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国内网络危机传播的研究现状与趋向

刘继强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德阳 618000）

网络危机事件主要是因网络舆论所引发的危机事件，因网民的共同关注和热议而使其迅速成为网络上的舆论焦点，给组织形象、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威胁的网络事件。危机必然要由网络事件来引爆，网络对危机的孵化、引爆、扩散均起到关键性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危机的产生、发展和影响等过程必须完全局限在网络中。国外对危机传播的研究相对较早。学界在对大量危机事件进行定性与定量的深入研究后，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危机研究体系。

一、网络危机传播的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正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十分艰巨的国内改革攻坚，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有的进一步恶化，导致重大突发事件频发。网络等新媒体的勃兴，造成网络危机传播的严重实践困境。

作者通过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进行“主题”为“危机传播”并“网络”的检索，共搜到相关论文272篇（截止2013年10月）。通过“主题”为“危机传播”的检索，共搜到论文1250篇，2004年以后1227篇。通过“主题”为“危机管理”的检索，共搜到论文16144篇，2004年以后14417篇。数据显示，从2004年开始，有关“危机管理”、“危机传播”，以及“危机传播”并“网络”的论文在数量上迅速增加，研究持续升温，说明这是目前的研究热点。从危机传播研究论文的内容来看，国内从事危机传播研究的主要为管理学者、公关学者与传播学者。在研究类型上，国内研究更关注政治性、群体性、公共性事件的危机管理与危机传播研究。

1.网络危机传播中的国家形象研究

社会中的公共危机事件，特别是它的传播效应会直接影响人们对这个国家、组织及其相关工作的评价，直接与国家或组织的安全性与可靠度相联系。网络等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公共危机的传播更为迅猛，网络危机传播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有学者早在2006年将国家形象危机分为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情况的出现，国家形象的受损都是不可避免。为了减轻受损程度，制定科学而有效的危机应对策略就十分必要[1]。有学者认为，网络危机的频发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必须深入研究新媒介的信息发布特点与传播机制才能更好地预防网络危机，制定出正确的危机管理方案[2]。

有研究指出，中国新闻网站国家形象塑造的网络跨文化传播效果并不理想，中国新闻网站内容生产往往无法充分呼应海外涉华报道的需求，其“宣传”烙印限制其作为西方媒介信源的合法性，全球化与地方化、商业与文化的博弈直接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效果[3]。

随着新媒体影响的深入，政府开始重视媒体的作用和尊重公民的话语权，在多次应对公共危机的经验中开始意识到危机管理不是单一由政府的行政力量决定的，而应该建立在政府与媒体和公众三者的良性互动关系之上。有学者提出，在危机管理三要素的金字塔结构中，政府作为决策者，是危机管理的主角；网络等新媒体可以在短时间内接触到广大的受众面，是危机管理的重要部分；公众是危机管理的对象，同时是主动的信息寻求者。在这个三角平衡的金字塔关系中，危机得以在发生、发展到结束的过程中被控制和化解[4]。

2.网络危机传播中的舆论引导研究

网络舆论的强大社会影响力已成为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发源地，因此，在强化社会管理中不能忽视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管理。传统的舆论是借助人群圈子内的讨论实现扩散的，而在网络媒体的运作下，不同时空的群体在同一时间内可以对同一话题做出反应，并且这个反应能够迅速影响众多的非参与者，由此引发更多的讨论，从而使得问题更加泛化或尖锐。因此，在危机发生后，需要发挥网络媒体的信息传输和舆论导向作用，稳定民众心理，引导民众选择正确的行为[5]。有学者认为，网络的开放性为网民滥用信息权利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实现信息权利和信息义务的平衡提供了可能[6]。从相关研究的内容上来看，学者们对危机传播中的舆论引导达成了普遍共识：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已经成为中国媒介坚定不移的原则和方针，成为我国媒介社会责任的重要担当者。

学者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舆论引导规律的探讨，以及对舆论引导技巧与策略的探寻。在新媒体的冲击下，舆论的生成和传播机制都发生了一系列变革。有学者提出，主流媒体要从掌握舆论主导权、构建新媒体平台、培养和发挥新媒体“意见领袖”的作用、增强主流媒体公信力等几个方面来应对挑战[7]。提升政务微博的舆论引导力，在认识层面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沟通理念，在管理层面要健全组织管理系统，在操作层面要及时发布与回应[8]。也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场域中，主流媒体应在传播深层结构上起作用，为社会文化传播提供框架[9]。在网络时代如何有效地利用网络媒体进行危机传播，已成为当前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有学者结合危机传播的阶段分析理论，对如何更好地利用网络媒体进行危机传播进行探讨，提出网络危机传播中应该遵循的原则，即内化期：未雨绸缪原则；关键期：时效第一原则；推进期：客观公开原则；善后期：公共利益至上原则[10]。

3.网络危机传播中的非理性诉求研究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已成共识，网络危机传播中的非理性就是对危机传播及舆论引导新的重大挑战。对此，有学者认为，随着网络、手机短信、博客等互动媒介形式的出现，新媒体时代的危机传播就成为一个多音齐鸣、众声喧哗的“话语场”[11]。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包括应急机制、舆论调控、网络管理在内的危机传播体系，但是对于网络流言的识别与引导以及技术壁垒下的网络控制难题尚缺乏系统安排。也有学者针对网络舆论背景下传统行政危机，根据价值—组织—制度的分析框架，提出政府作为危机治理主体要敢于和善于从传统管理方式中解脱出来，构建和完善社会治理结构，创新社会治理方式[5]。

关于新媒体环境下的危机传播及舆论引导中的非理性的原因。有学者提出在危机传播领域，手机、网络、博客等新媒体的广泛使用正渐进新的危机信息传播模式，新媒体呈现出的“议题设置”与舆论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使得“把关人”缺失，信息的真实性遭质疑，最终造成舆论引导弱化现象严重[12]。网络公众“议程设置”既发挥了网民的主动性和参与性，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信息民主化，形成了相当广阔的舆论空间，但是由于传者和受者身份界限模糊，致使各种信息鱼龙混杂，这就造成议题的失真以及大众传媒舆论导向变弱[13]。

在危机传播中，信息的真实与虚假、应激心态与理性诉求、民间话语与新闻话语的矛盾与冲突，构成网络流言控制的复杂性。针对其的应对策略，有学者提出，构建网络流言控制的优化模式应建立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信息互动，以增强控制合力[14]。

4.新媒体在危机传播及舆论引导中的正面功能研究

网络等新媒体的普及导致我国的媒介环境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并对生存演化于其中的舆论产生直接而广泛的影响，给传统舆论引导模式带来了新挑战。针对网络媒体在危机报道中的优势与问题，有学者归纳网络危机传播的优势相对明显：面对灾难或危机反应迅速，传统媒体无法比拟；消息来源渠道多，草根报道发挥重要作用；互动性更强，信息更新速度更快；整合能力强，多形式全方位发挥影响力[15]。

有学者认为，在新媒介环境下，多元“议程设置”使得媒介议题更加具有软性化、多元化的倾向，表现出强烈的“长尾效应”。虽然网络“议程设置”正在通过多元的渠道集结自己的力量，以“多数的微小”来对抗“精英的权威”[16]。但也有学者以新浪网为例，从网络媒体的特点，网络媒体对新闻的处理及论坛的管理，网络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的表现及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媒体间议程设置”几个方面，认为“议程设置”理论仍然适用于当前的网络媒体环境，并且网络媒体更具优势[17]。还有学者以“甲流”为个案，发现在突发事件中，新媒体逐步成为公众情绪宣泄和意见表达的平台，有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成为舆论策源地的趋势，于是提出政府应利用博客、网络论坛等社会影响力较大的草根媒体作为渠道进行危机传播，使草根媒体成为政府新闻平台[18]。

关于如何扬长避短，更好地发挥其正面功能，有学者提出，只有适应媒介环境的变化，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在舆论引导中的主体作用，利用信息源优势、权威性优势和亲近性优势，大力发挥新媒体在舆论引导中的新力军作用，才能掌握新媒介环境下舆论引导的主动权[19]。从而说明，新媒体在危机传播及舆论引导中的正面功能仍然明显。

5.网络危机传播的内涵及特点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对网络危机传播的角色和功能进行了一系列分析研究。有学者针对网络危机传播的特点和管理，从传播形态方面出发，把网络危机分为：核心要素、次级要素、边际要素和干扰要素四种传播要素，并且指出这四种要素引发的各种问题构成了网络危机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20]。有学者应用“环境守望”理论研究了网络媒介在危机传播中的角色，指出，网络媒介和大众传媒一样也是“社会公器”，应坚持基本的职业操守，为民代言，强调危机信息的真实性、时效性和准确性[21]。

有学者从传播学的“把关人”角度分析网络危机传播的缺陷，如网络危机传播中“把关人”作用的弱化，网络传播减少了管理主体的反应时间，危机的网络传播具有群体效应等。还有学者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出发分析网络危机传播的缺陷，针对网络媒体的危机管理，提出网络传播制造危机的“十大杀手”：转移潮、受气包、英雄欲、泄私愤、恶搞风、攻击传播、反戈一击、文化冲突、谣言惑众以及民族情绪[22]。从学者们以传播学、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视角可以看出，危机事件中的网络传播具有双面性，受危机影响的主体既包括社会公众，也包括企业、组织等。

学者们在网络传播特点的研究基础上，对网络危机传播的角色特征、优势和劣势进行了研究。有学者认为，面对灾难或危机事件反应迅速，传统媒体无法比拟[15]。由于网络媒体的开放和自由发展模式使得议程设置功能并没有被弱化，网络媒体的“双刃剑”性决定了它既是化解危机的利器，也是引发、扩散危机的发源地[23]。综合起来，可以把网络危机传播的特点概括为：匿名性、速度快、波及广、破坏性强、不确定、难控制等特点。

6.网络危机传播的规制研究

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有学者提出危机事件中网络新闻报道应体现人文关怀，他以2008年“汶川”地震和2009年“H1N1”流感报道为例指出，由于网络媒体更具有公共属性，在灾难面前，网络媒介更应该关注普通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和价值尊严，更多的体现一种理性和责任，不要造成社会恐慌，体现人文关怀的大视野[24]。有学者提出网络危机传播的规制策略为：完善网络法制建设，提高网络媒体的风险成本；网络媒体监督部门加强监管力度和效率；公众要提高自己的危机意识和对网络媒体的监督意识；提高网络媒体在危机事件报道中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人文关怀[25]。

还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在网络媒体环境下危机传播如何调整的问题。针对第二媒介时代下的危机传播模式，有学者指出，在网络时代危机传播模式，更多的是政府、媒介与公众的互动，是一个双向的信息交流过程，传者与受者的身份界限也变得模糊[12]。

在危机事件的网络舆情控制和引导方面，学者们主要是基于议程设置理论和把关人理论进行研究。在网民行为和心理方面，主要的理论基础是沉默的螺旋理论等，学者们大多认为网络媒体在危机事件的报道中极容易出现“网络暴民”现象，担忧网民的无序和不理性可能导致危机事件更加复杂。有学者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我国政府危机管理和应急法制建设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与改进的对策，并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揭示了政府危机管理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6]。我国的应急法制起步较晚，一旦有了健全的法律体系的支撑，才能实现网络危机传播的法制治理。

二、网络危机传播的未来研究趋向

网络危机传播是在网络上酝酿产生的危机或通过网络传播使危机事件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大的情况，是网络媒介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总结学者们关于网络危机传播的研究，目的在于管窥其未来研究趋向。

1.新媒体的危机传播及舆论引导将成为未来研究的热点

“危机传播”本身就是一道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难题，随着网络、手机、博客等新媒体的勃兴，媒体格局与传播秩序发生改变，呈现出多元化的新的媒体环境，从而使得网络危机传播及舆论引导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在传统媒体生态下，传者和受众之间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主流媒体掌握着传播权，控制着信息的发布、传播以及流向，受众只能被动在有限的资源中选择信息渠道。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打破了这一传统基础，在新媒体环境下，传受关系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受众可以主动通过新媒体获取信息或给官方反馈信息，实现官方和民间的互动。对危机传播的管理和舆论引导而言，新媒体既有正向传播引导效应，又有负向效应。面对新媒体环境下这一复杂的情况，未来的研究可能会在媒体互动与主流话语权的建构、舆情的调控与疏导、舆论引导的“议题设置”以及政府危机传播管理等议题下得到全面拓展。

2.新媒体环境下的危机传播研究领域将拓展

目前中国内地危机传播研究关注的所有议题，绝大部分是在管理与传播的既定框架内进行，最为典型的是危机传播中媒介角色与功能方面的研究，只是传播学中大众传媒社会功能与作用在危机传播领域的反复演绎。对危机传播中政府行为与媒介行为的某些批评，而未视危机状况下的政府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传播主体——政府的权力和职责是法律赋予的，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其他任何传播主体都不享有这个权力，而只能在政府权威信息框架内进行辅助式的传播。未来新媒体环境下的危机传播研究将突破管理学与传播学的框架，拓展至政治学、经济学或者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3.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理论研究和指导实践也急需探讨和研究

网络媒体的自身优势已经实现了危机事件的即时传播方式，但是如何有效地即时传播、延续报道等仍需要探讨和实践。目前，对于网络危机传播这一领域的专业书籍和研究文献较缺乏，网络危机传播的研究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的理论体系、框架和研究方法。在借鉴西方理论研究成果时，如何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理论研究和指导实践也是急需研究和探讨的。

鉴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的国内改革攻坚，本领域以后研究的重点应有一部分放在对具体网络危机应对方法的研究上，为危机管理主体提供实用有效的网络危机传播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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