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看英美政党制度

刘志成

（云南大学外语教学部，昆明 650091）

政党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同时，政党的起源与发展受到一定社会的文化的影响，因此对政党制度的考察必须放置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同时也要考察一定社会的文化现象。关于政党的定义，现代政治研究的学者们认为，政党是指一定社会的一定阶层的人组织起来，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标，尤其是涉及到国家最高权力的争夺的政治组织。而《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对政党的定义为：“政党是这样一种组织，它通常是通过它所提出的候选人担任公职，以期达到控制政府之目的”〔1〕。

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制度。研究一个国家的政党不仅有利于研究一个国家的国体和政体，同时对于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政治道路的选择都有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对英美两国的政党制度与我国目前政党制度进行比较，从而更加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由我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一、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英美政党制度的起源

西方最典型的政党制度是两党制，而“两党制最为典型的是英美两国，这两国的两党制对世界许多国家政党制度的形成有过很大影响”〔2〕。因此研究英美两国的政党制度对于了解西方政党制度的渊源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把英国和美国归入两党制，并不是说在英国和美国只存在两个合法政党，而是说在英美的政党政治现实中只有两大党能够通过竞选上台执政，并且每隔一段时间能够实现政党轮替”〔3〕。

（一）英国政党的起源和发展

英国政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英国大革命前夕的已初步具有政党雏形的“骑士党”和“圆颅党”政治组织。1640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为了筹集军费镇压苏格兰起义，不得不召开被长期废黜的议会，议会内部分成两派，一派是支持国王的保王派“骑士党”，主要由大贵族和国教的信仰者所组成；一派是国王的反对派，主要由新贵族、工商业者构成，被称为“圆颅党”。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骑士党”与“圆颅党”逐渐演化成“宫廷党”与“乡村党”，1673年，大法官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因为发表反对国王的言论被免职，愤而投身于反对国王的阵营，成为乡村党的领袖〔4〕。此时的乡村党和宫廷党虽然已具备政党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有自己的领袖、有自己的政治主张等，但是它们在夺取议会席位方面的政党特色还不明显，因为当时还主要是王权至上的时代，所以还不能称为真正的政党，只能被当作政治派别。英国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政党是在辉格党和托利党的诞生后出现的。

1678年的“天主教阴谋案（Popish Plot）”直接导致了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出现。教士泰勒斯·奥茨（Titus Oates）编造了一起“天主教阴谋案”，声称一群天主教徒密谋刺杀国王查理二世，并准备在法国支持下扶持查理二世的兄弟、信奉天主教的约克公爵詹姆士为国王，要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并屠杀新教徒。乡村党于是利用民众的不满心理在议会里对亲法的宫廷党领袖丹比提出弹劾，并给国王施加压力，要求英国加入欧洲大陆的反法战争。这也表明乡村党染指国家外交事务的开始。查理二世被迫于1679年解散了乡村党占多数的骑士议会而重组议会，但是在重组的议会中，乡村党仍然占据议会的多数，并在议会中提出《排斥法案》（Exclusion Bill），这项法案企图剥夺王位继承人詹姆士的王位继承权，因为詹姆士是天主教徒，这表明乡村党开始觊觎和染指国家最高权力。这次对王权的争夺导致议会中分裂为两派，一派以丹比为首坚持王位世袭，尊重王权；一派以沙夫茨伯里为首坚持宗教改革、反对王位世袭。后来这两派各自得到一个其政敌所取的绰号，拥护法案的一派被称为“辉格党（Whig）”，“辉格”原意为马贼，后来讽刺革命时期的长老派和保皇派；而法案的反对者被政敌讥讽地称为“托利党（Tory）”，“托利”原意为不法之徒〔5〕。由此辉格党和托利党就诞生了。

1685年詹姆士继承王位后，仍然奉行王权至上的原则，虽然恢复了议会，但是议会只是王权的附庸。不久詹姆士宣布恢复天主教，这使得一向支持王权和国教的托利党也不能忍受，由此爆发了1688年的“不流血革命”又称为“光荣革命”，国王逃亡法国，在荷兰执政的国王的女婿威廉和女儿玛丽被迎接回国作为英国新的统治者。为了限制王权，议会于1689年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该法案的颁布标志着英国立宪君主制的确立〔6〕599-604。这样不仅让议会的存在有了法律保障，而且王权得到限制，为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在威廉三世与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议会通过控制财政大权来强化自身的地位和限制王权。1701年《王位继承法》的颁布标志着议会在与王权的争斗中取得巨大胜利。1707年议会还通过了《任职法案》（Place Act），对王权进行了进一步的限制，该法案为：“凡从王室新近获得官职，或领取俸禄者，均不得当选议员并进入议会下院……凡已当选下院议员并在任职期间接受国王官职者，其议员资格将被宣布无效”〔6〕615。这项法案限制了国王的任免权，避免了国王通过人事任免来控制议会，这项法案所以被认为在限制王权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

1832年，英国通过了《选举改革法》，扩大了选举范围，这样，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斗争形式和范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了19世纪30年代，辉格党逐渐演变成代表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自由党，到了19世纪80年代，托利党逐渐演变成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垄断资本家等利益的保守党。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工党的崛起，代替了自由党，英国逐步形成了由保守党和工党轮流执政的局面。

（二）美国政党的起源和发展

由于美国没有经历封建王朝，而且美国的建国者们十分反对有政党制度，因为惧怕党派之争给国家带来灾难。所以美国政党的出现具有更复杂的历史。从美国阐述宪法思想的《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中可以看出，宪法的宗旨之一就是防止和消除党派对政府的影响。当时的建国领袖们如华盛顿曾说“政党是政府最险恶的敌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亚当斯也指出政党是“最可怕的灾难”，同时托马斯·杰斐逊认为党派之争是“施政者最严重的堕落”，他甚至说“如果非得同政党一起才能进天堂，我宁可不进天堂”〔7〕。可见，当时的建国者们对政党是持有排斥态度的。

美国进行第一届总统选举的时候是没有政党的。1789年2月由于华盛顿本身享有崇高的威望，以69票的全票当选为总统。约翰·亚当斯被选为副总统。美国的政治体制似乎出现了一种非常和谐的局面，麦迪逊甚至乐观地说，旧的派别斗争“随着联邦政府的建立而告终”〔8〕。

但是，政党制度在独立战争一结束就开始萌芽了。由于在独立战争中欠下的巨大的债务必须尽快偿还，这些债务不仅有欠本国人的，也有欠的外债。当时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就向国会提出了解决方案：其一是通过联邦政府发行债券，这些债券可以按照票面价值兑换成长期债券；其二是联邦政府承担各州的债务。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分歧之一是联邦权与州权之争，该计划要求联邦政府为了增加税收来源，开始对酒征税以及提高对进口商品的税收，但是这样导致州政府认为联邦政府通过承担债务来增加税收，不仅剥夺了州政府的权利，而且可以成为联邦政府干预州政府事务的理由；分歧之二是不同利益集团之争，北方精明的商人与资产雄厚的资本家大量购进这种债券获取暴利，而对于小资产者、手工业者、普通农民等无力购买这些债券，自然损失惨重，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分歧之三在于地区之争。由于南方各州的债务基本已经还清，而北方各州的债务大大高于南方各州，这种不公平的做法导致南北地区之间的矛盾加剧，再加上国债政策的不合理使得南北方的矛盾持续加深。

为了增加国家财富、缓解债务危机、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汉密尔顿在1790年底又抛出了一项提案，那就是建立国家银行，可以发行货币和贷款。以麦迪逊为首的反对派激烈地抨击这项法案，虽然华盛顿从国家发展的长远考虑最后还是签署了该银行法案，但是这项法案的签署让反对者们进一步团结起来，加剧了党派之间的矛盾。以麦迪逊为首的反对派因为利益之争便自称自己为“共和利益派”（republican interest），后来简化改为“共和派”（repub⁃lican），这就是“杰斐逊共和党”出现的雏形。但是“杰斐逊共和党”与美国现在的共和党不是一个概念，因为现在的共和党是在内战时期形成的。在这场斗争中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资产阶级也成立了“联邦派”（federalist），这就形成美国两党制的雏形。

随着美国内政、外交、经济等政策的发布，包括对美国政体的争论等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不仅让两党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深入，也让争论的范围越来越大，群众的基础也越来越广泛，这样，在国会中的不同政派就逐渐向全国性的政党过渡了。不过，这种过渡的临界点在何时和何处很难界定。目前理论界普遍持有的观点是1798年，因为当时党派开始组织选民，很多州开始在竞选过程中使用政党标志。在由不同政治派别向政党发展过程中，1793年爆发的英法战争给美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分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不仅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冲击，而且有利益方面的冲击。因为汉密尔顿为当时的财政部长，他所提倡的经济体制有赖于与英国的海外贸易，所以他及其追随者都支持英国；而杰斐逊对法国革命持同情态度，认为它是“人类历史上最神圣的事业”。1793年，法国特使爱德蒙·热内受法国政府派遣出使美国，成为美国各派斗争的焦点。汉密尔顿担心美国卷入战争反对接纳他，但是杰斐逊却支持法国革命主张接纳他。这样，对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把两个党派对立的矛盾推向了新的阶段。

1793年，杰斐逊辞职，随后的几年，麦迪逊独自担任了共和派领袖，领导共和派从政派到政党的转变。

1796年华盛顿宣布不参加下届总统选举，成为两个党派向政党转变的直接原因。两派各推选出自己的代表参与总统竞选，联邦党派的总统候选人为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平克尼，共和派的代表为杰斐逊和艾伦·伯尔。这次选举为通过政党推选候选人从而问鼎总统权力树立了典范，且蕴含了通过政党来参与总统大选的萌芽。处在副总统位置的政党领导人希望问鼎总统宝座，而处在总统宝座的政党领导人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导致两党之争的必然性。

尽管英美两国是典型的两党制国家，但是两党代表的都是各自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如石国亮指出：“事实上，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谱系来看，他们在动员民众，争取选民时，既不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与鼓动，也不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攻击，而是把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化为对选民关心的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解决问题的策略”〔9〕。“两党在竞选中，即是竞争的双方进行相互攻击和批评，这种攻击和批评也大都是对执政党政策的攻击和批评，很难伤及政党意识形态本身”〔10〕。

政党的出现在美国是历史的必然，通过两个党来竞选执政，不仅可以挑选出最合适当时历史和政治生态环境的那一个，而且可以通过相互斗争来促进政党的发展。正如杰斐逊和麦迪逊所认为的那样：“既然出现政党是不可避免的，党派间观点之争是不可调和的，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建立一个党去遏制（check）另一个”〔11〕。杰斐逊上台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共和党的地位，采取了一些对联邦党的分化措施。首先，他并没有给成为在野党的联邦党以合法的反对党的地位，同时，为了减少联邦党对共和党的敌对情绪，公开宣称“我们都是联邦党，我们都是共和党”，再加上联邦党内部的分化；同时，欧洲战争的结束，英法合约的缔结，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也消除了，联邦党逐渐地出现没落之势。在1817年以后，联邦党逐渐就销声匿迹了。在1820年的总统大选中，由于只是一党参选，共和党人门罗获得总统大选的胜利，让整个国家好像都进入了一个和睦时代一样（Eraof Good Feelings）。

然而，辩证唯物论认为，矛盾才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就是对立统一，在没有外部党派参与竞争的条件下，一党内部就要分派。很快，共和党内部就分裂为两派：一派由共和党内资历较老，但作风较为保守的“老派共和党人”（the Old Repub⁃licans）组成；一派是共和派内部的少壮派组成的“青年共和党人”（the Young Republicans）。老派共和党后来改称“民主共和党”，在1828年杰斐逊当政后正式改名为“民主党”，并沿用至今。同时，1828年开始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是现代美国政党代表提名制度的开始，总统的选举直接与选民挂钩，人民的投票直接对总统的选举产生真实的影响。

而“青年共和党人”后来经过几次改名和改组称为“国民共和党”，1834年，克莱等人反对杰斐逊的行政专权，自称英国的自由派，改组国民共和党为“辉格党”。从1834年以后，美国形成了民主党和辉格党相互对峙和制衡的两党制，1854年7月6日，在密歇根州的一次集会上，共和党正式成立，1861年林肯就任总统，共和党首次执政。

二、从文化的角度看待英美政党制度和我国现行政党制度

政党制度同样受到一定国家文化的影响，根据辜正坤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人和环境互动而产生的精神、物质成果的总和。这个总和中可以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知识、技术成果，以及一切经过人的改造和理解而别具人文特色的物质对象”〔12〕1。可见，政治制度作为一种价值观的反映，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

（一）文化对英美政党制度选择的影响

在辜正坤看来，“西方的政治制度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力治加上法制”〔12〕19。力治就是指主要通过暴力的强制性手段去治理国家，而法制指的是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充满着理性，讲究有法可依。这与西方社会的深层文化基因是有密切关系的。

每一种文化都有一种自我协调能力，就像一杯水泼向地面，它向四面八方散开，有的地方如果受到阻碍，它就会停顿下来，呈现出不规则的形状。因此，可以说，文化首先是受到环境的影响。

西方的古代社会主要是一种游牧式的生活，游牧式的生活促使人不停地动来动去，同时，西方文明的起源主要是在地中海一带，地中海地区土地贫瘠，根本不适合农耕式的定居生活，但是地中海提供了重要的海上通道，通过航路可以四通八达，比如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等西方文明的发源地都位居于此。地中海发达的航运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天时和地利，而大海的凶猛与狂暴会自然地激发出人性中征服大海的豪情壮志以及冒险的野心，通过航路经商无疑自然地熏陶出西方人的自决能力以及四处漂泊的经商能力。因此西方的文化中崇拜英雄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骑士精神以及好战和竞争的特点也就自然地得到衍化和发展。这就是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的深层影响，这种文化逐渐陶冶出这样的一种民族性格。

英美两国作为西方最典型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两党制也是受到西方民族性格的影响，因为民族性格最主要的是受到该国的文化的影响。由于要征服大海，西方人崇尚“力”，由于进行“经商”，西方人崇尚“法”，讲究公平。通过法治，崇拜力量以及崇拜强者成为西方社会最典型的民族性格。

由于西方社会崇尚“力”“法”、讲求“竞争”，无疑是两党制出现的深层文化因素，因为两党相争，必利竞争。通过代表各自利益的两党的竞选，强者上台执政是西方人最深层的民族性格的表现。

（二）文化对中国政党制度选择的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主要是宗法式的。宗法式的也就是讲究德和仁来治理国家，以德为主，以王法为辅。这种传统的政治制度也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文化基因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耕社会。农耕社会让人们适应一种定居生活，这种长时间居住在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让中国的“家族”发展得非常快，这种安居乐业的生活方式促使一种与西方完全相反的文化模式即静态的文化模式逐渐发展起来。这种生活方式让一代又一代人在一个地方呈现连锁式的增长，因为人们所居住的土地可以不断地再生出人们所需要的生存资源。因此，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家族关系也越来越复杂，人际关系网也越来越大。那么如何处理家族内部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外族入侵等外力因素来破坏的话，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人都是一家子，因此，听家长的话、听长辈的话、听族长的话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处理家族问题的行为准则。由此从中国文化里面衍生而来的尊老爱幼，以及儒家的以和为贵、家国理念也就再自然不过了。同时，其他的诸如伦理、政治、艺术、哲学等思想也都是以这种文化模式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可以说，中国现行的政党制度恰好是中国文化影响下最深层的民族性格的反映，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家庭，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是人民的选择，更是中国文化国情决定的历史性的选择。

三、结语

综上所述，英美两国的政党制度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同时受到各自传统文化的影响而逐步形成的，正如在我国不能实行两党制一样，在美国也不可能实行我国现行的政党制度，正如张传鹤指出：“由于国情的特殊性，美国缺乏社会主义思潮和政党发展的土壤”〔13〕。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模式，英美政治制度是符合英美政治生态环境的，包含有民主政治的某些共同的东西。

其一，英美政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历史选择的结果，符合各自国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各国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政党制度来实现参政议政和表达政治主张的愿望。正如维诺格拉夫指出：“民主的标准本身应该来自‘现有’条件，而不是理想化的标准”〔14〕。但是这里的“现有”条件，“应该包括政治变迁过程中的传统、观念、认知、利益、政治人物与标志性历史事件在内的诸多因素的总和”〔15〕。

其二，对于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都可以借鉴，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党制度的借鉴不能等同于科学技术的借鉴。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形成的，是人民的选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新的时期，必须进一步处理好党群关系，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重大任务，这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文化自觉”〔16〕。

其三，英美政党制度通过两党竞争，通过选举虽然普及了民主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生活民主化，扩大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尤其是二战以后经济增长，“政党与社会的联系多元化了，政党不再仅仅是紧密依靠原先的阶级性组织，而是要尽可能多接触、联系其他新兴的阶层或相关社会群体”〔17〕。

其四，必须意识到时代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加强对党的建设，努力把党建设成“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8〕。这不仅是由新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也是我党宗旨、指导思想和群众基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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