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全国化

中国财税博物馆 吕建富

全球化与全国化

中国财税博物馆 吕建富

全球化进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融入、 参与全球化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核心的标志。30多年来，中国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中国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平衡、不协调的方面，必须统筹、协调、平衡发展，推进全国化。

全球化；发展不平衡；推进全国化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世界贸易组织（WTO）表决通过中国加入该组织。中国经过15年的谈判，终于艰难地进入WTO。这表明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将遵循国际间公认一致的国际贸易规则，表明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步伐将大大加快。回过头来看，不禁使人十分感叹，中国要加入全球化进程，要遵循国际间公认一致的国际规则，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从1911年历经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结束的1911年到2001年，整整90年，如从1648年欧洲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历史上第一个国际间关系准则算起已逾460年。460年，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90年，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离不开世界，孤立的、封闭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没有前景的中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自辛亥革命100多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全球化进程没有中国的加入，那应该是半球化进程。中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2001年12月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表现已作出了充分的说明。

我们已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伴随而来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其外。150多年前在全球化初露端倪之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有所洞察。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a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十分深刻：“技术是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后来的解读者和追随者在理解上出了很大的偏差，导致了历史的很大反复。偏差和反复在于没有看到全球化的趋势，把全球化刚刚起步存在的一些问题与社会进步割裂开来，把理论研究与实际割裂开来。“理论和历史表明，全球化与致力于社会进步的政策并存是可能的。而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还有待于政府和人民的努力。”b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11月第1版，第436页。追求社会进步、推进社会发展和参与全球化并不矛盾，“全球化并非只是从全球到地方的单项过程，事实上，所有的全球化过程，都是基于特定的背景，并被其塑造和再塑造。因此，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总体特点不仅会影响全球化过程如何发生，也会影响这些过程的本质。我们已经反复强调了经济活动的本地化特点，包括技术革命革新，以及‘地点’对跨国公司特质和行为的持续重要的影响。不论是主权国家还是一个地方经济体，都包含着独特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制度及习俗”。c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重塑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经济地图》，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第一版，第428页。历史表明，脱离了全球化的、单一的、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发展方式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而从本国、本地区的实际出发，结合本国、本地区的社会文化背景，积极融入、参与全球化进程，将会达到较好的预期效果。亚洲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已做出了他们的实践。

融入、参与全球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500年至2010年》一书作者、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教授米歇尔·波德认为“全球化”一词应从以下三个范畴来理解：（1）越来越多的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发展；（2）互动互赖在整个地球上倍增和加深；（3）一些新现实以世界范围的组织方式得以形成和配置。a米歇尔·波德:《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500年至201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一版，第315页。就是说，整个世界已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越来越同步地发展，任何孤立的、脱离世界的存在方式都将越来越困难。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10年《全球发展展望：财富转移》报告中指出：“在实际操作中，一个特定国家所遇到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任何国家都没有其他的选择，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把握住经济一体化进程并从中获利。总的来说，与奋力型国家和贫困型国家相比，赶超型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挑战。”b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全球发展展望：财富转移》，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第18页。中国已从贫困型国家进入赶超型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已积累了一定的参与、应对挑战的经验并拥有了与之相应的经济实力，具备了一定的制度创新基础，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三十多年来，中国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中国的赶超仍将面临各种严峻挑战，最大的挑战不是人民做好了准备没有，而是国家管理体制是否能应对挑战，是领导人是否已经具备了应对挑战的综合素质和关键时刻的决断能力。中国目前实行全面的民主选举制度还不成熟，但大一统的集权行政体制必须做出较大的调整和改革。以前我们常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目前看来，主要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存在的问题更多一些，如不予以强烈关注和采取强有力的改革措施，在全球化进程中经历一个时期的突飞猛进之后，中国将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发展期，甚至由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协调，可能进入停滞期，对此要有充分的危机感。否则，将不得不付出很大的代价。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东部首先以其独特的优势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中迅速地走到了经济发展的前面，随后形成了东中西梯次发展的这样一种格局。这是由于地理环境因素和原有的经济发展基础所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突出了起来。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差距和不平衡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现实，但如果差距太大、太不平衡，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向我们提出了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本身发展如何平衡、如何缩小差距、如何统筹、实现全国化这样一个问题。

“全国化”是2011年1月24日环球时报社评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概念。2011年2月12日环球时报曾邀请一些学者、专家进行过一次讨论，各有不同角度。笔者以为，“全国化”对中国而言，首要的问题是国家认同感问题。也就是说要解决的是国家是谁的问题以及这个国家和每一个公民的关系问题。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不是问题的问题，但情况并非如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几千年来，疆域变化、民族融合、文化认同，分分合合逐渐形成了大一统的自上而下的以家天下为特征的王朝管理体制。古代的所谓“天下”实际上是一个“道统”的概念，所谓的“逐鹿中原”实际上是一个夺取统治权的概念。中国的统治权由禅让制到家天下再到民国的党国一体体制的演变，说明统治权和坐江山意识非常强大。大一统的一脉相传的王朝统治权和打江山、坐江山传承意识在中央王国已十分牢固地确立。历朝历代，除了官僚阶层和部分知识分子对王朝传承有直接利益和道统意识外，大部分老百姓对国家并无太多感觉，几百年必有王者兴，“替天行道”者可成王也，老百姓更多的是从是否安居乐业来认可政权的合法性，谁当权并不在意，因而何为国家并无太多意识上的认同。而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仅仅是近代以来的说法，到了现代，中国的国家意识才逐渐清晰和固定下来。但要使全体国民对现代国家有一个一致的国家认同感，必须要有一个全体国民价值观与国家发展目标追求一致，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融合一致的制度安排。否则，那种人为分割国民价值观、以特权利益和官商利益分割国民利益的制度安排，必将减弱国民的国家意识，减弱国民对国家的认同。

自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国奉行2000多年的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已经崩溃，社会道德伦理架构也已分解，在这100多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至今仍未确立完整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新的社会道德伦理架构。因此，全国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全体国民价值观与国家发展目标追求一致，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融合一致的制度安排。具体来说一是每一个公民在平等的基础上的政治权利和义务必须非常明确，国家发展目标制度程序合法的基础上的多数人原则；二是每一国民待遇平等化基础上与国家长远利益的融合一致。这是国家今后发展的根本所在，也是全国化的基点。

其二是城乡一体化进程要加快。目前的所谓户籍制度，是人为分割公民身份的一种落后的管民制度，并不具现代性。既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又妨碍了公民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亦对国家、社会发展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加之城乡国民待遇不一致，中国明显的呈现出一个国家人为分割的城乡“双社会”特征，中国自古以来城乡人员是双向对流的，并无明显分割，目前的情况已偏离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概念。因此，全国化——必须在户籍管理和国民待遇上真正体现出民与国的一体。

其三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平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非常重大的问题，它对于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走向及能否建成现代国家都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根据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统计，省市区间地区生产总值人均高低相差10倍，非常不均衡，而且资源的配置与集中仍然不利于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的缩小。人才分布的不均衡尤为严重。目前的财政体制和税收政策鼓励各地自行规划、自行发展，财政转移支付也未能以科学的因素法进行测算安排，随意批钱，效果一般。这对全国化是一个严重的制约。

其四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必须规范。中国自古以来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并无规范，为此，中央与地方常常博弈之。王朝推翻之后的100多年亦是如此。历史学家黄仁宇指出，中国2000多年靠文教管理国家，而缺少数目字管理。发展到现代，大一统的、自上而下的国家管理方式仍然在主导方方面面，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的不规范，导致了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的职责不清，责任不清。由此导致许多混乱、无序现象的出现。谁的权力大谁就正确，政策针对千差万异的情况可以“一刀切”，靠批项目、批规划来统筹经济发展，容易出现“跑部钱进”，出现“关系规划”。以至各地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遇到绿灯快步走，遇到红灯绕着走”，“打擦边球”，在发展经济上要与中央“逆向思维”，等等，这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整体协调一致及全国化相去甚远。

其五应实施行政分级分权管理和基层自治管理。多元和多样化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全国化意味着国家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整体协调的一致，意味着在一个体制架构下的国民对国家有序管理和生活方式的认可并以此而形成的基本共识。但社会是一个分层的、网络化的、系统的组织，不可能一个脑袋统管。国家应区分各地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根据事权、财权的事先划分和明确，省（市）、地（市）、县（市）实施分级分权管理，乡镇、村实施自治管理，社会非政府组织实施登记管理，各负其责。

1989年2月，弗兰西斯·福山在他的母校芝加哥大学发表了著名的“历史的终结”，他指出：“我们现在见证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仅仅是二战后历史的一段特殊时期，而是历史的终结：这意味着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结，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作为人类政体的最终形式必将得到普世传播。”福山认为，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问题是，“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其后的伊拉克战争及金砖国家的出现，表明全球化进程中的复杂因素并未出现“历史的终结”。历史不可能终结，无论是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还是民主政体作为人类政体的一种形式都将继续进行。

对中国而言，参与全球化是不可逆的历史进程。中国正是由于致力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参与全球化，经济社会的发展才呈现出与原来完全不同的景象。而全国化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而言是一个绝好的提法。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如果没有实现全国化，那么，很难说实现了现代化。

F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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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3151（2014）40-0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