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性散诞，名士心曲
——元前期散曲家杜仁杰、王和卿心态论

徐子方

（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

生性散诞，名士心曲
——元前期散曲家杜仁杰、王和卿心态论

徐子方

（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

杜仁杰和王和卿一样，在对传统的背离和挑战的同时亦未能在现实中找到新的价值和位置，但由于根源儒家和扎根道家的生长点不同，杜在感知挫折后表现出强烈的矛盾和痛苦，王则在挫折后多少表现出迷惘，以至降低了文化的行为水平。代表了一种反美学的倒退，与老庄哲学中美化原始、反对社会进步的精神有其内在的一致性。

元王朝； 文人心态； 杜仁杰； 王和卿

在对恢复和重建儒家传统文化不感兴趣，甚至抱有反感的元代北方文人士大夫中，最早出现的倒是一些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名士。就所处地位和社会声名来说，他们不亚于已在元廷任职的某些汉人儒臣。和后世热衷功名但“恨无上天梯”的落魄儒士不同，他们完全有出仕的条件，即使科举中断，他们也会凭着显赫的声名受到举荐和征召，只要一点头，收拾行装跟随使者上路，即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朝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但是，由于思想感情（名节、遗民意识）、个性（厌倦名利、向往散淡）等方面的原因，他们放弃了这方面的“机遇”，从而成了世俗社会中的一员。而由于漠北草原习俗对中原文化的冲击在社会中下层较上层更甚，他们所受到的感染亦较进入统治集团的儒者士大夫更复杂，随着这种状况的不断发展，二者的心态即呈现了完全不同的表象。如果说前者在重建传统文化过程中表现的是由雄心、信心到灰心、寒心的演变；后者则更多地是在传统与现实之间依违、彷徨，体现着决裂与复归的双重人格。在这方面，散曲家杜仁杰和王和卿较具有典型性。

一、从杜仁杰谈起

杜仁杰（约1201～1284），早年名之元，号善夫（亦作善甫），后更名仁杰，字仲梁，号止轩，济南长清人。正史无传。清人顾嗣立编《元诗选》三集收入《善夫先生集》诗作一卷，卷首小传称其在金哀宗正大年间曾偕同麻革、张澄隐居于河南内乡山中。当时元好问为内乡令，他们以诗篇唱和，文名相类。“仲梁性善谑，才宏学博，气锐而笔健，业专而心精。平生与李献能钦叔、冀禹锡京父二人最为友善。遗山元好问《送仲梁出山诗》有云‘平生得意钦与京，青眼高歌望君久。’其相契之深可知也。”蒙古王朝统一北方后，杜仁杰归居山东。前述元好问于窝阔台汗四年（1232）致书耶律楚材推荐当时名士五十四人，其中即有“济南杜仁杰”。朝廷随即下诏征辟，仁杰上书婉谢不受命。时人蒋子正《山房随笔》详载此事，其中有云：

杜善甫，山东名士，工诗文。不屑仕进，游严相之门……有荐之于朝，遂召之，表谢不赴，中二联云“俾献言于乞言之际，敢尽其中；若求仕之年，恐无此理。不能为白居易谩法香山居士之名；惟愿学陆龟蒙拜赐江湖散人之号。”[1]

中云“严相之门”，当指杜仁杰在山东时曾依附东平行尚书省严实父子。惟愿接受“江湖散人”之称号，元末钟嗣成《录鬼簿》称“杜善夫散人”为“前辈已死名公”，当即源出于此。又《灵岩志》卷二载：“元世祖闻其贤，与大臣议，以翰林承旨授公，累征不就。”以此可知杜仁杰曾不止一次地拒绝元廷的征辟。值得注意的是杜仁杰在谢表中将“求仕于致仕之年，恐无此理”作为辞聘的理由，显然不符合实际。今考杜仁杰于金亡时尚不超过三十四岁，起草谢表金亡前一年，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已达“致仕之年”（古人致仕一般在六十岁以后）。由此可见杜氏辞聘必定另有心曲。今天看来，杜仁杰身遭亡国之痛，后归山东依附严实父子，又遭受过冷遇，今存《善夫集》无一首与严府有关，即为证明），因此诗中时有悲愤之音，如：

行云应已倦，细雨亦伤频。

漂泊嗟吾道，饥寒任此身。[2]

在《读前史偶书》一诗中作者更有特殊感触：

杨彪不著鹿皮冠，元亮还书甲子年。

此去乱离何日定，向来名节几人全。[3]

虽然他不愿仕元是为了坚持“名节”，与挚友元好问、麻革诸人在这一点上有着共同的价值选择标准。然而，对名节的维持并没有使杜仁杰加入了鼓吹汉法以行文化反征服之实的文人士大夫行列中去，相反却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不以修齐治平为务的“散人”。个中原因当然比较复杂，但最基本的还在于他那“善谑”而与方正儒者大相径庭的个性。用今天的话来说，“善谑”就是特别爱开玩笑。杜仁杰的“善谑”在当时出了名，程钜夫《雪楼集》中《故平阳路提举学校官陈先生墓碑》、王恽《秋涧集》中《紫溪岭》诗注以及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田氏先友翰墨序》等元人著述皆有同样记载。不仅文人士大夫阶层，即使市井平民中亦多闻见。《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宦门子弟错之身》第十二出道白：“你课牙比不得杜善甫。”“课牙”即嗑牙，犹言斗嘴嚼舌。戏台演出面向市井大众、由此可知杜善甫（仁杰）的“善谑”个性已为雅俗共知。孔子云：“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云：“君子矜而不争。”杜仁杰的这种不分雅俗的斗嘴嚼舌，显然注定了他永远不会是一个合格的儒者。不仅如此，他还与歌伎艺人有交往。元好问《送杜子》诗中有“北渚晓情山入座，东原春好妓成围”一句，从中透露出有关信息。如此则更与一个“非礼勿视”的儒士标准相去甚远了。正因为具有滑稽毫宕、不拘小节的个性，杜仁杰在拒绝征召、不屑仕进后并未像传统文人那样隐居山乡“独善其身”，而是融入了世俗社会。他熟知当时勾栏演戏情况，并采用了来自民间伎艺的新诗体——散曲的形式写了《庄稼不识勾栏》套曲，叙述一个庄稼汉秋收以后进城看戏，通过他的眼中所见，真实地再现了金末元初勾栏演戏时场座、戏台、道具、乐队、化妆、角色等种种情况。无疑这更非一个正统儒者所应关注的生活态度。不仅如此，在另一首套曲《喻情》中，作者俨然成了一个惯弄风月的情场老手：

我当初不合鬼擘口和你言盟誓，惹得你鬼病厌厌挂体，鬼相扑不曾使甚养家钱。[3]32

这里作者已经将传统儒士的一切行为规范抛到九霄云外了。“若是携得歌妓家中去，便是袖得清风马止归”，有谁还记得元王朝屡次征召、忽必烈欲封为翰林承旨的杜止轩呢？但是，这并非说杜仁杰已完全忘却自己的本来面目。作为一个自小受着儒家正统文化熏陶，长成后又誉满北国的齐鲁名士，金亡后为了坚持名节而拒绝新兴蒙古王朝的多次征召，尽管生性滑稽豪宕、不拘小节，但要一下子变成毫无矛盾痛苦、彻底玩世不恭的市井名流，却也不合逻辑。这里，且不说他在金亡前创作的[商调·集贤宾]《七夕》套曲，以新兴艺术形式歌颂“士庶每安，烽燧又息，愿吾皇万岁”，即在金亡后创作的散曲中同样没有忘却自己的儒者士大夫身份，只是已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如今存残曲[双调·蝶恋花]：

[金娥神曲]

世俗，看取，花样巧翻机抒。乾坤腐儒，天地逆旅，自叹我难合时务。[3]36

虽然有“花样巧翻”的“世俗，看取”，虽然以“乾坤”、“天地”之大，我这个“腐儒”还只能“自叹”“难合时务”。这就是杜仁杰在写作这首散曲时的心态。他在世俗中以“课牙”（“善谑”）闻名，以至家喻户晓，显然如鱼得水，不存在“难合”的问题。“难合”的应当是他作为一个儒士所曾经走过的修齐治平道路。在作者的心目中，“难合”的不仅在于自己的个性，更在于险象环生的官场“仕途”。在同一首套曲中作者写道：

[幺篇]

是非、荣辱、功名运前生天注，风云会一时相遇，雷霆震一朝天怒，荣华似风中秉烛，品秩似花梢滴露。

正是对仕途经济吉凶莫测、荣辱不常的强烈感受，使得杜仁杰对传统文人热衷的修齐治平人生道路只能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有时甚至产生出世退隐的消极念头。如另一首[双调·乔牌儿]：

世途人易老，幻化自空闲。

蜂衙蚁阵黄梁觉，人间归去好。[5]37

作为一个曾经才学知名，以名节自许的儒者，杜仁杰混迹世俗的心理矛盾和痛楚更多地表现在传统诗文的创作之中。且看他的《无题》一诗：

老泪河源竭，忧端泰华齐。

苦吟知有恨，细写却无题。

事与孤鸿北，身携片影西。

催归烟树外，不用向人啼。[2]

无疑，这里展现的是作者暮年的心态。世事沧桑，一生沉浮，杜仁杰对自己走过的道路应有更多的感慨，但千头万绪，却不知从何说起。“苦吟知有恨，细写却无题”，大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意味。这是作者心虚纷乱的表现。为了掩饰这一点，表面上杜仁杰还显得达观和洒脱，在自嘲和多少有点玩世不恭中消磨有限的人生。以其《自遣二首》为例：

少日襟怀悔自豪，暮年志节讵须高。

敢将议论轻疑孟，闲得工夫细和陶。

酒尽枯肠还磊磊，诗成白发转孑骚。

皇天汲汲诚何意，也工人生一体劳。[2]

在作者此刻的笔下，“名节”也罢，“善谑”也罢，“少日襟怀”已经悔不当初，老来又能有什么高尚的“志节”呢？只能在“酒尽”、“诗成”中打发日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杜仁杰生前屡次拒绝征召，愿意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散人”。死了以后，却因为儿子在元廷当了官，被封为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谥文穆。增官元朝翰林学士知制诰的王恽，在《挽杜止轩》诗中赞叹：“一代文人杜止轩，海翻鲸掣见诗仙。细吟风雅三千首，独擅才名四十年。”[4]惟独没有提及起“善谑”、“课牙”的声名，可见这种个性的确不合儒者名流的人格规范。倒是同为元廷名臣的胡祗遹在挽诗中称杜“八十康强谈笑了，一襟收我泪沾巾”[5]，显得比较实在。

总的说来，贯穿杜仁杰的一生，是一个由注重名节、拒绝新朝征聘的儒士到滑稽毫宕、不拘小节的市井名流的转变过程，传统文化和现实世俗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其心态的主要特征。如前所言，在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入蒙古统治集团而处于“仕途”之外的中原人士大夫之中，杜仁杰的心态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二、走向迷惘——王和卿心态剖析

在元初文人士大夫中，与杜仁杰个性相近但在滑稽毫宕方面走得更远的是王和卿。

和杜仁杰相比，王和卿生平资料少得可怜。钟嗣成《录鬼簿》卷上“前辈已死名公”著录为“王和卿学士”，由此可知王亦为在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汉族文人士大夫无疑。在《录鬼簿》的不同版本中，也有作“王和卿散人”的，由此曾在学术界引发种种争论。其实，以今天的目光看，“学士”也罢，“散人”也罢，都没有超出传统儒家文人士大夫的范畴，所区别的惟在是步入仕途还是不屑仕进。况且认得生活也在不断变化，“学士”可以招聘而为“散人”，如杜仁杰；“散人”亦可入仕而为“学士”，如某些已在元廷任职的汉人儒臣。王和卿是“学士”还是“散人”，于我们认定他的文人身份据以研究其心态没有实质影响。

关于王和卿，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三“嗓”条载：

大名王和卿，滑稽佻达，传播四方。中统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异常。王赋[醉中天]小令云：“挣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处名园，一采一个空。难道风流种，吓杀寻芳蜜蜂。轻轻的飞动，卖花人扇过桥东。”由是其名益著。[6]

由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王和卿乃大名（今河北大名）人，个性“滑稽佻达”，特别有名，以至“传播四方”。在这方面与杜仁杰的“善谑”、“课牙”造成的影响也差不多，个性亦极相近。所作咏大蝴蝶的[嘴中天]小令，为元人散曲中的咏物名作。明人王骥德《曲律》“论咏物第二十六”称此曲“只起一句，便知是大蝴蝶，下文势如破竹，却无一句不是俊语”。历代论者多认为所咏之大蝴蝶是为当时任意掠夺民女的权豪势要画相，由此可见滑稽佻达背后隐寓着传统文人特有的讽喻精神。和杜仁杰一样，集传统文人和市井名流于一身是王和卿的双重人格特征。

由于王和卿的生平资料奇缺，能够对其心态进行描述的惟有他的传世名作。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具有“学士”、“散人”头衔的传统文人，王和卿传世作品竟没有一篇传统诗文。如果不是统统散失了的话，则仅此即说明他对传统文人所走的道路已厌倦到了何种程度。他传世作品惟有当时不登大雅之堂的散曲。虽然据现有资料分析，染指散曲创作为元代文人的时尚，即刘秉忠、杨果这样的朝廷重臣亦不例外，但他们同时亦进行诗文创作，而且是主要的，散曲只是小摆设，纯粹是茶余饭后的游戏。而像王和卿这样全力投入、不欲旁骛则极少见。以此同样可以看见王和卿对传统的背离，或者竟可以说是对传统的挑战。

挑战传统、任性自由不仅仅表现为对艺术形式的追求，也表现在创作内容方面。典型如他的[拨不断]《大鱼》：

胜神鳌，夯风涛，脊梁上轻负蓬莱岛。万里夕阳锦背高，翻身犹恨东洋小，太公怎钓？[3]45

这是一个敢于冲破传统束缚、不为功名利禄引诱的自由人形象。有观点将前面分析过的作者另一篇散曲[醉中天]《咏大蝴蝶》联系起来，认为它们借咏物而暗喻放诞不羁的文人人格，虽稍觉牵强，却也不无道理。说得更广泛一点，王和卿的反传统精神更在于抹去了传统文学的高雅光环，将其变成一种逗笑的、引起滑稽的抒情写意工具。基于此，他把传统文人最不屑表现也最上不得台盘的粗俗题材引入笔下，如《王大姐浴房内吃打》、《胖夫妻》、《胖妓》等，这些世俗景态，即使在“俗人”的眼中，恐怕也是“丑”，但却被王和卿摄入曲中，作者对之既无贬斥，也非欣赏，滑稽而发人一笑即算是达到了目的。其他如《绿毛龟》，如《长毛小狗》：

丑如驴，小如猪，山海经检遍了无寻处。遍体浑身都是毛，我道你似个成精物，咬人的笤帚。[3]46

并无什么深意。可以说，在有意放纵“粗俗”、“恶趣”方面，王和卿确实做到了“前无古人”。如果说前述《咏大蝴蝶》、《大鱼》等作品还多少残留着庄子《逍遥游》以来部分文人豪放不羁的人格痕迹的话，则在这里已很少感受到传统文人的审美趣味。不，简直是针对传统的一种彻头彻尾的反美学。站在心理学角度说，这是挫折感导致的针对传统的一种反击性意识。

在本文开篇，我们即强调了由于蒙古军事贵族的武力入侵而给中原文人士大夫造成极强烈的挫折感，而挫折感导致的攻击意识促使了一部分进入新朝统治集团的儒者士大夫致力于针对漠北陋俗的汉法措施，而另一部分未能或不屑进入统治阶层的文人则将攻击矛头指向传统文化本身，造成了人格的分裂。杜仁杰如此，王和卿当然亦不例外。虽然由于留存资料缺乏，我们无法对构成王和卿上述心态的原因提供更多的原始论据，但其作品体现的无疑是较杜仁杰更为强烈的反传统性。对于传统文化达到的审美水准来说，这种“反美学”实质上是一种倒退。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受到挫折时会表现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幼稚行为，降低行为水平。我们不会把王和卿的反传统等同于“幼稚行为”，但他对种种市俗“丑态”不加选择地引入作品，给人以“粗俗”、“恶趣”的感觉，无疑是降低了文化的“行为水平”，是一种与文化发展进程不相协调的审美认识倒退。历来论者对王的这部分散曲评价不高，认为“未免堕入恶趣”是“俳优庸俗习气”，绝非无缘而发。当然，王和卿毕竟是一个自小受着传统文化熏陶而成长的“学士”、“散人”，在他的心灵深处仍然未能将传统完全地清除掉。即使在产生并流行于市俗的散曲中，亦有极雅的一类。如他的[中吕·阳春曲]《春思》：

柳梢淡淡鹅黄染，波面澄澄鸭绿添。即使膏雨细廉纤。门半掩，春睡带殢人甜。[3]43

春柳、春波、春雨，加上鹅鸭嬉戏，衬托着抒情主人公无忧无虑的春睡，这是一种传统文人士大夫理想化的闲适生活，任何真正的市井“俗人”无法想象，亦无法理喻。又如[双调·拨不断]《自叹》：

恰春期，又秋宵，春花秋月何时了。花到三春颜色消，月过十五光明少，月残花落。[3]46

这里是对光阴荏苒的慨叹，是自汉末《古诗十九首》以来人生无常、光阴不再的及时行乐创作母题的继承。其中恰到好处地引入古人名句（如“春花秋月何时了”），更增添了作品中传统文人特有的感情色彩。但是，即使在王和卿这些不同程度地保留传统意味的作品中，人们亦很难感受到前述中原文人士大夫基于修齐治平理念而激发的种种心理躁动，这些作品更多地体现着道家清净无为、遗世独立的人格追求。对光阴荏苒的慨叹固然可以因惜时而激活积极用世的心理追求，但往往亦能导致主体对虚无缥缈的长生神界的向往。王和卿的雅化散曲，无疑地属于这后一种情况。联系起面前分析过的《大鱼》、《咏大蝴蝶》等充满庄子《逍遥游》人格形象的散曲作品，可以看出王和卿心灵深处的道家情结是相当明显的。这也可以用来解释在王的作品中何以没有像杜仁杰那样表现出强烈的矛盾、痛苦和悲愤，因为既然主宰其心灵的是道家式的清净无为和遗世独立，就不存在什么传统与现实的矛盾痛苦了。正因为王和卿的心灵深处没有儒家传统理论文化的位置，在他的价值选择和处世方式中也很少感到精神方面的束缚，情和欲的欣赏描写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他的作品之中。前述《王大姐浴房内吃打》、《胖妓》、《胖夫妻》等表现“粗俗”、“恶趣”的赏“丑”之作固然另当别论，生动活泼的世俗情态在王和卿的散曲中亦不乏见，典型如他的[中吕·一半儿]《题情》四首。这里略举两例：

其一

鸭翎般水鬓似刀裁，小颗颗芙蓉花额而窄。待不梳妆怕娘左猜，不免插金钗，一半儿鬅松一半儿歪。

其二

将来书信手笔拈着，灯下姿姿观觑了。两三行字真带草，提起来越心焦，一半而是丝撏一半而是烧。[3]42

这里表现的情窦初开的少女情态和爱情波澜，当然并非绝对前无古人，我们从《诗经·国风》、楚辞、乐府、宫体诗、宋词中柳永等人作品中皆可发现这种言情的创作母题。但无论如何人们也得承认，这其中不符合儒家的“非礼勿视”，亦不符合道家的无情无欲，离开正统言志抒情确已很远了。

三、结语

至此，我们不难对王和卿的心态及其与杜仁杰的心态的异同作一个总体上的描述。首先，从王和卿无一诗文传世却全力投入正统文人所不齿的市井散曲创作以及有意展示社会丑态的“粗俗”、“恶趣”，可以肯定强烈的反传统精神是其心内世界的主导。而另一方面，从他的部分“雅化”散曲表现的恬静自适和对生命短促、时光不常的慨叹可以感知他并未完全丧失的传统文人的固有心性。而这种传统心性更多地来自道家，这同样也可以反过来证明他的反传统的矛头对准的是儒家正统文化。其次，和杜仁杰一样，王和卿对传统的背离和挑战的同时亦未能在现实中找到新的价值和位置，但由于根源儒家和扎根道家的生长点不同，杜在感知挫折后表现出强烈的矛盾和痛苦，王则在挫折后多少表现出迷惘，以至降低了文化的行为水平。代表了一种反美学的倒退，与老庄哲学中美化原始、反对社会进步的精神有其内在的一致性。

[1] 《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2] （清）顾嗣立，编．元诗选三集（卷一）[Z]．四库本．

[3] 隋树森，编．全元散曲[Z]．北京：中华书局，1964．

[4] （元）王恽．秋涧集（卷十七）[M]．四库本．

[5] （元）胡之遹．紫山大全集（卷六）[M]．四库本．

[6] （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三）[M]．四库本．

Free and Easy Personality Embodied in Poetry from Heart——Psychology of Du Renjie and Wang Heqing, Sanqu poets in early Yuan dynasty

XU Zifang
( School of Art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6, China )

Both Du Renjie and Wang Heqing did not find their positions in reality after they had deviated from and challenged the tradition. Having suffered a frustration, Du showed his strong contradiction and distress, while Wang showed his confusion, because they had their roots respectively in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The behavior levels of their culture had been lowered. They represented a regression toward anti-aesthetic and conformed with the spirit of beautifying the primitive and opposing to the progress, a spirit typical of the philosophy of Laozi and Zhuangzi.

Yuan Dynasty, psychology of literati, Du Renjie, Wang Heqing

（责任编辑 白俊骞）

（责任校对 黎 帅）

I207.3

A

1673-9639 (2014) 05-0008-05

2014-07-05

徐子方（1955-），江苏灌云人，文学博士，现为东南大学戏曲小说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作有专著《关汉卿研究》、《明杂剧研究》、《明杂剧史》、《元代文人心态史》、《中国悲怨文学的生命透视》、《艺术与中国古典文学》及专题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