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语言习得与双语教育最佳时机研究述评

孙丽华，王嘉毅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第二语言习得 “关键期假说”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语言学、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以及外语教学的学者们分别从各自立场和观点出发，从不同角度，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开展了大量的实验研究，提出了各种 “学说”，对教育学界开展双语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第二语言习得专家伯德桑 （Birdsong）认为:“关键期问题在二语习得研究中具有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1］第二语言习得是开展双语教育的基础，双语教育是促进第二语言学习的必要条件。因此，开展双语教育的最佳时机也是一个备受关注、争议不断的话题。这是一个比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还要复杂的问题，需要综合运用发展心理学、应用语言学 （尤其是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教育学、民族学、社会文化学等众多领域的理论和知识来回答。

一、儿童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设和关键期的年龄还存在着争议。但是一部分认知神经心理学证据和行为证据发现第二语言的获得存在多个关键期，口语、语音、词汇、语法等的关键期阶段也不完全一致。［2］学术界对于关键期的年龄阶段的研究与探讨，大致可以归为两类:

（一）2岁至青春期前后为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关键期

兰尼伯格 （Lenneberg）于1967年最早提出语言关键期的假设，指出3～12岁是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在此期间，儿童的大脑对于刺激最为敏感，语言活动最为活跃，左右脑都参与语言活动，能对其过程进行复杂的综合，以适应流畅和连贯的运用语言的需要，错过这一语言关键期，要想学到标准的第二语言，特别是口语十分困难。［3］［4］继兰尼伯格之后，许多学者对第二语言的关键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证。帕特克维斯基 （Patkowski）以年龄在5～50岁之间的二语习得者为被试，发现在口音等级和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15岁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5岁之前的移民者口语中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外来口音，超过15岁口语中出现外来口音。［5］汤普森 （Thompson）以第二语言获得年龄在4～42岁之间的二语习得者为被试，发现年龄是预测第二语言最终达到的口音等级的最强有力的因素，10岁前到达美国的学习者虽然英语口音得分显著高于成人组。塞利格 （Seliger）的研究表明语音习得关键期至青春期结束；斯科维（Scovel）的研究显示语音习得关键期至12岁结束。考利尔 （Collier）总结前人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青春期过后学习的第二语言中一般都带有外来口音。鲁宾 （Ruben）的研究显示，语义习得关键期至15岁或16岁。平克 （Pinker）的研究表明儿童第二语言习得的关键期是6岁至青春期。［1］

（二）学前阶段是第二语言习得的关键期

约翰逊 （Johnson）和纽波特 （Newport）以第二语言学习年龄为3～39岁的朝鲜语母语者为被试，采用非连续性检验和相关检验两种方法，发现句法合理性判断的成绩与年龄相关显著。3～7岁组的成绩和母语组没有显著差异，其他各组被试的成绩都显著低于母语组。［6］鲁宾 （Ruben）的研究显示第二语言句法习得关键期至4岁。朗 （Long）指出:如在6岁前开始学习第二语言，口语中一般没有外来口音。［7］辛柯、周淑莉通过大量的语言测试指出，2～3岁是口头语言发展的关键期，2～4岁是语音学习关键期，4～5岁是儿童学习书面语言学习的敏感期，5～6岁是词汇能力发展关键期。［8］还有学者指出，3岁左右儿童已初步掌握了本民族语的基本口语；4岁时儿童一般能够掌握本族语的基本语音，在此阶段没有掌握正确的发音，以后纠正就会特别困难；儿童对语法体系的掌握，约在5～6岁之间。从个体言语发展历程来看，3～4岁的儿童，能轻松地学会世界各民族语言的语音，因此儿童在这个年龄段被称为 “国际公民”。当儿童掌握本民族的语音后，再学习第二语言的语音时，就会出现困难，年龄越大，学习第二语言的语音，越容易受到母语语音的干扰。［9］［10］陈宝国等指出 “第二语言的学习存在关键期，这突出表现在，学习者年龄越小，越容易习得第二语言的正确发音。”［11］从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发展阶段来看，0～6岁阶段的儿童听觉敏锐，模仿力强，求知欲旺盛，是语言和智力发展的关键期。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6岁前是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敏感期。［12］

从以上研究中反映出，儿童第二语言学习在青春期前后存在口语和语音方面的关键期已被普遍证实和认可。综合方面来看，我们还只能说第二语言习得存在最佳时机，可概括为2岁至青春期前后特别是学前阶段是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最佳时机。这种实例在我们生活周围很常见，如在儿童早期阶段移居国外的家庭，儿童很轻松地在第二语言的社会环境中习得标准的第二语言，跟当地居民没有什么差别，而在稍大一点尤其是青春期之后移居国外的家庭，儿童的第二语言并不会达到当地居民的水平，尤其在口音方面。另外如生活在国家通用语言地区的少数民族儿童，从小和讲通用语的儿童生活在一起，很容易自然地习得国家通用语言，和母语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而对于高中和大学阶段才开始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少数民族学生而言，无论如何都很难达到母语的水平，通用语只能当作一门外语来学习，进行简单的听说读写，给双语教育的实施带来多重困难。

二、儿童早期学习两种语言和双语教育的优势研究

“双语学习是相互干扰还是相互促进”一直是学术界研究关注的另一焦点问题。近年来，随着脑科学的发展以及对儿童认知发展规律的进一步认识，越来越多的实验研究表明在儿童的早期阶段学习两种语言存在着明显的优势，更有利于儿童的语言、认知、智力、心理能力等方面的发展。

（一）家庭传记研究

早期的双语习得研究是以个人传记的形式出现的，最著名的有法国心理学家荣家特 （Ronjat）和美国语言学家利奥波德 （Leopold）针对自己的孩子所作的研究。荣家特的孩子路易斯生活在混合语言家庭中，父亲讲纯正的法语，母亲讲纯正的德语，彼此在同孩子说话时，坚持使用自己的第一语言。得出的结论是:双语养育方式不但没有推迟路易斯的发展，而且促进了路易斯对语言抽象性的认识。［13］同样，利奥波德的女儿希尔德加德从出生开始就沉浸在双语环境里。父亲 （德）和母亲 （英）和她讲话和彼此对话时坚持使用自己的母语，通过多年的观察与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就语言发展还是一般认知发展来说，早期双语经验对儿童不但没有不良影响，而且具有积极影响，如果双语儿童更注重谈话的内容，更有能力将词和词的所指物分离开来。”［14］

（二）严谨的实验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出现了设计严谨的实验研究。皮尔 （Peal）和兰伯特（Lambert）1962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影响较大。他们以10岁的小学生为被试，选择了两个单语控制组 （英语和法语），一个双语实验组 （英－法），并在年龄、性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上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做了匹配。研究者对被试进行了一般智力、基本心理能力、态度量表测验。结果显示:双语实验组儿童在绝大多数测验上的得分显著地高于单语控制组儿童。双语实验组儿童还表现出比单语组儿童更加多样化的智力结构。［15］

（三）跨地区对比研究

20世纪80年代，贝恩 （Bain）的跨地区对比实验研究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他的研究设计上非常严格，研究结果也很可靠。研究被试来自加拿大艾伯塔、法国阿尔萨斯和中国香港。将出生不久的儿童根据父母的职业、生活方式与教育程度进行匹配，形成双语儿童实验组和单语儿童控制组，对双语实验组儿童父母进行培训。研究者分别在不同时期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儿童进行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测验。结果表明:“对于容易的问题，双语实验组和单语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对于较难和难的问题，双语组的成绩显著地高于单语对照组，无论是各地区内部比较，还是跨文化总体比较，这一结果都是一致的。这一实验研究的结果表明家庭早期双语教育对儿童的认知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16］

（四）心理学对人脑的研究

对于第二语言获得早晚是否导致双语者两种语言在脑部表征的不同，目前还存在争议，不过大部分的实验结果支持第二语言学习开始得越早，双语者的大脑加工机制就越接近单语者，双语者的第二语言语音也越接近母语使用者。［17］20世纪90年代，卡尔·金 （Karl H.S.Kim）利用核磁扫描技术对儿童学习第二语言时的大脑活动情况进行分析，幼儿在学习第二语言时，大脑将其储存在 “布罗卡斯区”（与母语相同的部位），而成年人在学习第二语言时大脑已无法将第二语言储存在该区，只能在大脑的另一部位重新建立记忆结构。［18］此外，一些学者对此进行的功能性核磁共振脑造影研究发现，学习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时间越接近，脑部处理这两种语言的区域就越靠近甚至部分重叠，越早让儿童接触双语，儿童内在的语言学习机制就会越早地接受两种不同的语言刺激，并独立地发展起来。学前阶段开始学习第二语言，不仅在发音方面而且在语音的听觉方面具有不可逆转的优势。同时学习两种语言的儿童不仅很容易学会，而且也能达到熟练和自信地利用这两种语言的程度。其过程开始得越早结果越好。

（五）多维角度的精细研究

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越来越精细。2003年，萨拉特 （BlotZarate）和保卢斯 （Paulus）进行实验，儿童被分成两组完成一系列 “头脑风暴”的认知任务。实验结果表明:接受双语指令实验组的成绩高于对照组。实验者对此的解释是:双语指令能够同时激活两种语言所携带的所有知识，因此双语指令更有助于儿童的潜力激发。2008年，卡罗尔·本森 （Carol Benson）在语言学习关键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二语言学习定律:第一，学习语言必须越早越好；第二，学习语言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当作媒介语。比亚韦斯托克 （Bialystok）在2010年的实验证明，双语儿童对元认知技能的掌握要比单语儿童好，其中包括完成复杂的选择性技能、注意技能等。在更细致的实验中，双语学习者的优势似乎更明显。巴拉克 （Barac）与让鲁克（raluca）在2012年的实验中，按语言背景将104个6岁的幼儿分成四组，实验结果证明，虽然语言背景和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小组之间成绩的结构差异，但从元控制、元认知的实验成绩来看，所有双语组的表现要全面好过单语组。实验结果似乎完全证明了双语教学对孩子智力启蒙及认知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19］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出早期阶段两种语言的学习和双语教育不仅不会阻碍儿童的发展，而且还从多方面促进儿童的发展。在我国，目前开展双语教育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发达地区英汉双语教育，另一种是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言的双语教育。从实际效果来看，无论是进一步接受教育的选择机会还是未来的择业机会，双语儿童的发展要比单语儿童宽阔得多。双语儿童表现出来的不仅是语言的优势，更能体现出儿童在人际交往与沟通、自信心提升方面的优势，智力、心理方面的优势也很明显。“多掌握一种语言文字，也就多掌握了一种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它可以改变儿童的世界观、人生观，并对儿童的整体素质产生深远影响。”［20］对于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少数民族地区儿童，尤其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儿童而言，国家通用语言的掌握是接受教育的前提，双语教育是接受教育的重要途径。

三、开展双语教育的最佳时机

（一）双语学习的几种情况

双语学习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出生在双语家庭中的儿童，儿童会在双语环境中自然习得双语。第二种情况是，儿童生活在单语家庭中，上学后遇到双语，教育系统中采用两种语言进行教学活动，儿童在不断接触双语过程中逐渐学习使用两种语言。在这种情况中，儿童是被动地学习第二语言，通常回到家里或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第一语言，即自己的母语，而到了学校环境中或正式场合使用第二语言，即通用语言，长期如此会造成两种语言使用的不平衡，而且容易造成相互干扰，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转化的快慢，会影响到儿童对知识的理解，进而影响到儿童的学习成绩。第三种情况是，通过在童年后与使用第二语言的社会的直接长期的接触来自然而然地掌握第二语言。如移居国外的家庭，少数民族搬到国家通用语地区，或汉族搬到少数民族聚居区。这种情况往往是由于现实的需要，使得学习者主动去学习第二语言，虽然语言的熟练程度有限，却可以达到现实交际的水平。第四种情况是，通过在学校里上课来掌握第二语言。比如我国中小学开设的外语课，少数民族地区开设的汉语文课和民族语文课。这样掌握语言的熟练程度一般来说是十分有限的，尤其是对语言听说能力方面的掌握。

（二）家庭环境要尽早支持幼儿自然习得双语

麦凯和西格恩指出:“儿童在开始学话时接触两种语言，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掌握这两种语言。儿童不仅掌握两种语言系统，而且能把这两个系统区别开来，并按照情况的变化，从一种语言迅速地转换到另一种语言。”［21］13－15蒙台梭利、乔姆斯基、刘晓东等人认为:“语言是在语言环境和语言文化中，自然地生发出来的”，［22］有力的支撑了语言在环境中的自然习得性。可见不论是第一语言还是第二语言的学习，有了语言环境的支撑，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问题。我们认为，出生在双语家庭的儿童，如果父母坚持使用双语交流，儿童会在双语环境中自然习得双语。因此，对于家庭而言，致力于让儿童变成双语人而且具备双语条件的家庭，儿童的第二语言习得应尽早开始，最好两种语言同时进行，使儿童在家庭环境中自然习得两种语言，并对两种语言的习得保持基本的平衡。

（三）正规学校系统要尽早在学前阶段开展双语教育

麦凯和西格恩指出:“第二语言应该尽早引入意味着这种引入应该是在教育过程的开始，更好的是在学前阶段。这种情况的前提是教育应该是全面双语教学，并把它作为一种明确宣称的目的之一，这里没有提供高度熟练程度的第二语言的其他途径。”［21］101－102“从三岁初开始，儿童能够分别掌握两种语言系统并同时得到发展，如果整个过程中儿童都同时接触两种语言，即使学习两种语言好多年，两种语言的发展水平仍保持平衡。无论如何，儿童在这些情形下达到学龄时就极好地打好了双语教育的基础。”［21］92－93对学校系统而言，儿童语言的获得不仅依靠习得 （acquisition），还要依靠学习（1earning）。克拉申 （Krashen和特雷尔 （Terrell）区分了 “习得”与 “学习”的涵义。“习得”取决于实际沟通的语言运用，同第一语言的习得一样，是一种 “自然的方法”，是无意识的过程，是儿童获得第二语言的首要方法。“学习”是对于语言的一种认识，是改变对于语言的知识，是有意识的过程，是掌握有关语言规则的明示的知识。［23］幼儿园学前教育阶段是儿童习得和学习第二语言的重要时机，开展双语教育的地区要把握儿童语言学习的规律，尽早在学前阶段开展双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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