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中原地区的教育史诗——《歧路灯》的“生命教育”

孙振杰

（平顶山学院 河南 平顶山 467000）

《歧路灯》，清中叶长篇白话小说，为平顶山人李绿园所作。小说叙述书香门第子弟谭绍闻堕落败家，又浪子回头重振家业的故事，旨在通过形象化的叙事，展示当时中原地区中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教育策略，以期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中产阶级的持家守业、社会风气的净化等社会问题提供借鉴。从立意来看，它确是一部融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于一炉的人生教科书。李绿园在小说自序中指出，《歧路灯》要“籍科诨排场间，写出忠孝节烈，而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难保一身，使人读之为轩然笑，为潸然泪，即樵夫、牧子、厨妇、爨婢皆感动于不容己。……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善者可以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2](P94)

在这段文字之前，作者首先指出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通俗小说不利于世道人心的正常发展，是社会风俗的“大蛊”。创作《歧路灯》，一是要改变小说无补于世的弊病，二是要借助小说这种形式，为当时社会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及警示。在人的“生命教育”这一问题上，小说呈现的一系列教育理念很值得我们借鉴。对此，笔者拟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生命教育的起始。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父教是根本，母教是重要补充。《歧路灯》塑造了许多误入歧途的形象，他们虽性格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家庭教育中缺少了父教。在以父权为主导的封建中国，父教的缺失就等同于家教的缺失，其结果就会“少调失教”。

小说在家教问题上对比塑造了两个典型形象，一个是谭绍闻，一个是娄朴。他们同从一师，资质相仿，外人对其评介也相当，说他们是“玉堂人物，……将来都是阁部名臣。”[3](P82)事实上，二人后来的发展却相差甚远，究其原因，父教的缺失与否正是关键。缺了父教的谭绍闻走上了歧路，父教严格的娄朴功成名就。

对父教的重要性，谭绍闻本人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老师娄潜斋家曾被师伯训诫，随后，娄朴与其有段对话：“家伯年老，未免语言重些，世兄只领略家伯的意思罢。”谭绍闻道：“咳！我若常有这位老人家说重话，未必不与世兄并驱，何至到这上不上下不下地位。只因先君见背太早，耳少正训，遂至今日与世兄相判云泥。”[3](P598)

昔日同窗“相判云泥”，“只因先君见背太早，耳少正训”。在这段对话中，父教的作用以主人公之口表达出来，意义非凡。

父教很关键，母教也很重要。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本质上就是在诠释“礼乐”思想。笔者认为，父教体现出一种“礼”的意识，而母教则体现为“乐”的功能。关于“礼乐”的关系，荀子说“乐合同，礼别异”。就家庭教育来说，父亲是让子女积极进取，并让其因发现与父亲之间的差异而生敬畏之心；母教是要在父亲与子女的不平等关系中达成一种协调，以和谐家庭关系。这是一种理想的家教分工，但事实上，由于父教的严厉，常常让母教陷入溺爱和娇惯。这可能是母亲弱化父亲意识的一种手段，也可能是源于女性一种本能的母性意识。但母亲的这种意识，常成为家教开展的障碍。在《歧路灯》中，谭绍闻母亲王氏对儿子的溺爱娇惯就是这种作用的最有力诠释。

王氏对儿子谭绍闻的败落是负有全责的，她“溺爱”、“无知”，用作者的话说就是：“王氏本因溺爱而不明白，又由不明白而愈溺爱”。王氏中年得子，溺爱孩子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但她却溺爱到了无知。她担心孩子受委屈，为孩子请来了只知道献媚学生家长、谋取教资的老师侯冠玉。侯先生当着王氏的面对绍闻说：“不出二十二岁，必中进士。后运且俱系佳境。………看来这是一二品之命，妻、财、子、禄俱旺，更喜父母俱是高寿”。王氏听完，认为“这样先生，天上少有，地上难寻”，因而“心满意足，喜的欲狂”，并且“几恨相见之晚”。王氏仅因侯老师的一番蜜语甜言便将其视作了儿子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而对侯老师的人格、学识不做任何调查，就做出相见恨晚的慨叹，着实叫人可叹、可笑、可惜。对王氏在教育问题上的无知，谭绍闻的父亲常为此气恼得大动肝火：“妇人坏事，如此可恨！”小说对王氏概括得很精辟，说她：“是一个昏天黑地的母亲”，而“谭绍闻是个信马由缰的儿子”[3](P817)，小说将这样两个对立的矛盾形象置于同一个教育环境中，在紧张的矛盾冲突中，为我们诠释了母亲在家庭教育中应有的素养和应当注意的一系列问题。简单来说，作为母亲，我们不能对孩子过分溺爱，即使是有一定程度的溺爱，也应该明辨是非曲直，不然，无知的溺爱不仅不能教育好孩子，反倒是将其推向歧途的幕后推手了。

总之，家庭是子女出生后最初的教育场所，父母作为最初始的家庭教育元素，常常是子女成才与否的关键。

二、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是生命教育的保障，在小说中，作者通过“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这八个字的诠释表达了他对社会教育的理解，而这八个字也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核心理念。

对青年人来说，“用心读书”是成才的基础，“亲近正人”是成长的保障。从这一意义上说，在人的一生中，健康的成长比成才更重要。当然，如果既能“用心读书”，又能“亲近正人”，便是两全其美之事。不过，若不能好好读书，那能否做到“亲近正人”，便是生命教育的全部了。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明确的判断，他说：“子弟宁可不读书，不可一日近匪人”，明确推崇了“亲近正人”在生命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歧路灯》对“亲近正人”重要性的诠释也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展开的：在谭绍闻父亲活着的时候，年幼的谭绍闻交往的都是正经人，谭绍闻能依照家长为他设计好的目标用心读书。但在父亲去世后，他跟宦门浮浪子弟“换贴结拜”。在交往中，绍闻“竟把平日眼中不曾见过的，见了；平日不曾弄过的，弄了；平日心中不曾想到的，也会想了”。并最终在“匪类”的诱惑下，“有了邪狎之心”，以致弄出诸多丑事，染得一身恶习。《颜氏家训》中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行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4](P87)，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歧路灯》对教育理念的诠释是正反两个方面的，小说在谭绍闻浪子回头之后借他自己的话现身说法，再度强调：“古人云，不可一日近小人，真金石之言。”

可以说，《歧路灯》对社会教育问题的关注是很迫切的，这一点对当下的社会教育来说也有启发意义。

三、学校教育

李绿园做过老师，谙熟教育之道。在小说中，他借故事人物道出了许多至今还有重要作用的求师之道、教育规律、教育方法等问题，很有借鉴意义。

（一）师德师才

小说认为师德是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俗语说，拜师如投胎”，因此，强调延师要慎重，要选择有良好的“师德师才”之人。小说中，谭绍闻先后师从了四个老师，但其结果却大不一样：

第一次“延师”娄潜斋，他“端方正直博雅，尽足做幼学楷模”。他的教导为谭绍闻后来学业的继续及浪子回头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延师”侯冠玉，侯老师喜谈阴阳风水，看戏、饮酒、赌博，让谭绍闻“落得快活，脸上一点书气也没有”。这个侯老师是谭绍闻步入歧路、家庭出现变故、人生发生转折的关键。

第三次“延师”惠养民，这位先生“心底不澈”，课堂上把谭绍闻讲得“像一个寸虾入了大海，紧紧泅了七八年，还不曾傍着海边儿”。这是一次不关痛痒的经历，但对谭绍闻而言，浪费了光阴。

第四次“延师”智周万，他“博古通今，经纶满腹”。结果“谭绍闻沉心读书，童生取了第三名，单候学宪按临，指日游泮”。对比前两次的教学效果可见，师者的品德与才能，对学生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教材与教法

除了对师德问题的关切外，李绿园在小说中也表达了对教材教法的关注。作为教师的李绿园曾采用戏剧的样式编写了《四谈集》[4](P97)（即谈《大学》、《中庸》、《诗法》、《文法》）作为他的教学读本，将儒家的经典理论用戏曲形式传递开来，寓教于乐，显现出了积极的开拓意识。在小说中，他对类似的启发式教学也是赞叹有加。小说写智周万善于启发、诱导和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将启发学生悔过自新的思想工作揉合到知识的传授之中。譬如他给谭绍闻出了一道“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论的作文题，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的思想巧妙地传达给学生。因谭绍闻深有体会，言之有物，得到其极力夸奖，在表扬和肯定之后，智老师见水到渠成，便因势利导：“尔文如此剀切。可以想见令先君家教。但昨日众先生俱言尔素行不谨，是何缘故？”谭绍闻这才向老师敞开心扉，真诚请求老师的帮助。智周万针对谭绍闻行动和思想上的弱点，写就一篇戒赌箴铭，使得谭绍闻“沉心读书。考试童生，取了第三名，依旧文名大振”[3](P520)。而对惠养民的教法，作者认为他“终日口谈理学，公然冒了圣人之称”、读死书、言行不一，批评这种策略是难以达成教学效果的。李绿园透过故事人物表达了他的教学思想及策略，强调只有“育人有道”，教育才能成功，对我们很有启发。

总之，《歧路灯》作为一部有关生命教育的小说，用主人公的家族兴衰诠释了作者的教育理念，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方面展示了影响人生健康成长的积极或消极因素，对当下生命教育的开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1］吴秀玉.再论《歧路灯》［A］.《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10（8）.

［2］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

［3］李绿园，栾星校.歧路灯［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0.

［4］（台湾）吴秀玉.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M］.台北：师大书苑出版社，1996.

［5］魏娟莉.试论《歧路灯》中古代家庭教育的得失［J］.许昌学院学报,2010，29（1）：7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