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暴烈的舞台上

聂尔

林野退伍后在京城当了一年保安。一年时间足以证明保安不是人干的。他只好脱下制服回了家。他的家在一个镇上，算是准乡村，那里处处流露出蹩脚的城市气息。林野目睹很多情况，那些情况无非是凝滞时光中旧体制的表象而已，就连那个骑在摩托车上的美女也不脱窠臼——她戴着金项链和一个胖男人去流产，恰好被林野撞见。林野想进县政府当通讯员，这简直是一个梦想，这个梦想破灭后，他又转而投奔“黑社会”，想给“黑社会”当一个通讯员，亦未果。这样他就也干起了扛麻袋的活儿。他未能完全超越父亲和舅舅们的命运，他只不过比父亲和舅舅们进了一步，组建起了自己的装卸队，有了老婆、儿子、家用电器和摩托车。最终，他把改变家族命运的使命寄托到了襁褓中的儿子身上，同时他也仍在怀念那个骑在摩托上带来满街霞光的美人。

这就是《力拔山兮》的故事梗概。把一篇小说叙述成了一个故事梗概，一定不会合乎小说作者的原意，因为这只是以小说情节为原料的一次重新制作。但这样的一个标本或轮廓，因为剥除了精美的毛皮和柔韧的肌肤，其架构、走向和规模才得以显现出来，虽然这一显现只是出于评论者的视野，但仍具有其客观性。我们甚至可以沿着这具骨架发出一些追问，并且还可以对这些追问加以进一步的想象。

林野在北京城里那一年的保安生涯为何只一句就代过了，那中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使得林野轻易地就转身从大都市回到乡野之家？林野对石婉儿的追求为何没能更进一步？那样不是可以让小说显得性感些吗？曾司令和石总管的“江湖道”为何恰在林野想要加盟其中时破产，而没能苟延残喘到给林野一次经历“黑社会”的机会？庄县长为何只被安排为昏暗灯光下的一具剪影，而没有更好地表现其官场风姿？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答的，因为小说并非纯然天成，它只是作者的一种安排。我们有权利要求作者改变他的一些安排，服从或顾及我们的某些要求，因为他的小说难道不是为我们而写的吗？他当然可以为自己辩解，说这一切都是出于中篇小说这样一种特殊体裁的有限结构，出于叙述者的有限的视野，而有限视野正是现代小说最重要的结构要素之一。而这种写一个人物的经历和成长的小说，要在有限的篇幅之内写出这个人物的命运和内心的突变，情节最好是具有强烈的暗示性的，而无法或者不必要成为波澜壮阔的全面展示。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小说情节的暗示性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先看开头的这个情节：在北京街头，一个捡垃圾的人拉着一辆几乎顶住天空电线的垃圾车，他的肱二头肌高高鼓起，显示这个捡垃圾的是一个力大无穷的人。这一情景却刺痛了林野，他哭着说：“力气大有屁用！”这个情节预示了像捡垃圾的人一样孔武有力的林野在北京的奋斗注定无望，同时也给整篇小说笼罩上了一层不祥的氛围。一个掉落到现实地狱里的大力士只能是一个无用而简化了的西绪福斯，他的惊人的膂力只会成为针对他本身的讽刺，成为一种惩罚和耻辱的标志。果然，林野回家后看到的第一个情景就是大舅、二舅、三舅和父亲，正和其他很多人排成一队，光着膀子扛麻袋。这是在北京混了几年的林野曾极力要躲避的地狱景象。但他回来了就得看到这些。某种生活向他洞开了大门。他当然不愿意承认他已经站在了这个地狱的门口。然而随后他所看到和发生的一切，的确都是黯淡无光的。那辆直抵天际的垃圾车造成的巨大阴影成为整篇小说的基调。

回家在继续。这个刚刚退伍归来的前武警战士和京城里的前保安，放下行李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立刻操起工具铲除自家门口的那堆垃圾（又是垃圾！北京的垃圾和故乡的垃圾！），因为它让他心里不痛快。垃圾当然是无法清除干净的，因为它已经成为了生活本身，让人不痛快的事还多着呢。林野去看望垂死的姥爷。姥爷曾是1958年一直到1978年的威风凛凛的前生产队长、“模范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和“学习毛主席标兵”，现在则成了发出臭味的几乎不会动弹的“一堆东西”，无异于另一种垃圾。这个垃圾被死亡清理掉的那天，“一群群的苍蝇在人群中乱飞”——姥爷的身边总是有苍蝇，最后也由成群的苍蝇来为他送行。苍蝇是不祥之兆，是厄运的追随者和死亡的欢呼者。在苍蝇的伴奏声中，林野哭得很大声也很伤心，但这种伤心是说不清楚的。姥爷是前一个光荣年代里的光荣人物，他死在了眼下这个时代，可谓死得其所，不得不死。而跪在姥爷灵前的那一群舅舅，个个都“虎背熊腰，彪悍异常”，但他们却只是一支装卸工队伍，他们整个家族都是装卸工。这个家族放在前一个时代，放在姥爷的光荣年代，或许会显得非常壮观而有实力，如今却只能被镇上“黑社会”的“名门望族”压迫得跪在地上。林野在那个情景里的伤心大哭，简直就有了命运咏叹调的味道。

这样，死亡和葬礼成为对主人公具有启示性的景象，使他认识到时代变迁的力量，他看到时代为他铺设了怎样的一条道路。他一定要走时代为他铺设的那条路，而绝不能重蹈姥爷和舅舅们的覆辙。主人公认识到他已经置身于又一种丛林之中。虎背熊腰只是上一个时代荣耀的符号。那是一个红色的时代。现在则是黑白交织的灰色时代。灰色年代里的虎背熊腰，成了可笑的累赘，耻辱的形象，低贱出身和始终失败的随身证物，刺满全身的种姓标志。虎背熊腰本来象征着人类与大地的丰饶慷慨的一种美好而又公平的交换关系，但现在的情况却是，权力和资本已经将大地及其产出，包括虎背熊腰这种大地力量的显现，预先就全部购买了，因此这种交换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就是林野的尴尬所在。与其说他伤心地哭了，不如说他因尴尬而哭。

林野的爱情，在石婉儿面前也根本派不上用场。他当着众人的面，潇洒而大胆地叫停石婉儿的摩托车，他邀请石婉儿跟他一起去看五台山国际旅游节开幕式，他自信地认为他的邀请不会被拒绝。他浪漫的心思可以把月亮变成一头小山羊，让河里的水草跳起了探戈，但他却没能约来石婉儿。这场徒劳的等待最后等到的是他的一个朋友提刀寻仇，他也跟了去。林野看见他朋友的匹夫之勇在黑社会“江湖道”面前怎样“迅速地矮了下去”。而他喜欢的石婉儿正是“江湖道”总管的女儿。他投奔县政府不成，反过来要投奔“江湖道”，恰逢“江湖道”被警方扫荡。白道黑道都不成，林野这个小人物就只好走黑白之间的那条狭窄的老路了，那也是他的父辈们永恒而乏味的人生。

叙述至此，小说中氛围压抑到了极点，小说的观点也已确立完成。像小说开头的那堆垃圾一样巨大而高耸的东西挡住了我们的主人公所有的出路。他最初表现出的对捡垃圾者的同情心，一直到这时，也未能为他支撑起任何东西——道德心比垃圾都不如；黑道白道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都与他无关，而黑道人物的旋生旋灭更使他不敢越雷池一步；爱情当然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东西，石婉儿带来的霞光和白云都是虚幻的。

纵使力拔山兮，一切皆为枉然。

小说用含蓄和暗示的笔法，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失败的故事。这篇小说留给我们的问题是，人将如何从失败的泥淖中汲取到解放的热情？否则，人之失败就是不可理解和不可接受的。文学又将怎样从普遍败落的苦闷之中找回叙述的动力？因为如果没有产自内部的动力，文学只会虚弱不真，徒具形状。然后，写实主义是否真的可以突入到荒诞主义的现实的内部？我们的和林野们的现实已经是如此荒诞，就连怯懦和犬儒的角落都被荒诞之光照得通亮。这是一种无可逃避，亦无可遮蔽的全然开敞的境遇，仿佛莎士比亚的舞台一般透明而又暴烈。在这个境遇里和这座舞台上，小说乃至文学的自我意识将被暴风雨公然地凌辱般地抽打，从而使它完全剥离伪饰，露出其最为粗壮的根部。我们的写作为何每一次都如此艰难？因为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耻辱的鞭打，还因为，我们已经开始逐步接近所有力量和羞耻的本源，但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责任编辑：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