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技术人类学研究述评:技术观的视角

李 勇

(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 230009)

国外技术人类学研究述评:技术观的视角

李 勇

(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 230009)

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的技术研究是人类学产生之后的事情,且与人类学各理论流派的兴衰相一致。技术人类学在当代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蒂姆·英格尔德、皮埃尔·莱蒙里尔、布赖恩·普法芬伯格等人。他们的工作使得技术人类学逐渐由学术边缘走向学术中心,但是,技术人类学要想走进学术的中心,还必须解决好以下理论难题：第一,如何构建统一规范的技术人类学理论框架;第二,努力获得学术界的认知认同和职业认同;第三,在利用语境论和系统论的同时,如何洗清循环论证的嫌疑。

技术;技术观;技术人类学

当前,技术研究受到了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追捧。这些领域内的研究者发现,他们学科中的某些核心问题,都可以通过关注于技术人工物的生产、分配、占有、使用、废弃而得到处理。

然而,在人类学内,技术和物质文化的研究,既不新颖,也不是潮流。可以说,从人类学诞生之日起,它就致力于如何最好地概念化人工物,如何更好地体现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其争论的焦点,从最初的作为人类学权威基础的技艺和人工物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物质文化研究,再演进到文化首位的各种反动浪潮;研究的旨趣也由最初的具体的物质人工物转到语言、艺术、礼仪、和社会组织等。

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学术界内的技术旨趣在令人欣慰地高歌猛进,尽管人类学家的技术研究仍在多产地进行,然而人类学家们一直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边缘地位,只能惊讶地等待,还需要多久其他研究者才会承认人类存在的物质性。由于技术人类学是一门正在形成中的新兴学科,作为一种新的技术研究范式,它还不成熟,特别是已有研究成果在技术观上的模糊性已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深层障碍。因此,从技术观的层面对人类学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既有利于推动人类学的技术研究的深入和完善,促进技术人类学新学科的形成,又能给我国的技术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范式。

鉴于此,文章拟从技术观的视角对国外技术人类学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以期廓清统一规范的技术人类学研究的轮廓,并推动国内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国外技术人类学研究的历史脉络

技术的人类学思想的源头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例如,柏拉图在对话集《普罗泰戈拉》中就将技术的产生与人类器官的缺陷联系了起来,这是一种典型的功能解释。他借普罗泰戈拉之口讲述了如下的神话:当创造生灵的既定时刻到来时,诸神便在大地上用土、水以及这两种元素的某些不同混合物把它们造了出来。而当要把它们拿到日光下来的时候,诸神就指派普罗米修斯和厄庇米修斯来装备它们,并且给它们逐个分配适宜的力量。事实上,厄庇米修斯负责具体的工作,而普罗米修斯则司监督之职。当厄庇米修斯明智地给这些不同的生灵分配了特性以保证它们能够和谐地生存和繁衍之后,普罗米修斯吃惊地发现,他竟然粗心地把人类给忘记了。此时,厄庇米修斯已经把所有的自然属性和力量都赋予了野兽,什么也没留给人类。因此,他制造的人类只能是赤裸的、虚弱的、毫无特色、且弱于动物。而指定人出世的时间快要到了。为了弥补这些缺陷,普罗米修斯从赫斐斯托斯处偷得与人有关的火和艺术(这就是技巧原理),并从雅典娜处偷得智慧(这就是科学原理),将它们作为礼物送给人类。通过使用这些品质,人类就能够超越动物、制造工具和建设城市。然而,人类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他们开始互相残杀,分裂成不同的集团,并且奄奄一息。在这紧要关头,非常关心人类命运的宙斯指派赫耳墨斯给人类送去公正和谦逊的政治美德。正是这些美德才保证了人类在城市里和谐地生活[1]。

柏拉图的这一思想被后世的研究技术的许多学者所继承和发扬光大。例如,德国地质学家、工程师恩斯特·卡普在他1877年的哲学人类学著作《技术哲学——用新的观点考察文化的产生史》中就继承并推进了柏拉图的思想,将人类的器官缺陷与其技术发明的才能联系起来,提出了技术哲学史上著名的“器官投影说”。卡普及其代表作现在分别被学术界公认为技术哲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作,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稍后,语言哲学家Ludwig Noire在《工具》中指出,人从自然中获得解放,因为他变成了他自己的创造者,创造他自己的器官,变成了一位工具制造者,一个制造工具的动物[2]。德国技术人类学家阿诺德·格伦也认为,技术的必要性源自人类器官的不足。他在其代表作《人:他的本性和他在世界中的位置》中,用Herder的有缺陷的存在的概念,描述了未开化的自然环境中的人类如何由于没有专业的器官和本能而无法生存,被迫通过创造性地调节现存环境条件以创造他的物理存在的条件。事实上,阅读格伦的技术人类学著作,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在《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一书中,还是在《关于技术的哲学人类学视角》一文中,抑或在其他著作中,格伦始终将技术的产生与人类的器官缺陷联系起来,将器官解放、器官置换或者替换以及器官增强或者进步联系起来,认为技术的发明与使用使得人类这种本能差而无法保护自己的生物“保存自己”成为可能。事实上,除了技术人类学家外,环境伦理学者在探讨当代的环境危机时往往也以柏拉图的思想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例如,A.安德森和B.柯利其在讨论技术与当代的环境危机时的文章标题——“普罗米修斯为何受难:技术与生态危机”——就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虽然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得科学与技术,虽然宙斯给每个凡人平等地分配了政治美德和道德,然而,道德在现时代的软弱无力和对技术自己发展理性的束手无策仍然导致了当代的生态危机[3]。

当然,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的技术研究主要还是人类学产生之后的事情;而且,与人类学各理论流派的兴衰相一致,人类学的技术研究热情曾出现过反复。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无论是在考古学中还是在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技术和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旨趣和经验旨趣都很高。在考古学中,由于其研究的是任何地方或者任何时代的人类活动与物质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唯一一门优先研究人与物之间界面的学科,因此,从19世纪初期以来,技术和物质文化的研究一直在考古学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史前史学者要想通过古代人类遗存下来的人工物来推断技术器物在古代人类生活中的使用与作用,从而重构人类生活史,他们“就不得不研究人工物,以便了解各个学科,包括文化进化、文化史、生存和定居系统、仪式和信念、以及实践知识。”[4]结果,考古学家收集众多的资料库,记录技术器物的可变性与变化,并建构理论解释它们。而在社会文化人类学中,社会文化人类学家要研究人类文化的进化和传播,进行文化区域研究,同样需要关注人类的物质文化。同时,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一批受过自然科学训练的人进入人类学,使得人类学开始告别过去那种依靠旅行者、商人、探险家、传教士、政府官员等道听途说的方式收集资料的历史,而出现了系统的、集中的田野工作。

但是,在随后20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内,人类学的技术研究却很少见。正是因为大批具有自然科学背景的人进入人类学,使得人类学开始走向职业化和专业化的道路。正如普法芬伯格指出的那样,在这些追求职业化的人员看来,人类学的技术和物质文化研究“代表的只是一种学术尴尬:传播主义和进化论解释的极端而好推测的形式;脱离实际的人类学;业余爱好者利用节假日进行的‘田野工作’;以及剥离它们的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的人工物的过分简单化的解释。”[5]在他们看来,人类学的研究旨趣应该是文化,是“语言”、“艺术”、“礼仪”、“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等,而不应深陷于对技术和人工物的微观描述与简单推测之中。“纯技术”研究被认为是材料上有限、方法论上贫瘠、智识上干涩而令人生厌的,只会使人类学家偏离正常的轨道。这样,抛弃和远离物质文化研究就成了人类学建立科学基础、智识诉求和独特学科主题的必然选择。因此,在1914年,C.威斯勒感叹说,技术和物质文化研究主题似乎“完全过时了”[6]。而P.西利托也哀叹说:“泥泞似乎更多地黏住了人工物及其研究……而不是(进化论者的)瞎猜理论。”[7]

直到20世纪晚期,人类学的技术旨趣才正“泰然自若地、不可改变地回归”[8]。考古学家和社会文化人类学家们贪婪地研究技术,进行了众多的理论和案例研究。他们的工作影响其他学科的从业者,特别是技术史、技术社会学、科学和技术研究的研究者,以及在博物馆和大学中具有边缘职位的学者。

二、国外技术人类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及观点

在2008年于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中青年技术史研讨会上,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的傅玛瑞教授曾为中国学者开出过一份论著清单[9]。我们认为,这份清单虽不是十分全面,但也很好地反映出国外当前技术人类学界对技术观理解的现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技术人类学研究的理论脉络和当前的最新动态。下面,我们就以这一清单为基础,再加上我们所掌握的其他资料,粗浅地介绍当代技术人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技术旨趣在人类学中的复兴日益显现出来。例如,1983年,德国技术人类学家A.格伦在《哲学与技术研究》第6期上撰文阐述了自己关于技术的哲学人类学观点。他指出,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在给人类带来便利和益处的同时,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人类的客观化由最初的工具阶段以及工作和动力机器阶段演进到自动化的第三个阶段。格伦探讨了这一技术进步的人类学意义,试图解决人类对这一技术进步的精神适应问题[10]。

比格伦稍晚,法国学者让-伊夫·戈菲在其专著《技术哲学》一书中花一个章节专门讨论技术与人类学的问题。不过,与格伦不同的是,戈菲主要是从生物界来审视技术界的,确切的说,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假说和卡普的器官投影说这两个理论为基础来梳理人类学内的技术观。因此,他对技术的人类学分析主要是从“在器官与技术之间确定一种连续性的分析抑或一种中断性的分析”来展开的[11]。

在我们看来,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莱蒙里尔1986年的文章,《当今的物质文化研究:向技术系统人类学迈进》,系统地阐述了他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对技术的理解,在人类学的技术观研究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他以法国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纲领,发现技术表现出明显的系统特性,从而揭示出技术系统与社会之间复杂而多变的联系。最后,莱蒙里尔以新几内亚Anga人的技术系统的例子证明了自己的论点[12]。

不久,莱蒙里尔的发现就得到了学术界的响应。1992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布赖恩·普法芬伯格撰文指出,由于受本质主义的标准技术观的神话的毒害,以往的技术和物质文化研究过于着迷于技术和人工物的微观描述,脱离它们的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而研究单纯地研究物质文化。为此,他提出“社会技术系统”概念以批判标准的技术观,并探索它的人类学含意,从而对标准技术观的含意展开了一系列的人类学攻击[13]。

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又前进了一大步,这使得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文献和研究资料,以便更加完整地厘清技术人类学的当前现状。在这一时期,一系列专门以技术人类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专刊或者专著开始出现。例如,90年代初,许多技术人类学家应邀参与了美国人类学协会的年会和科学的社会研究协会的年会。而在美国人类学协会1991年的年会中,至少有四个讨论小组关注科学和技术,其主题分别是“科学和技术中的民族、文化与权力”、“信息系统发展的文化视角”、“科学实践的民族志”、“人类学与工程学”[14]。

1992年,科学社会学的核心刊物之一的《知识与社会——过去与现在的科学社会学研究》杂志终于将第9期的整个版面都贡献给了科学和技术的人类学,其副标题就是“科学和技术的人类学”,目的是巩固科学和技术人类学家们的工作,阐明他们关于科学和技术的视角。通过在更宽广的文化领域内定位科学技术,人类学家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又给出了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全册共分三个部分,包括八篇文章。第一部分考察使用者和病人如何理解、重建及对抗医学科学和技术。第二部分考察科学和技术以及它们各自的生产者共同体如何被重写进变化着的国家政治、法院、行政管理机构和工业等的语境中。第三部分更关注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界内的科学的文化政治。

1998年,Amerind基金会精心挑选了12位长期以来从事技术的横断研究的人类学家举办了一场关于“技术人类学”的高级研讨会。这次会议上讨论的主旨非常广泛,既涉及到技术的本质,也涉及到从业者的洞见,还有学者讨论了技术活动的意义。希弗希望通过事先分发论文和勇敢地讨论,能够厘清统一的技术人类学的轮廓,领导该学科的发展,促进一门独特的“技术人类学”的形成。这次会议上提交的文章在2001年被冠以“关于技术的人类学视角”之名集册出版。

三、国外技术人类学研究的理论缺失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是在西方学术界,也只是在20世纪末才有学者开始综合整理人类学视野中的技术观,并提出了“技术系统论”的思想。然而,他们只是一些零散性的、发散性的思想,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专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与整理。

总的来说,当代国外技术人类学的研究,还有以下理论问题亟需解决:

第一,构建统一规范的技术人类学理论框架的问题。与技术人类学当前蓬勃发展的现实极不协调的是,学术界并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技术人类学理论框架。与人类学界的混乱局面相适应,技术人类学界的研究因各自理论传统的不同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甚至是百家争鸣的状况。例如,就国家传统而言,英国以社会人类学为主,而美国侧重于文化人类学,欧洲大陆偏重于民族学;就学科传统而言,法国受社会学年鉴学派的影响,英国受功能主义学派的影响,美国则受博厄斯学派的影响最深;就研究旨趣而言,法国的莱蒙里尔教授侧重于技术系统的民族学研究,英国的英戈尔德教授专注于技能和技术实践领域,重在探索人与动物的区别,美国的普法芬伯格教授更多关注于社会-技术体制问题,白馥兰教授则致力于探索技术与性别的关系问题;就研究对象而言,学者们从各个尺度上定义技术,这依赖于他们的理论向度,在一种极端的情况下,学者们仅关注单一的技术物,而在另一极端的情况下,研究者追踪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因此,如何从众多的、意义深远的、公开的理论差异中建构出一个普遍认可的、规范的技术人类学理论框架,将是技术人类学家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任务最艰巨的问题。

第二,认知认同问题。人类学方法与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最大差异在于田野工作中的参与观察法。它强调在观察中参与,在参与中观察,从而形成“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然而,众所周知,任何观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观察者根深蒂固的知识背景或理论偏好的影响,因而难以获得绝对“客观的知识”。这是一个涉及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根本性问题。特别是当“emic/etic”之争甚嚣尘上的时候,技术人类学家如何回答和把握观察者知识与从业者知识之间的张力,将是又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尽管以克利福德为代表的新人类学家试图用对话民族志和多音民族志来消解此问题,然而,克利福德的改良似乎是不成功的,因为人类学的理解仍然被认为是政治上成问题的、智识上建构的、方法论上不完善的。

第三、洗清循环论证的嫌疑问题。与本质主义技术观和建构主义技术观不同的是,技术人类学特别强调社会技术系统论,特别强调地方性知识及其语境在技术理解中的极端重要性。然而,一方面,人和物的意义都是从它们的语境中得来的;另一方面,它们的语境又是由那些相互作用的人和物来定义并赋之以意义的。一方面,文化身份是从人工物中重新获得的;另一方面,文化身份在语境中的存在构成了物体意义的所有层面。这使得技术人类学带有极强的解释学循环的色彩。而如何摆脱和洗清这一嫌疑,也是当代技术人类学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1]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1集[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41-444.

[2]Arnold Gehlen.An Philosophy-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echnology[J].In.RPT1983,(6):205-216.

[3]Albert A Anderson,Babson College.Why Prometheus Suffers: Technology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J].Techne,1995.

[4]Michael Brian Schiffer.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echnology[A].In.Michael Brian Schiffer edited,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M].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Albuquerque.2001:1.

[5]Bryan Pfaffenberger.Social Anthropology of Technology[J]. In.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92(21):491-516.

[6]Clark Wissler.Material cultures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s [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14,16:447-505.

[7]Paul Sillitoe.Made in Niugini:Technology in the Highlands of Papua New Guinea[M].London:British Museum.1988.

[8]James M Skibo,Michael B Schiffer.Understanding Artifact Variability and Change[M].A Behavioral:140.

[9]张柏春,李成智,编.技术的人类学、民俗学与工业考古学研究[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10-12.

[10]Arnold Gehlen.An Philosophy-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echnology[J].RPT1983,(6):205-216.

[11]让-伊夫·戈菲.技术哲学[M].董茂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91-110.

[12]Pierre lemonnier.The study of material culture today: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echnical systems[J].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1986,5:147-186.

[13]Bryan Pfaffenberger.Social Anthropology of Technology[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92(21):491-516.

[14]David J Hess,Linda L Layne.Preface[J].Knowledge and Society:the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2, 9:ix-xiii.

[责任编辑 陈浩凯]

Review of Foreign Technological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In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View

LI Yong
(School of Marxism,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efei,Anhui 230009,China)

The technological research of anthropology in the real sense was not done until after anthropology came into being,and it kept pace with rise and fall of various schools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ies.The representatives of techn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contemporary age have gradually pushed the discipline from the academic margin to the center;however,there exist the following challenging issues to be solved:First,how to construct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with unified regulations;Second,how to acquire cognitive identity and career identity in the academic circles;Third,how to get rid of the suspicion of argument in the vicious circle while applying the contextual theory and system theory.

technology;view of technology;technological anthropology

N031

A

1672-934X(2014)01-0017-05

2013-10-12

安徽高校省级科学研究项目合肥工业大学现代科技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基地重点项目(SK2013A14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合肥工业大学博士专项基金项目(2012HGBZ0627)

李 勇(1978-),男,湖北潜江人,合肥工业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技术哲学和技术人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