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提纲》研究中几个背景性问题的再认识*
——参考MEGA2的文献学考证

彭玉峰 刘卓红

马克思的墓碑上刻了两句话，一是《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二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最后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一生事业和思想的高度概括：前者可视为马克思的政治宣言，而后者可看作马克思的哲学宣言。由此可见《提纲》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100多年来，《提纲》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②为人所熟知，对其中思想的解读也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提纲》研究的一些背景性的问题尚未能达成共识，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纲》的写作时间，恩格斯将其认定为1845年春，而更准确的时间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二是《提纲》的写作动因，《提纲》显而易见的新意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马克思从原来对费尔巴哈的高度评价转到《提纲》中对其进行批判，态度转变的原因有待于更深入的考察；第三，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该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但其评价是否基于特定的文本语境，以及我们在今天能否超越这一评价都有待进一步的分析。现在MEGA2/IV/3③将记载着《提纲》的马克思1844～1847年笔记本的原文呈现给了读者④，这为进一步研究以上几个问题提供了更充分的文献学依据。

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意义的探索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终目的，但这必须依赖于正确的文献学考证和文本学解读。正如鲁克俭所说：“在正确的文献学信息基础上,解读者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结论，但在错误的文献学信息基础上，绝对作不出‘正确的’解读结论。”⑤MEGA2研究是中国马克思学走向深入所必须面对的课题，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为尽可能准确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根据MEGA2的相关文献学研究成果，从对《提纲》的写作时间和原因的研究出发，分析恩格斯与马克思写作《提纲》的关联，并评析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价，以夯实《提纲》研究的基础。我们认为，这既是MEGA2文献学考证不断深入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理念的体现。⑥

文献学与思想史视角下的>《提纲》写作时间和动机

探究《提纲》的写作时间和动机有文献学和思想史两种路径。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态度的转变可能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促使马克思撰写《提纲》的动机或诱因却可能是与费尔巴哈有关的某个偶然因素。从思想史的角度，我们可以考察该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动态及同时代人的影响，而判断《提纲》的写作时间则更多依赖于文献学的考证和分析。当然，这两个路径是难以分割、相辅相成的。MEGA2的编辑巴加图利亚和陶伯特都曾经撰文对《提纲》的写作时间和动机进行过分析，他们的论证采用的是思想史与文献学路径相结合的方法，《笔记本中的札记》(以下称为“四行笔记”)⑦成为他们论争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本节主要从“四行笔记”与《提纲》的关系来审视《提纲》的写作时间与动机。

马克思的1844～1847笔记本共有120页⑧，《提纲》记载在第53～57页。而《提纲》的第一条和“四行笔记”都记载在第53页上，从这一页原稿的影印件⑨可以看出，二者之间没有明显间隔，它们最初的写作似乎是连续的，而二者之间的标题“1)关于费尔巴哈”是后来才添加的，这些文献资料是将《提纲》与“四行笔记”结合研究的强有力的依据。

笔者试将巴加图利亚1965年的论文和陶伯特的论文也作为MEGA2的文献学考证成果。因为，MEGA2/IV/3资料卷中的许多考证成果继承了巴加图利亚1965年的论文⑩；而陶伯特“编辑了第一部分第1卷和第2卷，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编辑提出了富有创意的建设性方案”，她在将《提纲》编入MEGA2的笔记卷而非著作卷的争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上述两人的具体论证如下：

第一种是巴加图利亚的看法。他先根据对1844～1847年笔记本的详细考证和分析来判断《提纲》的写作时间区间，然后通过思想史的考察来最后确定其写作动机和时间。根据对笔记本的分析，他认为除了极个别文字外，上面的内容都是按照时间次序所写，根据第44页有恩格斯的笔迹，判断得出《提纲》写于恩格斯到达布鲁塞尔之后；根据紧挨着《提纲》之后第58～73页记载的带有布鲁塞尔图书馆书号的书目，判断其写于布鲁塞尔，即马克思、恩格斯赴英国之前，从而认定《提纲》写作于1845年4月到7月之间。同时，根据恩格斯的相关说法，可以判断，恩格斯到达布鲁塞尔“可能是促使马克思起草自己的天才提纲的诱因……而且十分可能是在1845年4月”。

另外，巴加图利亚也认识到“四行笔记”对于研究《提纲》的重要性：“这些笔记是什么？它们究竟同提纲有什么关系？显然，不解决这个十分复杂的课题，就不能阐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历史地位和彻底了解它的意义。”不过，除了认为它们的内容来自《神圣家族》第6章第3节外，巴加图利亚回避并搁置了这些问题，这为陶伯特的重新考证提供了可能。

20世纪90年代后，在陶伯特的质疑之下，巴加图利亚对其原来的看法进行了一些修正。根据第44页所记载的有恩格斯笔迹的“书籍目录大概是在1845年7/8月写作于曼彻斯特”等事实，他判断笔记本中的44～52页是马克思为以后写作预留的空白。这就颠覆了他自己原先得出的恩格斯到达布鲁塞尔是马克思写作《提纲》的诱因的结论。他得出新的结论：写作动机与克利盖有关，而写作时间“很可能是在4月份，可能不会晚于1845年6月”。

第二种是陶伯特的看法。她的研究主要是从“四行笔记”的研究入手。她在巴加图利亚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神圣家族》中与“四行笔记”相同或相似的内容：第1、2、4条都来自《神圣家族》第6章第3节的《对法国革命的批判的战斗》小节；第3条则来自《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小节，马克思在该小节中提及概念和实体，认为鲍威尔和施特劳斯分别发展了这两个概念。

陶伯特指出“四行笔记”与《神圣家族》的关系并进而论证了它们与《提纲》的关联。在《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的小节中，马克思谈到了“对法国的和英国的唯物主义以及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重要的评价”，论述了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和英国的唯物主义者的观点，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批判类比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对17世纪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与《提纲》第1条的内容有密切关联，马克思在其中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全部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

由此，陶伯特串起了《神圣家族》、“四行笔记”和《提纲》三者间的关系，根据“四行笔记”在1844～1847年笔记本中的页码可以肯定其写于《神圣家族》出版之后，那么“写这些笔记的目的就不在于撰写《神圣家族》，而确切地说在于当时对这部著作的发表的反响”。1845年3月到6月期间同时代人对《神圣家族》的批判，特别是发行于1845年6月下旬的《维干德季刊》第2卷上的古·尤利乌斯的文章应该被关注。该文“把马克思说成是‘费尔巴哈创立的观点的深造者’”，其对马克思的批评和误解显示出了与费尔巴哈划清界限的必要，是马克思写作《提纲》的“最重要的，直接的原因”。陶伯特得出结论：“四行笔记”和《提纲》的写作时间很可能是1845年7月初。

这里还需要进一步提及巴加图利亚在MEGA2/IV/3中的不同意见，尽管他仍然认为“四行笔记”的内容来自《神圣家族》，但是“马克思写作这四行笔记的想法可能与批判麦克斯·施蒂纳1844年11月在莱比锡发表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有关”。不过，巴加图利亚并没有对其做详细论证，只是提出了马克思同时期的通信中有提及批判施蒂纳的内容。我们认为，这一猜想远远不如陶伯特的论证令人信服。

需要指出的是，陶伯特对《提纲》与《神圣家族》的关系的论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内学界的误解。事实上，陶伯特认为，受1845年上半年一系列因素的影响，马克思认识到有必要同费尔巴哈划清界限，古·尤利乌斯的文章只是马克思写作《提纲》的最直接诱因，这不是一种“附属论”，也并不妨碍对《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系做进一步探究。与《提纲》写作背景类似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可能在1845年春就有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打算，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动机却是1845年10月份《维干德季刊》第3卷上鲍威尔对《神圣家族》的批判。很可能《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动机都与《神圣家族》出版后的反响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提纲》当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提纲”也未尝不可。

另外，韩国MEGA研究专家郑文吉也认为《提纲》的写作与《神圣家族》出版后的反响有关，他还对费尔巴哈发表在《维干德季刊》第2卷的文章给予了特别关注，“面对施蒂纳的抨击，费尔巴哈的辩护并不理想…不难推测，马克思曾期望费尔巴哈以权威性的反驳回应施蒂纳，但这位师长的辩护却极其缺乏历史性、软弱无力，对此他应该感到了巨大的困惑”。这也是马克思决定与费尔巴哈划清界限的直接起因之一。有趣的是，麦克莱伦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费尔巴哈思想中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是在对施蒂纳的答复中才出现的，而马克思在《提纲》中对此进行了批判。

根据以上论争，我们认为，《提纲》很可能写作于1845年7月初，写作的动机是《维干德季刊》第2卷上的相关文章，而《提纲》的思想来源则有待进一步探究，例如，对《提纲》中赫斯因素的考察关系到对《提纲》思想来源的探讨。赫斯是青年马克思的重要思想伙伴，他关于费尔巴哈类本质哲学的看法对马克思《手稿》中相关思想的产生起着重要的影响。马克思在《提纲》中第一次对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思想进行了批判，而赫斯在当年5月发表的《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也同时批判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理论，两篇著作中存在的某种关联引起人们的猜测是很自然的事情。

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已为广松涉等日本学者所关注。广松涉通过对比《提纲》与《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后认为：“《提纲》从著名的第一条开始，就恰似参考了赫斯当时发表的一些文章，而到了最后的条目中，则确实无非是从赫斯的立场来批判费尔巴哈”，但他因不能确定马克思拿到该文的具体时间而无法确证自己的结论。现在，陶伯特对马克思收到《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时间(5月14日)等问题的考证为此提供了依据。而即便是巴加图利亚(认为《提纲》写于4～5月)也可能会承认《提纲》写作于马克思拿到该文之后。因此根据现有材料，关注并探究《提纲》中的赫斯因素是有根据的。

恩格斯的书信不是马克思写作《提纲》的动机

作为发表和评价《提纲》的第一人，恩格斯一直被认为同《提纲》有重要关联。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恩格斯因素可能是促使马克思转变对费尔巴哈态度的原因之一，《提纲》写作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以及恩格斯在晚年对《提纲》的相关论述，都是考察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通过分析，笔者将论证得出恩格斯的书信及其到达布鲁塞尔不是马克思写作《提纲》的动机的结论。

巴加图利亚在其1965年的论文中认为马克思写作《提纲》与恩格斯有密切关联，国内也有学者持类似观点。王东梳理马克思同时期思想发展的逻辑并结合恩格斯同时期写给马克思的几封书信，提出马克思写作《提纲》的直接动机是“为了在和恩格斯会面时，更好地确立共同立场，并帮助恩格斯更彻底地同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论据之一就是恩格斯在1845年2月22～26日，3月7日写给马克思的那封信，信中提到“费尔巴哈说，他首先要彻底清除宗教垃圾，然后才能好好研究共产主义，以写文章来捍卫共产主义……又说，他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对他来说，问题只在于如何实行共产主义而已”，从而认为恩格斯的这段描述直接激发了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

我们认为，尽管恩格斯的这封书信有可能会对马克思认识费尔巴哈产生影响，但以此判断这就是马克思写作《提纲》的动机则根据不足。另外，从恩格斯晚年的几处说法中也不足以认定这一点。恩格斯是在以下两处直接提到《提纲》。第一，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的序言中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的序言中说，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着手‘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在序言中，恩格斯完全引用了马克思的相关说法，即马克思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制定唯物史观，并把作为附录出版的《提纲》的写作时间认定为1845年春。第二，1893年恩格斯通信中的说法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即《提纲》)其实就是它的起源！其次，在《宣言》的序言(1892年柏林新版)和《揭露共产党人案件》的引言中也可以找到。”前者指的其实是《共产党宣言》1888年序言中的相关说法，后者则是指1885年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的序言。

梳理恩格斯以上论述的时间顺序，最早的是1885年《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即《揭露共产党人案件》的序言，“1845年春天当我们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阐发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了”，然后是1888年《共产党宣言》和《费尔巴哈论》的序言，前者的写作仅比后者早三个星期。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恩格斯写到：“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清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最后的是恩格斯1893年的通信。

如果将恩格斯以上几种说法放在一起，很容易得出《提纲》的写作是为了迎接恩格斯到达布鲁塞尔的印象，即马克思“已经把这个思路整理出来”或“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的说法指的是《提纲》或其中包括《提纲》，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恩格斯的上述几种说法不能被简单地串在一起进行判断，而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方面，恩格斯关于1845年春与马克思共同创作唯物史观的两处说法，是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自述而形成的，在《揭露共产党人案件》的序言中提到与马克思会见时“已经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的说法，从其前后文来分析，明显看出是依据马克思的自述，而在《费尔巴哈论》序言中，恩格斯引用的也是马克思的自述。

另一方面，如果排除以上两处说法，恩格斯明确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的说法是根据自己的回忆而成的。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提到“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清晰的语句”的说法，主要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和阶级斗争的内容，这并未在《提纲》中显现，只是体现在几个月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很明显，恩格斯所说与马克思会见时整理出来的思路并不是指《提纲》。

以上的分析说明，恩格斯似是而非的说法并不能推出马克思写作《提纲》是为了迎接恩格斯的到来，甚至是为了帮助恩格斯转变观念的结论。恩格斯采用的是马克思所说1845年春制定唯物史观的说法；在发现《提纲》后，他自然而然就把《提纲》作为马克思1845年春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成果之一，并把《提纲》的时间确定为1845年春。

总之，尽管恩格斯在赴布鲁塞尔之前写给马克思的信可能会对马克思认识费尔巴哈产生一定影响，是马克思思想转变中的一环，且恩格斯应该是在1845年就看到过《提纲》(从笔记本44页有恩格斯的笔迹可知)，但并不能由此证明恩格斯的来信就是马克思写作《提纲》的动机。《提纲》的写作时间和缘由还需要从相关文献学考证出发才能得以确定。

理解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价不能脱离《费尔巴哈论》

各种研究《提纲》的著作(尤其是国内的著作)基本都会提到其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不无夸张地说，恩格斯的评价已经成为《提纲》研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本文将恩格斯这一评价视为在《提纲》研究中需要论及的另一个背景性问题。不过，我们以为，恩格斯的评价是不够明确的。何谓新世界观？其所包含的天才萌芽是指什么？为什么是第一个文献？诸如这些问题都必须加以重释，否则，也就不可能透彻地理解恩格斯的评价。

对《提纲》与《费尔巴哈论》进行比较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俞吾金将二者的比较视为探讨马恩哲学思想差异的入口，并认为二者“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之间存在着若干重要的差异”，这一看法也引起了学界的争论。本文不介入以上争论，而是从探究《提纲》与《费尔巴哈论》的关系出发来分析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价。

恩格斯在不同的场合分别把《提纲》称为是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由此可以认定，恩格斯所说的“新世界观”主要是指历史唯物主义，即明确《提纲》是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至于天才萌芽的具体涵义是什么，是指《提纲》中的哪些内容和思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对《提纲》文本进行分析。

从《提纲》的内容来看，《提纲》只能包含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提纲》的第4、6、7条。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同时，提出了宗教世界和抽象个人应该从现实社会和社会关系的层面来解释的看法，它可以被视为是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理论的粗糙形态。而且，段忠桥认为，《提纲》包含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萌芽是隐喻的，因而才会有恩格斯在1893年通信中带着澄清性质的语气说《提纲》“其实”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而不是《提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起源。

我们认为，理解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价不能只立足于对《提纲》文本的分析，而是要回到具体的文本语境去考察。恩格斯在1893年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费尔巴哈论》中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提纲》就是这一起源，可以看出恩格斯的这一评价其实奠基于《费尔巴哈论》，而其在《费尔巴哈论》的序言中对《提纲》的评价可视为该书的一部分。因此，恩格斯对《提纲》的两个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与《费尔巴哈论》中所论述的主题和得出的结论有关。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其形成的重要环节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扬弃。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哲学的不足是因为“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集中于其唯心史学对“抽象的人的崇拜”，指出要实现超越就“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而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将历史唯心主义从社会历史领域中清除出去。很明显，在1845年，马克思明确建立唯物史观首先必须从抽象的人转向对现实的人的研究。

在《提纲》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学概念，批判了费尔巴哈“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的看法，并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如“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人的活动是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等表述。正是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被恩格斯认为《提纲》就是包含着唯物史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

不过要证明以上结论，还需要解释以下问题。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还对《神圣家族》进行了评述，并认为该书中的观点有超出费尔巴哈之处，但他为什么没有说《神圣家族》是包含着唯物史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

《费尔巴哈论》中对《神圣家族》有两处论述：一处是，费尔巴哈“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另一处是，“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神圣家族》开始的。

恩格斯所指的马克思“超出和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涵义应该包括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的诸如“费尔巴哈消解了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使之变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等说法。但恩格斯为什么没有从中得出这些论述是历史唯物主义起源的结论?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延续马克思所述、恩格斯一直采用的1845年春两人在布鲁塞尔创立唯物史观的说法，而《神圣家族》则写于1844年秋；另一个是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没有正面批判费尔巴哈，他对现实的人的阐述还披着费尔巴思想的外衣，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是潜在的或不自觉的。直到几个月之后，马克思在《提纲》中才第一次对费尔巴哈抽象人进行了正面的批判。从《费尔巴哈论》可以看出，恩格斯把对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超越视作唯物史观确立的起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之前，《提纲》是马克思同时期唯一正面批判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著作，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成中的地位便凸显出来。这也是恩格斯称其“非常宝贵”的原因。

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价的具体涵义还可以从恩格斯发表《提纲》时对马克思原稿的修改中看出端倪。MEGA2/Ⅰ/30刊出了恩格斯修改后的版本，对比原稿，“该稿本本身显示有50多处异文”，绝大多数是语序的调整和个别用词的替换。从本节所论述的主题来看，有两处的修改值得注意。一处是在第4条的中间，即费尔巴哈把宗教归结为世俗基础与其没有继续对世俗基础进行变革之间，恩格斯加上了自己的一句话：“他(费尔巴哈)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另一处是第11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间这个“而”(德语“aber”)字是恩格斯所加的。可以看出，恩格斯这两处改动强调的是一种转折和超越，试图突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的区别，这一思想也同时体现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所加的标题中。恩格斯所加的标题“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很可能与出版《提纲》在同一时间，恩格斯所加的标题的内在涵义与其对《提纲》的评价在思想上是一致的。

结 论

本文参考MEGA2的文献学考证来分析《提纲》研究中的几个背景性问题，得出以下结论：马克思虽然早在《神圣家族》中就已经无意识地超越了费尔巴哈，但他明确认识到这一点以及转而批判费尔巴哈来自于一系列因素的推动。马克思对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和对赫斯的《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阅读，他与克利盖的争论及与恩格斯的交流，乃至他在布鲁塞尔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看法的转变。但是在《维干德季刊》第2卷上，古·尤利乌斯对《神圣家族》中“作为费尔巴哈创立的观点的深造”的马克思观点的批判，以及费尔巴哈对自己看法软弱无力的辩护，都使得马克思有必要与费尔巴哈划清界限，这直接促使他在1845年7月初赴英国之前匆匆写作《提纲》。

另外，对恩格斯表述的《提纲》中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涵义的理解，只有结合《费尔巴哈论》这一文本语境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恩格斯晚年对《提纲》的评价和部分修改，都与《费尔巴哈论》中的某些观点相联系，即强调马克思唯物史观对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超越。

当然，尽管中国马克思学走向深入需要对MEGA2的研究，但这一研究的意义也不能被高估。它在总体上不太可能改变对马克思思想的看法。MEGA2的研究者马塞罗·默斯托就不认同对新出版的马克思的新材料的过分关注：“不会再有大量的重要手稿能够改变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以至于谈到‘未知的马克思’。”但引入其文献学考证成果并探究马克思特定时期的思想动态，对于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来源、演变过程和评价都能产生某些新的看法(如《提纲》中的赫斯因素)。结合相关文献学成果探究《提纲》研究中的几个背景性问题，能更细致地厘清马克思写作《提纲》前后的思想动态以及《提纲》中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思想来源，更客观地评价《提纲》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同时也为进一步解读《提纲》中的基本概念和思想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①在马克思的原稿中，《提纲》的标题是“1)关于费尔巴哈”。恩格斯发表《提纲》时对内容做了一些改动。马克思墓碑上的《提纲》第11条是恩格斯的版本，与马克思原稿略有差异。

③MEGA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的简称；MEGA2分四部分，分别是Ⅰ著作卷、Ⅱ《资本论》及其手稿卷、Ⅲ书信卷、Ⅳ笔记卷；MEGA2/IV/3是指笔记卷的第3卷，巴加图利亚是这一卷的负责人。

④1844～1847年笔记本全文见MEGA2/IV/3, Akademie Verlag,1998, S.5～30.

⑤鲁克俭：《再论“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从〈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谈起》，《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3期。

⑥2007年，北京的部分学者秉持“建立在扎实文献学基础上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新理念，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论坛”。在短短几年间举办了十多次论坛，成为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273页。

⑧见MEGA2/IV/3, Akademie Verlag ,1998, S.494～495，巴加图利亚在1965年的论文中把《提纲》编为100页，本文统一采用MEGA2中的页码编法。

⑩在涉及《提纲》的内容上，除了少数修正，MEGA2/IV/3基本上沿袭了巴加图利亚1965年论文中的看法，同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扩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