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监督转型要符合政府行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导向

●本刊评论员

在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又一次阐释了法治政府、有限政府的基本逻辑：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真正按这一逻辑行事，才能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财政监督转型应该符合这一逻辑的要求，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发挥应有的作用。

“法无授权不可为”意味着政府不仅要令行禁止，政府行为还要取得法律授权，使政府规模得到控制，行为得到约束，这是实现善治的必然要求。“全能政府”、“无限政府”则存在诸多弊端：一是政府规模失控，什么都想管，结果必然是机构不断扩张，编制不断扩大，“公耗”无度，财政吃紧，纳税人负担过重。二是权力运行容易失控，政府行为失去清晰的边界，滥用权力，设租寻租行为难以控制。三是政府市场之间关系不顺，政府行为容易“越界”，干扰了市场的有效运行，扭曲资源配置，放大道德风险，抑制创业、创新。四是长官意志得到强化，违背经济规律的要求凭个人好恶甚至私利驱动办理公共事务。李克总理指出：“政府管得过多，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增加交易成本，还容易滋生腐败。”

“法无授权不可为”的逻辑，付之于财政监督实践，主要是管好政府的“钱袋子”，严格公共资金管理和监督，真正按国务院的要求，做到收入一个“笼子”、预算一个“盘子”、支出一个“口子”。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良好的政——财关系，用以财行政的财政成本控制来约束政府规模和行为，使之严格约束在法定界限之内。因为政府规模和行为失控都有财力基础，管好“钱袋子”，对“全能政府”、“无限政府”才有釜底抽薪之效。

当前，财政监督工作的转型，要紧紧围绕决策层的部署和要求，为法治政府和有限政府提供财政制度上的保障，使政府行为约束在法定授权范围之内。

一要从财力控制的角度监督好中央八项规定、“约法三章”、治理“四风”等一系列政策的落实。政府性楼堂馆所和办公用房、“三公消费”过多过奢，有的违反规定，属乱作为，有的则是钻“法无禁止”的空子。对于触 “高压线”的乱作为，当然要用“高压电”来治理。“法无禁止”也不是政府行为充分条件，没有法定预算和合法的审批，这样的政府行为成本也不能列支，不能报销。

二是要通过财政“断奶”的手段，用财政预算硬约束来达到简政放权的目的。审批事项也好，政府投资也好，过度监管也好，没有行政成本的列支，都支撑不下去。因此，要严格监督政府收入的来源，防止多头来源的收入、“小金库”的存在成为政府“越界”的财力基础，特别是要治理政府“三乱”行为，保证收入都纳入监管。要强化支出管理，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取消无授权的机构、项目的支出安排，适度控制支出总规模；建立优化一般性行政支出结构的长效机制，降低行政成本；逐步压缩经济建设性支出的规模，优化公共投资结构；继续加大社会福利性支出比重，采取措施堵上制度漏洞，提升社会福利体系的可持续性和绩效，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是以严格的公共资金管理和监督来规范权力的运行，在反腐倡廉上发挥财政监督的作用。李克强总理强调反腐要管权、管钱双管齐下，其中控制好财政资金，也是约束权力的“紧箍咒”。凡属公共资金开支的领域，都要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保证信息公开，堵塞“跑部钱进”的制度漏洞，严格会计制度，为公共资金装上“安全锁”、“防盗门”。财力关把住了，权力滥用就失去了利益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