业教育法》，联邦教育和科学部负责对企业的管理；根据《州学校法》，州文教部或教科部负责对学校的管理。以上两部法律对联邦和州的管理权限给予了较为明确的区分，使“校企合作”能较为顺利进行。行业协会发展十分健全，有“德国工商总会（DIHK）”、“德国手工业协会”等54个，是德国职业教育中十分重要的自我管理机构，也是德国政府和企业之间不可缺少的桥梁和纽带。2012年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开支总额为259亿欧元，其中三分之二由国家和企业承担，余下部分由各州和职业学校承担。职业学校包括非全日制职业学校和全日制学校式职业培训中心，没有行政级别。

纵观中国的职业教育管理机制，在权限分配上强调中央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主要权责归属各地方，各地区在管理权限上有一定的灵活性。现在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各层面缺乏较为畅通的沟通渠道。各地区教育部门对本地区职业教育的情况很熟悉，但是地区与地区之间则很少进行交流和沟通。职业教育中的不同类型、层次之间，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没有形成相互沟通、补充和交叉梯形结构网络。2010年，上海市首次实施“中高职贯通”招生；2013年，广东省也实施“3+2”分校招生，“3+2”就是中等教育3年，高等职业教育2年。这些改革为各层职业教育的贯通做了有益尝试。中国的职业教育经费由教育部门或人力资源劳动部门拨付，主要下拨到公办职业学校，而民办的职业学校靠自身筹集资金。此外，中国职业学校一般以行政级别划分，如中等职业学校被冠以“全国重点”、“省重点”，并标明“处级”或“副处级”；高等职业院校被冠以“全国示范”、“省示范”，标明“厅级”或“副厅级”。这种行政化的区分和管理模式也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

三、培养模式比较

德国的“双元制”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1）机构：学校与企业；（2）教学内容：职业技能培训和专业理论知识；（3）教材：实训教材（企业）和理论教材；（4）教师：实训教师和理论教师；（5）身份：企业学徒和学校学生；（6）考试：技能考试和资格考试；（7）证书：培训证书和毕业证书；（8）主管部门：联邦政府和州文教部。

德国双元制是一种以能力为本位的课程模式。这种课程模式从总体上讲旨在培养学生未来在社会上的竞争和发展的能力，包括在工作中发现、分析、解决和总结问题的能力，操作、应用、维护和维修能力，独立、协作、交往、自学等的能力。为达到“能力本位”的课程目标，双元制要求在课程结构上的宽基础、在课程内容的实用性、课程编排的综合性、课程实施上的双元性、课程比例上的实践性、教学方法上的先进性、课程管理上的开放性以及课程评价上的实效性等，这一系列有效措施为双元制能力本位的实现起到了有力的保障作用。

中国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要求“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然而实际上，从中国目前职业教育的现状看，企业界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教学计划的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确立、课程标准的设置等还都是在学校内进行，即使企业、行业协会参与其中也不够全面、深入。由于《劳动合同法》未能涵盖所有劳务关系，所以职业学校的学生在企业实习、见习过程中，其劳动关系十分模糊，待遇很难确定，只能由企业和学校或学生协定，双方所签协议也没有第三方来监督管理。有的企业甚至把职业学校的学生当作廉价的劳动力来使用。再看看德国职业学校学生在企业学习所订立的合同，例如笔者到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一家分公司参观学习时，见到他们所展示的一份中文版合同，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规定都十分清楚，内容十分翔实，依据的法律条文也很完备，合同最后还要上交行业协会。合同反映了德国文化的精神——严谨、认真、追求完美、办事踏实。有关中德职业培训模式的比较，下列图表、更加具体清晰。

表1 德国职业教育和我国职业教育培养模式对比表

四、启示与思考

德国职业教育的成功给我们两方面的启示：一是政策的制定，这是职业教育的源头；一是评价、考核学生，这是职业教育的结果。

1.科学化和民主化制定职业教育政策

教育政策既关系国家教育事业的规模、质量和效益，又关系个人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教育政策的制定应具有广泛性，民主化和科学化作为基本原则。我国虽然强调发挥专家的优势，鼓励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参与教育决策，但还没有形成多方沟通的民主机制。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在地方政府层面还存在很多主观现象，一方面决策部门希望得到专家、学者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专家、学者和广大群众因为没有明确的机制、形式、途径，其参与决策的愿望总是难以实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教育决策的制度和措施，在作出教育决策之前，应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把这种决策程序化、制度化。只有经过深思熟虑和集思广益，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教育政策。

2.企业和第三方评价、考核学生

近几年来，有关部门常以毕业生就业率为主要指标来考核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为此有的学校甚至弄虚作假，得到所谓“高就业率”的好名声。企业参与学生的考核、评价的过程很简单，而行业协会或其它第三方评价学生的活动就更少。在德国，只有基层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没有教育厅、教育局，由行业协会来协调学校、学生与企业的关系。由于学校、学生与企业、行业协会的高度融合，才有“德国制造”的辉煌成就。“中国制造”要赶上“德国制造”，也需要这样的高度融合。道理其实很简单，既然职业教育培养的是生产、服务岗位上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企业和第三方来参与考核、评价学生是必要的。

自1978年中国同德国合作以来，双方在联合设立职业教育合作项目、联合培养职教、互派留学生和交换生等各方面，开展了密切而广泛的交流。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会（BIBB）等机构都是率先与中国开展教育合作的典范，近几年来，德国工商大会海外分会（简称AHK）与中国教育合作也十分紧密。我们期望未来中德两国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更加广泛和深入，中德两国文化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让职业教育为推动经济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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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曾必好.英国TESOL专业硕士和我国英语教育硕士人才培养比较与思考[J].高教探索，2012（2）：89-90．

编辑 朱荣华

职教名言

职业教育，将使受教育者各得一技之长，以从事于社会生产事业，藉获适当之生活；同时更注意于共同之大目标，即养成青年自求知识之能力、巩固之意志、优美之感情，不惟以之应用于职业，且能进而协助社会、国家，为其健全优良之分子也。

——黄炎培

G719

A

2095-8528（2014）02-044-03

2014-09-20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研究院教育研究课题（项目编号：GDJY—2014—B—6011）的研究成果。

黄本新（1963-），男，湖北武汉人，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