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信用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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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210094）

一、引言

社会信用体系由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三部分组成。其中，企业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基础和核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既是信用信息的最大需求者和供应者，又是市场价格关系、供求关系、竞争关系的主体，企业行为对市场经济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企业信用管理中，企业信用水平的评价和衡量处于核心地位，也是企业信用管理的重点和难点。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信用活动决定经济活动已成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处于严重的诚信缺失状态，总体形势不容乐观。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企业每年因信用问题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约6 000亿元，企业信用问题比较突出。因此，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构建和完善经济社会信用体系，已成为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

二、企业信用影响因素分析

（一）影响企业信用的财务因素

付英（1997）对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作了初步探讨，从外部环境、企业概况、财务状况、生产能力、信托条件五个方面入手，提出构建企业信用评价所关注的指标。

任永平等（2001）在研究信用担保的过程中，提出从企业基础素质、财务状况、创新能力、成长和发展能力四个方面来分析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

范柏乃等（2003）在介绍了国外企业信用评价模型的基础上，从理论上选取了28个指标，最后建立了由企业素质、偿债能力、经营能力、创利能力和成长能力五个方面15个指标构成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

王华琴（2005）利用我国内地上市公司大样本进行实证研究，选用了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增长率等指标，结果表明财务指标事关企业生死存亡。

李萌（2005）在分析了国外企业信用评价指标的基础上，构建了以企业偿债能力、盈利能力、流动性、成长性指标、资产管理效率指标、资本结构与财务杠杆指标、资本市场表现指标、资产质量指标和现金流量指标的评价指标，并用Logit分析法对评价指标进行了筛选，进而建立了商业银行信用评价体系。

李志辉等（2005）利用我国某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客户财务信息和违约数据，以上市公司未按时偿还贷款的比率作为信用风险高低的衡量标准，并选取速动比率、流动比率、主营业务收入比重等指标反映企业偿债能力，来构建信用评价指标体系。

夏银桂等（2008）实证检验了企业内部因素对企业信用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规模、销售增长率、销售净利率及流动资产大小，与企业信用的使用呈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经营状况对企业信用的获得有重要影响。

谭中明（2009）从经营者素质、企业素质、发展前景、偿债能力、盈利能力、现金流量分析、营运能力、创新能力、成长能力和履约情况等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中小企业的信用评价模型。

吴晓楠等（2010）认为企业的利润和现金流量不仅仅取决于核心指标，还受到营运能力、成长能力、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的影响，其研究指出企业的流动资产周转率、净资产周转率、资产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同比增长率五个指标对企业信用有决定性的影响。

文建奇（2011）从供给与需求两个角度对企业信用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企业信用的供给与需求存在正相关关系，且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股权性质等因素对企业信用需求方有显著影响，而流动比率、成长性、财务杠杆等因素对企业信用供给方有显著影响。

（二）影响企业信用的非财务因素

非财务因素作为企业信用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企业的财务因素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为企业信用评价提供充分的依据。所以在对企业信用进行评价时将非财务因素作为评价指标，将有助于提高企业信用评价的准确性。国外学者Bergeretal在其研究中发现，在对企业进行信用评价时，如果能够综合考虑企业的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比仅仅以财务指标为变量，能够更准确地预测企业信用水平。

1.非财务因素中的公司治理因素。公司治理因素包括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违规行为、审计意见等方面。 国外学者 David Yermack（2001）在研究中指出，具有较小规模董事会的公司，在财务绩效方面表现更加出色。Judge 和 Zeithaml（1992）研究发现，董事会的规模和多样性与董事参与战略决策的程度呈负相关，并进一步指出，董事参与战略决策对公司财务绩效有积极影响。我国学者于东智和池国华（2004）通过对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企业的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指标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曲线关系。我国学者邓晓岚（2006）通过实证研究指出，董事会规模越大的公司陷入困境的可能性越大。独立董事对公司管理者具有约束与监督的责任（Jensen and Meckling，1976），对企业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帮助。国外学者 Elloumi和 Gueyie（200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越小，公司出现困境的可能性越大；我国学者吴世农和吴超鹏（2005）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独立董事比例有利于降低“价值损害型公司”向财务困境转化的概率。由于缺乏良好的制衡机制与声誉机制，许多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约束。企业中存在违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内部人诚信和责任意识淡薄，存在道德上的风险和管理上的过失，这就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我国学者张鸣（2005）在研究中指出违规行为与企业出现财务困境的可能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吴超鹏和吴世农（2005）研究了“价值损害型公司”发生违规与其陷入财务困境概率的关系，但实证结果证实二者之间不显著相关。我国学者邓晓岚（2006）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违规行为与公司经营困境呈现正相关关系。

审计师依据企业持续经营的原则出具审计报告，用于解释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或潜藏的风险。Flagg，Giroux 和 Wiggins（1991）发现审计意见是识别破产的一个重要的预警信号。而 Hill，Perry 和 Andes（1996）使用事件史法建立了破产与财务困境风险动态模型，发现审计意见对破产与财务困境的解释能力均极为显著。吴超鹏和吴世农（2005）发现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会显著增加“价值损害型公司”向财务恶化状态转化的概率，但对“价值损害型公司”向财务康复状态转化的概率影响不显著。邓晓岚（2006）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其发生经营困境的可能性较小。

2.非财务因素中的股权结构。国内和国外学者通过研究证明，国家股的退出对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有一定的作用。国外学者La Porta和Lopezde-Silanes（1999）通过研究指出，私有化能够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尽管可能必须以社会的损失为代价；Xu和Wang（1997），Wei and Varela（2003）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国有股权对上市公司绩效存在消极的影响。吴超鹏和吴世农（2005）通过研究发现，国有控股的公司出现财务危机可能性更大，但是邓晓岚（2006）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国家股比例与公司发生经营困境的概率呈负相关，存在部分国有股权的企业比完全私有化的企业经营效率更高。

集中的股权有助于加强对管理者的监督，从而减弱股东间相互搭便车问题。另外，较高的股权集中会增加接管的可能性，对管理者形成约束。 Burkart、Gromb 和 Panunzi（1997）认为集中的股权既有收益也需付出成本。 Elloumi和 Gueyié（2001）通过研究指出，大宗股票持有人的持股比例与企业发生财务困境的概率呈负相关。 Parker、Gary 和 Howard（2002）的实证结果表明大宗股票持有者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生存率间存在正相关关系。Xu和 Wang（1997）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邓晓岚（2006）通过实证研究也指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发生财务困境的概率呈负相关。

3.非财务因素中的企业市场地位。在有关企业市场地位的研究中，国外学者 Fama和 Jensen（2002）认为在众多的反映公司经营状况的信息中，公司规模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资产的大小和抗击风险的能力，规模大的公司与规模小的公司相比总是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公司的价值会被高估。因此，公司规模能够作为公司质量好坏的有效信号。Booth（2003）等学者认为规模大的公司相对于规模小的公司而言，通常实施多样化经营并且具有更稳定的现金流，破产的可能性较小。

我国学者沈根祥等（2002）以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公司债务率与公司规模成正相关关系。而我国学者洪锡熙、沈艺峰（2004）也以总资产为解释变量，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21家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公司规模越大，债务水平越高的结论。吕长江、韩慧博（2001）学者通过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因此，公司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信用。

由于对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加以度量存在一定的难度，非财务因素中的行业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宏观经济态势及具体企业在行业中所处的地位，代表着企业的竞争实力，可以采用行业影响力来表示。市场地位越高的企业，其企业竞争力就越强，那么企业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就越强，可以预期的企业违约率就越低，其信用水平就会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