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学还是考古学:考古学社的学术诉求

刘焱鸿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广东广州510303)

“五四”之后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是杂志的兴起。①罗志田:《从正名到打鬼:新派学人对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见氏著:《国家与学术:清末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30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一般意义而言，在20世纪的前20至30年间，整个世界的文化思想发展处于蓬勃兴盛的黄金时代，不仅在中国，视野更及至国际学界;不仅在单一的文史哲领域，各种自然科学的观点也逐次引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诸如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人种学、人类学、地质学以至古生物学、考古学等都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从而使一个时代的史学视线为之扩大，精神风貌为之一新。即就“考古”②“考古”二字包含时人的见解判断、“内袭”“外援”的传统与吸收以及技术层面的田野活动等三层因素，其观念层面把握已是不易，自《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北京图书馆编，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所索引内容及分类亦可窥一斑。例如其书目中列同时期的若干本著作，已经包含了多重“考古”观念在内:《中国玉器时代文化史纲》，谢英伯著，中华考古学会，1930年版;《考古学》，张凤编，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1930年12月;《考古学通论》，(日)滨田耕作撰，俞剑华译，上海商务，1931年5月;《东亚文化之黎明》，(日)滨田耕作著，孟世杰译，北平文化学社，1932年4月;《考古学研究法》，(瑞典)孟斯鲁斯(Oscar Montelins)著，郑师许、胡肇椿译，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12月;《先史考古学方法论》，(瑞典)蒙德留斯(Oscar Montelius)著，滕固译，上海商务，1937年1月。与“考古学”而言，也呈现出一种多变复杂的历史图景。近代意义的学术团体与学刊有着天然不可分的密切关系。王国维曾言:“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之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讨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③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王国维遗书》，第5册，第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到了二三十年代则于民智民理有回落低潮的趋势，然“旧学”考证之功却“为从古未有之进步”。④樊少泉原话为:“中国义理之学，与书画诸技术，即群众普通旧学之程度，在今日诚为衰颓。然昔人所谓考证之学，则于最近二十年中，为从古未有之进步。特专门之事、少数个人之业，世人鲜有知之者，而阅杂志之少壮诸君则知之尤鲜。”虽然此话原意为针对当时只知道读杂志不知道通“旧学”的青年而发，但确然可知乾嘉学问、钱大昕的考据之学并未倒退，而古器物古书籍古材料的发现与理论发明尤盛。参见罗志田:《从正名到打鬼:新派学人对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见氏著:《国家与学术:清末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308页。相应地，则是政府的大力支持，各大高校研究院所对其关注的增多;在学校机构设置、师资力量投入和经费运用等方面都落到实处。从北平学界来看，学风由虚入实，正是“以考据学的造诣来论及学者高下，而渐置学术的思想倾向于不论的时期”⑤陈以爱:《胡适的“整理国故”在20—30年代学术界的反响》，见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2002年第33期，第134页。。

在此期间的北平学界“考古”风尚与考古学研究中，燕京大学考古学社虽办刊时间不长(自民国二十三年六月至二十六年六月，发行刊物六期)，但内容涉及各位学者的学术活动、各家所言的学术见闻以及学社中之运行营运机制，都堪为一时代学界的投射侧影。此群体相聚的原意也不过“在联络同志，印行几部同志们所作的书而已”①刘节:《考古学社之使命》，载《考古学社社刊》第二期，民国二十四年六月，第3页。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南京大学图书馆影印本。此段引文后为刘子植先生进而阐发的学社三大使命，则此为更后赋予学社的意义所在，与“社团”针对的原始语义无太大干涉。，“社之任务不过为社员互通消息之一机关”②容庚:《考古学社之成立及愿望》，载《考古学社社刊》第一期，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第7页。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南京大学图书馆影印本。此影印本有两个版本，前后页码或有错次，内容亦有错漏，故相互参照以得全貌，此处只标识南京大学图书馆版本。。本文希望就考古学社在1934年至1937年间的活动进行考察，以此为切入点，讨论近代民国学术团体在“考究古史”的潮流中所扮演的角色。

学社成立的因由很多学者都曾在不同的著作中多番提及③如容氏的及门弟子、东莞乡友都有相关的回忆记载，主要文章集中在《东莞近百年文化名人专辑》(政协东莞市文史委员会编:《东莞文史》第二十九期，1998年)和《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此外散记于各家传记之中，而语多为概括，并没有系统的集中讨论。至于学社地位，也不过指出其为“当时考古学界最重要的学术团体”(马国权:《容庚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就》，载《燕京学报》新二期，北京大学，1996年，第 389页)。，就当时社会形势而言，学社的成立刚开始就带有了与“时”并举的意味:现代科学方法的“整理”使“国故”“国学”填充了新的内容;但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引入，治理方法的更新和对普遍“常识”的颠覆成为了古史前后相接的一个关键问题。地质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在北京周口店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察工作，中央研究院考古组在安阳殷墟先后三次的发掘研究工作(1928—1937)，分别在地质调查、古生物寻求而涉及的人类遗物和遗迹，以及为寻找早期历史材料而发现人类居址和墓葬这两方面同时进行，因此在技术层面上又促进了这一方法经验基础的诞生:无疑为原史考古和上古考古添加了更为有力的佐证。一时间临时发起的合作考古团体、较为固定的考古学术团体④此处袭用张岂之的提法，但其实内中包含的已经远不止“团体”单一的成分所在了。参见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第501—5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纷纷而起，而之前成立的团体也因应时势开始了新一轮的工作。可见他们工作的内容、目的已呈现多样化，开始带有以新方法治理古史的意味。当时主要的考古团体略列如下⑤此处参考注解③、④，以及贾梅仙:《贺容媛先生九十寿辰》，载《东莞文史》第二十四期，第51页。:

古物保管委员会——“民国以来古迹古物之保管归内务部，国民政府成立，设有古物保管委员会，办事处设于被迫，属教育部管辖。”

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民国十二年，北京大学有考古学会之设，困于经费，未能进行。”⑥容庚:《记考古学社》，载《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号，1936年，第339页。(按:容庚此说未为确切，实际是该年5月国学门正式于考古学研究室下设古迹古物调查会，可谓第一个由中国学者组成的考古学团体;自民国十二年至十四年皆有田野考察活动。⑦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政治大学史学丛书)，第170—175页，台北政治大学1999年版;傅振伦:《傅振伦文录类选》，第820页，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民国十八年(1929)11月，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成立了考古组。“史学研究会为吴敬恒(稚晖)先生所创办，会员有陈垣(援庵)、沈兼士、马衡(叔平)等十余人，吴先生任常务委员，史学会从事历史与考古研究工作;分为历史组与考古组，历史组主任顾颉刚，考古组主任徐炳昶(旭生)。史学会后于民国二十五年改为史学研究所，由徐炳昶任所长。”⑧李书华:《二十年北平研究院(上)》，见《传记文学》，第7卷第4期，第14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李书华是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编委中最早的成员之一，其语当真实可信。“自民国廿三年春至民国廿六年夏，共发掘三次，发现新石器时代至隋代的民居地及三代秦汉古墓多处。”⑨李书华:《二十年北平研究院(下)》，见《传记文学》，第7卷第6期，第42页。

中国考古会——“中国考古会于民国二十二年成立。”[10]原话未能寻证为何人何地创立，存疑。

山东古迹研究会——1930年成立，与中研院联合发掘城子崖遗址(1930)。

河南古迹研究会——1933年2月成立，会址在开封，是中研院与河南省有关单位联合组成，主要负责安阳殷墟以外的河南省境内的考古发掘工作。

吴越史地研究会——1936年8月在上海成立，会长为蔡元培，于右任为评议，董作宾等为理事，卫聚贤为总干事。曾对杭州一带古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出版有《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掘报告》。

此外尚有上海的中华考古会①“闻上海有中华考古会，询之友人(按:此处‘友人’为徐鸿宝)，答书谓惜乎欠一学字”(容庚:《记考古学社》，载《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号，1936年，第340页)。考古学社之中，李凤廷也是中华考古会中的一员。、陕西考古学会②该学会的活动主要围绕田野考察与发掘工作，参见容媛编:《二十三年一月至六月国内学术界消息》，载《燕京学报》第十五期，1934年，第259页。等，不作赘言。

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容庚与徐中舒、董作宾、顾廷龙、劭子风、商承祚、王辰、周一良、容肇祖、张荫麟、郑师许、孙海波等人发起金石学会，征求会员。九月一日在北平大美餐馆召开成立大会，社员到会者有三十五人，并将旧拟的“金石学会”之名改为考古学社，票选容庚、徐中舒、刘节、唐兰和魏建功为执委③《社务纪要》，载《考古学社社刊》第一期，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第71页。。学社的目的主旨也在第一期《考古学社简章》中有大致的表述:“本社以我国古器物学之研究，纂辑，及其重要材料之流通为主旨”④《考古学社简章》，载《考古学社社刊》第一期，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第1页。，这一主旨在第二至六期的简章修正中都无改变。此外对学社本身成立的相关论述，第一期社刊有劭子风所写的《考古学社缘起》、容庚所写的《考古学社之成立及愿望》，第二期有刘节所写的《考古学社之使命》，都值得注意。⑤以上三文分别见于《考古学社社刊》第一期，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第3，5页;《考古学社社刊》第二期，民国二十四年六月，第3页。它们共通的起点在于辨别时势以求取同道，对何谓“考古”、何谓“考古学”、社团组织的最初出发点等问题就有了基于自身社团意义的理解。如劭子风就有“吾人有鉴于此，爰集同好，组织斯会，冀于研究与整理之外，略尽流通材料之责”的话语。而为了更趋于此目的，如何组织考察、发起展览、联通各方学家进行讨论正是手段所在。

学社于民国二十三年创立，至民国二十六年停办⑥关于停刊的因由，众说纷纭，而最主要的说法是军事原因，即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第五期社刊(二十五年十二月)中已有所隐示，郑师许自沪返粤，而容庚亦有“拟暑假南归”之语。，前后四年之间共有三期社员(其名册有正录和续录，因此共六期分刊于六期社刊内)，每期社刊都会附录该期社员的通讯地址和著作目录。第一期为五十八人(续录二十六人)，第二期为八十九人(续录十三人)，第三期为一百三十四人(续录七人)，六期统计社员(含中途退会者)人数共一百五十二人。⑦此处统计按照六期社刊的社员名录得出，重复、错印引起的数字出入皆订正(如庄严误作“庄严”和“庄尚严”二人，张新误作“张日新”和“张新”二人)。年岁分布自二十岁(为河南永城的苏玉鑫⑧据南京大学图书馆影印本，疑第一期社刊错印为“苏金鑫”，因第二、三期皆印作“苏玉鑫”。)至六十五岁(为河南睢县的蒋藩)，以三十至四十岁为最多者。地域占江苏、浙江、河南、安徽、两湖、广东等十三省。外国社员二人，分别是加拿大的明义士(James M.Menizes，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和英国的叶慈(William.P.Yetts，英国伦敦大学中国美术及考古学教授)。

考古学社成员来源是非常广泛庞杂的，主要由学界人士之间的互通⑨此一“互通”不仅仅包括了同“道”与学问探求的兴趣“一致”，内里涉及的还有核心成员的认同感，这一认同有出于东莞学人的了解、粤籍人士的来往的地域前提，亦有不同学府之间学风同异的微妙参照，此点对抗战前燕京大学学术形象的塑造也有着特殊的侧面关照作用。组成，有学者指出其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者和金石学者的群众组织”[10]语出王世民《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而容庚亦曾提及学社社员可分为“对于考古有相当之成绩者。对于考古有相当兴趣，而致力他种学问，可为吾人之助者。对于考古有相当兴趣，相当研究，而可以深造者”。参见容庚:《考古学社之成立及愿望》，载《考古学社社刊》第一期，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第7页。。北京学界的学者仍然占据绝大多数比重，尤以服务于燕京大学的学者群作为整个学社的基本力量所在。就燕京大学的组成进行分析，与容庚有师生之谊、同门师属的不在少数，如劭子风、孙海波、周一良皆曾为容氏的学生。此外不可忽视的是上海和南京，单上海(持志书院、交通大学等)和南京(仅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就各有七位和两位学社社员)两地社员就各占了十位，故此两地也为考古学社的两个相当重要的阵营。①民国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六年六月的社务纪要中都分别提及驻沪、驻京(按:此处“京”为南京)通讯员的问题:“执行委员会特约社员郑师许先生为住滬通讯员，接洽一切，报告本社”(《社务纪要》，载《考古学社社刊》第四期，民国二十五年六月，第368页);“南京社员较多，兹特约商锡永先生为住京通讯员，接洽一切，报告本社”(《社务纪要》，载《考古学社社刊》第五期，民国二十五年十月，第382页);“敦请陆丹林君为本社住滬通讯员”(《社务纪要》，载《考古学社社刊》第六期，民国二十六年六月，第361页)。而并非隶属于各院校的博物馆、图书馆的文化事业单位的参与和组织同样也是值得注意的组成部分。如上海市博物馆、河南博物馆、昭通省立民众教育馆、南通图书馆、山东省立图书馆，皆可涵盖当时相当重要的文化、文物资源，对学社本身的建设以及内外交流也有裨益。故容氏等人所言的“交流平台”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体现。

考古学社“异”于其他社团的地方在何处呢?首先，考古学社的编辑运行体例与其他学社有很大的不同。学社社章是了解考古学社运营操作的途径之一。六期社刊一共对社章(第一期首发)进行了五次修正，现试列出第一期《考古学社简章》②《考古学社简章》，载《考古学社社刊》第一期，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第1页。，结合每期《社务纪要》和学社发展的取向，并根据内里各条款对六期的修正作一个前后对比分析:

一、本社定名为考古学社。

二、本社以我国古器物学之研究，纂辑，及其重要材料之流通为主旨。

三、社址暂设北平燕京大学燕东园二十四号。(由北平文津街北平图书馆刘子植先生转交亦可)

四、凡赞同本社旨趣，经社员介绍者，皆得为本社社员。

五、社员年纳费二元，于每次大会时缴纳(新社员于入社时缴纳)。凡不交社费者，作为退出。特别捐款，于必要时募集之。

六、执行委员会执行一切事务，由大会票选五人任之。由五人中公推一人为常务委员，负召集责任，任期一年，得连任。

七、本社年开大会一次，于九月举行，由执委会召集，报告社务，选举执行委员，讨论一切进行事宜，交由执委会执行。如有特别事故，得由执委会临时召集之。

八、工作计划:

1社刊内容分著作计划，通讯讨论，考古及出版消息，社务报告，社员题名等项。

2考古专集内容为古器物照片，拓片等材料及考释。

3考古从书内容为会员新著，及名人旧著之罕见者。

九、本社出版物，除社刊由社出版分送各社员外，其余社员著作，得由执行委员会审查，列为专集及丛书，由著作人自行出资印刷，或由本社集资出版。社员得享受扣折之权利。

十、本简章由大会通过执行，遇必要时得修改之。

考古学社在正式成立之前曾经拟定“金石学会”一名，此点在第一期的《社务纪要》③《社务纪要》，载《考古学社社刊》第一期，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第71页。和郑师许的《通俗考古学丛书编辑计划》中都有所提及，但对改名的原因并没有太多牵涉。即使时至今日我们仍无法清晰理出是谁旧拟了“金石学社”这一名称，又是由谁提议或者是在什么形势驱动下改为“考古学社”，这一情势的摹写只能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主持学社学者的治学方向中寻得丝毫的端倪。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来，郑氏在谈到他主持发起编辑“考古学通俗丛书”的计划时，从侧面涉及到考古学社发起的契机之一，内容颇为重要，表述如下:

本年春间，胡肇椿君来，因我旧日译有孟德鲁斯Oscar Montelius《考古学研究法》的译稿，还没完成，因怂恿共同合译。同时他也决定将某氏的发掘法一书译成。当时我便有一个提议，何不大家再联合几个朋友，共编一种通俗考古学丛书。他也极为赞成。登时由著者拟定基本的书籍。大家公推容希白为主编。并且由著者个人写信去征求希白同意。未几，便见北平的几位同志发起了金石学会，有编辑各种丛书的拟议。九月十四日接到北平寄来的通告，云已由金石学会改名考古学社。这是我个人拟编“通俗考古学丛书”的动机。

《通俗考古学丛书编辑计划》①郑师许:《通俗考古学丛书编辑计划》，载《考古学社社刊》第一期，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第17—28页。可谓表达了郑氏对考古治学的意向。虽名为“通俗”，实质乃是对考古学社基调某种程度的初步订立。他认为，考古学至今所以不能发达，“实因通俗的书籍供应太少”②根据郑氏列出来的几种所谓“考古”的丛书，内容还是相当庞杂，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范围定义，例如卫聚贤的《中国考古小史》就只是“常识”意义的小书而非严肃的学理考证与史实讨论。，而且除了能够直接阅读外国语的人以外，未必人人都愿意阅读那些杂乱无章的金石笔记或题跋。“一种通俗考古学丛书”的编订可以看作是后来学社编辑各种专门从书、类书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学社正式成立之后，在沪、渝设立通讯员负责联系社务的事宜，郑师许和商承祚两位也相应地担当了两地的通讯员角色。无论是从学术体系的渊源还是从交往深度来说，他们都是容庚在考古学社工作中的重要协助人。

不可忽视的是学社内部同样也有更进一步的真知诉求，开始试图了解中国以外学者圈子的动向，尤其是“考古学界”——此“考古”的意义才是真正西方意识下的科学产物——的动向成为了最快捷的可供参考的重要消息③例如郑师许在其中着力甚多，有《日本考古学界最近之概况》，载《考古学社社刊》第二期，民国二十四年六月，第5—24页;《印度考古学发达史》，载《考古学社社刊》第三期，民国二十四年九月，第133—153页。又如丁士选:《介绍日本考古学者滨田梅原两先生》，载《考古学社社刊》第六期，民国二十六年六月，第61—83页。;并由此开始反思中国“考古学”的社团建设工作应该从何做起，考古学社如何切实履行“考古”的使命，并试图真正相合考古学、金石学与古器物学之间的关系。但这样的“首创”在话语实践中仍然并未理清脉络:

不管是上古史或中古史，如果真正要求改进的话，都不能离开考古学而独立发展的。……在十余年以前，中国根本没有考古学。只有所谓金石学，其内容是拿考古学同古器物学合起来的一种学科。④刘节:《考古学社之使命》，载《考古学社社刊》第二期，民国二十四年六月，第3页。

然而作为技术意义上的考古事业的发展并不是首先作为中国古史考证的附庸——起码作为西方意识催化的产物，“考古”本身的自然科学色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还没被彻底消化——19世纪以来，大批新材料的发现，考古思想的引入，使学科意识得到提高，令人注目的考古成就可谓明证;但论及理论意义长期占据垄断地位的“金石学”能否应对近代意义下的学科挑战时，就不得不重新考虑它是否具备足够成熟的学科条件了。因此在如何界定“金石学”时，学者们的尴尬就明显凸现:此时的“金石学”之名是否还可以代表新时势下扩大化了的中西学问?即使马衡有“故今日之所谓金石学，乃兼古器物学、金石文字学而推广之，为广义的学科名称”⑤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第2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的话，旧瓶装新酒的嫌疑和对“金石”的偏爱却可见一斑;何况“金石学含金石文字学并广之”的命题已足以引起新旧学者之间的争议了，“广义的金石学”即可发展到“古器物学”么?新材料的尽量扩充，如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经卷等无不具有创造专门学问的可能，吉金在“金石学”中的中心地位开始边缘化，但并不等同于金石学的治理方法可以吸纳新知表达新兴学问的深意，当进入到文字材料以外的价值判断，例如“艺术鉴赏”等重大命题时，“金石学”的狭义显然就力不从心了。何况在“金石学—古器物学—考古学”这一看似符合“进化”的单线顺序中，实际包含了多个学科开始独立运作的过程，考古学社的工作确实能够名符其实地完成他们的“考古”使命么?故避重就轻使用时髦的新时势话语:“考古”未尝不是迎合了当时学界的主流声音，同时亦似乎默许了两种争论不止的意见的同时存在:即“考古”在中国，作为近代意义下的技术考古⑥此处的强解恰恰是为了对应另一种“考古”意义的存在，在西方学者看来，作为人类学、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考古”事业远远比狭隘的古史研究更具备严谨的意义。，还有作为复合词的语意结构(考究古史)。从《考古学社社刊》中得出一个完整齐备的古史导向实在不易，但亦由此得出:古器物学的转型也不过是研究方法上的一次“更新”，力图降低主观臆断色彩的另一尝试，基本内容和编辑方法的话语体系仍然是建立在“罗王之学”的诠释;从“金石学会”到“考古学社”的名称转变未尝不是对考古学社乃至学者学科意识转型的一次重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