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历史拐点处的记忆
——再论狄更斯笔下的大革命描写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125)

狄更斯历来被视作是持有改良主义立场的进步作家，他的人道主义更是被津津乐道，那么他是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历史事件呢？

《双城记》是狄更斯唯一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小说。狄更斯在该部小说的序中坦言，自己是因为拜读了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历史人文学者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史》而产生了写这样一部小说的念头的。在这部著作中，狄更斯对于法国民众悲惨的生活、革命爆发的正当性作了充分的论证，但是他又对于革命不断走向极端并因此惨死的贵族给予了深切的同情。有研究者就据此认为：“狄更斯对大革命看似模棱两可的态度、对暴力革命和暴力群众的质疑是他对暴力革命后产生的种种弊端的质疑，体现了作为人道主义者的狄更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法国大革命产生的影响力的独到见解。”[1]

可是这是怎样一种“独到见解”呢？

如果我们要考察狄更斯所建构的法国大革命，我们必须回到文本，弄清楚在小说中革命是怎么爆发、怎么发展、最终又是如何自我反噬的。我们通过对于文本中的革命的整个过程的梳理、对于角色之间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观察，并且以现代的政治理论作为参考的尺度，或许可以真实完整地描绘出狄更斯的“独到见解”。

《双城记》的文本有着精巧的结构，这种结构在某些文艺批评家看来甚至是违反文学写作的法则的：“这个故事没精打采地沿着一条叫人劳累已极的道路，从一七七五年走到一七九二年，又往回走到一七六零年或前后那几年，这是一个绝好的例证，说明狄更斯先生完全无视标志他作为作家的整个事业的、那些文学写作的法则。他的声誉完全不是由于他有卓越的才智。小说所能给人们的高度的欢乐，一是来自安排巧妙的情节发展，二是来自细心、适中的任务描写。这两者在狄更斯的作品里是找不到的。”[2]

对于狄更斯的这种误解来源于批评者没能发现作者在这部小说中运用的独特技巧——一种“圆圈式”的叙述模式，即在故事的开头隐藏决定故事结局的线索，在越趋近结尾的地方，情节的推动和人物的命运越多地受到故事开始时所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在小说将近末尾的地方西德尼·卡屯和劳瑞先生之间的对话中，卡屯询问年迈的劳瑞先生，童年的经历对于他来说是否是非常遥远的记忆，而劳瑞先生回答，他的生命历程就像一个圆圈，在越接近终点的地方就越靠近开始的地方。狄更斯的整部作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时间观念。狄更斯以以下主要事件构成了这种时间的循环：劳瑞先生前往巴黎迎接囚禁被释的马奈特医生——马奈特父女以自己的证词拯救了陷于间谍罪指控的夏尔·达奈——达奈和露茜恋爱并结合——达奈为了拯救加贝尔前往革命中的法国，并因旧贵族的身份被囚——马奈特父女前往巴黎再一次拯救达奈，医生用自己巴士底狱囚犯的威望成功解救达奈——达奈因为德发日夫妇的检举再次入狱，而这次指控的关键证词正是马奈特大夫在狱中血书的控告。

在整部故事偏后的部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马奈特医生利用故事刚刚开始时的不幸经历(巴士底狱囚犯的身份)作为力量来拯救达奈，而最后宣判达奈死刑的则是在故事时间之前的、在一切开始之时的那份医生自己的控诉书。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西德尼·卡屯这样一个标志着狄更斯最高道德理想化身的角色则是一条平行于这个循环的曲线，并且在最后的地方、最接近开始的那个地方打破了这个循环，把达奈从断头台下拯救出来。马奈特父女在故事开始和结束时都在做同一件事——解救达奈，卡屯李代桃僵的线索是在故事开始时埋下的，而他拯救达奈的行为和他在故事开始时拯救陷于间谍罪指控的达奈的行为又构成了趋近的结构。

这样一种循环结构十分巧妙，使得整部小说具有了很高的阅读趣味，可是如果我们把这种结构移植到其他历史背景中去(比如马奈特大夫不是被艾弗瑞蒙德侯爵所陷害的政治犯，而是在英法百年战争时期为英王或者某个英国大贵族所囚禁的法国贵族，囚禁他的理由可能是串通法王反对英王对法国全境的宣称，而在百年战争后期，法军节节胜利之后，他被营救了出来。他虽然在法国宫廷中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但是由于他的子女在英王的统治下表现出了顺从和配合，以至于遭到了新主君的审判，而他通过出示自己被囚之前和法王的书信拯救了自己的子女)，这个循环是否同样可以顺利完成？

这种循环虽然使得情节更为曲折，使得故事更显张力，但是同时也是令人疑惑的。为什么狄更斯要将这种结构放置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之下？这样一种纯粹技巧性的故事结构和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历史背景是可以被完全剥离的。

因此，如果我们要考察狄更斯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我们还是只能求助于《双城记》文本中对革命产生、发展壮大乃至自我反噬的叙述。

在《双城记》中，第一个带有革命性质的反抗事件是艾弗瑞蒙德侯爵的马车轧死了加斯帕的孩子后，加斯帕暗杀侯爵。之所以选取这个事件作为《双城记》中革命的开端，是因为这个事件所具备的特质贯穿了整部《双城记》中的法国大革命——复仇。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认为，暴力是所有人类事务的开端。而狄更斯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想象切中了阿伦特的这一观点。[3]8-9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狄更斯的叙述直接跳跃到了德发日夫妇领导巴黎群众攻占巴士底狱这一历史事件，而对发生在攻占巴士底狱这一事件之前的众多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历史进程和走向的事件视而不见，比如三级会议、网球场宣誓和制宪议会。这样的文本呈现方式令人不安，尤其是有资料告诉我们狄更斯在创作《双城记》之前，托马斯·卡莱尔曾经从图书馆中挑选了整整两马车的书给狄更斯作为参考。[4]69唯一能够体现狄更斯对于史料的把握的就是德发日先生这个形象的塑造——在攻占巴士底狱的革命群众当中，确实有一位名叫肖恩的酒贩充当了临时的炮手。狄更斯翔实地安排了德发日先生充当炮手，并且从巴士底狱中找到了对后文至关重要的马奈特医生的手稿，却省去了那些会对革命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革命是以自由为导向还是以解放为导向，明白无误地显示出狄更斯对于以人物行为编织情节的偏好胜过了对于大革命本身的关注。

尽管如此，狄更斯对于攻占巴士底狱这一事件的叙述仍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是他以洪水或是海浪这样的比喻来修饰人群，以凸显出革命群众不可抗拒的意志；另一方面，这种比喻暗示我们单个的个体被掩盖，好像所有革命群众都化作了一种意志。这一点契合了大革命中革命家将群众(或一个社会中的实际多数)看成是一个超自然躯体的形象，将群体意志统一为“公意”的转变。[3]47-48可是，与阿伦特或者和他同时代的托克维尔等人不同的是，狄更斯并未注意到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它屈从于穷人身上的必然性(也就是贫困)，它不再以自由为目的，而是以争取人民的幸福为目的，这样让无数穷人进入到公共空间里的转变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反噬了革命。在狄更斯那里，革命从头到尾就是一群被贵族迫害过的群众，以及一群嗜血的暴徒为了复仇和破坏所发动的暴乱。在第二十二章的开头，也就是紧挨着攻占巴士底狱的桥段之后，狄更斯是这样描述革命群众的：“面黄肌瘦的圣安东人仅仅过了一个星期的欢快日子。在这一个星期当中，他们以友好的拥抱和贺喜当佐料，尽最大努力来使他们那一点点又硬又苦的面包松软适口。”[5]280在这之后，则是革命群众处死老富隆和他的女婿，并且把二者的头颅挑在枪尖上游行的经过。为什么不是某个贵族的审判引起革命群众的狂热情绪？考虑到那种混乱的状态，群众很容易为外界的零星信息所刺激并被煽动。其实，就实际的历史情况来看，老富隆这样的大包税商并不是每一个革命群众都亲眼见过并认识的，革命群众需要的是一种官能上的刺激或表演来维持爆发的情绪，而非指向某一个特定的个体。这样一种线性的、简单的处理方式，再一次显示出复仇和革命的绵密关系。

在处死老富隆和他的女婿以后，狄更斯又对革命群众贫乏的物质生活作了描述：“天黑以后，男男女女才回到嚎啕大哭、饥肠辘辘的孩子们身边，于是，那间不景气的面包房就让他们排起来的长长纵队围绕起来，他们耐心地等着买劣质面包，他们一边腹中空空、有气无力地等着，一边还彼此拥抱，庆贺白天的胜利，并且在闲谈中重温胜利的喜悦，借以打发时光。渐渐地，这一长串衣衫褴褛的队伍变短了，散完了；随后那些高高的窗口开始闪出昏暗的灯光，条条街上点起微弱的火苗，就着这些火，邻里们一同做饭，然后在门口吃晚饭。”[5]285-286

他不止一次注意到了法国民众贫乏的生活状态，但是从未想到他们的悲惨处境才是大革命反噬的根本动力。在达奈被德发日夫妇检举并判处死刑的章节中，我们又能看到造成了达奈悲剧的原因不是大革命对他的伤害(之前的控诉被马奈特医生的辩护所撤销)，而是德发日太太对艾弗瑞蒙德侯爵一家刻骨铭心的仇恨。

纵观整部《双城记》，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和持续的动力都是复仇。从宏观来说，在夏尔·达奈回到法国、革命开始反噬时，我们看到的是建立在专制王权废墟上的群氓暴力。这种境况既是王权常年统治后造成民众普遍麻木、暴力的结果，又是民众对王权复仇、处死国王和大批贵族的直接报复；从微观来说，德发日夫妇以及圣安东尼区的居民对那些直接对他们造成伤害的权贵进行复仇是贯穿整个革命的主线。

除去无处不在的复仇，我们能在狄更斯的描述中看到另一种理想型的特质和革命的联系——侠义。在《双城记》第二卷第二十三章中，狄更斯是这样叙述法王路易十六相对于国家的意义和作用的：“大人(常常是一个至尊至贵、与众不同的上等人)是国家的祥瑞，使种种事情都显示出侠义情调，是富丽奢华生活的高雅典范，还做出了大量出于同样宗旨的事情；然而，大人这个阶级，却不知何故竟把事情弄到这步田地。”[5]287可见在狄更斯的心目中，路易十六除了国家元首的角色，还肩负着“侠义”的道德示范作用。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侠义是推动人物活动和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第一卷中，劳瑞先生作为台鲁森银行的代表前往法国迎接被囚禁了十八年才获释的马奈特医生，而这样做并没有任何实际的经济利益；在第二卷中，德发日先生为无亲无故的加斯帕向法王请愿，试图赦免后者的极刑，未果后遭到毒打；在夏尔·达奈被判处极刑后，西德尼·卡屯为了他所爱慕的露茜，李代桃僵，牺牲生命来挽救达奈。个体的侠义行为是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动力。

同样是在第二卷中，当革命群众攻占巴士底狱后，圣安东尼区的民众虽然爆发出极大的破坏力，但是仍然有秩序地排队购买面包；在“星火燎原”章节中，当军官和士兵都倒向艾弗瑞蒙德侯爵的佃农时，“那修路工，那二百五十个特别要好的朋友，都在水池旁边背抄手站着，观望那冲天的火柱。‘准有四尺高’，他们凶狠狠地说，可是一动不动。”[5]293在士兵和军官都倒向他们以后，他们为什么没有劫掠侯爵的财产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狄更斯认为劫掠会降低叛乱的合法性。群体的侠义行为在本书中是正义的革命必备的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狄更斯所描述的法国大革命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产生了极大的差别。我们在第二卷中看到的革命群众都是高尚、无私、奋不顾身的；而在第三卷中的革命群众却可以任凭自己的感情和偏好来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那种“只属于第三等级的美德”在他们身上踪迹难寻了，他们在完成从贵族的奴隶到国家的主人的转变过程中，暴露出了群众运动最最恶劣的特质。他们以丝毫不亚于前主人的残暴统治国家，但是他们更为缺乏政治智慧和远见，他们缺乏“上等人”因为良好的教养所具备的那种同情心，任何人的生死对于他们来说都只是满足自己感情需要的精彩表演——他们可以在前一秒将被判有罪的人五马分尸，又可以在后一秒将被判无罪的人当作兄弟一般拥抱。一旦革命群众出于自己的私利，比如德发日夫人和复仇女；或者单纯为了满足官能的刺激，比如雅克三号，丧失了侠义的群体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新暴君。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侠义是整部书正面力量的主要驱动力，侠义也和狄更斯的革命观紧密相连，它构成了后者的合法性。

我们在《双城记》中看到的这些善和恶的形象，和狄更斯为了写作这部小说而阅读的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史》有着很大的关联。卡莱尔和狄更斯在对待革命和资本主义这样的历史问题上的态度有着很高的重合度。卡莱尔曾经激烈地批评过资本主义，并且把真正的贵族阶级和贪婪的、游手好闲的贵族阶级相对立，他试图以一种良好道德秩序的建立来取代现实分析。[6]这样一种用道德秩序来代替制度变动和革命的态度正中狄更斯的下怀。狄更斯以夏尔·达奈作为法国贵族的榜样，以露茜作为那个时代女性的标杆，又以劳瑞先生作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充分表现了狄更斯秉持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他不希望现有的制度和社会做任何的改变，他对于现实的病症给予的唯一处方就是将那些不合格的人(比如路易十六)替换为有道德有能力的人(某个有才干又重侠义的君主)。

我们可以在乔治·奥威尔的论述中找到类似的观点：“事实是狄更斯对社会的批判几乎完全是道义方面的。因此他的作品从未提出过什么建设性的建议。他攻击法律、议会制政府、教育体制等，但是从未给出过明确的建议。当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并不关一个小说家或讽刺作家的事，但关键是狄更斯的态度基本连破坏性也谈不上……只要社会批判继续，你能从狄更斯的作品中萃取的就只有这些——除非你刻意想从他身上读出其他含义。他的全部‘信息’让人一眼看过去就是一派陈词滥调：如果人们能举止端庄、合乎礼仪，那么世界就能变得宽容平和。”或者“……也就是说，法国贵族是自掘坟墓。不过，这里还没有现在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概念。狄更斯相信这些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有充足的条件导致它们的出现，但是狄更斯认为这些条件原本是可以避免的。革命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压迫者已使得法国农民变得不像正常人了。如果邪恶的贵族能像史卢基那样改过自新，那么就不会有法国大革命，就不会有农民起义，也不会有断头台了。”[7]41-46而在对于理想的统治阶级的建构中，《双城记》向我们展示的却是一种属于西方中古时代的骑士品质——侠义。

乔治·奥威尔的论述基本已经回答了文章开头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将这段论述和《双城记》的文本加以比对，我们可能还会存在一个小小的疑惑——既然夏尔·达奈已经如狄更斯所希望的那样为法国贵族做了正面的榜样，为何最后他还是只能以牺牲西德尼·卡屯的生命来挽救自己？故事中的人物究竟怎样做才能从这种“革命的高烧”中清醒过来？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回顾西德尼·卡屯在全书最后部分所做的预言：“我看见巴塞德，还有克莱、德发日、复仇女、那陪审员、那法官，那一长串从旧的压迫者毁灭消亡的废墟上兴起的新压迫者，在这惩罚工具尚未丧失目前的功能之前，就消灭在它的手下。我看见一座美丽的城市和伟大的人民从这个深渊中升起。而且我看见，经过未来的悠悠岁月，在他们求得真正自由的斗争中，在他们反复的成功与失败中，目前这个时代的罪恶，以及使它得以产生的那个过去时代的罪恶，慢慢地就会得到惩罚，并且自行消亡。……我看见，那个过去抱在她怀中、取了我的名字的孩子长大成人，在我一度走过的生活道路上攀登，节节成功。我看见，他的成功如此辉煌，因而我的名字也因他而显得光彩。我看见，我在那条道路上留下的污点都褪尽消失。我看见，他，正直法官和堂堂男子中的佼佼者，带着又一个取了我的名字、长着我熟悉的前额和金黄头发的男孩，来到此地——那时，此地看起来很漂亮，没有一点现今这种不成样子的痕迹——我还听见他以温柔、颤抖的声音，给那男孩讲我的故事。”[5]472-473

西德尼·卡屯和作为三种人理想型的劳瑞、露茜、夏尔·达奈是完全不同的人，他生活作息混乱、酗酒、放弃自己的远大前程而甘于堕落。狄更斯之所以会容忍他和露茜等人在一起，是因为他在故事的最后，以一种类似于先知和耶稣的形象死去——他为夏尔·达奈受难，用自己的血洗去世人的罪恶。他通过露茜和达奈可能有的子嗣，那个子嗣和子嗣的子嗣又都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来不断地复活自己。

我们可以看到，在故事最后的地方，西德尼·卡屯所做的预言又回到了故事开始的地方，尽管这是一种想象。

卡屯所做的这篇预言揭示了狄更斯的拯救之路，它并非像奥威尔所说的要求“人们能举止端庄、合乎礼仪，那么世界就能变得宽容平和”，狄更斯正视了革命的暴力和血腥，他也没想要用好的统治者去取代现有的，他转向了一种卡屯所展现的、具有神性色彩的人性。虽然新的暴政在不断取代旧的暴政，虽然民众在一次次起义中流血倒下，但是他相信不断地重复斗争可以达到真正的自由，而在这种不断的斗争中，需要卡屯这样具有侠义精神的人不断被复活，不断被牺牲。而这就是“圆圈叙事”所建构出的狄更斯的“独到见解”。●

[参考文献]

[1] 朱沅沅.狄更斯与法国大革命——纪念狄更斯诞辰200周年[J].理论视野，2012(11).

[2] 罗经国.狄更斯评论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3]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 Schlicke, Paul. Ed.Oxford Reader’s Companion to Dicken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5] 狄更斯.双城记[M].张玲，张扬，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6] 黎央.卡莱尔重写法国大革命史[J].文化译丛，1984(4).

[7] 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M].刘沁秋，赵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