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义理、考据、词章”
——从姚鼐创作实践的角度

姜 楠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铜陵 244000）

浅论“义理、考据、词章”
——从姚鼐创作实践的角度

姜 楠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铜陵 244000）

姚鼐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清代文坛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家，他提出的“义理、考据、词章”说成为桐城派创作理论的核心思想，而姚鼐也一直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履行着这一文学思想。本文试从他的诗词、散文等不同类型作品的写作中探讨其文学特质，以发掘姚鼐如何在创作中践行其写作精神的。

姚鼐；“义理”；“考据”；“词章”

桐城派，因其开创者都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其名最早见于姚鼐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一文，文中叙述程晋芳、周永年调侃姚鼐：“昔有方侍郎，今有文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①桐城派因而得名，后世人又称为“桐城古文派”，或称“桐城文耀”，现通称“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具影响力的散文流派，主宰文坛近两百余年，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后世作家有记载的共1211人，影响力遍及全国19个省市，直至近现代，仍不乏桐城派学者。桐城派主张文章内容上应符合儒家经典，其中又以程朱理学为核心，语言上力求条理清晰，雅洁清正，并反对繁杂和俚俗。

桐城派的创始人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的“四祖”说，亦有将戴名世省去的“三祖”说。然而，不论“四祖”亦或“三祖”，姚鼐都是对于桐城派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是不可否认的桐城派集大成者，而此派的文学创作也是自姚鼐开始数量逐增。

姚鼐，字姬传，是著名的吴兴姚氏的后人。因其寓所书有“惜抱轩”三字，被世人称为姚惜抱、惜抱先生。乾隆二十八年及进士第，后历任礼部仪制司主事、刑部广东司郎中。后因文学造诣而任四库全书纂修官，年及四十称疾乞养归里。自乾隆四十二年开始，曾先后在扬州梅花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等多地讲学逾三十年，将桐城派的影响力带至南方各省，极大扩充了桐城弟子的阵营，并造就出“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书、姚莹等诸多名家。

姚鼐最大贡献在于将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发展成完整体系，他在《述庵文抄序》中提到“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①集中表达了姚鼐的文学精神，即“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为作家应遵从的创作规律，本文试从姚鼐文学创作角度探讨其中体现的这一的精神内核。

一、“义理”篇

“义理”一词最早出现在西汉戴圣所编纂的儒家经典著作《礼记》中，书中《礼器》一篇记载：“义理，礼之文也。”②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辑录的《汉书》中《刘歆传》又载有：“由是章句，义理备焉”③一句。而桐城派的“义理”主要涉及儒家经义，其中尤为推重程朱理学，这与清代学术思潮的兴衰密不可分。清朝统治者在夺取天下后逐渐意识到程朱理学对其异族统治的关键作用，为了维护统治，加强思想钳制，他们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主导思想大力提倡。清中叶，这种思想系统逐步稳固，康熙皇帝曾亲自组织了《朱子全书》等理学典籍的撰写工作，雍正更在科举中增加了反映儒家伦理思想的《孝经》为考试内容。顺应时代潮流，加之姚鼐本身对程朱理学的看法，他在文学创作中反复推举理学的价值地位。

姚鼐首先将程朱理学看成是孔孟政治伦理思想的代表，是孔孟的正统学说。在他的《程绵庄文集序》中，将程朱作为继孔孟之后的大贤，后世君子必须以程朱为榜样，这种地位并非朝廷政令刻意为之，而是因为“其论说所阐发，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①。因此，他们的思想学说乃是当今世人应当尊奉的守则。甚至认为儒生思想若与程朱有异，即便学有所成，亦为过失。加上程颢、程颐和朱熹终其一生都在践行着儒家的道德规范，在《复蒋松如书》中，他曾极力夸赞三人的品行高洁，“其生平修已立德，又实足以践行其所言，而为后世之所向慕”①，这与“伪道学”相比更加值得世人崇敬。文中指明自科举取士以来，很多读书人学习儒家思想仅为了仕进，功利性显而易见，在生活中并不能以儒家的君子人格规范行为。因而，程朱的品质难能可贵，也使得姚鼐将三人看做是父亲、恩师，纵有过失，也不能诋毁和嘲笑：

“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①

当程朱理学成为其文学作品的主导思想后，在姚鼐不同类型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理学植根其中。

首先，姚鼐的文学创作中，文的数量最多，内容也最为丰富。这些作品中大多刻有程朱理学的烙印。

先提及的便是他所作的刻画烈女形象的作品。例如《邹母包太夫人家传》中的包太夫人从三十二岁守寡，直至八十二岁，期间五十余年照顾夫家七十人的大家族，死后嘉庆皇帝追封为二品夫人。《何孺人节孝诗跋后》一文中描绘的何太孺人年少貌美时就为丈夫守寡，独自养育幼孤，却不幸幼子早夭，于是家人为其立嗣，嗣子刚成年又去世，孺人即抚养孙子，最终在她的悉心教导下，孙子成为武清县令。他的《张贞女传》共描绘了四位烈女形象：张氏自十九岁开始为未婚丈夫守寡；周氏从十五岁至九十三岁寿终，亦是为未嫁之夫守寡终身；方氏也与前二人同样未嫁守寡；而胡氏已年界五十，是从不满二十岁开始守寡。

程朱理学对妇女道德的要求是：“饿死事小，失节事极大”。姚鼐曾有六篇作品在篇名就表明是为“节妇”或“贞女”作传，足见其用心良苦。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程朱思想对他的影响，在姚鼐看来，这些女子的砥节砺行甚至有能令神灵动容，降福于宗族的作用：

“观天下所以佑其家如此，则夫人存心制行之善，所以隐格于神明者，盖有人所不能尽见者哉！”①

作品字里行间，都能表达出对妇女固守封建礼教，为夫守节之举的高调赞颂，甚至用士大夫的失德反衬女子的守德：

“是何士大夫之德日衰于古，而独女子之节有盛于周之末世也？”①

“女子尚能坚其持操、卓然自立，而顾谓天下之士，无独立不惧、死守服义其人者乎？”①

文中，那些压抑和扼杀人性的贞节观念成为女性实现自身人格价值的精神依托，亦为姚鼐的颂扬对象，更被他视为华夏女性的传统美德，理应为后人遵守和效仿。

其次，在姚鼐的游记中也以寓情于景的方式巧妙地表达了其“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姚鼐的游记多为篇幅短小之文，在描绘景物观感的同时表达了一定的思想内容，这种构思方式也是对理学的继承和发扬。姚鼐进入四库馆为官一年便称疾归乡，对其辞官的原因有诸多推测，学者大多将其对宦海浮沉的厌倦，和汉学家的学术分歧作为主要诱因，不论如何，这些无奈使姚鼐对山水田园充满了归属感和眷恋之情。回乡后，他首先游览了双溪，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游双溪记》，在文末写到：

“当文端遭遇仁皇帝，登为辅相，一旦退老，御书‘双溪’以赐，归悬之于此楣，优游自适于此者数年乃薨，天下谓之盛事。而余以不肖，不堪世用，亟去，蚤匿于岩窭，从故人于风雨之夕，远思文端之风，邈不可及。而又未知余今者之所自得，与昔文端之所娱于山水间者，其尚有同乎耶，其无有同乎耶？”①

仅有两段内容的游记，作者却用整一段篇幅抒发内心的感受。因为作者当时的处境，在游览家乡美景时情不自禁地缅怀起前辈亦为同乡的宰相张英，他以才力辅助康熙成就盛世，回乡后皇帝亲赐“双溪”两字以嘉奖其功绩。与张英相较，作者却怀才不遇，纵有满腔抱负无从施展，对先贤的敬慕之意溢于言表。

再次，在诗歌创作中，姚鼐用一定数量的作品表达自己对“义理”的追求。

虽然姚鼐何时开始作诗我们不得而知，但纵观姚鼐一生的创作历程，却几十年来笔耕不辍，且数量颇丰。他的《惜抱轩全集》中共包含了其创作的七百八十三首诗歌，并将这些作品细分为《诗集》、《诗后集》、《诗外集》、《补遗》四大部分。这些诗歌包括：题咏、赠答、怀古、交游、田园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仔细研究不难发现，其内容缺乏一般诗人热衷的爱情题材。

姚鼐一生，与继室张宜人的感情最为深厚，二人濡沫涸辙、伉丽情笃。他曾在《继室张宜人权厝铭并序》中对张宜人贤良聪慧、宽厚善良大加赞赏。但当张氏随他讲学于扬州梅花书院并卒于此地后，姚鼐仅有《凉阶》、《细雨》等少数几首悼亡诗提及对张氏的思念，在与其生活的二十年间并无一首诗涉及与张氏的感情。

诗歌题材内容的偏狭与姚鼐毕生标举的理学思想相关联，作为理学家，他尤恨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不屑于表达男欢女爱的小情感。姚鼐的人生际遇可谓坎坷，虽出生于官宦人家、书香门第，却因为家道中落而饱尝生活的艰难；虽聪明过人嗜学如命，力图以科举重振家业，却也屡试不第；虽最终入仕，却因为性格耿介，不能与官场之人同流合污而毅然请辞；之后执教为业，又辗转于大江南北。这些丰富的生活阅历使姚鼐的诗歌本应比常人折射更多的感情体验和人生感慨，可恰与之相反，姚鼐更热衷于利用诗歌表达深沉的思想，而非个人情感，这应当与他的理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义理”之论密切相关。

姚鼐在诗歌创作中更热衷的是表达其家国天下的历史责任感，例如他曾感叹于六国为秦所灭的历史而作《咏七国》一诗：

“孔道穷获麟，风雅泯无正。蚩蚩六国主，虫豸力争竞。函关向东启，四海一朝定。铜柱绌燕谋，天奚爱勤政。屈子放湘流，信陵罢称病。伤哉郑国渠，延韩数年命。当时天下士，宁蹈东海夐。松柏与房陵，哀歌不堪听。”①

在诗中，作者哀叹像昆虫一样藐小的六国遭逢实力雄厚的秦国，只能是待宰羔羊，异途同归地等待灭亡，虽然六国群贤使用多种计策力图救国于危难，也无济于事。作者历数燕国荆轲刺秦之计的拙劣，楚国屈原力阻楚王而被放逐的义举，魏王嫉贤妒能迫使信陵君称病不朝的无奈，韩王修建郑国渠以耗损秦国实力却适得其反的计划。姚鼐正是以理学家的价值观来审度关照历史，除了为六国的灭亡哀叹外，也从历史的角度究其原因，希望后世统治者引以为戒，表达了理学家忧国忧民之衷肠。

另外，在姚鼐生活的时期，研治训诂的汉学获得长足发展，逐步上升为学界主流，面对汉宋之争，姚鼐在他的诗歌中奋起维护理学地位，最著名的就是《述怀二首》：

门有吴越士，挢首自言贤。束带迎入座，抗论崇古先。摽举文句间，所守何戋戋。诽鄙程与朱，制行或异旃。汉唐勤笺疏，用志诚精专。星月岂不辉，差异白日悬。世有宋大儒，江海容百川。道学一旦废，乾坤其毁焉。寄语幼诵子，伪论乌足传？①

这首诗作于乾隆三十八年，此时，宋学逐渐显出颓势，姚鼐作为程朱理学的笃行信徒，指出汉学仅是站在儒家经典的范围内指章摘句，对字词反复咀嚼，导致汉学家思想保守，陈腐僵化。而汉学家对于程朱理学的诋毁中伤，姚鼐更不能苟同，甚至认为理学一旦废弃，就会“乾坤其毁焉”。对于来自汉学的压力，研习程朱之学而产生的护卫理学的责任感使姚鼐为之呼号，显露出忧道情怀。

最后，具备相当才力的姚鼐词作数量却极少，在《惜抱轩诗文集》中仅有八首，与在诗文方面的创作力相比大相径庭。姚鼐曾在自己词作的按语中解释词作数量稀少的原因是认为“专力则精，杂学则粗”，姚鼐为此放弃了很多爱好，填词便为其中之一。可见，理学“词为小道”的观念深深影响着姚鼐，他将词看做是浅陋微薄的文学形式，不屑于着力为之。

《惜抱轩诗文集》中选录的八首词以寄予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为主。其中最为人关注的是四首咏物词，《台城路·咏秋蝶》借用秋蝶寻芳表达自己知音难觅的苦闷；《长亭怨·咏残蝉》细腻地描绘出内心无法言状的悲伤，诗中以蝉的清廉高尚之质自喻；《水龙吟·咏芦花两首》也是以芦花比喻作者孤独凄凉的境遇和品行的高洁。在《定风波·迟呐堂将入都》是一首送别词，虽有离愁别绪，但词中又有：“恁波生云锁，天长路阔，人共江鸿举。待为君酌芳醑，掬取金波浣空雾”①的句子，激励友人人生的本质是要建立功勋、成就大业，都是情感激越豪迈的大丈夫之语。

虽然姚鼐一生的词作定不止这八首，但能留存至今并编入词集，应当是姚鼐得意之作。从内容上看，其中并没有描绘儿女情长的婉约之态，更多的是文人士大夫人格理想的豪放之思，可见姚鼐的匠心，词既为小道，要流传下去，更应以“义理”为内质。

二、“考据”篇

虽然清朝前期程朱理学主导了清朝的价值体系，但自乾隆中叶，从汉学家纪晓岚受命编修《四库全书》开始，宋学逐步被汉学取代了核心地位。姚鼐供职于四库馆，受到当时汉学影响，加之姚鼐本身踏实的文风，坚实的考据基础，使他的很多作品也反映出考据的内容，涉及考证出现在经史子集中的官职、名物、地域各方面。直接为考据学作品的有近五十篇，在其它作品中也不乏考据元素。

首先，姚鼐的游记就多次出现考据内容，就游记的文体形式而言，一般写作者注重的是自然景物之美，以及景物寄托的人思想情感的表达，而姚鼐的作品在对景物细笔勾勒时，也时常出现考据，实为罕见。

名篇《登泰山记》中就彰显出作者的考据文风。开篇，先叙述泰山的地理位置：

“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①

其中，“阴”、“阳”、“西”、“东”、“十五里”等词汇明确地将复杂的山势地形和泰山重要的地理位置展示出来。其后，作者又用北朝时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的句子注解泰山的地势：

“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①

文中使用的数字精确无误，方位名词也明确有据。文末作者还引用《水经注》比较古今对汶水的不同理解，应当是作者有意将考据用于游记的写作中。

姚鼐的另一篇游记《游灵岩记》同样篇幅短小，作者也不遗余力地用历史典故考证灵岩的传说，之后又叙及竺僧朗在此地所建庙宇的兴废：

“世言佛图澄之弟子曰竺僧朗，居于琨端山，而时为人说其法于灵岩。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而灵岩有朗公石焉……当苻坚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楼阁甚壮，其后颓废至尽，而灵岩自宋以来，观宇益兴。”①

文中所涉的历史关目，作者皆仔细考察、详细记载，表现出其考据的严谨态度。

其次，姚鼐自小饱读诗书，历史上的遗闻轶事、各朝代诗人的名篇佳句皆能信手拈来，用典便成为姚鼐作诗的重要表现手法。这也与作者所处时代背景相关，乾隆朝的逆书案逼迫文人写作时用语谨慎、如履薄冰，但“诗言志”的思想又使文人对心中所想不吐不快，此时，典故就成为最好的媒介。

如《登黄鹤楼次补山韵》：

“罙入深穴缚虎子，欲效左手如羊牵。正当千里纵黄鹄，岂将一渚从栖鸢。”①

诗中首先运用范晔的《后汉书·班超传》中班超出使西域迫使鄯善王与汉结盟的典故，“不入虎穴，不得虎子”④就语出班超。后又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武王灭商后，微子执商宗庙祭祀礼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⑤，最终为武王释放的典故。

甚至有一些诗歌全篇都是用典故堆砌而成，如《赏番图为李西华侍郎题》：

“禹昔导川疏沟渠，四载不及东南墟。漫天涨海游龙鱼，西界闽越东尾闾……”①

诗的开头就使用了“大禹治水”和“南海潮汐”的故事，在之后的六十六句中又分别出现了汉高祖册封闽越王无诸；郑成功收复台湾、抗击清廷等逾二十个文典。虽然用大量典故堆砌诗歌有舞文弄墨之嫌，但不可否认典故的使用依然为诗歌创作增色不少。也使短小篇幅的诗歌包含了更为深刻的思想内容，以古喻今，给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在回味无穷的境界中与诗人达到感情共鸣，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对考据的偏好。

三、“词章”篇

“义理”乃是文学创作的思想核心，“考据”讲究文学写作的真实可靠，而建立在“义理”、“考据”基础上对文章的谋篇布局、语言风格便是“词章”。姚鼐对语言之美相当重视，《复汪进士辉祖书》一文曾明确提出文学创作中为文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了“词章”是“义理”的载体，文辞达意则能阐明道理：

“明道义，维风俗以诏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达其辞则道已明，昧于文则志以晦。”①

姚鼐还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提出了古文的八要，更明晰地表达了他对“词章”的要求：

“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⑥

对散文语言的八项要求，体现了姚鼐在文辞追求完美，即对写作语言的重视。

综合分析姚鼐在“词章”上的特点，主要讲求的是“阳刚之美”和用语的“雅洁”。

首先，姚鼐在语言风格上推崇刚柔相济，但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在实践中，姚鼐更倾向于创造阳刚之美。所谓阳刚之美即充满刚健活力，令人崇敬的高大巍峨之美，语言上就是用词的豪壮激越，气势的热烈磅礴。这种美首先体现在姚鼐的游记中。姚鼐一生对高山大河情有独钟，在为好友左世经的《游浮渡山诗集》而作的序言中写道：

“北渡河，东上太山，观乎沧海之外；循塞上而西，历恒山、太行、大岳、嵩、华，而临终南，以吊汉，唐之故墟；然后登岷、峨，揽西极，浮江而下，出三峡，济乎洞庭，窥乎庐、霍、循东海而归，吾志毕矣。”①

这是姚鼐对未来的美好遐想和愿望，在游玩地点的选择上，他喜爱具有雄浑阔大之美的壮丽河山，太行、嵩山、沧海皆具阳刚之美，而非清婉秀丽的小桥流水。前文提及的《登泰山记》中，作者如此描绘泰山奇景：

“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①

泰山本是五岳之尊，具有壮丽之美，作者选择岁末登山，在大雪纷飞、寒风凌烈中，极艰难地登上山巅，大雪初晴，漫山云雾缭绕，宛若仙境，一轮红日于“天云一线”间喷薄而出，景象的旷达雄伟令人叹为观止，这段对泰山极顶日出的描写显露出姚鼐豪迈俊逸的气度和坦荡广博的胸襟。

不仅游记如此，在姚鼐的诗歌创作也体现了刚性之美。如在他辞官后归故里的路途中所作《汶上舟中》一诗：

“……微波夕照融当面，飞鸟长空尽好怀。欲上济楼呼李白，月澄沧海玉为杯。”①

又如《万寿寺松树歌呈张祭酒》中的诗句：

“风流诸客皆好文，当筵意气凌青云……万里秋吹辽海空，重阴昼塞西山隘……上枝摇荡潜霍云，下根磅礴松山湖。”①

还有《过天门山》中的：

“飘飖天门上，千里见全吴。……风高黄云动，日落青天孤。”①

这些诗句意境雄浑，壮阔硬朗，气势蓬勃横溢，于雄壮天地之间尽情挥洒坦荡的胸襟，在熔铸锤炼的字句间飘荡着诗人坦然自若于寰宇之内的超脱潇洒，气势高亢壮烈的诗歌使深邃沉重的情感得以流露。

其次，姚鼐作文讲究用语上的“雅洁”，即用词典雅，避免繁琐。诗词本是语言浓缩的精华，雅正自是文体原有之意，姚鼐诗词中的“雅洁”更不必言说。而在文字容量较大的散文中也具备“雅洁”之风。仍以前述作品《登泰山记》为例，既为游记，必定要提及游览路线，但为描绘泰山之景俭省笔墨，作者仅用一句带过：“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①

这二十六字中用“乘”、“历”、“穿”、“越”、“至”贯穿路线，却清晰明确，将一路来的顿挫波折表现得灵动机巧，引人遐想。在描写山顶雪景时，作者也惜墨如金，“苍山负雪，明烛天南”八字中的“负”和“烛”最为后人称道，日间山顶的皑皑雪景跃然纸上。实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典范。

诚然，“义理”，“考据”和“词章”是姚鼐文论中合而为一的整体，各种文体的创作都不可只遵循一面，本文分而述之，目的在于更好地将姚鼐的文学理论表述清楚，以为引玉之石，有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注释：

①[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订，《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411、61、268、95、102、315、79、218、224、422、454、646、221、169、169、440、459、89、43、220、551、448、423、220。

②王梦鸥编著，《礼记今注今译·上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314。

③[东汉]班固著，《汉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245。

④[宋]范晔著，《后汉书·上册》，长沙：岳麓书社，1994： 671。

⑤[汉]司马迁著，《史记·上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176。

⑥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编，《基本国文·上册》，上海：大夏书店，1948：43。

"Argumentation, textual criticism, poetry and prose" -- From Yao Nai creation practice angle

Jiang Nan

(Tongling Polytechnic College, Tongling Anhui, 244000, China)

Yao Nai is representative of Tongcheng School of Qing Dynasty,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literary writer, he puts forward the "argumentation, textual criticism, poetry and prose" become the core idea of Tongcheng School of creation theory, and Yao Nai has also been in the practice of literary creation in using literary thoughts.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poetry, prose literature from different types of writing,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to practice the spirit of Yao Nai writing in the creation.

Yao Nai; "righteousness"; "textual research"; "letter"

I206

A

1000-9795（2014）03-0107-03

［责任编辑：董 维］

2014-01-11

姜 楠（1982-），女，山东烟台人，讲师，从事古典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