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论自贡盐商的首创精神

宋良曦

纵观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有价格差异就有商业活动，有利益利润就有投资行为，古今中外皆是如此。商业将人类连系成互相依赖，休戚相关而又充斥着矛盾和冲突的整体。盐商巨贾，是中国历代商人中最为富有的群体之一。随着盐业生产的发展，盐业经济的繁荣，各地盐商，发迹起家。

谁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盐商，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应为膠鬲。据《孟子·告子篇》和朱熹注，胶鬲是殷商末期人，原为商纣王的大夫，遭商纣之乱，隐遁经商，贩卖鱼盐，最后被周文王发现，举以为重臣，后世尊膠鬲为盐商的鼻祖。然其崇祀先辈又可追溯到虞舜时代。舜曾“贩于顿丘”“债于传虚”，他的商业活动，必与解盐的早期流通有关，所以说大舜是最早的盐商亦不为过。关于中国早期盐商的记载，还有《史记·货殖列传》“猗顿用盬盐起，与王者埒富”①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即端木赐，贩盐致富。汉初人刁间，“逐渔盐商贾之利，起富数千万”②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汉代时的四川，“其豪门亦家有盐井”③常璩.华阳国志·巴志[M].济南:齐鲁书社,2000.。著名的齐人东郭咸阳，司马迁称之为“大煮盐”，他以煮海致富，家资“累千金”④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六十·吴王濞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汉初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不仅自己拥有巨额财富，而且“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使吴地繁华起来，成为“江东一都会”⑤司马迁.史记·平准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蜀中巨富卓王孙，在垄断冶铁的同时，亦利用当地资源，经营井盐业致富。以上史乘说明，中国盐商自发迹起家，即逐渐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⑥刘禹锡.刘宾客集:卷二十一·贾客词[Z].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盐商及其资本的作用十分复杂。就其积极贡献而言，至少涉及到传统市场、交通运输、货币税收、商业信用等诸多方面。盐商一族不仅拥有巨额的社会财富，而且具有巨大的社会能量，在中国社会的构成中，各地的盐商形成一个相当特殊、极为活跃的组分，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大众心态、社会文化，都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自贡盐商的形成与崛起

在四川井盐业的发展和演进中，自贡盐业不是最早的，但确实是最好的。中国井盐，与蜀守李冰建都江堰同步，肇始于战国末期。而自贡盐业，则发端于东汉，晋代初具规模，唐宋时闻名全川，明代成为四川26个产场之一。当时的井盐生产，还处于“单夫匹妇”的小作坊生产，富商巨贾，为数甚少。南宋时曾到荣州摄理州事的陆游，写下了“卖蔬市近还家早，煮井人忙下麦迟”①陆游.剑南诗稿:卷六·晚登横溪阁[Z].的诗句，说明当地的农民一面进行农事活动，一面进行井盐生产的情状。

入清以来，随着四川地区战乱和杀戮的终结，随着移民入蜀的推进，亦随着盐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蜀盐始蹶而复振”，井盐技术不断进步，井盐产量不断增加，市场信息不断扩大，自贡地区出现了不少“富甲郡邑”的盐商。清中叶以后，在“川盐济楚”的发展机遇中，自贡盐商异军突起，从工场手工业向近代企业迈进，不少盐商成为集井、笕、灶、号于一体的实业家。这块盐场称富荣的土地，更被誉为“富庶甲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独执四川井盐业之牛耳，成为名闻遐迩的中华盐都。这时，一些富甲全川的盐商和盐业家族开始出现，他们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川南一隅，创造了经济的奇迹，书写了工业的文明，缔造了财富的宝典。

清光绪十四年（1888），一名叫弗吉尔·哈特的美国人来到了自流井，他被这里井盐生产场景的宏大、街道的繁华、盐商的富有深深地震撼了，回国后即撰写了《自流井考察记》。他在文中写道：“这些工厂显示出巨大的工业能量，也许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现在毫不怀疑有数千口盐井在生产，而不是一千多口盐井在生产……这里是个巨大的贸易中心……在全世界我们能再找到一个年代这样久远和规模这样宏大的企业吗？”②弗吉尔·哈特.自流井考察记[J].梁鹰,译.盐业史研究,1991(4).

李榕在其所著《十三峰书屋文稿》卷一之《自流井记》中，也记述了这里的繁荣景象：“担水之夫约有万……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之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有万，积巨金以业盐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牲畜、竹木油麻者数千家。”③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一·自流井记[Z].龙州书局,1890(光绪十六年).当时的四川总督丁宝桢在给清廷的奏折中称，每年全厂所入，约银500万两上下，年征税银达170万两之谱。1917年4月出版的《科学杂志》刊载了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撰写的《四川自流井盐矿》一文，他写道：“游子初抵此者，闻各处盐井机械叮 之声，以为身入欧美工厂矣！此在我国固罕见而在内地直不啻凤毛麟角。”④竺可桢.四川自流井盐矿[J].科学,1917(4).林振翰更在其1916年出版的《川盐纪要》中慨叹道：“自贡两场毗连，盐业劳动家不下十余万人，牛马亦数万匹，诚吾国唯一之大工场也。”⑤林振翰.川盐纪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

在許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中，把自贡盐场称作“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手工业工场”，把自贡盐商群体称作当时全国最大的手工业资本集团①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曾小萍（Madeleine Zelin）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曾多次到自贡考察盐商们的历史足迹，她在其所著的《自贡商人：早期近代中国的工业企业家》一书中写道：“它的企业家们，不论大小，是创建产业资本并发展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先驱。最成功之处在于建立了大规模的横向、纵向一体化企业，它们主导着四川南部的经济，也使得它们的股东们跻身中国最富有之人的行列。”“自贡商人筹集资本、发展和利用新技术、占据市场以及组建和维持合作商业组织的能力，表明他们对于极幸运的地质条件的依赖是很有限的。同任何地方的企业家一样，他们是在塑造了他们商业行为的文化资源和政治现实的综合体中奋斗，而在他们追求利润时，这一综合体也被他们所利用。”②Madeleine Zelin ：The Merchants of Zigong: Industrial Entrepreneurship in Early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诚哉斯言！

自贡盐商，种类繁杂，名目甚多。有专营一业者，有兼营数业者；有直接经营盐业者，也有经营与盐业有关的其他行业者；有独资经营者，也有合资经营者。井商、灶商、笕商、银钱商，还有炭商、木商、竹商、油麻商，正是这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盐商群体，与广大盐工一道，共同造就了自贡这座遍地盐井的都市，使这里成为了世界第一口超千米深井的诞生地，成为了世界钻井之父，成为了中国的盐都。

叩问盐都的记忆，倾听历史的足音，寻访盐商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自贡盐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商帮，是一个值得解读的族群。他们同晋商、淮商、长芦商有明显的不同。他们并没有闯关东，也没有走西口，更没有下南洋；他们并没有依附清廷、报效清廷，以取得清廷的庇护和政策优惠；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经营锁死在销售、物流的环节，而是守望着脚下这块广袤而神奇的土地，靠着锲而不舍的精神，探索着地下的奥秘，凿井煎盐，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实体，既不仰人鼻息，又能抗御风险。他们靠着诚信天下的品德，引进了外地的商人和资金。他们靠着睿智精明的谋略，抓住了机遇，拓展了市场，赚取了利润，积累了财富。驰骋盐场300年的自贡盐商，以自己的首创精神给“因盐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的自贡留下了一段辉煌的创业史。

自贡盐商是富有的，资力是雄厚的。鼎盛于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四大盐商家族，拥有大量的产业资本和土地资本。当时盐场流传的俗语称：“河东王、河西李”，“不姓王、不姓李，老子不怕你”，折射出王李两大家族的财势威权。“王三畏堂”在极盛时，拥有黄黑卤井数十眼，推水牛只一千二三百头，天然气盐灶锅口700多口，日产花盐96000斤。三畏堂总部设在金丰井，其掌柜、职员200多人，常年雇用的工人达2000多人。据闻当年的道光皇帝，只知道自贡地区的三口井名：一是因盐井名演化为地域名的自流井；一是被誉为“古今第一大火井”的磨子井；再就是这里最富有的盐业家族“王三畏堂”的总部金丰井。其时，“三畏堂”开设的盐号遍及重庆、宜昌、武汉、沙市、洋溪。其田土乡庄更广布内江、威远、宜宾，年收租谷17000多石。“李四友堂”在其极盛时，拥有水火井100多眼，火圈800余口。仅在“四友堂”挑盐水的工人就在千人以上，在外地开设的盐号达 70余家，在贵州仁怀和四川綦江开设的盐号，就拥有武装家丁500人。“四友堂”帐房里常年储备的现银达30万两。总之，王、李两家的资本额都在百万两以上，这在19世纪的中国，堪称绝无仅有。光绪年间，“四友堂”总办李祥庵的妻子去世，其葬礼持续一个多月，遍请附近州县高僧合做道场9天，连续放焰火3天，通宵达旦。川内著名戏班名角登台唱戏，奠酒开3天，来宾数千桌，耗银数万两。“三畏堂”总办王达之嫁女，其陪嫁有祖田800余石、火圈60口、被褥床帐达120套，堪称豪华婚礼了。

散处全市的盐商会馆、宅邸宗祠，更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盐商们昔日的豪富。西秦会馆是由陕西籍盐商集资修建的同乡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历时16载竣工，道光七年至九年（1827—1829），又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维修与扩建，前后耗银5万多两。会馆殿宇巍峨、画栋雕梁、金碧交辉，是中国会馆建筑的珍品，也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瑰宝。湖北籍盐商修建的禹王宫；广东籍盐商修建的南华宫；福建籍盐商修建的天后宫；贵州籍盐商修建的霁云宫；湖广籍盐商修建的湖广庙；本地盐商修建的井神祠、文武庙；盐运商修建的王爷庙；银钱商修建的财神庙，各具神韵，各领风采，使自贡一时会馆林立，蔚成大观。大盐商李星桥，拥有五房妻妾，其居所名为“五云村”，寝所称作“五美堂”。大夫第、天禄堂、胡元和，这些盐商豪宅，无不锁定了一段历史，一段时光，折射出当年盐商颐指气使的众生相。涵院，是抗日战争中崛起的新四大盐商之一的侯策名私宅，别墅洋楼，花木扶疏，比起老盐商的深宅大院，又是一番气派。

二、自贡盐商的首创精神

“咸泉上涌，水火既济”，是自贡盐商的期冀；“盐泽天下，德润家邦”，是自贡盐商的理想；“偷得余年勤垦凿，积念勿忘在读书”，是自贡盐商的理念。在当时严苛的政治、盐法、律令桎梏下，自贡盐商既不能通融朝廷，多数盐商又不愿结交官府、贿赂盐官。而严峻的现实是：不创新井盐技术和管理模式，便不能提升生产力；井老水枯，不开新井便不能补旧课；山童柴少，不开辟新能源便不能维系生产。这就练就了自贡盐商自立自强、开拓进取的品性和敢为人先的精神。

四川地域史上盐卤、天然气资源的开发与合理配置，科学技术与经营方式的重大革新，大都同盐商资本的活跃有关。当然资本的原始积累，不是一蹴而就的。自贡盐商的发迹起家，大都经历了一番筚路蓝缕，勤俭聚敛的过程。在大盐商王和甫的子诚公祠，供奉祖宗的神龛前，摆放着一根挑盐水的扁担，这是王和甫的祖父王向荣留下的。王向荣自幼家贫，中途辍学，靠挑盐水养家度日，后来凭借眼力过人，看地脉、选井位，每发必中，闻名远近，逐渐经营井灶发轫，成为盐场巨富；他也是咸丰三年（1853）“川盐济楚”的倡首人，所创设的“仲兴祥”延续百余年。王向荣的子孙祭祖时拜祭的这根扁担，实际上是倡导传承勤勉俭朴精神的文化符号。“胡慎怡堂”的发家人胡元海，是靠从江西迁徙贡井时带来的棉布到自流井贩卖，赚钱后开设棉布店，资金日积益多，再开始经营盐业的。“李陶淑堂”的发家人李振亨，给自贡人民留下了一个十分经典的故事。李振亨自幼家贫如洗，与其弟振修一起学铁匠手艺，起早贪黑，技艺日精，后自开铁匠铺，专为东西两场盐井锻制凿井的锉头，因其质量最好，深为井商赞许，声誉日隆。在积累一定资金后，李振亨于清道光初年在自流井张家沱投资开凿盐井，起初还顺利，但经年累月，仍不见功，而凿井的资金已经用尽。百般无奈之下，李振亨选择了放弃。他见老母亲头上有支金挖耳，便祈求母亲给他去当铺当了点散碎银两，请工人吃上一顿散伙饭。工人们感念东家的情意，便商量好第二天免费再为之凿井一班。翌日开凿不久，即将盐井打穿，李振亨获得了经营盐业的第一桶金，从此逐年发展，以至跻身于盐场巨擘和“老四大族”的行列之中。这口盐井，即取名为“挖耳井”。

现虽囿于学识，仍将自贡盐商在井盐科技史和经济史上的重大首创略加梳理于下，以求教于方家并期盼匡正。

（一）首创精湛的井盐生产技术

明清时期，自贡盐商依靠和组织盐工，首创了以自流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深井钻凿技术，掌握了当时最为先进和科学的盐井钻井、修治井技术和工艺，盐井也越钻越深。清乾隆三十年（1765），老双盛井钻到 500米深；嘉庆二十年（1815）桂咸井钻到797.8米；道光十五年（1835），燊海井钻达1001.42米，是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深井。咸同以降，自贡地区超过千米的盐井，已比比皆是。可以说以自流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深井钻凿技术，在当时是远远走在世界前列的。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将古代深井钻凿技术列为中国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26项重要发明之一。在波士顿博物馆、旧金山地质博物馆、德国波宏矿业博物馆，都曾以自流井的钻井技术揭开陈列序幕。美国地质大学的钻井教科书，第一课就是自流井；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钻井技术条目的第一条也是自流井。历史学家徐中舒撰文道：“这是我国劳动人民继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文明又一卓越贡献。”①徐中舒.古井杂谈[G]//彭久松,陈然.四川井盐史论丛.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12.日本著名学者岛恭彦说：“这种钻井工艺，体现了前科学之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极限。”②宋良曦.盐史论集:第四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自贡因自流井而得名，直到现在，海内外知道自流井的人也远比知道自贡的人为多。自流井成了中国古代深井钻凿技术的象征，成了中国盐都的代称，被西方学者誉为现代钻井之父、石油工业之父而独享殊荣。

在位居世界前列的深井钻凿技术引领下，自贡井盐科学技术取得了辉煌成就。以补腔工艺为代表的修治井技术；以偏肩为代表的井下打捞技术；清代渐臻成熟的 盆无阻裸眼天然气开采技术；清末岩盐井自然连通开采技术；无压力连通笕管输卤技术；植物蛋白提取有机杂质制盐技术，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遥遥领先的。大坟堡岩盐体在其1.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先后开凿了198口盐井，创造了盐井分布最为密集的世界纪录。在90年的时间内，大坟堡岩盐体的采盐量达 903.08万吨，占总储量的92.53%，创造了世界深层薄盐层的最高开采率③林元雄,宋良曦,钟长永,等.中国井盐科技史:第三篇·第九章[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349.。

1902年左右，自贡盐商首次在石星井试用蒸汽机车汲卤取得成功。1906年，贡井蜂子岩地区的奎源井，首次使用镔铁筒汲卤，代替了自北宋以来用以提取卤水的竹制汲筒。1904年4月，自贡盐商在大坟堡的珍海井以钢丝绳汲卤，取代了井盐生产史上长期以来用以汲卤的竹篾绳索。1924年2月，自贡盐业生产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蒸汽为动力的冲击式顿钻机器凿井，使用机器钻凿的第一口盐井为大安地区的鼎鑫井。由盐商李敬才出资，通过上海英商通用电器公司，向美国开士东厂购买的第 35号汽力撞钻机，钻进 800事故作业之前，便要在井口一侧供奉“颜公蕴三香位”，顶礼膜拜。颜蕴山生前有两大嗜好，一是每天要洗两三次热水澡；一是食量惊人，每顿要吃一个肘子、一只鸡。王朗云看重他的技术，除支付高薪外，颜蕴山每到一地一井，都要命人给他搭建临时澡堂，并满足他的口福。这在当时，即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集中体现了。

（二）首创中国最早的股份制经营模式

《旧约全书》说：“盐的契约永远有效”。自清初以降，自贡盐商承继和发扬了契约精神，为因应合资经济的正常运作，普遍实行了契约股份制。它是中国人建构的一种股份制民族形式，在世界股份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签署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开凿同盛井的契约，被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称作“中国最古老的股票”①四川省档案局,政协自贡市委员会.辛亥革命与川盐变革档案实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自贡盐商是契约股份制的首创和原创者。自贡盐商以股份制经营模式，有序地将盐业生产所需投入的资金汇聚起来，同时又有效地将盐业经营可能遇到的风险化解开去。

在延续了200多年的契约股份制运作中，自贡盐商在留下的数以千计的经营井、笕、灶、号的契约中，明细规定了股权单位，投资者、土地所有者的股份数额。投资者投资开凿盐井，一般要同土地所有人签订“出山约”。约定投资者投入全部凿井费用，地主投入“一井三基”的用地，俟盐井投产后，将全井收益合计为若干股，投资者占多少股，地主占多少股一一载明。清同治年间，吴鼎立即在其所著《自流井风物名实说》中，对《井规》即股份制通则作了如下描述：“地主出井眼、廊厂一切基址，得地脉锅份三、四口，客出资捣锉成功得开锅十八口，浮锅二、三口。”②吴鼎立.自流井风物名实说[Z]//（同治）富顺县志:卷三十.在自流井盐场一般分为三十股，当时叫三十日英尺。1941年9月，自贡盐商采用第一台电动卷扬机在凉高山的利成井采卤取得成功，开始了自贡盐业电力采卤的历史。

2006年6月8日，自贡井盐深钻汲制技艺被颁定为全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谓名副其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世纪中叶时，自贡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手工业工场，而且是中国最大的井盐科技城，至今仍然是中国最大的井矿盐生产基地和科研、设计、信息中心。

在自贡盐商的群体中，有部分本身就是井盐技术的行家里手。“颜桂馨堂”的发家人颜昌英及其兄颜仕超在选择井位和钻凿盐井方面，掌握了较为先进的技术且富有经验，所凿的盐井均见成效，无一作废，藉以起家。前面提到的王向荣，还在盐场发明了一整套将井老水枯的盐井加深复淘的技术，不仅挽救了行将停废的盐井，而且使其产量倍增，这就极大地提高了盐井的生产力。至于盐场“新四大盐商”候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垓中的熊佐周，更是盐场交口称誉的“土专家”。他聪敏好学，在盐矿地质、凿井、修治井等方面无不精通，不仅自己投资的盐井水丰火旺，而且还经常被其他盐商请去排除井下事故，每见奇效。

另一方面，自贡盐商前后雇请了不少掌柜、井口管事、山匠、灶头，他们当中不乏其技术精英。王朗云雇用的井口管事颜蕴三，又名颜蕴山，修治井技术特别高，常以泥土作模型，研究创制了不少修治井和打捞井下落物的工具，流传在盐场用以打捞井下落锉的“活偏肩”就是他发明的。数十年中，颜蕴山准确及时排除的井下事故难计其数，以致在他死后，盐场的井口管事和山匠们尊称他为“颜三土地”。在进行凿井和处理井下份，地主只占五六日份；贡井盐场一般分为二十四日份，地主只占三四日份。出山约又分两种，一种叫年限井，即规定盐井投产若干年，如 10年或18年后，投资者即刻撤出且不准带走任何设备设施，盐井的全部产权利润归地主所有。另一种叫子孙井，即契约签订后，投资者和地主所占的股份永久延续，子孙继承。在自贡，不少外地投资者签订了子孙井出山约后，逐渐演化成为了本地盐商。那就是陕帮、晋帮、渝帮、江津帮、下江帮的先辈。民国时期，陕帮的邬诚三、江津帮的刘灜州即是其代表。

自贡盐商的投资经营模式，映证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早期工业化；留存了工场手工业经营的模块；折射了当时产权关系的变迁，以及土地、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之间的转换，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自贡盐商在投资经营的运作中，积累和采用了多种从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投资经营管理模式，如家族式、亲朋式、“井盘井”“盐盘盐”“灶盘灶”，组构“大关”“堆金会”等模式。自贡盐商所首创的股份制投资经营模式，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卓越贡献。

自贡盐商在股份制经营过程中，又可依照形势变化、资金运作、产权更迭等情况签订股权转让，出顶即做中节、下节、再下节、杜卖等各类契约，具体约定不在本文赘述。自贡盐商在经营盐业的实践中，既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力，又积累和形成了一整套完善和成熟的经营管理经验和制度。自贡盐业被中外学者认定为是最能代表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运营的行业之一，自贡也被称为中国资本主义孕育和起步的典型地区。

（三）首创中国最早的“BOT”招商引资模式

“客来起高楼，客走主人收”这句流传在自贡盐场的俚语，形象地说明了自贡盐商招商引资的模式。让我们再看看“BOT”招商引资模式。自贡盐商一直遵循着全盐场约定俗成的招商引资模式。投资者投资开凿盐井，一般要同土地所有人签订“出山约”。约定投资者投入全部凿井费用，地主先期投入“一井三基”的用地，即每一口盐井占地和就井设灶所需的碓房、车房、灶房的用地，在盐井开凿施工期间，哪怕是三五年、十数年，都是不收取租金的。俟盐井凿成投产后，便将全井收益合计为若干股，投资者占多少股，地主占多少股一一载明。上文述及的年限井占股模式，即是“客走主人收”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模式应该是现代经济运作中BOT模式的鼻祖。

我们对年限井契约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出，年限井是投资者享受盐井正式投产收益有时间限定的招商引资模式。这是一种甲乙双方长期合作，互利共赢的体制。山、陕等地的投资商在契约规定的年限内，赚取了最大额度的利润，在契约到期后，也想荣归故里，用在自贡盐场获取的银两买房造宅，置业购田乃至捐官了，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不愿长留异乡的。而本地的盐商或地主，在契约规定的年限内，虽然让利于人，只能得到20%的利润，但在契约到期之日，即可获得盐井的全部利润，可谓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均乐而为之。历史的事实证明，自贡盐商以股份制契约招商引资的“BOT”模式，是一种各遂其愿，各得其所的双赢模式。

自贡盐商的这种招商引资模式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解决迅速集中社会资本，有效募集资金创办盐业的成功模式，它以股东的资本集合为基础，可同时容纳多种所有者并存其中，并且这些不同的所有者之间就生产资料的实物形态来说，并不是具有独立性、排他性，而是具有包容性、融合性，这种模式具有强化股东内聚意识，促进不同的所有者在经济利益上互补共赢的主动性，从而使各方利益社会化。

（四）首创中国近代企业管理机构——“大关”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早期起步，自贡盐商的经营管理不断改进和完善。在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方面，自贡盐商探索和实行了一整套甚为先进和科学的经营方针和管理方法，难怪有美国、日本的历史学家指出，一些日本和美国的现代企业都从清代自流井盐商的经营管理经验中吸取了营养。自贡盐商首创中国近代企业管理机构——“大关”，即是其中一例。

“大关”是四川自流井盐业井灶上的管理机构。“大关”有“大管”之义，这一组织所起的作用，即如同多条道路汇集的一个关口，经过这一关口再决定这些道路通向何方。“大关”约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形成，多见于天然气和卤水共生井以及就井而设置之盐灶房。因井灶所有权股伙多，原有柜房无力调度和管理，盐商们经过反复思考、斟酌、商议，从而组建起大关柜房，这是自贡盐商们将盐场的井、笕、灶、号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成功分离的有益尝试。清末民初，大关柜房的掌柜已称作“经理”，由股东会任免。“大关”的职责是经营井灶，管理固定资产，负责在井灶生产的全过程中安排生产、维修设备、制定章程、对外交涉、分红或摊派等。

据曾小萍（Madeleine Zelin）教授的《自贡商人：早期近代中国的工业企业家》一书考证：“在盐井合伙关系中，每个合伙人或合伙人小集团都拿到该井出产的属于自己的卤或气的份额，用于煎烧自己的盐锅。随着凿井的成功，许多凿井合伙关系开始分裂，有的是与最初将投资人聚拢在一起的承首人冲突的结果，有的是因为该投资集团自身，现在成为了复杂的、多个投资单位的集合体，有着各种各样的投资组合，它们对于盐井出产的使用目标并不总是一致。这种情况下，大关就作为全面的管理机构，负责盐井自身的运行，监督每日生产、重要维修，照顾与饲养牛只，有关工人事宜、防火防水等安全问题。大关也起草盐井出产的卤、气分配章程，以一名常设人员维持自己的柜房运作，并作为盐井与外界的联系人。”①Madeleine Zelin ：The Merchants of Zigong: Industrial Entrepreneurship in Early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从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大关的最重要作用是对于竞争和有交叉的利益关系给予公正的裁判，有助于生产，是它进行决断的主要决定因素。就此而论，它是人们设立以应付富荣盐场由于持股合伙制增强、出现复杂监督问题的主要组织之一。

（五）首创盐井地质录井记录——岩口簿

岩口簿是自贡盐商和盐井的山匠、井口管事首创的盐井开凿和盐井修治的地质录井记录。是古代钻井史上的地质档案和工艺档案，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档案文献价值。

以自流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深井钻凿技术，开创了世界机械钻井的先河，为人类文明和科学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在钻井工艺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解井下地质情况和记载修治井过程的重要性。自清中叶以来，自贡地区的富荣盐场以及四川的其他一些盐场，即开始把凿井过程中每道工序使用的工具、每天钻凿的进度、岩层情况、井下发生事故的原因和处理事故采取的措施和方法等，用一个专门的簿子记载下来，以作为日后修治井的参考和依据，并将其取名为“岩口簿”。

岩口簿记载的内容，归纳起来可分为地质录井和钻井录井两大类。地质录井包括砂样录井和钻时录井两种类型。砂样录井就是通过分析凿井时捞取的砂样来了解地层的情况，并加以详细记载。在清代凿井过程中，当扇泥筒将凿下的泥沙捞起之后，“扇起之泥并须详细考查是何地质，用簿登记”，这就是砂样录井。同时，每天钻进时发生的各种情况，亦须记录在簿，这就是钻时录井。每天钻井的进尺也详细地加以记载，这就是早期的钻井录井。整个地质录井和钻井录井工作在钻井过程中极为重视，故在井口有一人专司其职，逐一加以记录。

岩口簿中保存的大量地层信息和地质资料，为了解岩层情况和研究地质构造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从而也为人类认识地下地质规律，有目的地布井，开发盐卤、天然气资源打下了可靠的基础。清人通过对岩口簿的分析和研究，已经对盐卤、天然气资源的地质情况有了一定的科学认识，并确定了地层标准层。岩口簿中的另一主要内容就是对凿井时发生的事故和处理方法的记载。这就为处理凿井和生产过程中的井下事故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有利于经验的总结和修治井技术的提高。

自贡市拥有我国古代盐井钻探的绝无仅有的丰富古籍和档案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川其他一些盐场的岩口簿绝大多数都没有留存下来，唯独自贡市档案馆和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现珍藏的岩口簿成为了全国收藏数量最多、时间跨度最长、录井数量最多的极为系统和珍稀的岩口簿档案。这既是反映我国盐业钻井技术的珍贵档案文献，也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反映人类探索地下奥秘，开发利用地下资源的真实记录。

（六）首创脱离清廷的地方盐商政府

这里还要特别提及的是，1911年秋，四川保路同志会起义，吴玉章、龙鸣剑等人宣布荣县独立，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脱离清廷的地方政权——荣县军政府。各路同志军亦由荣县、威远两地进占自贡。由荣县方向来的秦省三部首先到达贡井，该部参谋付鲁唯约同贡井团总刘子文及前清秀才林悦葱到自流井，邀集自贡两场盐商和知名人士在井神庙开会，宣布脱离清廷。当时自贡盐场的代表人物王和甫设宴招待与会人士，并请“王三畏堂”王恩溥作陪。席间，他们提出：清廷所委派的荣县、富顺两县知县都已逃走，地方须有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应付驻境部队和维持社会治安。于是与会人士又酝酿成立了自贡地方临时议事会，成为脱离清廷的地方独立行政机构，管理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等事务。这是在中国大地上，终结封建帝制，创立新的地方权力机构的有益尝试。

自贡地方临时议事会历时两年有余，实质上是一个盐商政府，是一个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地方政权，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唯一的。据自贡市档案馆现存的档案记载，临时议事会成立时当选的60名议员和各机构负责人，大多数为当地盐商和革命党人。议事会内，虽有旧官僚等存在，但其实权几乎掌握在盐业资本家和同盟会员手中。临时议事会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自贡地方的盐商们，试图完整地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形式移植到中国内陆这块土地上。临时议事会甫经成立，立法、司法、行政机构便具雏型。作为立法机构的议事会，除设议会正、副议长各1人外，还将60名议员分为常驻议员和普通议员。议会内部设置审察、文牍、庶务等办事机构，负责处理议会内日常工作。议会司法职能机构由裁判所、检事局、司法警察队、看守所组成，并相应规定了各自的职能范围。行政方面，分别设立军事局、盐政科、财政科、交通科、学务科署理自贡地方政务。从议事会通过的提案来看，无不反映了自贡盐商和地方资产阶级的意愿，其目的在于通过政权来创造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环境。由此可见，这样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地方政权组织，必然注定了其充当盐业、盐商政治代言人的角色，即商人政府角色。

综上所述，自贡盐商“开拓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就总体、主流、本质而言，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提供的是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