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地区古战场遗址之“囤”文化探赜

汪 兴，王 芳

(1.玉屏县文联，贵州 玉屏554000;2.大连民族学院 纪律检查委员会，辽宁 大连116605)

“囤”是黔东地区一种独特的古战场文化，曾在清朝后期至民国初期这段时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今，“囤”的作用在黔东地区少数民族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虽然消失了，但其无处不在的遗址仍然记录着140 多年前那漫天血与火的岁月。本文结合黔东地区“囤”的形成及演变等实际情况深入探究了这一文化遗址的根源。

一、“囤”形成的时代背景

1.对“囤”“坉”“屯”字的释义

其一，对“囤”“坉”“屯”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对“囤”释义为:储存、囤集、囤聚之意;“坉”在《辞源》中有三种解释:(1)用草包盛土筑墙或堵水;(2)水不通;(3)田垅。《现代汉语词典》中仅释义为“寨子”，并把“”归为同一字义中。“屯”在《辞源》中有五种解释:(1)艰难;(2)吝惜;(3)聚集;(4)驻守;(5)土阜。“囤”字在众多史料记载中，用得相对较多的要数明万历年间湖广总督李化龙所著的《平播全书》。

从上述“囤”“坉”“屯”的释义来看，无论是“囤”还是“坉”，都是用来抵抗外来侵犯的防御工事。本文主要考证“囤”的历史。有的史料存在“囤”“坉”“屯”混用的现象。尤其是“屯”字用得较多，容易与安居之地的“屯”相混淆。如:清《松桃厅志》卷之四“山川”记载:“云罗屯:城西南二里。形如天马，头尾高而中凸，四面石壁高百余丈，顶宽平，可容万马，仅有两条小路可上，前人设卡于此，石墙在焉。雍正八年，逆苗滋扰，难民避处其上。乾隆六十年，逆苗再扰，乡民仍就之避难，据屯札守。”这里的“屯”实应为“囤”。

其二，“囤”的地形和结构。据对黔东、湘西等地区的调查考证，“囤”一般都选址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山顶上，在山顶的四周用大小不等的岩石(也有用土石合成)筑成围墙，用来防御。在“囤”内部建有集吃、住、储存等各类不同功能于一体的配套设施。“囤”的面积大小不等，有的山顶地势较为宽阔。据调查，万山区高楼坪乡小湾村的凤凰囤面积约为6 000 余平方米，曾居住过350 余人;有的囤面积相对较小，约为80 ～1 000 余平方米，居住人数仅为20 ～100 余人。

2.“囤”形成的时代背景

据有关典籍和史料记载，黔东地区“囤”的形成大致包括以下两个时期。

初始期:1368 年，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对西南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洪武年间(1371 －1391)，先后在贵州境内建立了贵州卫、平溪卫、清浪卫、镇远卫、威清卫、偏桥卫等24 个军事组织。而各个卫除下设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小旗外，还设立了堡、塘、讯、屯等军事机构。尤其是屯的设置遍及黔东地区广大乡村。据《玉屏侗族自治县志》第一篇第二章“行政区域”记载:“明代，平屯下辖48屯，有考47 屯。即平屯、青囤、大屯……”“屯”有军屯、民屯、商屯之分，在明朝初、中期以军屯为主。

明永乐十一年(1413)，朝廷在平定“两思”之乱之后，废思州、思南两府，重新设立了思南、思州、乌罗、石阡、铜仁、新化、黎平、镇远等八府，其辖地为现在的思南、思州(岑巩)、石阡、铜仁、黎平、镇远、玉屏、天柱、三穗等广大的黔东地区，并强制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极大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从而激起了他们的反抗。据有关典籍记载，自明正统元年至崇祯六年，相继发生、发展在黔东地区有苗族首领蒙能、松桃苗人石全州、铜仁苗人龙许保等、铜仁九股苗、思州田文泽等10 余次大小不同的少数民族起义。为了防备义军的进攻，加强自我保护，平溪卫、清浪卫、镇远卫等辖区除了加强对卫城的防护外，还要求各千、百户所等堡、屯等地选择在部分易守难攻的坳、坡等要道设置或修建相应的防御工事。“囤”便由此初成。

形成期:进入清朝，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清廷对汉族及部分少数民族强制实行“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等民族岐视、高利盘剥、政治压迫政策。不仅伤害了民族感情，恶化了民族关系，而且致使其与其他各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到了清咸丰年间，长期集聚下来的民族矛盾大爆发，全国各地由此曾先后举行了多次民族起义。在咸丰四年(1854)至同治十一年(1872)间，在贵州的黔东南、黔东等地区曾先后发生了姜应芳、张秀眉、徐廷杰等多起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大起义，波及范围大都在黔东、黔东南、黔北、黔中、黔南等地区。为了防范和抵御义军的进攻，这些地区各个村寨在当地团练或宗族族长的组织下，主要选择其地势险要的山顶，大规模地组织修筑起“囤”作为防御工事。据《贵州通史》第三卷第三篇第二章“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记载:“从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起，冷水、皮厦、汉寨的‘中和团’改变了追剿义军的方针而实行坚壁清野、‘结屯防守’的办法。其余地主团练也相继仿效，隔绝了起义军与群众的联系，使义军无法得到粮食和其他物资。同治六年(1867)二月，署贵州提督赵德光建议在全省范围推广天柱的‘结屯防御’办法。”一时间，“囤”的建设在全省各地尤其是在黔东地区普遍兴起。据对玉屏侗族自治县各个乡镇的田野调查统计，在全县517平方公里范围内，共修建了大小不等的“囤”多达155 个，涵盖全县所有的村村寨寨。

二、“囤”的建设及管理

1.选址及建设

由于“囤”功能主要是防御，因此“囤”的选址非常有讲究，一般大都选择在离家村寨较近、地势较高，且易守难攻的山顶修建。地处云贵高原的黔东大地，高山狭谷，沟壑纵横、地势险要之处比比皆是。于是，各个村寨便大都选择在离家较近且地形险要的山顶上修筑大小不等的“囤”。也有少数村寨则选择在地势较高的山洞作为防御之所。玉屏侗族自治县黄母冲村氽水洞组的瓜瓢洞囤就是因地制宜而设的，虽然洞内面积仅100 余平方米，但其防御设施却一应俱全。

而“囤”的修建一般有三种形式:其一是由当地团练或宗族族长的组织下，通过乡绅捐资和群众投工投劳修建起来的。这种“囤”由于有经费保障，因此修建得较为规范一些。其二是群众自发投工投劳修建，大多是将石块堆砌而成，这种“囤”大多为“干打垒”，其内部结构、防御功能都较为脆弱。其三是由起义军选址修建。大多义军为了建立根据地而选址修建。内部结构较为完善，建筑较为牢固。

“囤”一般依地形地貌而建，较小的“囤”用时二个月或一年左右，较大一点的“囤”大约需三年左右或更长一点时间。玉屏侗族自治县新店乡老寨村的白岩囤修建前后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才完成。白岩囤建在地势较为险峻的山顶，它分设两重防护，即一道卡门和一道防护墙，第一道卡门是设在山腰的狭窄道口;其主要功能是对过往的人进行盘查;第二道防护墙是主“囤”外地势相对较缓的山沿;防护墙是用石头砌成，高约一米，围墙外依山势搭支架木棚，设滚木雷石。同时还密插竹签，“囤”内则是其主要据点。白岩囤的外型为完全封闭的椭园形，高约5 米，囤内面积约8 亩，可供近千人躲藏。为了便于进出，在东西两端各建了一个“囤”门。“囤”门设计十分巧妙，进“囤”都是从下往上，每个“囤”口各设两道门，两门之间是拐两个九十度弯的“之”字形通道，通道宽三尺，两边石墙上留有若干个防卫用的枪孔、炮孔和观察小孔。炮是用棕树特制而成的，内放火药和铁砂，其杀伤力较强。“囤”门是用厚约五寸的杂木枋特制，并在外面钉有一层铁皮。同时，为了加强防卫，“囤”墙内还挖了有深三尺呈倒梯型的掩体墙，守“囤”的人蹲在掩体下，凭借预设的内大外小的孔观察外面的动静。

最初，“囤”仅是用作单纯防御的军事工事，后随着义军势力的不断发展壮大，单纯的军事工事难以抵御持久的军事围困。再加之有的“囤”被攻破后，又不得不重新考虑修建更加牢固的军事设施问题。于是，各寨的民众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及时修筑起集军事防御、家养、居住等于一体的功能完备的“囤”。

2.组织与管理

“囤”建设好后，当地群众便有了防卫和新的隙居之所。那么，几十甚至上千人从山下都搬到“囤”里来居住，是如何进行管理呢?

一是建立了团练组织。团练来源于保甲。即有事为团练，无事为保甲，是在官方的督导下由地方绅士组建，以村寨为基点，筑墙设防，坚壁清野，奉行寓兵于农，实施地方武装自卫。始于唐代，盛于清代，尤其是在清咸、同年间为最盛。这一组织在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白莲教、贵州少数民族起义等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据《岑巩县志》军事篇第二章“地方武装”中记载:“清咸丰、同治年间，思州府城设团练总局，各保设团练分局，保下设若干团。团设团总(团首)。团以下设若干甲，甲设甲长;甲以为牌，牌设牌长;牌管到户，每户选派团丁1 名，自备刀、枪、矛、棍，农隙定期操练，有事调集参加防堵。坉内设董事、什长、大旗、刀矛手、炮手等。团练防堵经费，由乡绅捐资和向民众摊派。各地团练均为当地地主豪绅所把持。”

二是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机制。从对黔东地区各个村寨建囤和住囤的实际调查情况来看，每个“囤”都是一个宗族或族亲的聚集之所。如:玉屏侗族自治县田坪镇金竹村的银子囤，该“囤”由当地严家村民组的村民兴建，而住“囤”的人也仅为当地严氏宗族的人们。因此，在囤上的组织与管理均由宗族族长号领。有的“囤”则是由周边几个村寨不同姓氏的人们共同投工投劳兴建。那么，在“囤”上管理则由当地团练负责担任董事，各个宗族族长以及群众按相应的职责进行分工，做到职责分明，分工合作，同心协力。

三是建立了良好的协同机制。“囤”的修筑并不等于每一天都面临战争危险。于是，寨民们为了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留下老人、妇女、小孩及几个青壮年男子负责值守“囤”，大部分年富力强的男性劳动力往往在白天下山抢种农田。一旦有危险即将来临，山上守“囤”的人即刻报送信息:派人快步传送信息，在山顶燃起烽烟，敲响鼟锣。一时间浓烟四起、锣声震天。这样，山下劳作的人闻讯，则及时上“囤”，以确保安全;同时，也向附近的“囤”传递了信息。使“囤”与“囤”之间建立了信息共享的联防联动机制。

三、“囤”的攻防演变

“囤”在不同时期，其攻防情况也不同。据对黔东地区的走访调查，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

一是清朝时期。“囤”由最初官府和团练的防御工事变成了义军的据点，并在抗击清军镇压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咸同年间(1854 －1872)，黔东广袤的地区先后发生或波及的农民起义有10 多次。为了防御义军的进攻，在官府的召领下，由各个村寨的团练组织当地群众通过筑“囤”来作为防御工事。但由于各路义军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官府和地方团练。据有关资料记载:侗族义军首领姜应芳在率领侗族群众起义时，就发布了讨清檄文，提出“大户人家欠我钱，中户人家莫乱言，小户人家跟我走，打倒大户来分田”［1］的纲领。一些地方的少数民族群众相继加入了义军队伍，成为义军中的一员。“囤”由此变成了义军的据点，并在抗击清军镇压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思州“五坉”会战。据《岑巩县志》“军事篇”第六章兵事第六节思州“五坉”会战记载:咸丰九年(1859)七月，思州苗教军与清军在凤崖等“五坉”的会战揭开序幕。湖南巡抚骆秉章派遣兆琛、张由根复率湘军数千人来思州，会合韩超、陈岳霖、张万书等各部兵练共1 万余人进行围剿。清军采取分进合围、四面纵火、各个击破的战术，首先选择凤崖坉作为首攻目标。七月初三日，石阡军功徐应魁与韩超率部进攻凤崖。八月十五日，陈岳霖、张万书、曹远兴等各挑练勇组成敢死队，乘夜三更时分齐抵凤崖坉下，施放火弹火箭，焚烧苗教军营栅，乘势攻进卡门，守卡义军同官军反复拼杀，牺牲数十人。义军奋不顾身，英勇抗击，杀得清军伤亡惨重。二十四日黎明，清军逼进坉墙，破坉而进，义军同官军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二十五日，清军特别是湘军在付出了残重代价之后将凤崖坉攻占。清军和团练攻取凤崖、唐家营、谷定、老鹰嘴四坉后，即云集于响鼓坉下，倾全力向响鼓猛扑，义军拼死抵抗，浴血奋战。守囤义军势孤力单，伤亡增多，难以抵挡各路清军的猛烈攻势，响鼓坪终于被清军攻破。至此，凤崖等五坉均落入清军手中。

二是民国时期。“囤”在这一时期主要用于防匪患和兵患。

防匪患。黔东地区大部分是层峦叠嶂的山区，自然环境十分险恶。同时，经济条件贫弱不堪，又加之在军阀统治下，苛税百出，人民负担远比清代为重。以至于在灾荒发生之时，广大的人民常在交迫中过着悲惨的生活，人们常常不得不流离失所，四处逃荒，弱者乞讨，强者和一些无正当职业的地痞、流氓趁火打劫，杀人越货，走上为匪的道路。

匪患的兴起与发展，使黔东地区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无法得到保证。据《玉屏文史资料》第六辑记载:“民国十五年(1926)，玉屏匪风四起，惯匪首杨松柏、杨松青、王龙章等横行乡里，民不聊生”。为了自保，他们在当地团练或宗族族长的号领下，只得再次以“囤”为据点，以提高自我防护能力。

防兵患。在民国初期，兵患之祸猛如虎，对黔东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以及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据调查，在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这22年间，玉屏境内曾发生各种兵患达7 次之多。如“民国十八年(1929)，黔军李筱荣率兵三师由湘返黔，与周西成争夺地盘。周西成率兵堵击，演出‘东征之战’，县境兵集如山，湘省芷江冷水铺至黔省镇远镇熊关一线，是双方争夺的主战场。今日周打下，明日李打上，拉锯战长达数月，玉屏是战地中心，首当其冲，民遭此祸，蹂躏更剧。”［2］

四、“囤”在古战场遗址中的文化意义

清咸同年间轰轰烈烈的贵州少数民族起义及民国初期的历史阶段，留下了人们刻骨铭心的往事，在这血与火的凝结中，“囤”成为了铭刻这段历史的丰碑。

1.“囤”体现了战争背景与生存方式的统一

“囤”主要是清末民初的特殊产物，是黔东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不畏强权的强烈反抗意识的真实写照。尤其是清咸丰、同治年间，在贵州大地上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民族起义，这在贵州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它体现了在封建王朝的高度集权体制下，苗、侗等各族人民在“犯法可以赊死，忍饥则将立毙”［3］的情况下，不畏强暴，选择了以战争方式去表达心灵的诉求，去体现一个民族的存在，去扩大自身的生存空间。民族起义战争所留下的精神永远定格在历史的天空里，留在了广大苗、侗等各族人民的记忆里，永远不会忘却。

2.“囤”是军事史学研究的标本之一

“囤”作为古战场的军事设施，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它在清咸同年间贵州少数民族起义中，不仅是义军抗击朝廷官军残酷镇压的主战场，而且也是朝廷官军与地方团练用于防堵义军的主战场。在这两个战场中，“囤”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于某一个村寨，它遍及黔东地区各个村村寨寨。“囤”与“囤”之间还建立了“烽火相应、鼟锣相声”的联防联动机制，使“囤”的集群防御效应得到了明显增强。

与此同时，对“囤”的修筑也十分讲究。据清龙绪昌纂的《兵燹志略》(古籍本，未刊印)对“囤”的修筑进行了非常仔细的描述，充分说明要修筑好一座“囤”作为有效的防御工事，达到既可攻，又可守的目的，的确非常不易，它俨然是集古代建筑艺术、军事学于一体的完美构造。虽然140 多年过去了，但其无处不在、至今仍相对保持较为完好的“囤”营，不仅应成为古战场遗址的标本之一，而且应是军事史学研究的标本之一。

3.“囤”是同心协力、浴血奋战、携手共进精神的体现

黔东地区苗、侗等各族人民为了求生存、求进步、求发展，以“囤”为家，以“囤”为营，在长期的实践中，集聚了苗、侗等各族群众同心协力、浴血奋战、携手共进的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集聚了义军将士们以及苗、侗等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奋勇抗敌的力量。在抗击朝廷官军和地方团练镇压过程中，踞守“囤”营的义军将士们以及苗、侗等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所表现出的那种顽强拼博、浴血奋战的勇气，可畏是惊天地，泣鬼神;二是集聚了各族民众同心协力的力量。在修筑囤的过程中，寨民们都义无反顾自愿出工出力上山修囤;在危险来临的时候，他们以囤为家，分工合作，忠于职守，实现了从一个单纯的农民向“战时为军、闲时为民”大转变。

“囤”在清咸同年间和民国时期，不仅淋漓尽致地发挥出了它独特的防御作用，而且给当今社会留下了一笔不可复制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囤”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是生活在黔东地区苗、侗等各族人民不屈不饶的奋斗史的真实写照。

［1］《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第三卷［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350.

［2］玉屏侗族自治县政协文史委.玉屏文史资料:第六辑［M］.膳印本.1993:35.

［3］咸同起义［EB/OL］.［2014 －05 －31］. http:∥gz. zwbk.org/MyLemmaShow.aspx?lid=1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