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中伏牛山地域民歌研究

何梅琴

（平顶山学院 河南 平顶山 467000）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反映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十五国风更是各地方民歌的汇集，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从地域性这一角度去考察和解释《诗经》，古来有之。如郑玄的《诗谱》详细介绍了十五国风及雅、颂的所处地域的历史沿革；班固在《汉书·地理志》指出了地域与诗歌的关系，认为一个地域的诗歌特点与当地的水土风习有重要关系。此外，还有清代朱右曾的《诗地理征》、尹继美的《诗地理考略》等等。近现代的学者如闻一多、顾颉刚、朱自清、朱东润等人对此也作了大量研究工作。可见，《诗经》中的确投射着“地域文化的渊明之光”[1]，但是《诗经》所产生的时代毕竟是我国地域文化发展的初期阶段，而且地域文化本身的发展又是漫长而复杂的，所以对《诗经》的地域文化研究必须从具有代表性的地域入手。

一、《国风》的民歌性及伏牛山地域的界定

关于《诗经·国风》的诗篇性质，古人并未对此明确界定，但前人的诸多论说却成为近代“民歌说”的历史渊源所在。早在秦汉时期就有采诗说，认为《诗经》的产生是由朝廷派人到民间采集歌谣而成，以便于天子更好地了解各地民情及政治得失。在《礼记·王制》中记录了陈诗说，郑玄注：“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2](P1328)孔颖达疏：“乃命其方诸侯大师，是掌乐之官，各陈其国风之诗，以观其政令之善恶。”[2](P1329)既然十五国风是从地方采集而来，那么这些风诗出自民间人士之手就不言而喻了。朱熹对此观点也表示了认同，认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3]1923年，顾颉刚先生在其文中也提出：“《国风》大部分，都是采取平民的歌谣。”[4]这些观点都认为《诗经·国风》是民歌。当然，学界对《国风》的民歌说也有批驳和质疑，主要有两种认识：要么认为《国风》虽是民歌，但在编辑整理过程中，在配乐之时已经对文字语句进行了规范，几乎没有了地方方言，已经失去了民歌原貌；要么直接否定风诗的民歌性，主要从风诗的创作者、作品内容、艺术形式等方面论证《国风》绝不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

针对《国风》是否民歌性的讨论，其实是关于民歌范畴的狭义和广义的认识。由于十五国风是从民间采集而来，其中的诗篇更贴近当时人们的普通生活和情感，因此关于《国风》的民歌性，应从广义的角度将其理解为民间的诗歌，其中既有劳动人民的民歌，也偶有其他阶层的歌诗。这里的“民”绝不是专指平民或奴隶，而是相对于朝廷或宫廷的民间；或者说“民”就是从音乐层面而言，是相对于宫廷雅乐或者文人诗而言的土风乐调。

伏牛山属于秦岭山脉，在河南省西南部，山体自西北向东南铺开，形如卧牛，故称“伏牛山”。伏牛山一山出三水，白河一路向南注入汉水，最终汇入长江，属于长江流域；中间往东流淌的是汝河、湛河、沙河、颍河等河流，汇聚后注入淮河，属于淮河流域；北面的伊洛河注入黄河，属于黄河流域。河洛文化、颍川文化、荆楚文化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发展，形成了多元、包容、开放的品格。伏牛山文化圈，是指“由伏牛山及其源出水系之流域地区所产生的人类历史文化现象”[5](P1)。伏牛山地域就是豫西山地，泛指河南省西部分布面积最大的山地和丘陵地区，范围主要包括平顶山的鲁山、汝州、宝丰、郏县、叶县、舞钢；南阳的南召、西峡、内乡、唐河、邓州、桐柏、淅川、镇平、方城；洛阳的栾川、嵩县、汝阳、伊川、偃师、洛宁、孟津、新安、宜阳；三门峡的卢氏、陕县、渑池、义马、灵宝；郑州的新密、新郑、荥阳、登封、巩义；许昌的禹州、长葛、襄城；漯河的舞阳、临颍、郾城；驻马店的西平、遂平、泌阳、确山以及济源、焦作、新乡（部分县、区）等50多个县（市）[5](P2)。

在十五国风中，每一个篇目都有比较明确的地域文化标识，基本上涵盖了春秋时期的绝大部分地区。按照上述对伏牛山地域的界定，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涉及的是《郑风》、《王风》、《桧风》，《周南》和《召南》有部分涉及。周南、召南基本上是以陕地（今三门峡）为界划分为周和召两个行政区，北到黄河流域，南到江汉流域。《水经注》引《韩诗》曰：“二南在南阳南郡之间。”[6]二南的核心区域是黄河南岸的洛阳，《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太史公留滞周南”句，裴骃注引挚虞说曰：“古之周南，即今之洛阳。”[7]王风与周南的来源地部分相同，“王”是当时东周洛邑，大致包括今天的洛阳、偃师、巩县、温县等地。郑风的来源地是春秋时的郑国，大致包括今天的新郑、登封、许昌等地。桧地在郑州西南，其统治区包括今天的新密、新郑、荥阳等地。

二、《国风》中伏牛山地域民歌特点

《王风》、《郑风》、《桧风》总数 35篇，《周南》和《召南》只有部分篇目属于伏牛山地域，篇目虽然不多，但已经能全面反映伏牛山区域文化特点。结合具体的文本分析，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的伏牛山地域民歌特点，主要体现在温柔敦厚、率真奔放、缠绵悱恻三个方面。

首先，体现了温柔敦厚的特点。二南是流行于江汉地区的土乐民谣，由于受到周人礼乐思想的影响，其民歌自然雍容文雅，具有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怨而不怒的特点，带有温柔敦厚之风。伏牛山地区的唐河、白河是汉水的支系，而《周南·汉广》中的“汉”正是汉水。《汉广》是汉水流域的一首情歌，其中的“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一句，既平和又朴实，表达了那种对恋情既渴慕却又能够自制的中和之风。这种温柔敦厚的情感表达在《郑风》中也多有体现，《郑风》是伏牛山区域中新郑地区的民歌，其中的《将仲子》、《叔于田》、《女曰鸡鸣》和《有女同车》在语言上较为含蓄委婉。尤其是《将仲子》，明显带有封建礼教的束缚痕迹，“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美丽的姑娘一方面担心男子有违礼仪，一方面又期盼与情人相会，体现出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中和之美。再如《郑风·遵大路》，它虽然是弃妇诗，但并不悲怨，却有着旧情难舍的执着。这种温柔敦厚、中和平正的情感表达，正是当时人们追求人性之美的体现。

其次，体现了率真奔放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爱情诗的描写上，既热烈浪漫，又纯情自然，具有率真奔放之美。《郑风》收录了伏牛山区域新郑地区的民歌，共21首，它是“武公建国以后的诗，都是东周作品”[8]。其中婚恋题材的约有15首，内容大多是恋爱生活和交游活动。《论语·卫灵公篇》中曾言“郑声淫，佞人始”，又《阳货篇》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朱熹也认为郑风是淫诗。其实这些观点有失偏颇，因为诗和乐的发生，有很多因素可以导致，诸如人的天性、时世的政教、地理环境及水土风俗等，而不能过分片面地强调缘于男女之淫情。其实，郑风中的诗歌风格活泼爽朗，真实地描写了当时郑国的爱情生活。东周时期，也就是春秋战国之际，正好是我国社会大变革时期，随着上层建筑的变革，诗歌和音乐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变革。从这个角度讲，郑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或者社会事物。因此，郑风并不是什么男女淫奔之诗，而是青年男女自由择偶，没有礼法约束，热情奔放，遵从内心真实的情感和意志的歌咏。例如《郑风·溱洧》中描写了在三月三，女主人公趁着去河边祈福的机会，主动邀请男主人公去河边嬉闹，谈情说爱的情景，诗歌中的女主人公不做作、不伪装、直率任性。诗歌中的溱水和洧水，正是当时郑国地区的两条重要河流。在《郑风·野有蔓草》中，更加展现出男女之间无功利性的相互爱恋之情，有的只是自然流露出的爱慕，以及水到渠成的结局。“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大胆而赤裸的描写，丝毫没有功利的掺杂，单纯基于相互间的愉悦，浮现出富于浪漫激情的画面。

最后，体现了缠绵悱恻的特点。《周南·汝坟》是伏牛山地区汝州民歌，历来被认为是一首思妇之诗。《汝坟》表达妻子对远征丈夫的思念之情，先以“遵彼汝坟，伐其条枚”写这位妇人在凉风萧萧的季节沿着汝水砍伐树枝，思念在外行役的丈夫；再以“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暗示妇人等待的时间，“既见君子，不我遐弃”写的是丈夫回来之后又担心他还要远出服役，因为王室征兵很繁重，最后只能以“虽则如毁，父母孔迩”来含蓄地挽留丈夫，整首诗给人一种缠绵悱恻之情。《王风》收录的主要是洛阳地区的民歌，它也属于伏牛山区域民歌。《王风》共10篇，多带有乱离悲凉的气氛，少数作品反映了兵役或徭役带给人民的痛苦和灾难，不失凝重和幽深。如《黍离》写出了亡国的悲哀，是一部抒发忧思的作品。西周灭亡之后，其旧臣行役到故都，看到昔日繁华的镐京已经成为茂盛的庄稼地，因而发出沧海桑田的感慨。诗篇充满着痛苦忧愤的旋律，使得“黍离之悲”作为亡国之思的代名词，成为古代文学的传统题材之一，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桧风》收录了伏牛山地区郑州、许昌一带的民歌，诗篇多与桧国的时政密切相关，或忧国，或刺君，诗人感于桧国的内忧外患的危机形势，内心悲痛，在情感表达上也显得缠绵悱恻。

上述这些风诗的创作者来自民间不同的阶层，创作主体有贵族知识分子，也有平民和奴隶，因此既有忧国忧民的内容，也有抒发内心情感、表达生活愿望的创作，这些民歌在节奏上、长短上虽各有不同，但情与韵却始终高度统一，共同构成了伏牛山地域民歌丰富多样的情感表达。

三、伏牛山地域文化对《国风》中民歌的影响

伏牛山地区作为一个文化区域，其相对稳定的地理环境、社会活动和民俗风情，使得该地区相关的诗歌呈现出特有的文化风貌。伏牛山地域文化对《国风》中民歌的影响，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分析。

首先，伏牛山地域的自然环境对民歌的影响。伏牛山地区有大面积的平原和盆地，也有丰富的水资源，气候四季分明。风诗中常出现河流，如江、汉、汾、淇、汝、溱、洧等，这些水名，有的被用作起兴，有的直接用来表达男女爱情，与诗歌本身关系密切。其中，溱水和洧水是当时郑国的重要河流，它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也促进了郑国经济的发展。由于河流沿岸风景优美，因此它往往成为人们嬉戏的地方，也是男女约会的好地方。这种美景最能引发人们的歌唱，很多情诗就在水边产生。溱洧流域美丽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女子的如花容颜，也孕育了浪漫的情感。

其次，社会活动对民歌的影响。这种有利的自然条件使得该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发达之区，人们在生产劳动时，注意到农业的发展应该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土质种植不同的作物。如《王风·丘中有麻》：“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这诗充分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结合土地的实际情况来发展农业，利用丘陵地区分别种植麻、麦、李，以便充分发挥土地的自然效益。再如《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诗中反映了东周时期，黍稷茂盛的状况。除了生产劳动的影响，还有人们日常生活细节的影响。如《郑风·女曰鸡鸣》中妻子等丈夫打猎回来后，二人要烹调食物还要“宜言饮酒”、“琴瑟在御”，显示出当时生活的殷实；《郑风·出其东门》中的“有女如云”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户外活动的喜爱。

最后，伏牛山文化风俗对民歌的影响。由于伏牛山文化处于河洛文化、颍川文化和荆楚文化的交汇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人们思想上的进步和文化氛围的开放，使得婚姻制度和男女交往受礼教束缚相对较少。婚姻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形态，体现着当地的民族文化心理。郑国风俗，每到上巳节，男男女女在溱洧河边举行盛大聚会，可结伴对歌，也可互赠信物、私定终身。在《周礼·周官·媒氏》中曾云：“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9]以法令的形式规定男女必须相会，未成家者必须成家，而且是奔者不禁，这给予了男女交往的自由，使得当时的青年男女敢于大胆追求爱情自由，大胆突破礼制的束缚。《郑风·溱洧》：“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这说明在聚会中男女之间可以互相嬉闹戏谑，还能互赠信物以表达爱意。《汉书·地理志》论到郑卫风俗时，说“男女亟聚会，声色生焉。”[10]

从上文对《诗经·国风》中的伏牛山地域民歌分析来看，其丰富多样的思想内容，反映了伏牛山地域特有的社会面貌和风土人情。其中既有温柔敦厚的中和之风，又有率真奔放的男女之情，还有缠绵悱恻的不平之音。这些醇厚质朴的民间诗歌，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散发着奇异的光彩，既为伏牛山地域民歌提供了一定的史料价值，又能推动伏牛山地域民歌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陈春保,高金生.《诗经》——地域文化的渊明之光[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124.

[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宋]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8：2.

[4]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A].古史辨（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20.

[5]张清廉，于长立.伏牛山文化圈刍议[J].平顶山学院学报，2010（1）.

[6][北魏]郦道元.水经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53.

[7][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3295.

[8]洪湛侯.诗经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719.

[9][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733.

[10][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