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终隙末：蒋介石李济深关系探微*

肖自力 杨 林

1929年3月21日，在国民党派系矛盾激化、蒋桂冲突一触即发的背景下，广东领导人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于南京。这是蒋李两人多年关系的一大转折。蒋介石与李济深的关系演变有何特点？蒋介石为何突然扣押与其有多年重要关系的李济深？史学界对蒋李关系的演变及李之被扣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其中原委不甚了了。①本文试就蒋介石与李济深在1920年代的关系变化及李济深的被扣原因加以探讨，从中透视国民党统治初期的派系斗争以及蒋李两人不同的政治品格。

早期的蒋李关系

蒋介石与李济深的交往，始于1920年代初陈炯明粤军时期。李济深于1921年加入粤军，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此时蒋介石已是粤军参谋长。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前后，蒋李两人在黄埔建校、建军中多有合作，蒋以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李则以粤军第一师师长兼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一批粤军军官亦调入黄埔军校任职。1925年，在两次东征及平定刘震寰、杨希闵之乱中，蒋之“党军”与李之粤军紧密合作，战功最大。同年9月，在处理“廖案”时，蒋介石趁机夺取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权力，李济深与之“密切合作”②。

黄埔军校成立后，迅速成为中国革命新的象征，而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凭着东征，讨伐刘、杨等的卓著战功，在党内地位急剧上升，这是此一时期李济深、陈铭枢等粤军将领支持、拥护蒋介石的基础。与此同时，李济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位也逐步上升。1925年底，有报道称蒋介石与李济深“有一种秘密条件”，即“蒋李合作”征讨各地，然后“粤归李，浙归蒋”。③这说明李济深已可与蒋介石平起平坐，两人关系密切。在政治理念上，尽管粤军总体上趋保守，蒋介石则以革命及左倾示人，但从北伐后期开始，蒋李均向右转，双方亦有合作的政治基础。

宁汉分裂时，蒋李两人关系仍较密切，李济深支持以蒋介石为主导的南京阵营。针对武汉阵营反蒋，李济深坚持认为蒋介石的地位无可替代，指出：“本来，要把他(蒋介石)打倒是很容易的，但把他打倒后，中国革命马上不可收拾。”④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李济深又致电蒋介石表示：“愿随蒋同志后，矢忠矢诚，服从政府，率领部曲，恭候指挥，共竟护党救国之全功，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⑤而李济深与武汉阵营的矛盾则在加剧，当李所领导的广州政治分会不顾武汉的反对，派人赴滇组织云南省党部时，武汉方面甚至考虑通缉李济深。⑥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李济深“不赞成蒋介石下野”，主张派人“叫蒋回来”。⑦9月5日，李济深发表通电，主张蒋汪合作，“认定蒋公为此时此地最优最适宜之军事领袖”⑧。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广东及李济深也备极关怀。1926年11月，蒋介石亲信、广东海军处长林振雄威胁李济深离粤，李愤而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蒋介石极力慰留，自承“知人不明、用人不当”，请李“恕谅”。⑨1927年4月16日，蒋介石下令“广东军饷，可留粤用，此间如有急需时，当与总参谋长(指李济深)电商”⑩。4月23日，蒋介石听说服从武汉政府的张发奎粤军有意回粤，唯恐对李济深不利，指示其“应严防从速处置”。6月15日，蒋介石“又闻唐生智、张发奎皆回汉”，恐其“南下攻粤”，立即电告李济深。

然而，在蒋李关系发展的早期，两人之间也存在嫌隙。1926年2月20日，蒋介石与李济深谈两广统一事，“客去，(蒋)惝恍殊甚，既而曰：人在于自强，患难可同，安乐难共，人情〈大抵如斯矣〉，吾何怪〈乎彼〉哉”。蒋介石是在“怪”李济深不能与其“共安乐”。中山舰事件发生前后，“蒋李交恶”之说盛行，事发后李亦曾要求蒋“向政府及党自请处分”。更突出的问题还在于蒋李两人因不同际遇及地位，政治视野大有不同——李济深已经本地化，蒋介石则始终希冀进取天下。1927年4月27日，蒋介石对李济深有此一评语：“任潮(李济深)不明革命意义，仍有割据与封建之旧脑筋，殊为可虑。”蒋介石此时极为反感“割据”及“区域”观念，指出：“区域观念，是封建制度的观念，是崇拜偶像的心理。”他也不以国民党完全控有广东为满足，曾警告：“若不想方法，将革命的根据地断然变更，倘若仍旧……在南方做革命的工作，只有扰乱国家，祸乱人民，决没有成功的希望。”

在1921～1927年间，蒋李两人均处在政治上升通道，又同属在广东打拼的外省人，有较多的共鸣与共同利益。到1927年，虽然李济深在党内、军内已有重要地位，但仍属地方性军事人物：论军事实力及地位，李济深逊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论党内地位，李亦不足与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巨头相提并论，这也使蒋李之间较少机会发生正面冲突。这一时期蒋李之间虽然也有嫌隙及波折，但总体上两人及两军一直密切合作和相互支持。

集权统一进程中的对立

经历了1927年底颇不愉快的“张黄事变”，由于蒋介石在事变中大耍两面派做法，李济深开始流露对蒋之不满。两人更大的矛盾则在于国民党统一全国后中央政权追求集权所引发的中央与地方斗争。1928年3月，国民党开始“二次北伐”，到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改旗易帜，国民党中央军事统一告成，随即将政治、财政统一与军队编遣提上议事日程。由于广东被视为国民党之革命策源地，蒋介石希望广东能带头拥护中央统一，极力向广东施压，从而进一步影响蒋李关系。

1928年初，李济深仍集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第八路军总指挥于一身。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李之军政不分，而在于李济深担任粤省政府主席，以桂人治粤，在民国时期长期流行的“粤人治粤”声中很难自圆其说。早在1928年2月，粤海关档案已提到李济深准备让广东人陈铭枢出任省主席，“以便使本省人民心悦诚服”。同年6月，南京政府原已任命陈铭枢为省政府主席，因陈“迭电告辞”，故仍任李济深为省主席。直到11月，南京政府批准李济深辞去省政府主席，任命陈铭枢接任。这里最扑朔迷离的是，到底是陈铭枢主动追求此一职位，甚至质疑李济深“恋位”，还是李济深一再主动及真诚地要让出此一职位给陈铭枢？在这个问题上，一些说法颇为矛盾，如梁漱溟说陈铭枢曾质疑李济深没有让出省主席一职为“恋位”，而有报道则说李济深曾“三次强其兼任省主席，但陈则以专心练兵为词，坚决不允担任”。如果梁漱溟所述为确，那么，6月份时陈铭枢为什么不顺水推舟接受省主席一职？而如果李济深对让出省政府主席一职颇为不满(同样是梁漱溟所述)，则李当初又何必多次强迫陈铭枢兼任省主席？看来在省主席职位的推让上，李济深与陈铭枢均不够坦诚，心口不一。

如果说省政府主席的推让问题上并未直接表现为蒋李的矛盾，那么，在国军编遣问题上两人则开始针锋相对。1928年7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在北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成立编遣委员会裁减全国军队。李济深的部属陈铭枢在南路驻地“通电全国军人，倡议裁军，拥护统一，力主军权归还中央”，蒋对此“当然很喜欢”。相比之下，作为区域的最高统治者，李济深要考虑地方及派系利益，态度就有些消极，主要表现为多次拒绝入京参加编遣会议。12月11日，蒋介石接李济深来电，“有与中央相异之意”，蒋“喟然长叹久之”。12日，胡汉民致电李济深，请其即来。胡汉民原为李济深之师，此时与蒋关系正殷，故亦来电相劝。14日，李济深致电蒋介石，解释不欲赴京的原因：“本应遵命即来，惟职离职数月，诸事均行停顿，而急切的裁兵与预算，亦未商有办法。及粤事交代，亦难一日可了，此均为目前不能来之事宜。”当天，蒋介石以李济深“有不欲来意”，致电吴稚晖和张静江，请电劝李速来。当晚临睡前，蒋介石考虑时局，叹曰：“百川(阎锡山)来而任潮不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岂中国国运使然乎？”17日，蒋介石致电陈铭枢、黄绍竑、冯祝万等粤方要人，希望他们能劝李济深立即入京。20日，胡汉民再电李济深，请其“即速来”。最后，李济深于1929年1月6日始抵京，成为冯、阎、李(宗仁)诸人中最晚到京的。1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编遣会，以焕兄(冯玉祥)报告最实在，任潮最支吾。”蒋已意识到李济深对编遣方案不满。1月9日，蒋介石在各总司令会议上“面斥某为反革命之所为，以其把持广东、事事反抗也”。如此记录属实，则两人在公开场合已翻脸。

在国民党中央推进集权统一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财政及关税统一问题上，蒋李冲突更是直接和激烈，这也影响了李济深参加编遣会议的积极性。1928年6月24日，蒋介石致电李济深，要求广东派代表参加财政部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但广东代表姗姗来迟，又向大会提交因本省情形特殊、请求暂缓一年实施国地财政划分的议案。会上，由于两广、两湖代表均宣称“两广两湖要财政独立一年，于是使财政统一计划，亦扦格不能行”。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会上则指责“如两湖、两粤、陕、甘、豫、晋、察、绥等之国税，完全为驻军或地方行政机关自动支配”。1929年1月17日，此时李济深仍在南京，蒋介石致电留粤之陈铭枢和冯祝万，要求广东拥护中央“关税统一”，因广东“为本党革命策源地，又富甲各省，应首先提倡，树全国之模范”。李济深被扣后，《大公报》也说：“编会决定各地军、财、政，均须交还中央，以理言，李(济深)自当遵行，但李回粤后，对粤财政机关并不交出。”在财政统一问题上，固然不能将中央集权之举简单地视为“独裁”或消灭地方势力，但也不能盲目指责李济深以地方“割据”抗拒“统一”。1928年的国地税源划分过于偏重中央，对地方利益考虑不足；而广东多年来独力支撑国民党的革命，作出巨大牺牲，财政亦已不堪重负，这是李济深等地方势力所难以接受的。

在派系斗争中决裂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的权力及派系斗争便进一步暴露和发展起来。长期以来一直有李济深是桂系一员之说。实际上，籍贯不是判定派系的主要指标。李济深虽是桂籍人士，但从未在广西或桂系集团任职。他很早就在广东及粤军发展，1927年国民政府北迁后实际成为广东最高领导人。当然，即使不宜把李济深看作桂系，由于地缘及历史关系，他和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还是存在某种朦胧的“团体”或派系意识。在国军编遣、地方政治分会裁撤等问题上，李济深与桂系亦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政治目标。因此，蒋桂关系的变化与蒋李关系变化往往互为影响、连锁反应。1928年下半年，蒋桂关系开始恶化，使李济深亦难以置身事外。

由编遣所引发的军系及派系矛盾，到1928年末，达到一个即将爆发的临界点。1929年2月19日，桂系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违背编遣会议决议，派兵入湘，强行改组湖南省政府，撤换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以何键继任，此即“湘案”。它顿时点燃了蒋桂之冲突及新一轮的军阀混战。2月25日，蒋介石为处置湘案，电请李济深进京，并电吴稚晖、张静江代为催促。2月27日，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蔡元培与李宗仁切实查明“武汉政分会此次关于改任湘省府主席及委员之决议案”，又决定由李济深与何应钦对蒋桂双方军队之行动秉公彻查。

3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核定李济深、陈铭枢等出席国民党“三大”的代表资格。但据《广州民国日报》报道，3月2日，李济深的秘书长邓家彦对记者表示李之“行期总在此三两日间”。可见李济深早在被核定为国民党“三大”代表前，已决定入京，其目的显然在于调解剑拔弩张的蒋桂关系。另据梁漱溟回忆，当湘案发生后，李宗仁征询李济深意见时，李济深除劝告李宗仁向中央引咎自请处分外，还决定自己及黄绍雄、陈铭枢、陈济棠、冯祝万等广东要人全部一起赴京，“以示两广无他”。李济深此举无非是显示广东或两广行为光明磊落。然而，3月5日，蒋介石密电陈铭枢，指示：“如任潮兄未起程来京，则兄万不可离粤，更不可派人代理职务。”这对李济深却并非善意，蒋介石已有意推倒李之主粤地位。

3月11日，李济深由粤抵沪，李宗仁极力劝阻其进京。李济深“看当时情形不佳，心中犹疑”。但蒋介石随派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和张静江四老联袂抵沪面见李济深，吴稚晖当面转达蒋介石的表态：“以人格担保，不致使任潮失去自由！”其时，李济深对这四位元老还是颇有信心的。于公，四老“在政治上有一种特殊的势力”，“仿佛代表一种道德的势力”；于私，四老与李济深有多年交情，吴稚晖与李济深还是儿女亲家。最后李济深自认与桂系“没有什么关系”，又自信“我广东有部队，要对我怎样有人在我背后讲话”，决定进京。

3月13日，李济深进京。经过蔡元培、李济深等人调解，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事前并未与闻事变，决定不必负责，对武汉政治分会参与议决此案的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三位委员则加以处分。至此，乐观的李济深以为此事已经解决，他在3月14日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湘事业经中央处置，将来断不致再发生任何问题”。然而，第二天(15日)，蒋介石即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表示要“讨论出一个切实的办法，以消灭地方割据的形势，而巩固中央的地位”。3月16日，蒋介石军事部署基本就绪，派遣军队由江西进入湖南，并派兵至李济深在南京的住处，“监视其行动”。3月18日，李济深致电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如蒋军继续入湘相迫，可予迎头痛击”。但此电尚未发出即被蒋方截获。由此也可看出，尽管李济深自认两广无他，也极力避免与桂系捆绑在一起，可一旦蒋介石欺人太甚，李济深亦主张坚决反击，这也是某种派系意识的流露。

3月19日，李济深卫队武装被解除。3月20日，李济深与蒋介石谈话，表示“各事总宜慢慢做去”，“所谓速则不达也”，仍是先前调停的调子。蒋介石“事略稿本”3月21日记曰：“公(指蒋介石)昨夜为李济深反动，不胜忧虑，展[辗]转不成寐。今晨特召其来寓，责其密通桂军之所为不义，并令其留住京中，暂不返粤，惟允其与吴敬恒同住汤山。”至此，李济深正式被蒋介石扣押。

结 语

在蒋李关系的发展与转折进程中，李济深大体上是被动的。他本不是权力欲特别强烈的人，当时亦无鲜明政见，经常在各派系间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他与桂系之间有一定的“团体”意识，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渐趋激化，但不至于主动反蒋。对“扣李”事件起主动和主导作用的还是蒋介石。扣李后，蒋介石不断强调李济深有“通桂谋叛”的“罪行”。实际上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只要李济深不能摆脱这一嫌疑，蒋就不会轻易放过他。“扣李”事件也再次表明，蒋介石是一个极具挫折感和威胁感的人，容易走极端，一旦感觉有威胁，往往先发制人。[本文受到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资助]

①管见所及，仅一篇学术论文：张皓：《1927至1929年李济深的政治态度及其与桂系、蒋介石关系之演变》，《晋阳学刊》2010年第6期。

②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记录，胡志伟翻译及校注：《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③《蒋介石入闽图浙之别报》，《香港华字日报》1925年11月18日。

④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70页。

⑤《蒋李关于党务之函电》，《申报》1927年4月24日。

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2～1033页。

⑧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