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翻译标准“忠实”的浅析
——以杰罗姆模式与贺拉斯模式做对比

夏梅花

(1.云南农业大学 外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2.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5000)

翻译，看似简单，却学问颇深，古往今来，众多学者对其意见不一，究其主要原因为大家所持的翻译标准不一。方梦之在其著作中总结了各学者对翻译的不同定义：1954年，矛盾在《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一文中对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作了比较全面的概述：“对于一般翻译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至少应该是用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定义翻译，卡特福德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译出语)的话语材料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译入语)中对等的话语材料。”；巴尔胡达罗夫人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即话语)在保持内容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说：“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1]。众学者各抒己见，表现于在翻译过程中“忠实”的对象因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不同而不同的特点。本文将通过比较杰罗姆翻译模式与贺拉斯翻译模式来分析这个“忠实”——翻译的基本标准。

一、杰罗姆的翻译模式及其实际运用

杰罗姆的翻译模式源于公元第四世纪圣·杰罗姆(SAINT JEROME 331—420 AD)的拉丁文《圣经》。在古罗马后期，随着文学创作活动的衰退，文学翻译也不如前期活跃。统治阶层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帝国，加紧利用基督教来麻痹人民，这样宗教翻译自然受到重视。他们认为《圣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的内容、内涵及文字的选择和秩序都是恒定不变的，所以翻译圣经是个严肃的工作，译者不能随便删除、添加或修改经文意思，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译文内容和原文内容要相符，另外翻译圣经也要注意所采用的字词，译者必须确保所用字词和原文所表达的意思相符。圣·杰罗姆所主张的翻译模式正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能够应用于圣经文本的翻译。

圣·杰罗姆主张的翻译理论是“对等”(equivalence),即有一个文本，译者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忠实地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然而这种绝对的对等就使杰罗姆模式只注重语言形式层面上的对等，即：“对等于占绝对主宰地位的原文本是翻译的唯一标准，译者只能集中于原文本的语言形式层面，关注原文本所表达的字面意思，原文本所指之事”[2]。杰罗姆认为《圣经》是种严肃、神圣的文本,必须绝对忠实地翻译,不仅应该词对词的翻译, 甚至还要把译文词语写在原文词的下面，即“写在行间的翻译”(interlinear translation)[2]，认为这种翻译不仅适用于《圣经》, 还应用于其他大量的类似文本的翻译中。 唯有这样,才能保持这类“充满玄义”的文本的“神圣本性”。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西方《圣经》所带来的影响大不如从前。杰罗姆又重新定义了“对等”，不应该是用字典机械地字对字的翻译，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杰罗姆认为，各种语言在用词风格、表达习惯、句法以及语义、内容等方面都互为区别，因此不能采用逐字翻译的方法。比如，“我半世的辛苦，全是替他们做马牛!(矛盾《子夜》)，译文为：I′ve been slaving all these years just to make money for them[3].这里抛弃了“牛马”的字对字的翻译,只译其“做苦工”的实在意义。

当然这一观点与其说与他强调“对等”的观点有矛盾，倒不如说是对其观点的修正、制约。杰罗姆把两者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互补”关系，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承认自己是有时意译，有时直译。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充分地看到了翻译问题的复杂性。他在《致帕马丘书》中说明这一点，其内容为：“在翻译中，很难保留外国语言中特殊而绝妙的措辞风格。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意思；我也许找不到适合的词来解释它……如果逐词对译，译文就会荒谬无稽；如果不得不做些改动或重新安排，则会显得有负于译者的职责”[4]。在任何情况下，翻译本身不管是直译或意译，都不可能永远的好或者坏；相反，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只能根据具体的文本来判断，这样才是恰当的翻译。那为了做到尽可能忠实，什么时候用直译？什么时候用意译？可以从以下的例子来深入透彻地了解。

例 1: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毛泽东选集》三卷，1050)

译文：Today twobigmountainslie like a dead weight on the Chinese people. One is imperialism, the other is feudalism[3].

“大山”为隐喻，译文中也都用直译法，译作big mountains, 保留了原文隐喻中的形象和修辞效果。

例 2:“走进……”的英译：走进WTO: Accession to WTO;走进阿尔卑斯山：Pass to Alps；英国著名小说家和小说批评家E.M.Foster的“A Passage to India”(有人译为《印度之行》)也可以翻译为“走进印度”；还有，走进翻译:Understand Translation,而不是我们想到的Entering the Realm of Translation，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走进”都直接译成了“entrance”[5]。

那么到底什么情况下采用直译; 什么情况下采用意译呢? 谭载喜认为可以遵循这样的原则: Translate literally, if possible, or appeal to free ( literal) translation. (能直译的就采用直译, 不能采用直译的就采用意译。) 方能保留译入语的指称意义, 求得内容与形式相符[4]。

有些作品有着丰富的内涵，寓意深刻，只有通过意译才能表现原来题目的目的、意义和内涵，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作品名：《大钱饺子》A Good-luck Dumpling[6],如果把《大钱饺子》直译为A Coin Dumpling，容易使人想到a dumpling made of coin, 与本文的意义相距甚远：吃到包有大钱的饺子，就有福气，全家希望把这样的祝福献给母亲，通过全家的合作，最后母亲吃上了那个大钱饺子。因此，前者的译文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意义。而另一个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该书介绍了1949到1988年间我国的坎坷历程，译为“Years of Trial, Turmoil and Triumph: China from 1949—1988”，更能表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又符合英语的表达方式。翻译作品名时，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对原作品有深刻的了解，把握其时代背景，采用英语特征的表达方式，这样能使译文准确、达意、通顺。这时采取的就是意译，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但是有时在一句话中可能需要同时采用两种方法——直译兼意译。例如：贼眉鼠眼：to behave stealthily like a thief[6]。“贼”是直译，其它部分则是意译。

译者的翻译工作不是在真空中完成的, 读者阅读译文也不是在真空中进行[2]。无论采用直译还是意译，译者必须注重在译文中与读者交流、协调。译文要让读者理解、接受、欣赏，以达到传递原文的目的。

二、贺拉斯的翻译模式及其实际运用

贺拉斯翻译模式源于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65 BC- 8 BC)，古罗马著名的诗人和批评家。贺拉斯对翻译理论的论述主要见于《诗艺》(Art Poetica)一文。该模式从时间上来看先于杰罗姆模式，其深受西塞罗( Marcys Tullius Cicero, 106- 43 BC)的影响，赞成活译，摈弃直译。他提出的“忠实的翻译” (fidus interpres)并非忠实于某一个原文本，而是忠实于它的“顾客”(目的语读者)，当然这也只是贺拉斯时代的“顾客”[7]。在当时，无论是笔译者还是口译者，要想得到信赖，他就必须准时完成任务，并且获得双方(原作者与读者)的满意。因此，作为一个口译者，他要在原作者和读者之间用两种语言来协商；如果是一个笔译者，他也要在读者和两种语言间协商。“协商”(negotiation)是贺拉斯模式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与传统的忠实性的“对等”(equivalence)翻译是相悖的。由此贺拉斯赞同意译，而不是字对字的对等翻译。若要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接受，就好比一场生意交易，为了确保交易成功，我们往往被建议说不要那么忠实。所以“忠实”是一个相对概念，是灵活的、动态的，在贺拉斯模式里忠实的最终目的是协商的成功。

如下面的例子：Unless you′ve got an ace up your sleeve, we are dished.直译为：如果你袖子里没有艾斯，我们就完了。意译为：除非你有精囊妙计，否则我们是输定了[8]。上面例子如果直译的话看似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但是听起来比较僵硬，晦涩难懂。类似的例子还有：No aim could be too remote, too simple, too absurd-and no experiment too outlandish. 直译为：没有任何目标能够是太遥远、太简单、太荒唐——没有任何实验太奇特。意译为：再渺茫、再简单、再荒唐的目标也值得追求——再离奇古怪的实验也应该尝试[8]。同样这个例子如果直译的话倒不能传达原文的寓意。要让译入语通俗易懂，所以得采取意译，这符合译入语文化，使其被接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汉译中国成语，如：a drop in the bucket:直译为：一桶水中的一滴，意译为：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微不足道；微乎其微；不足挂齿；不值一提；不起眼；渺小[8]； a nod is as good as a wink to a blind horse: 直译为：点头也好，眨眼也好，示意盲马，同样无效。意译为：犟汉难劝，狂人难喻[8]。

贺拉斯时代没有神圣的宗教文本，但是它却具有当时占有特权地位的拉丁语言的特征，这就意味最终协商时倾向于拉丁语，且协商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平等。BSAANETT和LEFEVERE很形象地运用了“假日酒店连锁店综合征”[2](Holiday Inn Syndrome)，即在这里一切异国的、外来的事物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标准化。事实上这是在暗示，拉丁语可以让所有国外的，外来的语言标准化，统一化，规范化。可见贺拉斯模式也是符合当时时代的要求，在协商时要倾向于拉丁语语言的特征，而在今天则是英语。“把其它语言，尤其是第三世界语言，翻译成英语时，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偏向英语，所有的外国的、异域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都被标准化了”[2]。因我们不了解拉丁语，就以最熟悉的英语来看，例如：落汤鸡：a drawn rat; 拦路虎：a lion in the way;爱屋及乌：love me, love my dog。这里所采用的翻译方式，就是使原语与目的语之间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彼此差异降到最低，用目的语读者熟悉的语言和文化表达原语的语言和文化，使译文更透明、通顺、易懂，为两种语言更有效的交流扫除了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在比如圣经里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所对应的译文为：man shall not live by bread alone。本句喻为生活的意义不仅是追求物质享受。这在翻译时也是得灵活对待，中西方生活习惯不一样，西方通常是以面包等西餐为主食，如果不了解该文化很可能直译为“面包”。但对于我们东方读者来讲可能难以理解。同样还有伊甸园，对应的是Garden of Eden, 该喻为人间天堂，乐园。如果不了解圣经，哪我们在翻译“人间天堂”时，可能只会想到heaven或paradise，这也不错，只是不地道。这时译为“Garden of Eden”，使得译者向译入语读者靠拢，使原文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文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之中。另外一个例子：“狐假虎威”一种译为： the fox is false, while the tiger is mighty;另一种译为：an ass in a lion′s skin[8].它反映了汉民族对狐狸与老虎这种动物特有的民族心理感受及认知，根植于汉民族文化。由于英语民族却反对这两种动物的上述心理体验和文化内涵，故英语就没有关于狐狸和老虎这种文化内涵对应的词语。若将之译为英文读者就会不知所云，反之，汉译英时，将其转用民族熟悉的形象，读者就更容易理解了。

三、两种模式之归结点—相对的“忠实”

翻译离不开社会的认知需要。不管是杰罗姆模式还是贺拉斯模式，它们都有自己产生的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的背景，都得到当时的认可。在杰罗姆时代，起初圣经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决定了翻译要绝对的字对字的对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现这一模式的极限性和缺乏实用性，又主张翻译策略应该是依据译者自由选择；而贺拉斯时代拉丁语作为特权语，那么其翻译的目标是尽可能忠实于特权语的文化和语言特点，故翻译总是按一定的社会集团利益和社会认知需求来进行。

不管哪种模式，它们的最终目的是保证其译入语更好地被传达，使其通俗易懂，准确表达其思想、意义，从而达到“忠实”。如何昌邑所说“翻译标准是历史的﹑动态的﹑民族的并根植于文化和意识形态标准”[9]。翻译活动主要是一种社会行为。译者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他的翻译意识和翻译行为受到社会的影响和制约。翻译理论必须与本国的国情相结合，即从本国、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的现实出发，以本国与异国的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为基础，深入探讨不同的思维习惯与语言心理。翻译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其遵循的标准是相对“忠实”。

[参考文献]

[1]方梦之.翻译新论与实践[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

[2]LEFEVERE B S.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吕瑞昌，喻云根，张复星，等.汉英翻译教程[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119.

[4]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 [M].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5.

[5]杜争鸣.翻译策略与文化:英汉互译技巧详解[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6]郭富强.汉英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91.

[7] HORACE. English Literary Studies[M].University of Victoria,1981：67.

[8]何昌邑.论翻译标准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系[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1(6)：135-139.

[9]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