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行为批评论纲

周领顺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扬州 225127)

译者行为批评论纲

周领顺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扬州 225127)

译者行为批评指的是在社会视域下对译者行为所作的批评性研究，是对于译者在翻译化过程中的角色化过程及其作用于文本的一般性行为规律特征的研究。本文就有关研究提出了框架性的思考。

译者行为;翻译批评;译者行为批评

1.0 译者行为及其批评性研究概说

译者研究虽然较多，但专门以“译者行为”(translator behavior)为题进行研究的却比较鲜见，主要有Wilss(1996)、Mason(2001)、Carl，et al.(2008)等。译为中文的主要有Michel Ballard的文章(米歇尔·巴拉德，2007)，但均非批评性的，比如Wilss主要是从“怎么译”的角度着眼的;Mason主要是从语言学角度讨论了译者行为对语言行为规范的影响。

围绕译者及其行为而研究的主要是大量讨论译者主体性的论文。与国外相关研究相比，国内起步较晚，比如胡庚申(2004)“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发现是:“当我们从译者行为的视角考察翻译活动的时候，便会很容易发现，翻译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适应、选择的现象，译者又总会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大量的适应、选择的操作。”该论中虽然提及“译者行为”，但多集中在“怎么译”的层面。“怎么评”层面上的译者研究起步更晚，“译者作为翻译批评的对象只是在最近才得到重视”。(温秀颖，2007:97)

不管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从社会角度对翻译所进行的研究，即翻译的社会转向研究。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从学科构建角度进行的研究，二是从社会转向的视角所作的研究，常被看作翻译的“外围研究”。“翻译的社会学视角正在赢得越来越广泛的重视”。(邢杰，2007)这些研究往往采用社会学方法(肯尼思·贝利，1986、Bourdieu，1993、马克斯·韦伯，2000)或借鉴社会学理论探索翻译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翻译的社会视角研究或潜或显多随“文化转向”的研究高潮而来，特别是针对译者主体性的大量研究。但在“文化转向”或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中，社会问题是在考察译者主体地位凸显的背景动因时才涉及的问题。“社会转向”研究虽然和“文化转向”或译者主体性研究有交叉，但侧重点有所不同。Michaela Wolf就认为，“文化转向”之后，翻译学者在反思翻译的文化因素的同时，却普遍忽视了社会语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转引自李红满，2008)

译者行为研究虽然与译者主体性研究等研究的内容有交叉之处，但差异及其独立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译者主体性研究只是对于以文本研究为中心、对译文产生的环境因素一部分的译者因素而进行的翻译外部的、社会学上的研究(周领顺，2012)，而笔者的译者行为研究，专注于译者意志性、译者的身份和角色行为之于译文质量的影响，属于翻译内外相结合的、译者行为和译文质量评价相结合的、规定和描写相结合的翻译社会学研究，而“翻译社会学就是将翻译看作是社会行为的不可否认的一部分，看作是一种受社会诸因素调节的活动，并据此对翻译生产与再生产以及其社会行为人(即译者)进行社会语境下的分析的翻译研究”。(武光军，2008)

纵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主要表现出这样几大特点或不足:译界对于分清“翻译行为”和“译者行为”的意识不够明确，注意到其间区别和重要性的主要有Wilss(1989、1996)、王克友(2008)、周领顺(2013b)等为数不多的学者;虽有一定数量的翻译家研究、译者主体性研究等，但专题或系统研究“译者行为”的比较鲜见。即使在西方，也并未真正将“translator behavior”作为专门的术语使用，且所指的意思一般跳不出翻译技巧的窠臼。国内对于“译者行为”亦然，比如王晓元(2010:34)所说的“翻译主体行为(以下有时简称译者行为，translatorial act)”、胡庚申(2004)所说的“当我们从译者行为的视角考察翻译活动的时候……”。即使如陈浪(2011:99－117)分节标题以“译者行为与翻译:批评性翻译研究”开头，但其“译者行为”也仍然是泛称意义上的。所以，译者行为研究在系统性和深度上，有着很大的拓展空间;译界对于译者行为有过零星的描写和解释，但专注于“译者行为”批评性理论研究的不多，而专注于“译者行为”作批评模式构建与应用研究的更少。

翻译研究从翻译内走到翻译外，但从评价的角度看，尚未从翻译外真正回归翻译内并进行两者相结合的研究。对译文进行全面评价，就要将译文的生成环境考虑在内，特别是将译者在翻译内外的行为因素考虑在内。反过来说，对于译者行为的评价，也就是对译文的评价。译者是译文的操纵者，译文中必然留有译者的印记。

2.0 行为研究与文本研究

“译者行为”狭义上指的是译者身份下译者所应有的译者角色行为，译者是源语文本(原文)意义的转换者，彰显的是其语言性;包括译者身份下译者的社会性角色行为，译者是目的语文本(译文)的调适者，彰显的是其社会性。(周领顺，2012)也就是说，在“译者身份”下，译者扮演着语言性和社会性角色，语言性和社会性角色下的行为，从描写的角度讲，仍然是翻译行为，一旦社会性过于膨胀而颠覆了“译者身份”，其角色行为就必然超出翻译的范畴，使译文变为“非译”。Pym认为，基于社会视域的翻译研究其一是研究“文本”(text)，其二是研究“译者”(translators)，并认为对于译者的研究是比较缺乏的。(转引自徐剑，2007)专注于译者行为的研究也即译者行为批评。

译者行为批评具备翻译批评性研究范式的第三阶段特征。三个阶段的主要学科特征是:第一阶段主要是翻译内的翻译学研究，寻求译文和原文的关系，发生于翻译的传统;第二阶段主要是翻译外的社会学研究，考察译文产生的历史、译文的务实度和导致译文产生的所有的理性的因素(如译者因素、意识形态因素等)，以翻译研究上的“文化转向”为标志;第三阶段主要是翻译内外相结合的翻译社会学研究，考察意志体译者的语言性和社会性角色行为之于译文质量的关系，形成于当下。(周领顺，2013b)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在开展翻译批评时往往顾此失彼:维护“忠实”，有时就不得不对翻译外的历史语境视而不见;强调历史的合理性，有时就不得不对翻译内的“忠实”理想标准充耳不闻，从而失却翻译批评的全面性和客观性，而全面和客观地开展翻译批评对于整个国际译学界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译者行为批评是对译者借翻译活动参与社会的社会化过程的研究，也即译者的角色化过程研究。“角色化”指的是译者为实现务实社会的目标而不断在翻译中融入各种社会角色(如译者、广告策划者、推销员、编剧、演员等)的过程。行为具有规律性，也就具有普遍性，所以译者行为批评也是对于译者一般性行为规律特征的研究。行为是可以观察和认识的，Toury就认为，翻译受控于语言内部的规范和外部的社会文化规范，可通过这些规范来认识、解释译者反复表现出来的行为偏好。(转引自Hermans，2004:75)

译者作为翻译实践的执行者，主宰着翻译的社会化过程。译者联系着原文和译文、作者和读者、内心因素和外在因素、作者诉求和社会需求、译者自律和翻译他评、译者个体和译者群体、译者意志和译文反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等等，所以在翻译批评实践中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起着中枢的作用，译者行为批评便自然而然成了必然的选择。因此，译者行为角度的研究将会是翻译研究一个比较理想的切入点。所以，译者行为批评，既关涉译者研究，也关涉文本研究;既关涉翻译内研究，也关涉翻译外研究;既关涉社会性研究，也关涉社会化研究;既关涉译者的翻译自律，也关涉译者的翻译他评等等。

翻译研究在传统上多集中于文本研究(内部研究)，“文化转向”后又多集中于文本生成环境的研究(外部研究)，虽然也涉及译者因素，但必然不是研究的主体。而传统上对译者所做的研究，多集中于译者的生平、成就、翻译思想等，即总体上囿于把译者作为单个的个体来研究:译者作为群体，其行为怎样?有没有规律可循?是否应该在社会视域下对译者行为进行充分的描写?作为语言人的译者和作为社会人的译者其意志性的表现怎样?如何看待译文中的译者行为痕迹?译者的社会性和行为的社会化是怎样的关系?如何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结合起来?诸如此类的问题均围绕译者而展开，具体地说是译者的行为而展开。

行为是人类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生活态度及具体的生活方式，它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不同的个人或群体，在社会文化制度、个人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或对内外环境因素刺激所做出的能动反应。人的行为可分为外显行为和内在行为。一般可以通过观察外显行为进一步推测其内在行为。

人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就翻译活动而言，译者的生物属性即译者建立在翻译活动基础之上的、也即译者最本能的语码或意义符号的转换行为，是语言性。译者作为普通意义上的人，其社会属性不变。所以，我们将译者的属性定为语言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而双重属性归根结底取决于译者的意志性。译者在进行具有目的性的翻译活动时，其语言性和社会性与翻译活动的社会性并行不悖。而且，译者行为的社会化又与其语言性、社会性和译者生存的环境并行不悖，所以译者行为是有规律的。

3.0 行为批评视域与文本批评视域

在传统上，译文被比喻为原文的“影子”，译者被比喻为作者的“仆人”。在作这样的比喻时，翻译界往往认为“影子”就是“仆人”，“仆人”就是“影子”。事实上，影子反映的是译文对原文若影随行的关系，影子是物或物的投射。这是文本批评视域下的态度。仆人是人，是能动的人。仆人眼皮活，能够主动地或者更好地服务于作者/讲话者，甚至在这一过程中夹杂着自我表现的其他私念。这是行为批评视域下的态度。也就是说，在翻译的道德层面(该不该)上，译者“该”像“影子”，而在翻译的现实层面(会不会)上，译者“会”像能动的“仆人”。现实世界中，不会如研究者从道德上对译者的规约那样而完全表现为影子。“该”像“影子”的，是译者身份下的“译者角色”，而实际上“会”是“仆人”的，却是译者在译者身份下甚至非译者身份下指派的其他临时的、可变的角色及其行为。“影子”和“仆人”涉及文本批评视域和行为批评视域的问题。

文本批评视域下的研究属于翻译内、语言内研究。文本批评视域是研究原文与译文关系的，评价译作，传统上关注的是译文与原文的文本求真度(靠近度、相似度)，也即杨绛(1998:71)所说的“翻译度”、袁锦翔(1990:351)所说的“纯真度”或者朱志瑜(2007:ix)所说的“求同”。译文与原文靠得越近，自然就越正确、越恰当，二者之间的距离“愈小愈妥”(杨绛，1998)。对于译文和原文之间的关系，研究者的目标“在于发现文本之间的各种对应”(patterns of correspondence)。(Williams＆Chesterman，2006:7)行为批评视域的研究即对于译者在翻译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化过程及其作用于文本的一般性行为规律特征的研究。行为批评视域下关注的是译者对原文和译文支配关系的以及意志体译者其行为社会指向的合理性。其行为越有理性，一般也越能被社会所理解;行为下译文的效果务实度高，一般也能说明译者行为的合理度相应也高。

在文本批评视域下，正如刘军平(2009:364)在评述赫曼斯的翻译思想时所说的“最透明的翻译是最接近原文的翻译”，文本与原文的距离越近，自然就越正确、越恰当。一般默认的译文质量指的均是译文和原文的求真度。但因为有广义上的译者行为存在，所以翻译事实上成了Hermans(2010)所说的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或者对已经存在着的文本的再现，而译者还夹杂着自己的意见和态度。Nida (2004:145)说，“在译者的翻译作品中不可能有彻底的客观，因为译者就是自己生活环境的一部分。”他还引述Lattimore的话说，“没有哪个译者能够抹去他的时代色彩，而且努力去抹掉这种影响也是错误的。译者不可能在真空中翻译。”(同上:148)这是行为批评视域。

文本批评视域和行为批评视域是客观的存在，像马悦然(2006:13)所说的“我已经表明我认为译者应该像个奴隶，不刻意对原文或加或减。罗伯特是位名诗人，他有时候会罔顾原文，自由发挥，做些老实译者不敢做的事;而这类的行为，我个人认为完全不可取”，就包括了这样两个方面的意思，至于他个人认为这类行为是不是可取，只是对于译者行为的规约，不是对于译者行为的描写。

文本批评视域只关注求真度，已经难以解释和评价当下的一些翻译。评价求真度的通用标准是传统上的“忠实”。翻译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交际行为，文本性质、翻译目的、社会文化语境、语言差异、读者的阅读情趣和接受能力等，都会对译者的翻译活动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只拿一个是否忠实于原文作为衡量译作的标准，那是把翻译置于真空里来看待，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化的要求。周兆祥(2004)、谢天振(2008)通过实例对可能的原因作了解释。

行为批评视域下，高合理度的行为又可能会和译文与原文的求真度发生偏离，如何进行翻译批评，成了问题的焦点所在。审视理性的译者行为下的译文，既要照顾译文对原文的求真度，也要顾及译文对社会的务实度，前者是翻译之本，后者是翻译之用。比如，从文本批评视域看译本有争议的，从行为批评视域看，也许有更多值得研究的内容。被社会理解和接受的译文，与原文偏离度可能较大(比如删改、添加)，有的甚至超出了翻译的范畴(比如为讨好儿童读者在译文旁增加卡通插图)，归因于译者务实社会的社会性目的的强弱。所以，译文的质量取决于对译者的语言性和社会性、译文的语言语境和社会语境、译内效果和译外效果等因素的综合考察。译文求真度越低，译者行为的偏离度就越大，行为合理度就可能也越高。合理度高说明译者社会性的程度就越高，从中就最有可能说明译者行为意图的社会性。在进行翻译评价时，要辩证看待文本求真度、效果务实度和译者行为合理度三元素之间的关系。

“真正的翻译批评应是内部批评与外部批评的有机结合。”(刘云虹，2009)我们重点圈定在译者行为的批评上。目前在翻译界，还存在一些不够清醒的认识，比如传统上所谓的“胡译”、“乱译”之说。一般是在文本视域下就译文和原文的文本求真度而言的，如看待晚清小说的翻译，是出于所谓“真正的翻译”(translation proper)的批评标准。(裘禾敏，2010)但译者如果在市场定位明确且在对原文原意一定求真基础上实现更大、更多务实目标的翻译，不宜一概贬斥，此时译者双重属性中的社会性更加张扬，译者行为仍然在“求真－务实”连续统(周领顺，2010)的评价模式评价之内，而译文仍然受着“作者/原文”一端引力的约束，并未出现溢出现象。

行为批评视域和文本批评视域既要分别对待，也要互为补充，任何形式的极端化都是不全面的、不客观的和不科学的。完全舍弃“忠实”，势必走向新的盲从，更莫说“忠实”自有其适用的范围，比如对于经典原文的经典化，就非要置于文本批评视域之下不可。有人认为“追求译作与原作的等值乃至等同，反映出一个僵硬停滞的封闭概念”(孙艺风，2010)，不免有些因噎废食，我们不可轻易颠覆忠实，它无非反映的是一种研究视域，而谢天振(2008)所谓“现在是到了调整和转变我们的翻译观念的时候了”，其无非是研究视域的转移，将“可口可乐”这类“译文”置于行为批评视域下便能得到很好的解释。

把文本批评视域和行为批评视域进行分离和融合，对于翻译批评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肖维青(2010:85)举例说，“韦理把《西游记》缩短成了一册薄薄的Monkey，英语读者读得津津有味;若是文本比照，不知要落下多少口实?!”也暗示不能仅在文本批评视域下看问题。事实上，许钧(2002:21－22)很早就暗示了两种研究视域的存在和翻译研究应该从翻译内和翻译外进行讨论的必要性。他说，“研究翻译的‘忠实'问题，以往的重点放在译文与原文的静态对比上，探讨翻译的障碍造成偏离原文的客观因素居多，但对翻译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的译者却少有研究。译本偏离原文，固然有客观的因素，但译者的主观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两种研究视域都有各自适用的范围，虽然如此，但除了翻译机器等非意志体外，译者均为意志体，而译者的行为却难免要受到其意志的左右。因此，两种研究视域的分离和融合势必能够为翻译批评的公正性加重砝码。分离，是坚持以求真为翻译之本的表现;融合，有助于认清译者行为下译文生成的译内环境和译外环境。只有将两种批评视域结合起来，才可能比较全面和客观地进行翻译批评实践。(周领顺，2014a)

4.0 译者行为批评的基本思路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具体的执行者;行为是有规律可循的。开展以译者行为为中心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交际意义上的译者是意志体的人，本身具有语言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因此将翻译内研究与翻译外研究相结合，可对译者行为及其行为下的译文有个全面客观的描写和相对合理的解释;译者行为及行为下的译文可以通过评价模式的重构得到评价，而应用效果可随实践得到不断地提升。

我们既要做“译者行为”本体研究，也要做“译者行为”与“翻译行为”区别研究。(周领顺，2013b)因为译者行为是否可以理解、译文质量如何评判、效果务实度的数据怎样获取、译者自由度有多大问题，均需要从二者的区分开始做起。而且还要进行评价模式的重构研究及其应用效果研究。评价模式会随译者类型、文本类型、译者所处的内外环境类型等因素的变化而有所变动，但要能够确保属于理论允许范围内的合理变动，以做到对于动态译文效果评价的有效性和译者行为解释的合理变动。

行为批评视域关注翻译文本生成的译内环境和译外环境、译文的译内效果和译外效果(周领顺，2011)、译者的语言性和社会性、译者的语言人身份和社会角色(周领顺，2013a)、“翻译”和“非译”以及对译者行为合理度等的解释和评价研究。“语言人”和“社会人”是由译者的语言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体现出来的。翻译内和翻译外有必要详细加以说明，这对于说明译者行为特别是译者的“翻译”和“非译”行为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方法上，可首先对译者行为进行描写;通过译者行为在译文上的不同反映，解释译者行为的合理性，借以考察译者双重属性和行为社会化的表现程度;针对译者行为及行为下译文质量的高低，重构合理性更强、稳定性更好且能够对译者行为和译文质量进行动态评价的评价模式;将重构的评价模式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以期提高解释力、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译者行为批评可从社会学借鉴一些成熟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开展实证性对比研究。比如，将内因与外因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翻译过程与翻译结果相结合、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相结合、共时与历时考察相结合、翻译界内译者与界外译者的行为考察相结合等。

总之，系统开展译者行为研究，才能对译者行为及行为下的译文质量做出比较客观的描写和合理的解释，继而构建译者行为批评性系统研究的体系，增强研究成果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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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utline of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ZHOU Ling-shu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127，China)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focuses on translator behavior and it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ical dimension.It is a study of translator's role shifting in the sociological process as well as the general law underlying its actions on translation.This article displays perspectives on the studies.

translator behavior;Translation Criticism;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H059

A

1002-2643(2014)05-0093-06

2013-02-20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译者行为评价”(项目编号:11FYY006)、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译者行为研究”(项目编号:10YJA740132)和江苏省社科基金“苏藉翻译家翻译行为共性研究”(项目编号:14YYB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周领顺，男，博士，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扬州大学翻译行为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