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利益的现状与成因阐释

袁红辉，吕昭河

(云南大学 发展研究院，云南 昆明650091)

“利益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关系范畴”，是人们通过一定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需要。①李淮春:《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376 页。利益以需要为基础，人类多样的、非富多彩的、且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历史限定的需要形成了人类千差万别的利益，而环境利益即是人类众多利益关系中的重要内容。环境利益指起之于人类对环境的需要，在历史所限定的特定社会关系下，通过人与环境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总和。环境利益以环境为载体，以环境产品和服务满足人类需要。

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衍生出不同时代特征的环境利益并由此引发人类与环境的冲突和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环境利益纠葛。世界各国都存在着不同的环境问题，中国环境问题具体表现为水资源短缺、土地沙漠化、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环境污染等，而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全体民众现实环境利益，更损害了环境利益的长远需求与代际公平。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当代的环境利益既承接着传统社会环境行为的历史遗产，也直接处身于工业化导致的紧张环境关系，特别是在当下，我国深深地陷入经济增长方式与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中，环境利益的满足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针对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本文基于环境利益概念框架和分析路径，分析目前环境利益关系结构与发生机理的原因，并以全球化视角分析中国环境利益与世界体系的关联性。

一、中国环境利益现状分析

环境利益表现为人口对环境的需求及满足，一个国家资源环境状况直接影响该国国民环境利益的获取。中国环境利益现状具体如下:

(一)耕地资源不足，粮食产量增长潜力有限

1985 年，中国的耕地面积为9685 万公顷，人均为1.37 亩，相当于0.091 公顷，2011 年，中国的耕地面积为12171.59 万公顷，人均1.35 亩，约为0.09 公顷。②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6》和《中国统计年鉴2012》整理计算得。30 年来，耕地总面积上升了，人均面积也只是略有下降，似乎中国的耕地面积能持续地给庞大的人口提供所需的环境利益。但事实上，中国的耕地面积是有限的，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粮食亩产的增长也是有限的，据有关研究估计，“中国土地生产的潜力受到环境的制约，继续通过开垦土地来提高粮食产量的潜力已经不大。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土地流失，由于土地侵蚀、盐碱化以及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导致的产量下降，将对粮食生产带来限制……一项水量均衡模型显示，华北五大水系所孕育的五大粮仓，已经有两个需要从外面购买粮食。③［美］易明:《一江黑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77 ～78 页。

(二)水资源短缺，未来短缺加剧

2011 年，水资源总量23258.5 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为1730.4 立方米，是世界人均拥有量最低的国家之一。2010 年，中国的供水总量6022 亿立方米，其中81.06%为地表水，18.39%为地下水，0.55%来自其他途径。①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整理计算获得。总体上，中国是一个水资源紧缺的国家，并且水资源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分布不均衡。在空间上，由于气候和地形的原因，中国南北的水资源量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中国的主要流域中，珠江与长江位于中国的南方，其年径流量占总径流量的85.2%，而黄河、松辽流域、海滦流域位于中国的北方，其年径流量仅占总径流量的14.8%。中国的降水的季节性也加剧了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受较强季风气候的影响，中国不同时节的降水量变化很大，经常导致旱涝灾害。降水量也因区域差异而不同，从东南沿海到西北高地，降水量是逐渐减少的。

气候变化与水污染加剧了中国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使中国六大江河的实际径流量都在下降，1970 ～2000 年，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黄河径流量减少的影响分别是38.5%和61.5%。②张建云等:《黄河中游水温变化趋势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水科学进展》2009 年第2 期。气候变化引起中国湖泊干涸萎缩，引发冰川退缩，最终也将加剧水资源短缺。随着经济发展，中国水资源污染日益严重，尽管中国为控制水污染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废水排放总量不断增加，2011 年达659亿吨，其中化学需氧量废水2499.9 万吨，比10 年前增加了1095.02 万吨。③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和《中国统计年鉴2002》七大水系、国控重点湖库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地下水也被工业、农业的污染排放所污染，全国大约有50%的地区浅层地下水被污染，大约50%的城市，地下水正遭受严重的污染。④谢剑:《应对水资源危机》，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年，第37 页。持续的水资源污染使中国的水资源稀缺加剧，污染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宏观环境利益，也使中国背负上了治理污染的沉重的经济负担。

在未来由于经济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对水资源的需求，中国科学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缺水500 多亿立方米，达到全国用水量的10%以上，到2030 年，中国估计会将所有能开发的水资源都利用起来。⑤［美］易明:《一江黑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68 页。

(三)矿产资源供需矛盾严峻

矿产资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给人类提供能源、工业原料以及农业生产资料，是自然环境赋予人类的财富，是一种自然提供给人类的环境利益。中国矿产资源丰富，矿种多，但是人均资源少。目前我国已经发现的矿产171 种，其中探明储量的158 种。中国有许多金属矿与非金属矿的储量位居世界前列，根据《各国矿产储量潜在总值》估计算，中国矿产资源储量潜在总值在16.56 亿万美元，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矿产储量潜在总值为1.51 万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8%，排在世界的第53 位。中国重要的矿产资源人均拥有量很少，如石油、铁矿、铝土矿分别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1%、44%、10%，这些重要资源如果长期依赖进口，必将影响国家安全。⑥我国人均矿产储量潜在总值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 ［EB/OL］． http://news． xinhuanet． com/fortune/2004 －08/14/content_ 1785337． htm。即使是储量丰富的矿产资源，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储量在不断下降，曾一度称为居于世界第一储量的煤，2011 年的储量为2157.9 亿吨，由于中国能源结构对煤的依赖，相对于2002 年的3317.6 亿吨下降了1159.7 亿吨。中国许多矿产资源已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矿产品的供需将进一步加大，进口依赖的挑战将进一步严峻，据估计，未来国家重要的15 种矿产资源大多难以保证经济发展需要，这些矿产包括石油、天然气、锰矿石、铬矿石、铜、硫、钾盐，缺口大的矿产资源包括金等。⑦白永秀:《中国经济改革30 年——资源环境卷》，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63 页。

(四)森林资源覆盖率低，森林质量不高

中国已经进行了七次森林资源清查。2004 年至2008 年第七次森林资源清查显示，我国的森林面积达到19545.22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20.36%，相对1973 年至1976 年第一次清查，森林覆盖率上升了7.66 个百分点。活立木蓄积1455393.79 ×104m3，森林蓄积量为1336259.46 ×104m3，与截至2003 年底的第六次清查相比，各项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中国森林资源无论是面积还是蓄积量，其绝对量在世界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中国的森林面积占世界的4.5%，列全球第五位。中国森林资源总量是可观的，但是我国人均森林面积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2%，人均森林蓄积为世界人均蓄积的14.58%。①李世东，李文华:《中国生态状况报告2007—中国森林生态治理方略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112 页。并且中国森林资源质量不高，增长缓慢。森林系统中，人工林面积大，功能弱。人工林面积由第一次清查时的2369 万公顷增加到第七次清查时的6168.84 万公顷，面积增长了2.6 倍，占我国森林总面积的约32%。并且，人工林中80%以上为中幼龄林，其生产力低，平均每单位面积生长量仅为2.0 ～3.0立方米每公顷，远远低于国际水平的7 ～15 立方米每公顷，且中国大多人工林为单一树种的纯林，因而其生态防护功能与生态稳定性远低于天然林。②李世东，李文华:《中国生态状况报告2007—中国森林生态治理方略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115 页。很明显，要用占世界4%左右的低质量森林资源既满足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生产、生活与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又要维护人民的生态需求，中国的森林资源远远达不到要求。

(五)草地退化严重

中国是一个草原大国，拥有各类天然草地约4亿公顷，其中可以利用面积为3.13 亿公顷，草原面积仅次于澳大利亚，居世界第二位，约占国土面积的41.7%，占全球面积的13%，是我国耕地面积的3.2 倍、森林面积的2.5 倍。草原带来人类的环境利益包括生态功能与经济功能。目前，中国的草原呈退化趋势，2005 年，中国90%以上的可利用的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轻度退化面积占57%，中度退化面积占31%，重度退化面积占12%。我国严重退化的草原将近1.8 亿公顷，并且以每年200 万公顷的速度扩张，天然草原面积每年减少约50 ～70 万公顷。西部与北方地区是我国草原严重退化的地区，退化草原已经达到草原总面积的75%以上，尤其以沙化为主。③韩俊等:《中国草原生态问题调查》，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 年，第5 页。

(六)大气污染日益严重、废弃物增加

中国大气污染严重，2005 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一半的城市没有达到国家要求的空气质量标准。④中国污染的代价:有形损失经济学评估． 世界银行，中国国家环保总局，2007 年，第9 页大气污染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国70%的能源需求是由煤炭提供的。在中国，空气中70% 的烟尘、75% 的SO2，85%的NO2，60%的CO，80%的CO2都是煤炭燃烧造成的。⑤茅于轼，《煤的真实成本》，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08 年，第2 页。随着能源消耗量的增加，煤炭的消费量不断上升，2011 年，中国消耗238033.37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速度为9.14%。煤炭作为能源主要用于火电行业，而火电行业排放的最大污染物是SO2。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电力的需求量将持续增加，如果中国的电力行业不改变能源使用结构，在未来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将高于现在。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废物的产生量日益增加，这不仅需要大量的人财物去处理，而且如果处理不当，将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影响。废物持续增加表现位生活垃圾总量日益增加、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持续加大;工业固体废弃物不断增加;危险废物产生量增加。

二、造成中国环境现状的成因分析

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 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环境遗产，历史上的环境变化影响着当代中国的环境利益。当代中国又是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快速发展与人口增长对自然环境形成巨大需求压力。中国更是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中国环境利益由此而与全球环境行为、环境利益休戚相关。总体而言，造成我国环境现状与利益得失的原因有外因与内因之分。

(一)造成中国环境利益现状的外因1. 对外贸易中环境利益的不等价交换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不断增长，进出口从1979 年的293.6 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421 亿美元。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连年顺差，但是在贸易顺差的背后却隐含着环境利益连年逆差。1995 年以前，中国的初级产品的出口一直大于进口，如今，制成品在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但是出口的轻纺产品与化工品占的比重始终很大，而这两类物质是污染密集型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对我国的环境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进口的物质主要是技术密集型的高精尖产品，附加值高。发达国家出口到中国不仅仅是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还有在国内处理成本高的垃圾。美国环境保护联合会说:“实际上，美国政府鼓励向处理成本低的亚洲出口IT 垃圾。美国生产的IT 垃圾80%出口到亚洲，其中90%流向了中国”①马涛:《后京都时代的对外贸易》，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68 页。。许多废物尤其是危险废物从发达国家经港澳台等地转口到中国内地。沿海地区是危险废物的进口地与使用地。洋垃圾的大量进口加剧了我国的生态环境危机，危险废弃物的堆放、拆解、处置等过程污染了当地的水质、大气与耕地，甚至危害了当地人民的身体的健康。比尔·莫依尔在《警惕污染转嫁》一文中指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正在把大量有毒废弃物送给别人处理，给世界上最穷人的肩膀上再增加了一份负担。”②《人民日报》，1993 年11 月9 日。转自:贺新元． 环境问题与第三世界．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56 ～57页．

通过对外贸易，发达国家用环境利益含量低但经济利益含量高的物品换取了中国环境利益含量高但是经济利益含量低的物品，环境利益的不等价交换导致我国环境利益的净损失。

2.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利益的影响

外商投资对中国环境影响引起了普遍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外商投资不会对中国的环境产生影响，对立的论点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加剧了中国的环境污染。这种争论提示我们需要认真论证“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环境利益”之间的真实关系、长远影响与阶段性内涵。客观上讲，FDI 是我国改革开放宏观战略的重大策略，对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取代的积极影响，环境利益的影响与损失是次生性的，需要在大局观下、在历史限定条件下认识:一方面，一些外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与新工艺、新的环境管理制度与方法，虽然一些企业投资属于污染密集型产业，但是它们与国内企业相比，降低了单位产值的污染物的排放，那么这些企业实际上对中国的环境利益影响较小或者不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在不考虑技术进步的前提下，把大量的污染密集型产业与高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甚至将危险废弃物转移至中国进行生产与处理，特别是将国内已经淘汰的技术、设备、工艺或者旧设备引进中国开办企业，把中国当作污染的天堂，从中国获取大量的环境利益，而对中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中国的宏观环境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外商在中国投资存在着污染转移的事实，污染密集产业，特别是高速污染密集产业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产业。一些外商将ODS 的生产与消费转移到中国、将有害技术、工艺、设备与产品转移到中国，一些外商将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禁止使用的产品、技术和设备通过投资方式转移到中国，一些外商以次充好、以旧顶新，其结果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环境。③叶汝求:《环境与贸易》，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307 页。外商以直接投资的形式将污染产业转移到中国，表面是全球国际分工所致，投资方与中国各得其所，实质是发达国家投资者对中国环境利益的一种掠夺，“是环境不公平的重要形式，是经济不公平转换为环境不公平的典型例子”④钟茂初，等:《可持续发展的公平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6 页。。

3. 全球气候变化中的中国环境利益损失

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提高导致全球气候的变化，主要原因被归结为工业化以来大规模的碳排放，特别是数百年来先发国家的工业化大量排放温室气体，过度攫取全球的环境利益。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启动滞缓，工业化水平低下，发展选择被动地陷入国际环境利益严重冲突的博弈关系中。在全球气候变暖并由此可能引发海平面上升，土地沙漠化加速，淡水资源短缺，冰川退缩、水环境恶化、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等环境问题的条件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了全球环境条件的约束，气候变暖将给我国的长远发展造成环境利益、经济利益以及国家安全方面的损失，特别是对我国国防与战略性工程产生负面影响。

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很多发达国家力图逃避责任，过分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义务。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理由之一是中国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没有承担强制性的减排义务，实际是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2009 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奥巴马政府将本国的减排义务与发展中国家减排挂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在全球气候变化中遭受了很大损失。气候变化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环境利益损失与经济利益损失，气候系统是一个公共物品，发达国家从这个公共物品中攫取了过多的环境利益，而如中国一样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也反应了全球环境利益分享与责任承担失衡，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分享的全球环境利益过少，但被强调要承担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义务。

(二)形成中国环境利益现状的内因分析

1. 我国历史过程中的环境遗产

中国的儒家、道家与佛教等都认识到了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在它们的哲学思想中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对环境保护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战争、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面前，中国古老环境哲学思想对环境的保护作用显得极其苍白无力。在中国历史上，森林减少、土地沙化、洪水泛滥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1)战乱对环境的破坏

环境历史学家伊懋可认为，在中国，国家和个人对权力的追逐把自然环境变成了发动战争的工具，为了获得木炭肆意砍伐森林，疯狂开发矿山，目的是为了寻找矿石，建造矛、大炮和盔甲。“这种权利追求的一个后果是对环境的‘剥削’，这种‘剥削’超过了大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与自我修复的能力。”①［美］易明:《一江黑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33 页。在持续了248 年的战国时代，仅历史记载的战争就有590 次。②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第24 页。战乱也加剧了沙漠化，河套西部的乌兰布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就是两个典型例子。乌兰布和沙漠历史上曾经相当繁荣，由于战乱，至公元981 年北宋时期，这里已经是“沙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驼”。位于巴丹沙漠边缘地区古居延三角洲沙漠也形成于历史，著名的古居延城与黑城遗址均在这里，黑城垦区大约毁于十四世纪中叶的元末明初战争，战争毁了城廓，居民迁移，耕地废弃，弃耕土地在风力作用下迅速侵蚀，很快出现了流沙堆积和灌丛沙堆，因为战争，繁华的垦区终于退化成沙漠。③余文涛，等:《中国的环境保护》，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78 页。

(2)历代统治者大兴土木对森林资源的破坏

历史上大规模的森林破坏主要由于封建统治者大修宫室与陵墓、采伐、樵砍、毁林开荒造成的，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中国的森林遭致毁灭性的破坏。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没给百姓喘息的机会就大兴土木，修筑长城、阿房宫和骊山墓地，大规模的兴建土木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唐代诗人杜牧《阿房宫赋》就有“蜀山兀、阿房出”的叹息。④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12 页。桓宽在《盐铁论》中写道: “宫室奢靡，林木之蠹”⑤桓宽，《盐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汉唐建都长安，营造宫室、民房，使用了难以计数的木材。咸阳人口众多，能源主要是木材，仅宫廷使用木炭一项，消耗森林不计其数，派专人在南山成年累月地烧纸木炭。唐代乱砍滥伐的现象非常严重，很多山被剃光了，开元年间，因“近山无巨材”，不得不“求之岚、胜间”，即今天的山西岚县和内蒙古准格尔旗的十二连城。宋元明三朝，砍伐木材主要集中在雁门、偏关在内的山西广大森林区，阴山森林的砍伐始于明代、毁于清代。在清代、秦岭北坡森林遭到了彻底的破坏，由于清代改变赋税制度，摊丁入地，人口迅速增长，土地高度集中，失掉土地的农民相率进入深山垦荒，多至“结棚满山梁”。⑥余文涛，等:《中国的环境保护》，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58 ～62 页。

(3)人口增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当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时，人口便得到了迅速增长。由于人口增长对粮食需求增加，原有耕地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垦殖。西汉时期共垦田827 万顷，汉武帝时期，迁徙70 万人口大规模开垦黄土高原，使原来的游牧区变为农业区，由于人为入侵，破坏了这里的森林、草原，使水土流失严重，黄河支流变浊，黄河变黄，下游河床淤积抬高，出现了频繁泛滥与改道的严重局面。仅宋朝300 多年间，黄河就决堤50 多次;明朝300 多年的历史中，黄河决口127 次;在清朝200 多年中，黄河决口180 次，给居住于该区域的人民带了无尽的灾难，给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盛唐时期，对土地的开垦达到620 万顷，史称“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到了宋代，由于人口增长，地不足养，便在江南大搞圩田、山田，使一些湖泊面积缩小，许多山岭失去植被的保护，加剧南方的水土流失。明朝初年，大肆开荒已经很盛行，以至于在明代“即山之悬崖绝壁，无尺寸不肯”。到了清朝，垦田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围淤促田、毁林开荒、掠夺地力，“水退一尺，则占耕一尺”，这些垦地方式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调节功能，清朝数百年间，生态环境不堪重负，出现了严重的恶化现象。①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13 ～23 页。

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育较晚，并且规模非常有限，历史上，中国不存在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严重的环境利益损失。中国历史上的环境利益变迁主要表现为自然生态环境的退化，过度砍伐与农垦活动导致森林资源减少、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湖泊面积缩小。历代封建帝制中国给现代化中国留下了满目疮痍环境遗产，这是当代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功能更快退化的基础，也是中国一些环境问题继续恶化的原因。

2. 计划经济时期两次群众运动对环境利益的影响

计划经济时期对环境利益产生极大负面影响的是两次群众运动—— “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

(1)“大跃进”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利益损失

以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当时，在农业中盛行着浮夸风，粮食亩产被人为地无限提高到几万斤甚至十几万斤，严重背离了现实。1958年9 月18 日，广西省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发射”中稻高产“卫星”，亩产最高达到13 万多斤。②龚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 年，第85 页。并且产生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粮食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的口号。③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年，第423 页。

由于浮夸风和对农业发展形势极端错误估计，当时认为，农业与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农业在逼工业，于是在1958 年8 月的北戴河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便提出今后工作的中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这次会议引发了1958 年下半年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北戴河会议将1958 年的钢产量规定为1070 万吨的高指标，由于1958 年8 月份以前只生产了450 万吨钢，在剩下的4 个月里要生产600 多万吨钢，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完成，于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一场各行各业全民大炼钢铁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小钢铁和其他“小土群”遍地开花，虽然在1958 年12 月19 日正式宣布提前完成钢产量翻番的任务，但是炼出来的钢铁合格率低。绝大多数土钢、土铁质量很差，很难加工与使用。④龚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 年，第85 ～86 页。“大炼钢铁”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首先是在工业布局上没有遵照任何规章，随意布点，也没采取任何措施控制污染，对工业“三废”排放放任自流，结果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污染;其次是对矿产资源滥采滥挖，不仅造成了惊人的浪费，而且破坏了当地的自然景观与地貌;第三是滥砍滥伐大量树木，使森林资源锐减，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损失。曲格平称“这是我国自然环境受到的一次大范围的冲击和破坏。”⑤曲格平:《中国的环境管理》，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317 页。

(2)“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环境产生极大破坏

这一时期是建国以来“左”倾错误发展最严重的时期。⑥曲格平:《中国的环境管理》，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318 页。“文化大革命”从1966 年开始，这次运动对中国经济社会造成的破坏比“大跃进”更严重，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给环境带来的是长期负面的影响。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环境保护制度在文革时期受到批判和否定，生态环境破坏迅速在全国蔓延，曲格平认为那时的环境破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⑦曲格平:《中国的环境管理》，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319 页。。

在工业生产方面片面强调数量，追求高产，很少采用适用技术，在原材料与能源方面造成极大的浪费，由于在生产过程中不再执行劳动与环境法规，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在农业生产方面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忽视了林业、渔业与牧业，毁林造田、毁草造田、围湖造田，以此来发展粮食生产，当时提出了“种田种到山顶，插秧插到湖心”的错误口号。以上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投入不小，成效甚微，粮食产量增产无几，生态环境却遭致严重破坏。瓦茨拉夫·斯密尔对中国文革时期土地退化状况是这样描述的:“‘文革’期间，非法砍伐变得更加猖獗，农村地区能源供应紧张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给环境带来了更大的破坏……在大多数地区，毁林造田后不久，就会开始环境的恶性循环，新开垦的土地种几年粮食以后……粮食产量就会大幅度下降，为了多打粮食就会再去毁林造更多的田。被抛弃荒芜的土地就会完全被侵蚀……那么可能带来环境不可修复的后果。”

在当时的无政府状态下，对野生珍稀动植物乱采滥猎，使许多珍稀动植物临近濒危的边缘。①曲格平:《中国的环境管理》，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320 页。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环境利益损失是巨大的，仅仅两次大的群众运动就对环境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失。“大跃进”给人民生活与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影响，从上个世纪60 年代初对工业进行了调整，混乱的工业局面得到了纠正，也减缓了工业对环境污染的压力。但是，“大跃进”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却产生了长期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对环境的破坏比“大跃进”严重得多。在这一时期森林资源大量减少、草原退化、水土流失、沙化日益加重;人口增长失去控制，数量猛增，对资源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1974 年5 月，中国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起步。但是在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下，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的作用并未得到发挥，在1974 年到1982年9 年间仅开过两次会，并且环境治理工作收效甚微，环境治理努力只能缓解某些局部污染程度，无法阻止环境污染急剧恶化的趋势。②曲格平:《中国的环境管理》，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322 ～323 页。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环境利益代价

1978 年以后，在制度变迁的推动下，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年多年的快速增长，被世界称为“中国奇迹”。然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表现出对资源环境的巨大需求，经济领域的成功却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环境利益遭受了极大损失。

根据周宏春的估计，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环境破坏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生态破坏损失约为9% ～12%。20 世纪90 年代前期，环境破坏损失约占GNP 的2% ～4%，2000 年，华声报指出，当时中国的环境污染损失为3000 亿元，占GNP 的4%。③周宏春:《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手段与政策工具》，经济研究参考，2001 年第2 期。1997 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中国大气和水污染每年造成的损失价值约为540 亿元，占1995 年GDP 的8%。④中国环境与发展回顾和展望高层课题组． 《中国环境与发展回顾和展望》，北京:中国环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80页。石敏俊与马国霞研究了中国2005 年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结果为当年环境代价占GDP 的13.47%。⑤石敏俊，马国霞:《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18 页。2006 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报告，估计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失约占每年GDP 的10%。⑥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约占GDP 的10%． http://finance． qq． com/a/20060606/000254． htm．2007 年，世界银行与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布报告，认为中国每年仅污染一项付出的代价就占GDP 的5.78%。李毅中认为，尽管现阶段一些污染污物的排放总量有所减少，能源消耗强度不断下降，但是工业增长仍然过度依赖物质资源的投入，经济迅速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将越来越大，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状况并未得到有效遏制。⑦李毅中: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状态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http://news． xinhuanet． com/politics/2013 －07/30/c_ 116743603．htm．

4. 环境治理投入远小于环境利益损失

中国经济利益的增长以环境利益的损失为代价。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利益损失包括资源消耗、生态退化以及环境污染，虽然中国每年投入大笔费用治理环境，但是投入费用远小于环境利益损失。以环境污染治理为例，从2000 年至2011 年，中国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 的比重从1.04%上升到1.41%，投入比重最高的年份是2010 年，占GDP 比重的1.64%。⑧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data． stats． gov． cn/workspace/index;jsessionid =5255E2A288CE6F466AECD394A7A28434m =hgnd．而2000 年，环境污染损失占 GDP 的 4%，2006 年为 10%，2007 年为5.78%。环境治理费用远远不足以恢复因污染导致的环境利益损失，现阶段损失的环境利益无法通过有限的经济利益来弥补与恢复，如此年复一年循环，环境污染治理欠账太多，在累积效应的作用下，将造成永久性的环境利益损失。

三、维护中国环境利益的基本途径

由于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中国环境利益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为了遏制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减少环境利益损失，应该从各方面采取措施。

(一)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将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

首先，禁止有害垃圾进口，防止污染物的贸易转移。其次，在出口产品中体现环境利益。由于中国生产技术落后，在生产出口物质中隐含了大量的环境资源，也附加了巨大的环境利益损失，包括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因此这部分环境利益应该在价格上体现出来，不能仅仅为了微薄的经济利益牺牲环境利益，另外将贸易收入中的一部分经济利益转化为对环境的治理与修复，弥补我国环境利益损失。第三，加速企业技术改造与升级。仅仅依靠增加低质量产品出口数量来获得经济效益必将以环境利益的损失为代价，加速企业技术改造与升级，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与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同时优化出口产品的结果，使中国在出口获得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第四，对外国来华的直接投资进行认真审核，禁止外国污染产业向中国转移。

(二)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展中国家不应承担强制减排义务，尽管中国现阶段减排总量大，但是人均排放与人均累计排放很低，并且还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内涵排放”，在国家气候谈判中，中国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中国发展争取更多的环境利益与回旋余地，为中国经济发展赢得空间与时间。同时，在气候谈判中要利用历次气候变化大会形成的有关资金与技术转让的协议，要求发达国家加快向发展中国国家进行环境友好型技术转移，以此克服本国的技术“锁定效应”，淘汰落后产能，摆脱对现有能源结构的依赖。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经济增长的粗放型不仅造成资源低效与浪费使用，同时对污染物的处理能力不足，环境利益损失巨大，鉴于此，中国应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源使用结构，逐渐提高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

(四)增加环境治理投入

针对中国环境不断恶化的现状，政府应加大环境治理投入力度，有效治理污染、遏制草原退化与减缓土地沙漠化速度与湿地萎缩、退化与消失速度，保护生物多样性。另外，为了增强退耕还林(草)的效果，政府在环境经济政策设计中应该平衡各阶层的环境利益，对生态功能区农民利益的补偿应该考虑可持续性生存原则，提高对他们的经济补偿，以巩固与提高退耕还林(草)的政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