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本刊讯：2014年1月15日，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在首都大酒店举办了以学习贯彻十八大三中全会精神，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主题的“2014新春形势分析会”。会议由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副会长刘宝荣主持，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长王俊文致开幕辞，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做总结发言。以下摘要发表几位领导和专家的发言。

王俊文（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长）：

新春座谈会是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国内外经贸形势分析会，旨在辞旧迎新之际，汇集我国外经贸领域的领导、专家和学者，对国内外外经贸动态和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和展望，为我国外经贸领域的领导部门、企业、学术单位提供决策和研究的参考视角。

众所周知，2013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5周年，35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改革，35年后的岁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认为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开放型经济达到新的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求我们加强战略谋划和政策统筹，深入研究全面参与和重点突破的路径，准确把握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内涵，处理好改革创新与扩大开放、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扩大国内市场准入与开拓国际市场、深度参与全球化与防范经济风险、巩固传统优势与培育竞争新优势等几个关系。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将积极组织和推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相关研究，为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建言献策排头兵。同时，也希望在此次座谈会上，能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提出新的思路、新的观点和创新的建议。

沈觉人（原外经贸部副部长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名誉会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多边贸易体制和自贸区建设都要重视，要认识多边贸易体制在世界贸易规则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尽管现在区域自贸区和双边自贸协定的建设蓬勃发展，包括在谈判的TPP和TTIP，都被抄得很热，但这些谈判的规则，到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世贸组织的规则，也就是过去关贸总协定留下来的规则。特别是如果发生贸易争端时，根据什么来解决，还是要回归到WTO规则来解决。因为现在所谈的区域次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都与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规则有关，如果将来有了贸易争端，他们并没有自己的解决机制，最后还是要以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所以，我认为，多边贸易体制在国际贸易中，还是起一种基础性的作用，中央提出“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十分重要。

今年在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和自贸区建设中，要推动的几件事：

一要推动全面执行巴里岛达成的多哈回合早期收获成果。巴里岛协议大家签了字，是不是能执行？还要看下一步，需要各国采取实际的措施，比如贸易便利化等，需要各国落实到行动。总之，对多哈回合巴里岛达成的早期收获协议，要推动其全面执行。

二是推动多哈回合其它议题的继续谈判，争取早日达成全面协议。巴里岛达成的协议，主要是关于贸易便利化，而多哈回合谈判的其它议题还很多，如农业议题，就是比较突出的议题。只有争取达成全面的协议，多哈回合谈判才是最终成功了。

三是加快新的自贸区谈判。现有我国对外正在谈的有六个自贸协定，此外还有新的协定也要谈，值得注意的是对以色列的自贸区谈判，比较重要。正在谈判的六个自贸协定，是中韩、中日韩、中国澳大利亚、中国挪威、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和RCEP（东盟10+6）。这些谈判中，现在看来中韩可能进度最快，中日韩进展不大，因为在日本现在的政治态势下，要谈成自贸协定难度较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要加快一些新议题的谈判，非常重要。新议题包括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的谈判。决议还有一句话，要“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对新议题谈判，我们要采取积极推进的态度，这是我国对外开放和国内改革的重大步骤。过去对这些新议题，我们比较不太积极，现在要积极推动谈判，将深刻影响国内产业和企业的利益调整。

在新议题谈判的设计中，我认为要考虑权利和义务的基本平衡。过去我们与关贸总协定谈判也好，与WTO谈判也好，都考虑了这一条，就是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是要基本平衡的。当然希望我们的得利能多一点，但是不可能一个协议只对我国有利而对别国不利。我们现在主张互利共赢，所以权利和义务的基本平衡是必须要考虑到的。

孙振宇（中国驻世贸组织原首任大事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会长）：

其实刚才沈部长已经讲得非常全面了，我就想讲一两个问题，多边贸易谈判和我们国内的改革开放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我觉得今年的谈判会是一个小高峰，会有很多好戏连台，包括刚刚结束的BIT的谈判，跟欧盟、美国谈判，就是一个负面清单，作为一个条件、作为一个基础，还有准入前国民待遇，已经有进展了，已经进入条文谈判，推进很快。这个本身就是推动国内的改革开放，你要达到美国要求的标准（BIT），或欧盟要求的标准，国内不改革开放行吗？这是很大的挑战。将来谈成以后，对国内下一步改革开放推动力会非常强。

我觉得一个挺大的挑战在哪儿？就是我们政府的作用，要从前期审批逐渐过渡到中后期监管，这个挑战太大了。为什么在上海搞自贸区？我觉得上海可以探讨出很好的路子，上海人很聪明，人员素质很高，让他们来探讨如果前期不审批，后期怎么监管？怎么没有漏洞？这个问题非常大。所谓后期监管，就是如果他违法怎么办？如果违反你很多法律法规怎么办？垄断了怎么办？侵犯了你的知识产权怎么办？我们现在还没有成套的后期监管经验，所以要探讨，这里包括很多内容，包括实施细则。美国有337，如果违反知识产权，他有337管着。我们法律是有的，没有细则，如果外国公司侵犯了我们国家知识产权怎么办？你违反我哪一条，我就得监管，得查处你，这些东西都要有。包括反垄断，我们现在反垄断已经在发展，但是三个部门互相交叉，怎样有一个协调，你进来以后违反了我的反垄断法，那我要监管，这也是一个阀门。监管好了以后，前期开放才有效，否则前面一开放，后面又走回头路，一刀切，一定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上海自贸区探索非常重要，和我们整个谈判齐头并进。我们谈判什么？不仅是双边的谈判，我们还有自贸区的谈判，RCEP、中韩，还有海关合作组织的谈判，而且中韩谈判推动非常快，习主席和韩国总统会见的时候能够敲定下来最好。另外，还有周边谈判，希望大家注意周边谈判，比如服务贸易，它是部分WTO成员在这儿谈，周边谈判谈成以后很容易转成多边。ITA信息产业产品的谈判，环境产品的谈判，咱们在APEC已经谈得差不多，我们都接受了，但是要把这个多边化，如果其他成员也能接受，那就非常好。还有GPA，也在提升谈判内容、范围，我们现在还没有加入，但也在加入谈判。如果推动周边谈判，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TPP给我们带来的压力，这也是美国最关心的，如果周边谈成了，他会把兴趣都放到这儿来，会有这种影响。

赵晋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

根据我们的调研，我国企业对2014年出口增长形势预期是略有回升的。也就是说，认为大有好转和略有好转的企业的比重上升到56%，比我们在去年春季调查的时候提高了10个百分点，比2012年秋季调查也是提高了十几个百分点。从这点来看，国内企业的预期有所回升。再结合其他方面的分析，我们初步认为，应该说2014年出口增长大致在10%左右，比2013年会略有回升，当然这是一个小幅的回升。

企业有这样一个谨慎乐观的判断来源是什么？这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首先在这次调研中我们对企业目前持有定单的情况做了一个全面了解，实际上我们从2013年秋季10月份调研结果来看，企业在当时回答他所持有的定单从定单有所增加或者略有增加的角度来看，是比2012年秋季明显上升。这两个合起来的比重达到66%，而且比2013年春季调查的比重也有所上升。另外一个支撑企业谨慎乐观的因素就是定单的期限发生变化。我们知道在危机比较严重的时期，企业的定单不论从发单方还是接单方，大家都是非常谨慎的，绝大多数企业都是三个月以内的短单；但是从2013年10月份调研结果来看，长定单比例明显上升，其中6个月以上的长单甚至达到了32.8%，这一点也是比春季和上一个年度的调查有所好转。我想这是我们判断的一个依据。

第二个重要的方面，是去年年底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形势在一定意义上印证了企业预期有所上升。先说美国经济，当然美国经济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还是有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增长。去年三季度的时候，增长率甚至达到4.1%。另外，美国经济最好的，支撑它增长的因素就在于失业率下降，去年11月份下降7.0%，和危机时候相比，下降趋势比较明显。虽然12月份又稍微出现了一点问题，主要是因为非农就业人数比预期减少，但是我们认为在2014年就业稳定这一点还会继续发挥作用。第二点，美国房地产市场有所回升。当然从2013年来看，也许来自我们中国的炒房者的贡献估计也是存在的，到底有多少，我无法计算，但至少从房地产市场相对稳定，对经济稳定的作用，应该说也还是比较明显的。

从2014年来看，目前最大的风险确实是QE退出的问题，我们最近也和国际的一些专家们进行了交流，我个人的基本判断是QE如果采取逐步退出的方式，应该说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影响，或者说冲击是相对有限的。主要基于这两点：一点就在于QE对实际金融市场造成影响的同时，另外一个方面更多地是对市场预期的影响，对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的影响，我们知道QE退出已经折腾了几次，这就意味着QE退出带来的冲击已经落地。第二点，QE的退出也是事关美国经济是否稳定和温和复苏的关键，如果美国人选择QE退出，至少他认为已经有了新的因素可以带动美国经济的温和增长和经济的回升，它可以通过QE退出的方式来解决它面临的一些问题。从这一点上，我们也有理由相信，QE退出，我认为它的影响可能是相对有限的。这是美国经济，2014年表现还是温和的复苏，我认为不会改变。

我认为，2014年对全球经济影响关键性作用比较大的，恰恰是欧盟或者欧元区。为什么这么讲？尽管我们说欧元区还面临很多问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点，欧元区在2014年经济增长将由负转正，在2013年还是负增长，2014年会由负转正，尽管这个正并不高，只有1%，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欧盟这样一个基数比较大的背景下，由负转正，对全球经济总量增量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从这点因素来分析，如果欧盟真正能够实现一个稳定的正增长，摆脱衰退，进入一个稳定的正增长，全球经济稳定和略有回升的基础就有了保证。

另外，新兴经济体在欧美经济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出口增长可能会有所回升，新兴经济体的稳定增长还是可以期待的。包括我们结合IMF的预测，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不详细展开。

我们刚才讲的是市场需求可能会有所回升，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我讲的第二个判断，我们企业的困难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反过来讲，传统产业的竞争力下降这样一种趋势仍然会持续。根据调查来看，出口比较困难或者造成企业的困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三个最大的原因，一个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个是原材料成本上升；还包括贸易摩擦的增加。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回答显著上升和有所上升的企业占到71%，这比2013年初和2012年末的数据都是有所上升的，这是造成企业困难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其他原因也是存在的，包括国际市场需求减少。企业成本上升这一点，这是根据企业的反映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它压缩的是什么呢？当然压缩的是企业的收益。根据我们的调查而言，大多数企业还是需要通过提价的方式，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去年年末到深圳进行调研的时候，机电商会代表就讲，实际现在我们企业的利润，尤其在出口方面，特别是传统产业，利润主要依靠出口退税，他做这个单子已经把出口退税作为利润的主要或者全部部分。实际业务过程当中基本是收支相平，所以你退税能不能及时到位，这是决定利润多少的很重要的原因。事实上而言，它只会为企业带来少量的利润。也有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服装、鞋帽的企业，他们的产品现在既要出口，同时也要在国内市场销售。他们在国内市场销售的价格或者定价，由于大多数情况下是用它的品牌，加上国内物价上升的压力，价格会比出口的价格高出4到5倍。为什么出口的时候价格提不上去？道理很简单，因为贴牌生产，定价权不在他手中，两个月议一次价，但也只有压价，不会提价。

反过来我们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企业按照正常的利润水平为出口商品定价，恐怕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很难说你还有价格的优势和竞争优势。事实上连续这两年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对于我们在全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中的比重实际是在下降的，我们认为在2014年还会继续下降。当然，有里面一个原因，就是造成这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竞争产业竞争力下降，很重要的因素是和人民币汇率有关系。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名誉汇率，而是说集中反映平均的价格竞争力，我们把它叫作人民币综合有效实际汇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最新统计，人民币综合实际有效汇率，也就是把名义汇率，不仅仅相对于美元，把所有主要60个国家货币的平均汇率计算在内，同时把物价因素，你的物价和他的物价的因素综合在内计算的话，我们在2013年1-11月份，综合实际有效汇率升值7%，如果从2011年-2013年累计来看，我们升值16.1%。这是什么概念？意味着在2013年出口的商品和2011年相比，价格必须提高16.1%，才会抵消国内物价对你造成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我们看一下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新兴经济体，大多数国家货币的综合实际有效汇率实际是贬值的，尤其像金砖四国其他几个国家，也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当然在这三年之内贬值幅度最大的是南非，南非贬值25%，日本23%，印度和巴西都是16.8%。这对于我们传统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这也是造成企业目前比较困难，而且从今后来看也将是传统产业竞争力份额继续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如何考虑他们的战略？这也是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诉求，有些什么样的对策。从短期和长期来说是不一样的，从短期来看，至少从企业的愿望，还是通过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来应对短期和长期竞争力下降的问题，比如作为短期对策，根据市场的变化调整产品结构，开发新的产品，或者由出口转内销，或者降价等这样一些方式，都是必要的措施，但其中也涉及到我需要裁员，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方面。而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长期对策，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转型升级确实是当务之急，比如说在10月份的调查中，超过40%的企业说，要把基地和定单转移到国外，这意味着大多数企业为了避免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竞争力下降的问题，他需要发展对外投资，这是转型升级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向中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其他地方转移，也占了接近20%的比重，这说明产业转移是企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长期对策。另外就是扩大企业的品牌、研发投入，也是很重要的，还有用自动化设备代替人工，这个在企业回答问题中的比重是明显上升的，已经超过10%。这对于企业的技术升级和加快转型升级的进度，会有一些积极意义。

企业的这些做法，在一定意义上，实际对我们制订相应政策提供了依据。我们可以看出像物价这样的因素，虽然说今年国内物价上涨的压力并不是非常大，但问题在于从人民币综合有效汇率上升这一点来看，和物价上升直接相关。我们现在是不是重新要评估均衡汇率，现在已经不是像美国提出的所谓人民币低估的问题，我们认为根据购买力评价来衡量，最近几年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恐怕人民币存在着高估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如何根据企业的一些需要和要求，去调整我们的政策，加强我们出口转型的政策力度，这是2014年工作的关键。

吴频：（中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今年中国的进出口货物贸易额，要成为世界贸易排位第一了。在这个大背景下，大家会自然思考这么几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个，如何理解中国从改革开放一路走来到今天，会成为世界贸易第一的大国；第二个，如果有某些要素能够支撑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第一大国，以后存不存在这些要素，能不能保证中国贸易上的地位？特别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有何作用？这是我提出的这么一个问题。

考虑到中国贸易的发展规模，从整个宏观架构上有四个因素比较突出，也比较重要。还有分到省区市的几个要素也需要关注。宏观面上有四个要素值得关注：

第一个是制度变迁。从整个研究情况看，制度变迁看得非常清楚，一个是1978年改革开放，这是新增长的高点；第二个高点出现在1992年，小平南巡以后，特别是1994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里边还有汇率并轨等等因素；再下来就是1999年到2000年中国加入WTO，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增长。用制度变迁来解释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这是非常好的要素。

第二个要素就是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大家都知道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其中加工贸易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在这个方面有很多数据，在座很多领导和专家都有研究。

第三个要素就是整个外部需求环境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最近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对咱们整个国家，特别是2008年到2009年、到2010年，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压制作用也是很明显的。

第四个要素，我们整个对外贸易的政策环境，包括退税政策、汇率政策、汇率制度的改革，这个在发展中还是有很明显的影响。

从未来发展来看，我们这里做了一点初步的分析，有这么几个要素：

第一个是制度变迁。我们这次召开的三中全会确定了对外开放新体制的要素，这个要素将来肯定对国际贸易发展有很大影响。

第二个是国际产业结构分工和调整，这块将来也会产生很大影响。我们有一个研究，在中国的贸易结构中，50%以上的产品是在国际贸易价值链上跑的，像未来国际产业分工调整的变化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过去我们接受国际产业分工转移，现在我们要转移出去，转移出去的要素比较多，未来预计产能过剩的几个大的行业，如钢铁、平板玻璃、船舶、电解铝，大家一致判断，到2020年将是中国市场的峰值。结合去年国务院41号文的产能过剩的调整，很多行业协会、很多企业也在思考怎么进行国际化，预计像这类产业就是靠我们主动来调整。这些要素如果将来能够发展起来，继续扩大的话，对我们贸易也会有很大影响。

第三个是要素禀赋和地理流向的影响，我们有些产品贸易是受这些要素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农产品、原油。

第四个要素是规则体系，像上海自贸区，包括我们正在谈的对外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以及像美欧主导的TPP、TTIP，这对我们将来也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第五个方面就是目前整个国际市场，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产品还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我们没有价格的主导权。整个国际，特别是大宗商品的价格指数，以及国际货币市场的汇率波动，包括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政策，涉及到税率调整，都会对这个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六个方面，有一些新的约束条件，对国际贸易的约束条件的产生，比如环境的问题，比如标准的问题，还有供应链的要求，这些都会产生新的影响。

举个例子，我看到在东莞、深圳的供应链公司，已经对海关统计构成威胁。海关统计一般来说就是一进一出，这些供应链公司存在以后有大量的第三地贸易，全部是利用香港这个平台。比如，从日本、韩国的船到香港，转弯直接到第三国，即加工完以后，经香港，又直接上美国、欧洲的市场去了，根本没有经过我们海关，但产生的收益我们是实实在在拿回来的。过去我们靠对香港开放，香港港资过来带动发展，现在我们企业利用香港的平台在做大自己的业务，而且主导整个国际贸易流向，像这些形式继续发展下去，我们贸易还是有增量的空间的，还是有发展空间的。▲

（本文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