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小说狂欢化叙事所彰显的酒神精神

禄永鹏

（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莫言获得诺奖，成为世界级的文学大家，并不是个意外。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是一个最具狂欢气质的作家，诗学的狂欢就是对自由奔放精神的抒写与咏赞，莫言从语言到结构，从表象到内质，以民间写作立场对艺术自由和思想自由进行着不懈地探索，丰富并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写作及其走向世界。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四十一炮》、《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等，在饶有趣味、独具匠心的表层故事之下，完全是一种狂欢体。巴赫金从拉伯雷小说中的广场语言入手，“巴赫金发现，非官方的民间文化，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有自己特殊的领地——广场，特殊的时间——节日和集市日，特殊的语言——被官方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语言。广场是底层平民大众的、节日文化的荟萃地，广场是平民大众的象征、全民性的象征。在这里无礼的游戏、诙谐的闹剧、村言俚语、讽刺性的摹拟着诗人、学者、僧侣、骑士的高雅语言和官方的独白式的语言。在这里，杂语现象大行其道，而等级制和单一的真理语言土崩瓦解。”[1]通过对正统文学写作手段的消解，形成一个挥洒自如、溢满活力的对话结构，体现出人们追求生命的自由自在、至真至美的精神力量，这便是酒神精神的真谛。

一、狂欢化语言叙事

巴赫金认为狂欢化的语言破除了社会交往中的各种禁忌，拉近了不同人群之间的距离，并造成了自由欢乐的气氛，为人们表达自由自在的情绪和愿望提供了便利。在新时期的文坛上，“莫言是一个语言的奇才，语言使他放松，他的语言汁液横流，他的细节饱满生动……”[2]莫言是进行语言实验最执著的作家，他任其笔下的文字肆意流淌，民间口语、俗语、俚语、歌谣、地方土语、猫腔戏文、文白间杂的书面语、粗鄙语、滑稽道白等文体的杂语性构成了语言狂欢盛宴，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标准体语言写作，营造了一个丰富绚烂的语言经验世界。

（一）释放快意的粗鄙化语言。粗鄙化语言与官方和传统的写作规范、价值体系相对立，它表达的是人们的言语自由和欢快的精神状态，达到了与作品所描绘的狂欢化世界完美地契合。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农民不拘形迹的骂人话、脏话，被莫言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如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罗卜》，早上生产队长分配劳动任务，一张嘴就骂：“他娘的腿！公社里这些狗娘养的，今日抽两个瓦工，明日调两个木工，几个劳力全被他们给零打碎敲了”。虽说这样的话语难入大雅之堂，可它却契合下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底层民众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只有在言语的世界里，他们才能真正地成为自己的主人，可以藐视一切，诅咒一切，正是通过这番极尽怒骂和诅咒的语言狂欢化抒写实现了生产队长内心的宣泄，表达着劳动群众的语言自由和狂欢的快乐。言语的世界是完全自由的世界，是狂欢放纵的世界，蕴含着人们的本真状态和本能欲望得以完全释放的酒神精神。

（二）憧憬美好的感觉化语言。“把外界纷繁变异的刺激、幻化了的内心记忆和破碎的梦境经验等一股脑的还原到文字符号的媒介上。”[1]《透明的红萝卜》中对小黑孩独特感觉的描写，“他双膝跪地，拔出了一个萝卜，萝卜的细根与土壤分别时发出水泡破裂一样的声响”，“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作家在小说中深入体味人物的触觉、味觉、听觉、视觉等各种感官反映，对感觉不惜笔墨的宣泄，正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因为感觉是生命的组成部分，它代表了生命本身。小黑孩眼前出现的这幅感觉化美丽图景，恰是他在无比压抑的现实生活中，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体现了酒神精神的实质。

（三）诙谐机趣的杂语化语言。关于小说的杂语理论，巴赫金指出：“小说中应该体现一个时代所有的社会意识的声音，也就是一个时代所有较有分量的语言，小说应是杂语的小宇宙。”[3]如《莫言中篇小说集（上）》写道“谁？谁喝了药了？娘耳聋，说话好起高声，她希望别人对她高声说话首先就对别人高声说话。等价交换。礼尚往来。”通俗的叙述语言中突然冒出来一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术语和一句儒家文化经经典用语。《檀香刑》中更是把这种手法发挥到了极致，根据人物的不同身份选择了不同的叙述语调，把歇后语、民间歌谣、政治术语、俗语以及方言等融会在一起，形象地描写出了人物的身份地位以及性格特征。有意混杂不同语言、不同风格、不同文体的手法，打破了民间与正统、高雅与粗俗、神圣与丑恶、精英与大众、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等的界限，使之烩为一炉，通过对比反讽、滑稽调侃，审视文明世界秩序的合理性，嘲笑保守呆滞的习惯势力的单一声音，揭示生活本身的荒诞与理性的异化，暴露了统治话语的虚伪与荒谬，颠覆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审美心理，肯定着民间自由而欢愉的充满活力的酒神精神，实现了纯粹的语言狂欢，表达对生命自由的渴望与呼唤。

二、自由洒脱的人物叙事

柏拉图对自由诠释就是“做你喜欢做的事”[4](P29)，康德认为，人的主体性对自己的本性的服从就是人的绝对自由[4](P179)。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酒神精神”，他认为，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酒神精神所要解决的，正是在承认人生的悲剧性的前提下，如何肯定人生的问题。崇尚生命的自由自在是酒神精神的内核，在文学艺术创作中，酒神精神对文学艺术家及其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莫言的作品里人物形形色色，甚至有特异功能。如《屠户的女儿》身下是两条没有脚的鱼尾，《初恋》中同桌姓杜的女孩双脚都是六指，《酒国》中能喝善饮的金刚钻能连喝三十杯不醉，《铁孩》中两个孤独寂寞的孩子依靠吃铁抵抗饥饿，《翱翔》中刚娶回来的新娘长出翅膀，像鸟一样飞上了枝头等，这些人物共同的特点便是他们超越了人本身的自然属性的限制，借助“疯癫”的外表公开嘲笑、辱骂、揭露那些平时高高在上道貌岸然的正统神圣事物，赢得人们的开心哄笑，在笑声中揭露神圣事物的虚伪本质，去除这些事物在平时对人们的压抑和束缚，在他们身上洋溢着对自由自在的渴求，这正是狂欢美的魅力所在。

（一）亦庄亦谐的小人物。这类角色类似于巴赫金所说的“小丑”、“骗子”和“傻瓜”，貌似愚钝、疯癫、简单。他们生活在这个稳定有序且等级森严的世界的边缘，是正统世界的局外人，又不时地参与到生活的局内来，无所顾忌地发表长篇大论，嘲笑严肃的事物，针贬时弊，因处于现实生活中弱者的地位，人们对他的言行不会去较真，既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过人的机智、狡黯，又能巧妙地逃避惩罚，他们是狂欢的载体，自由宣泄与表达真相的践行者。如《透明的红罗卜》中的黑孩、《红高粱》中的豆官、《酒国》中的小妖精、《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铁孩》中的狗剩和铁孩、《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等，这些孩子有的近似哑巴，以沉默反抗现实的苦难；有的却口无遮拦，以狂欢恣肆的态度对抗现实的不平。《檀香刑》的赵小甲颇具代表性，他外表上看去是一个成年男子，但他的智力水平和心理年龄却如同孩童一般，整天渴望得到母亲所说的那根“通灵虎须”，显得幼稚可笑，不谙世事。但他那天真的眼光，看穿了常人看不到的本来世界。《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则是一个集傻瓜、小丑、骗子特征为一体的狂欢化人物形象，身心的缺陷和有限的认知并没有阻挡住他对现实生活的评判与态度，罗小通突破了成人的世界中的价值评判标准，追求的是生命中的随性、快乐和自由。他经常对母亲、村长和长辈们直呼其名，他的眼中不存在任何束缚言行的规则，也没有高高在上的权威。能够放开肚皮吃肉是他生活的全部意义和乐趣，一切都服从于物质享受和生命本能的需求。

（二）敢于蔑视、勇于担当的强者。像《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和戴凤莲、《丰乳肥臀》中的司马库、《檀香刑》中的媚娘等，这一类人物基本上没有改造社会的理想，但他们是生活中的强者，表现得蛮强、勇悍，张扬个性、放纵本能，不拘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勇于反抗、敢于蔑视陈规戒律，反对一切束缚身心的规则和等级制度，追求生命的自由。这种追求随心所欲、崇尚自在快乐的酒神精神，正是民族乐观向上的生命力的体现。余占鳌杀人逃亡在外，过着自由自在的浪荡生活，成为一个真正的强人，凭着强壮的身体和超人的力气，他敢想敢为，制服土匪，伏击鬼子，劫持新娘等。特别是与戴凤莲在高粱地野合，作者写道：“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在这里，生命对于他们不是一种苦难，而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狂欢，使生命意志得以自由伸展的生存理想，唯有强者才能获得最高的限度；司马库敢作敢为，性情豪爽，率性而为，不受拘束。他阻击日军，破坏路桥，始终抗拒着外在的种种压迫和束缚，表现得相当的自在和从容，尽情地享受着生命的自由。虽然他的命运结局是悲剧的，但他的一生因自在挥洒、激情狂欢而得到了充实，始终洋溢着酒神精神；孙眉娘是莫言作品中众多女性强者的典型代表，她自幼丧母，随父走南闯北，没有受过传统礼法教育，自由开放，桀骜不驯，敢爱敢恨，寻求生命的自由和快乐，任何世俗的清规戒律都在她的蔑视中失去了束缚人心的力量。

三、自由飞翔的场景叙事

无论是任写作语言的纵如挥洒，还是对生命自由的审视张扬，莫言在自由不羁、充满古老传说的高密东北乡，以超乎寻常的想象建造了一个飞翔的自由王国。如《丰乳肥臀》中的“雪集”、《四十一炮》中的“肉食节”、《酒国》中的“猿酒节”等。在这里“决定着日常生活的一切等级、秩序、法令和禁令被取消了，一切官衔、职位、家庭和年龄的差异被打破了，人们之间没有距离，没有隔阂，大家相互亲昵，自由接触，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5]这种新型关系中满溢着酒神精神，弥漫着乌托邦色彩。《红高粱》中描写奶奶出嫁的路途中的“颠轿”习俗，轿夫们肆意说话戏弄新娘：“轿上的小娘子，跟哥哥们说句话呀！远远的路程，闷得慌。”“唱个曲儿给哥哥们听，哥哥抬着你哩”，甚至还有人模仿喇叭的“呣咚、呣咚”声音喊“猛捅、猛捅”。他们把日常生活中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置之脑后，肆意地用带有粗野的口吻挑逗新娘，一路洋溢着充满自由精神的狂欢；《檀香刑》中的“花子节”：“每年的八月十四这一天是高密县的叫花子节。这一天全县的叫花子要在县衙前的大街上游行三个来回，第一个来回高唱猫腔，第二个来回耍把戏，第三个来回，叫花子们把扎在腰间的大口袋解下来，先是在大街的南边，然后转到大街的北边，将那些站在门口的老婆婆小媳妇用瓢端着的粮食、用碗盛着的米面分门别类地装起来……”在这个特定节日里，叫花子身上穿着龙袍，扮成皇帝模样，坐着大轿，潇洒地游走在县衙前的大街上，他们尽情的狂欢，往日官方哪些所谓的法令、禁令和限制等约束都被抛在了一边，人们忘记了贫贱贵富之分，没有了等级和差距，相互耍逗，尽情的宣泄，使他们那种被压抑的生命能量也由此得到了最自由的释放，平日里被践踏的尊严也得到了最崇高的尊重，形成了暂时的乌托邦王国；《生死疲劳》中对文革时期“游斗”场面的描摹，把原有的稳固的社会结构、秩序及与之相关的规范予以打破，县长成了民众批斗的对象，任由他人摆布和愚弄，饥饿的人们面对食物尽显出最原始的本能，作品复原了这滑稽而荒唐的特殊时空，起到了宣泄严肃生活对人们自由的束缚。

在多元文化撞击整合的转型期，莫言立足于民间立场，既有对传统写作方式的遵循与突破，又有对先锋文学的实验与超越，形成了独具个性的写作风格，不仅仅体现在语言、人物、场景等要素方面，更重要的是作品始终在狂欢化的叙事中彰显着自由自在、洒脱不羁的酒神精神，认同民间理想，解构正统意识，颠覆审美原则，小说中的精神气质与狂欢叙事完美契合，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写作者，其作品是个性的，也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他获得诺奖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1]李兆林，夏忠宪译.拉伯雷研究[A].巴赫金全集（第六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615.

[2]吴义勤.文艺报，2003-7-22.

[3]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02.

[4]谢文郁.自由与生存——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观追踪[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5]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