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城镇化地区乡村居民的城镇化意愿研究*——基于常州市区的调查

罗震东 韦江绿 张京祥 严 玲

0 引言

作为国家拉动内需的战略重点和新阶段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突破口[1]，城镇化战略地位的高度明确要求中国的城镇化研究进入精细化阶段，尤其是在高度城镇化地区。一方面，高度城镇化地区进一步的城镇化道路已无前例可循，典型如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其城镇化的水平、规模与机制的复杂程度已经不能简单地从西欧、北美以及日韩的城镇化历程中找到完全对应的、可借鉴的案例；另一方面，区域的尺度与发展的差异性对于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和政策制定的影响日益显著，更具针对性的、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道路与政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从城乡规划学科角度，高度城镇化地区城镇化研究的精细化需要体现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立足中国的城镇化与城乡规划实践，构建根植于中国本土价值取向和人文传统的城乡规划理论，形成真正服务于中国城镇化过程与城乡规划实践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要更重视实用性，根据实践的需要来构建实用的知识体系，发展与城乡规划实践紧密结合的实用性理论，发展出适应于中国特定时空环境下的地方性知识和在时性知识[2]。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试图从乡村居民的城镇化意愿研究开始，展开高密度城镇化地区的城镇化道路研究。乡村居民是城镇化进程最主要的参与者，城镇化进程中村民的意愿和行为决策对城镇化的质量会产生直接且至关重要的影响[3]，只有通过对乡村居民真实意愿的分析和研究，才有可能探索高度城镇化地区进一步城镇化的合理路径。

图1 调研村庄分布图

由于总体基于简单的城乡二元划分，目前关于乡村居民城镇化意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进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上，即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农民进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农民非农就业（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影响因素以及“进城落户”意愿的研究[4]3个方面。关于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和农民非农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从经济学视角进行，使用问卷调查数据和固定观察点数据，利用理论模型和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实证分析，重点从个人和家庭层面的经济、社会和人口角度，考察影响农村居民城镇化意愿的影响因素[3],[5-13]和农民进行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14-21]。上述全面与丰富的研究大大增进了微观层面对农村劳动力的城镇化行为、意愿以及决策影响因素的理解，然而研究更多偏重于影响因素的数理分析、经济分析，缺乏对于乡村居民城镇化意愿的空间多样性的考察以及差异性的认知。首先，大量的研究没有区分城镇化的空间层次，城市和城镇界线模糊；其次，乡村居民城镇化意愿的形成离不开其居住的环境本底，包括其家庭本身居住的村庄以及附近的城镇和城市等，大量研究将环境本底作为干扰因素，采用对采样区域进行随机抽样的方式弱化地域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因而缺乏环境本底对村民城镇化意愿的影响作用研究；此外，部分研究对城镇的处理简单化，或将其与乡村地区合并为“乡镇”，或将其与城市地区合并为“城”，这样的简单合并对于研究多元、差异化的城镇化道路显然是不利的。基于此，本文的研究重点着重于从空间层面反映乡村居民城镇化意愿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为城镇化和城乡统筹规划的重点空间选择提供有益的支撑。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选取的调查区域为江苏省常州市区，调研人群为乡村居民，包括普通村民和村集体代表（一般都是村书记或村长）。常州市区位于苏南地区中部、长江三角洲北翼（沪宁）城镇带中段，2010年末市区城镇化水平达到69.3%，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基本处于苏南地区的平均水平①截止2010年底，江苏省城镇化率为60.2%，苏南地区（包括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5个地级市）为70.3%。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年鉴2011》。，在长江三角洲乃至东南沿海地区都是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高度城市化地区。研究调研的乡村居民来自常州市区17个涉农镇的49个行政村。基于对样本选取的客观性和代表性的高要求，研究采取全域抽样的方法。首先将常州市区的17个涉农镇的行政村按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分为好、中、差3种类型，在每个镇的每类村庄中选取一个，即每个镇选取好、中、差3种类型的行政村各一个，最终结合客观条件共确定49个行政村②按调研计划应当选出51个行政村，但各乡镇的配合程度不一，最终有两个乡镇只提供了一好一差两个行政村，所以总计调查的行政村为49个。（图1）。然后，在相关单位的协助下，研究组深入49个乡村，现场发放问卷，一对一辅助村民填写，并现场回收。问卷调查于2012年3月中下旬展开，主要利用周末和工厂下班后的时间进行，以期调查到村民的主体，而不仅是留守型村民。基于这一相对严格但耗时、耗力的方法，调查总共只发放并回收问卷729份，其中有效问卷724份，总体问卷有效率达99.3%，问卷的真实性得到了保证。在问卷调研的过程中，研究组还进行了两个层面的深度访谈，一个层面是在问卷填写结束后针对相关内容对普通村民的后续访谈，一个层面是对各村书记或村长进行的重点访谈。问卷抽样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法，能够较为客观、真实地反映常州市区乡村居民城镇化意愿的总体特征以及差异性，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长江三角洲高度城镇化地区普遍发展情况的客观反映。

1.2 研究方法

根据城镇化的内涵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聚落体系的发育特征，研究将乡村居民的城镇化意愿划分为4个方面和3类空间。即就业城镇化、居住城镇化、日常生活城镇化和户籍城镇化4个方面的意愿，城区（中心城市的集中建成区）、镇区（建制镇和集镇③由于江苏省2000年以来大规模的“撤村并镇”行政区划调整，很多已经具有完备公共服务设施的小城镇被撤并为行政层面的“农村社区”。然而事实上，这些被撤并的小城镇不仅保持了很强的公共服务职能，城镇发展依然具有很强活力，是典型的城镇化地区，在乡村居民的概念中也都视为镇区。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尊重城镇化的实际情况，不简单地根据行政划分来确定城镇化的空间分类。的集中建成区）和村庄3类空间选择。基于这4个方面和3类空间，研究进行问卷和访谈内容的设计，进而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分类统计，总结归纳常州市区乡村居民城镇化意愿的总体特征。

研究在分析总结乡村居民城镇化意愿总体特征的过程中，同样关注城镇化意愿的区域差异。事实上，即使在高度城镇化地区，乡村居民城镇化意愿的地域差异同样显著。基于此，研究将问卷调查的结果以调研对象所在镇为单元，重新统计、分析各镇的问卷调查结果，并对乡村居民城镇化意愿差异性显著的类型和内容进行总结。进而结合与村集体代表的深度访谈所获取的信息，分析造成乡村居民城镇化意愿差异的真实原因。

图2 家庭非农化率

图3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构成

图5 乡村居民最愿意选择的工作地点

图6 乡村居民选择最愿意工作的地点的原因

图4 乡村居民最愿意从事的工作类型

2 乡村居民城镇化意愿的总体特征

2.1 就业城镇化意愿

（1）家庭工作的非农化特征

从乡镇企业开始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使得常州市区乡村居民的家庭劳动力非农化水平较高，家庭经济收入来源中非农收入的重要性已远远超过农业收入，乡村劳动力对非农性质工作方式已经形成较大认同和适应。所谓家庭劳动力非农化率，指的是家庭劳动力中主要从事非农劳动的人数与家庭劳动力总数的比值。根据问卷调研结果，家庭劳动非农化率在75%以上的家庭占样本总量的24.38%，在50%—75%的家庭占样本总量的30.06%，即半数受访家庭的家庭劳动力非农化率在50%以上（图2）。在受访家庭的家庭收入来源中，89.90%受访家庭的收入来源主要由非农业生产收入构成，其中68.00%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上班打工”，这一收入来源已经成为大部分村民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部分。根据统计，仅有23.59%的受访家庭认为农业生产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或主要来源之一，其中仅有64户受访家庭（占样本总数的8.85%）只以农业生产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图3）。

（2）工作类型意愿

常州市区乡村居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意愿较低，多数愿意从事第二、三产业工作。根据问卷统计，仅有17.10%的受访村民表示“务农”为最愿意从事的工作类型。表示愿意从事第二产业的村民合计占总受访村民的40.71%，其中愿意去工厂打工的占总受访村民的24.02%，愿意自己开工厂的占16.69%。调查显示愿意从事第三产业活动的村民占总受访村民的30.40%，比例也相当高（图4）。

（3）工作地点意愿及原因

在乡村居民就业城镇化的空间意愿上，镇区是最受村民欢迎的工作地点。根据调查47.35%的受访村民选择“镇区”作为最愿意工作的地点，34.83%的村民选择村庄，仅有14.83%的村民表示最愿意在城区工作（图5）。 根据对工作地点选择原因的调查发现，村民选择镇区和村庄作为最愿意的工作地点的原因较为相似，可达性因素和家庭因素是主要原因，而选择城区的原因与前两者差异较大，更多受到财富性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上班方便”和“家庭需要”是影响村民选择在镇区和村庄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根据统计58.09%的最愿意在镇区工作的村民和50.02%的最愿意在村庄工作的村民选择了“上班方便”作为主要原因之一，最愿意在镇区工作的村民总数的34.10%和最愿意在村庄工作的村民总数的41.22%选择“家庭需要”作为主要原因之一。村民愿意在城区工作的原因中最主要的为“收入情况”和“发展机会”两项，最愿意在城区就业的村民中选择上述两项作为选择原因的均在40%以上。此外，“福利待遇”也是村民选择在城区就业的较为重要的原因，愿意在城区工作的村民中选择此选项的比例明显高于愿意在镇区或在村庄工作的村民（图6）。

2.2 居住城镇化意愿

（1）居住地点意愿及原因

乡村居民对于居住地点的意愿集中在村庄和镇区。愿意居住在村庄的村民最多，占44.23%，选择镇区作为最愿意居住地点的村民比例也相当高，仅比选择村庄的低5.15个百分点。选择城区作为最愿意居住地点的村民仅占受访者总数的14.52%，远低于前两类地区（图7）。

根据居住地选择原因方面的调查发现，在居住方面镇区在城区和村庄之间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总体上与村庄更接近（图8）。居民选择城区作为居住地点意向多出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条件方面的考虑，根据统计，55.14%的村民选择“交通方便”作为选择原因，其他较为集中的原因还包括“教育条件”（38.32%）、“居住环境”（38.32%）和“医疗条件”（26.17%）等。而选择村庄作为居住地点意向则多出于生活习惯和居住环境方面的考虑，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生活习惯”，有50.32%的居住地意向为村庄的居民选择此选项作为理由，此外“居住环境”受关注程度也较高（37.34%）。与城区和村庄相比，选择镇区作为居住地意愿的原因的受关注程度表现出明显的“过渡”特征，同一原因在不同居住地意愿中的重要程度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城区—镇区—乡村逐级递增或递减的形态，典型如“医疗条件”、“教育条件”、“生活习惯”、“邻里关系”等。将镇区作为居住地点意向的居民对部分原因的认可程度与将村庄作为居住地点意向的村民的选择非常类似，如“基础设施配套条件”（镇区为25.44%，村庄为23.10%）、“生活成本”（镇区为8.13%，村庄为7.91%）、“家庭需要”（镇区为24.03%，村庄为24.05%）等。

（2）居住地意愿与工作地意愿的交叉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村民居住城镇化意愿与就业城镇化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将居住地意愿和工作地意愿都作出选择的样本进行重新统计并列表（表1）。根据交叉分析可以看到以下3个方面的特征：

1）虽然村庄仍为乡村居民居住和工作的主要意愿空间，但总体的城镇化意愿还是较为普遍。分别从工作地和居住地意愿的统计结果来看，45.76%的村民仍愿意居住在村庄，34.88%的村民仍愿意在村庄工作，村庄仍为村民工作和居住的主要选择。但从工作地和居住地意愿的交叉统计分析可以看到，完全没有城镇化意愿的村民即居住意愿和工作意愿均在村庄的村民仅占全部受访村民的27.54%，也就是说7成以上的村民都具有较为明显的城镇化意愿。

2）居住地意愿和工作地意愿的吻合程度较好，职居合一的意愿很高。根据统计，工作和居住意愿为同一空间类型的比例要远大于工作与居住不在同一空间类型的比例。例如工作地与居住地意愿为“城区—城区”的村民占总受访村民的7.91%，大于工作意愿为城区的“城区—镇区”（3.25%）和“城区—村庄”（4.38%）的比例，也大于居住意愿在城区的“镇区—城区”（5.09%）和“村庄—城区”（0.28%）的比例。类似的“镇区—镇区”、“村庄—村庄”的比例也都远大于单一意愿中的其他组合。由此可见，乡村居民对于职住平衡、职居合一的意愿同样是非常高的（表1）。

3）镇区在大部分村民的城镇化意愿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受访村民中表示愿意在镇区居住或工作的人数占总受访村民的59.89%，远大于城区的20.91%。同时以镇区作为城镇化目的地意愿的村民的工作地意愿和居住地意愿的吻合程度最高，工作地和居住地意愿为“镇区—镇区”的村民占总受访村民数的30.65%，占工作地意愿为镇区的受访村民数的61.82%，占居住地意愿为镇区的受访村民的74.83%，远高于“城区—城区”型意愿。

图7 乡村居民最愿意选择的居住地点

图8 乡村居民选择最愿意居住地点的原因

2.3 日常生活城镇化意愿

（1）日常出行行为和目的

图9 乡村居民前往城区和镇区的频率

表1 乡村居民居住地意愿与工作地意愿交叉统计分析表（单位：%）

图10 村民前往城区、镇区的交通方式

图11 村民前往城区和镇区的出行目的

图12 村民认为村庄改造建设中需要进行统一安排的内容

村民前往镇区和市区的频率与交通方式差别较大。从出行频率上看，村民前往镇区的频率明显大于城区。分别有40.94%和38.17%的受访村民前往城区的频率为“基本不去”和“每月1—3次”，即超过75%的村民前往城区的频率小于每周1次。而“每周多次”前往镇区的村民比例高达44.81%，前往镇区频率大于或等于每周1次的村民约占受访村民的60%（图9）。从出行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上看，村民前往镇区的交通方式较为灵活多样，电瓶车、摩托车、公交车和私家车为主要的交通方式；但前往城区的交通方式高度集中在公交车和私家车两类，公交出行的比例高达60%以上（图10）。公交出行比例高主要得益于常州市近年来实施的公交“村村通”工程，村民乘坐公交非常方便，同时也是因为去城区的距离较远，已超出电瓶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的适宜出行距离，因此除了私家车出行以外，廉价而方便的公交车就成为大多数村民前往市区的首选交通方式。

图13 乡村居民户籍城镇化意愿

图14 愿意转为城镇户籍的原因

图15 不愿意转为城镇户籍的原因

与出行频率和出行交通方式表现出来的较大差异性不同，村民前往镇区和城区的出行目的相似性较高。最集中的出行目的均为“购物”，以此为出行目的之一的村民占总受访村民的比例均占到55%以上，而其他出行目的的受关注度则较为分散，均不超过30%。虽然总体相似，但前往城区和镇区的目的仍存在差别。“子女上学”和“工作”这两项属于日常且较为规律的出行目的，在前往镇区的出行中受关注度高于前往城区；而“就医”、“娱乐”和“探亲访友”3种并非日常规律性的出行目的，其受关注度则在前往城区的出行中较高。由此可见相比于城区，镇区是村民更为日常的出行目的地（图11）。

（2）对村庄内不同服务供给的需求

从村民对村庄改造建设的意愿上可看出，目前常州市区乡村居民对村庄功能的要求侧重于物质性需求的满足。根据统计，村民认为村庄改造建设中最需要进行统一安排的依次是“基础设施”、“交通条件”和“规划布局”3个选项，其受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其他选项。村民对公共服务、商业和文化娱乐等服务性需求的要求不高。结合村民前往城区和镇区的主要出行目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村民的公共服务类需求主要通过村庄以外的镇区和城区来满足，因此村民对村庄内部此类公共服务的供给要求相对较低（图12）。

2.4 户籍城镇化意愿

城镇户口对村民吸引力总体不高，仍存在一定吸引力的主要原因在于城镇户口上所附带的城市公共服务。根据问卷统计，超过一半的受访村民表示不愿意将自己的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仅有31.60%的村民愿意转为城镇户口（图13）。选择城镇户口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39.0%的村民选择“社会保障水平”，32.37%的村民选择“教育水平”（图14）。不愿意转为城镇户口的原因主要是不愿放弃附加在农村户口上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从统计结果来看，“想保留承包地”、“想保留宅基地”、“觉得城市户口没用”和“城市物价水平高”等4个选项关注度较为相近，均在25%左右，此外15.8%的村民选择“无法适应城市生活方式”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图15）。

3 乡村居民城镇化意愿的区域差异性

3.1 城镇化基础与意愿的区域差异性

（1）就业城镇化意愿的区域差异

村民就业城镇化的空间意愿在常州市区大致形成北、中、南3个条带（图16）。在总体选择镇区就业的大趋势下，位于沪宁线这条重要发展轴带上（312国道沿线）的奔牛、邹区、遥观和横林4镇，由于与城区交通条件较好，受访村民中愿意前往城区就业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城镇，比例均在25%以上，而愿意在乡村就业的比例明显偏少。而位于沪宁轴带南北两侧的城镇，其村民愿意留在乡村就业的比例较高，其中南侧高于北侧。典型如北侧的罗溪、横山桥，南侧的嘉泽、前黄、洛阳、雪堰等6镇，愿意留在乡村就业的比例甚至稍高于愿意在镇区就业的比例，就业意愿空间选择上的差异性可见一斑。

与就业的空间意愿相比，村民工作类型意愿的差异性更为显著，空间分布的规律性非常不明显。西北部的孟河、春江与东北部的郑陆、横山桥、横林、遥观等6镇的受访村民中愿意务农的比例显著低于其他区域。而邹区镇的受访村民几乎没有愿意务农的，且超过50%村民最倾向的就业类型为“去工厂打工”。与邹区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毗邻的西南部的嘉泽与湟里镇，两镇的受访村民中愿意务农的比例非常高，湟里镇甚至超过一半以上。其他剩余镇的受访村民的工作类型意愿和全市平均的统计结果相差不大，相对较为均衡，愿意务农的村民一般不超过30%（图17）。

（2）居住城镇化意愿的区域差异

常州市区村民的居住城镇化意愿的空间分区与工作地点意愿有一定相似性，由北至南大致可分为4个条带。沪宁轴线上的奔牛、邹区、遥观和横林4镇，总体上愿意在城区居住的村民比例较高，但东西两侧仍然存在差异，其中西部的奔牛和邹区2镇愿意在镇区居住的村民比例略高，而东部2镇则有较多村民愿意在本村居住。最北侧的春江、新桥和郑陆3镇愿意在镇区居住的村民比例最高，均超过50%。而其余两个条带城镇的村民总体上更愿意居住在乡村，其中北侧的横山桥、西夏墅和南侧的前黄、嘉泽等4镇的受访村民中愿意在乡村居住的比例最突出，大大超过50%（图18）。

图16 村民工作地点意愿分镇统计

图17 村民工作类型意愿分镇统计

（3）日常生活城镇化意愿的区域差异性

图18 村民居住地点意愿分镇统计

图19 村民到镇区的频率分镇统计

常州市区各城镇村民的日常活动与镇区联系较紧密，但区域差异性非常明显（图19）。大部分镇有25%—50%的受访村民前往镇区的出行频率为每周多次，基本不去的不超过本镇受访村民总数的30%。但奔牛、郑陆和雪堰3镇的受访村民中有超过60%的村民每周多次前往镇区。与之相反，嘉泽镇的受访村民近一半人表示基本不去镇区，每周多次前往镇区的不足25%。在前往城区的出行频率上，奔牛和郑陆2镇仍然较其他镇更为密集，每周前往城区1次以上（包括每周1次和每周多次）的村民占受访村民的25%以上，明显高于其他镇（一般不超过25%）。此外，西南部的湟里镇也表现出了较高的前往城区的出行频率，每周前往城区1次以上的村民几乎占到受访村民的50%（图20）。

（4）户籍城镇化意愿的区域差异

常州市区村民的户籍城镇化意愿空间差异相对较小，除西北部和东部个别城镇以外，均与总体情况差异不大，大部分居民不愿意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与总体情况差异较大的城镇主要为市区西北部的孟河、春江、新桥3镇，以及东南部的横林、礼嘉2镇，有较多的受访村民（接近或超过50%）表示愿意将户籍转为城镇户口，表示不愿意的均在40%以下（图21）。而其余城镇中，市区东部城镇的受访村民不愿意转为城市户口的比例稍高于市区西部，其中市区西部的受访村民中有相当一部分对于户籍城镇化持模糊态度。

3.2 城镇化意愿差异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与村民代表的深度访谈，研究认为影响村民城镇化意愿的因素主要为城镇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基础、村民生产和生活方式3个方面。即使在常州市区这样经济与城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要素的差异性依然显著，所导致的城镇化意愿的差异也因此相当显著。

（1）资源禀赋

城镇的资源禀赋，包括城镇所处的空间区位和所拥有的基础设施、自然与人文资源等，这些直接决定了城镇经济和空间发展的可能性，因此是影响村民城镇化意愿的最重要和基础的因素之一。其中城镇的区位和基础设施条件对村民城镇化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城镇的区位，尤其是城镇与重要交通干道、城区、工业集中区等的相对位置和距离因素，不仅直接影响着城镇自身的发展态势，也对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直接的影响。此项因素最明显的影响体现在沪宁轴线城镇，即西部的罗溪、奔牛、邹区和东部的遥观、横林、横山桥等6个镇。这些城镇地处常州市区的东西门户，借助沪宁轴线这条长三角北翼“公、铁、水”复合的交通干道资源，形成了良好的二、三产业发展基础，典型如横林、横山桥发达的镇村工业以及邹区繁荣的灯具专业市场等。城镇非农产业的高度发达为村民提供了就近非农就业的机会和良好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常州市区东西门户的区位也促使高层级政府在制定空间战略时给予这些城镇更高层次的空间定位，为城镇未来发展提供了更为城镇化的倾向。沪宁轴线带来的经济和空间这两方面的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这些城镇在村民的工作、居住、日常生活与户籍城镇化意愿上均表现出较高的城镇化倾向，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区。

（2）经济发展基础

城镇的经济发展基础同样是影响村民城镇化意愿的最基础原因之一，不同的产业类型、规模和潜力等因素通过影响村民的城镇化基础、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进而造成差异化的城镇化意愿表达。首先，城镇农业的发展对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具有深刻的影响。虽然目前常州市区的大多数村民家庭收入中农业收入已不占主要部分，但是因差异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如有无集中化生产、种植作物种类等因素等而形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仍然对村民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同样是农业比重较高的孟河镇和嘉泽镇，由于种植作物的不同，村民的城镇化意愿差异就很明显。孟河镇以粮食作物为主，劳作强度较大，收入不高；而嘉泽镇以花木作物为主④常州市嘉泽镇的花木种植已经形成较大规模和一定知名度。2013年中国第八届花卉博览会就在嘉泽镇召开。，劳作强度相对较小且收入相对较高。因此相应地导致嘉泽镇村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愿望较为强烈，而孟河镇村民继续从事农业的愿望明显偏低，就业非农化意愿相对较强。此外，集中化生产模式的影响也有较为明显的反映，农业集中化、规模化生产程度较高的地区，村民就业非农化现状和意愿均较高，集中居住或到城镇地区居住的意愿也较高。

图20 村民到城区的频率分镇统计

图21 村民户籍城镇化意愿分镇统计

城镇非农产业的发展对村民的就业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就更为直接、深刻。一方面，城镇的第二产业发展对吸引附近村民就业城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村民通过到城镇地区进行非农就业，不仅增加了村民与城镇化地区的联系，同时也增进了村民对于城镇化地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熟悉与认同度。根据调查，镇村工业较为发达的城镇村民收入较高，形成了较好的城镇化基础，前往城镇化地区购置住房的能力较强。例如常州市区就业、居住和户籍城镇化意愿均较高的邹区、郑陆、横山桥、横林和遥观等镇，均为镇村工业较为发达的城镇，村民就业已大部分非农化，收入也明显高于其他区域。另一方面，镇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于乡村居民的吸引力也非常突出。根据调查，目前常州市区大部分镇区是村民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主要场所，经济基础较好、第三产业发达的镇区已经成为乡村居民日常生活出行的最主要目的地。

（3）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

村民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受城镇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基础影响，直接决定着村民对城镇化地区的认知，影响村民对城镇化的意愿。不同地域的村民拥有各不相同的就业方式和生活习惯，这是产生村民城镇化意愿地域差异的最直接原因。首先，不同的生产方式直接影响村民在城镇化地区就业的能力，导致其对自己前往城镇地区后的生活可持续性的差异化判断，进而影响其城镇化意愿。常州市区现状非农就业基础较差的区域如嘉泽、罗溪、前黄、雪堰等镇，村民从事非农职业的经验和技能都较为欠缺，城镇化意愿相对较低；而现状非农就业基础较好的城镇如邹区、遥观等城镇，村民对于自己在城镇化地区求职的信心较高，相对应的城镇化意愿也相对较高。其次，村民的现状生活习惯影响村民对城镇空间、城镇生活方式的认知与接受程度，进而影响村民城镇化意愿。根据调查，村民现状购物地点中到城区购物比例较高的邹区、奔牛、郑陆、横山桥、横林和遥观等镇，均为城镇化意愿较高的城镇，而嘉泽、前黄、西夏墅等村民在村庄购物比例较高的镇均为城镇化意愿相对较低的城镇。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以常州市区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高度城镇化地区乡村居民城镇化意愿的调查和研究发现，乡村居民已经具备较好的城镇化基础，就业城镇化意愿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居住与日常生活意愿也相对倾向城镇化地区。在城区和镇区两类城镇化目的地中，各类镇区已经成为乡村居民最愿意和最容易接受的就业、居住与日常生活的城镇化目的地，村民的意愿中镇区所占的比重均远远超过城区。而村民选择镇区作为最愿意工作或居住地点的原因与选择村庄这种他们最为熟悉和亲切的地点作为意愿地的原因具有很高的相似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为“乡头城尾”的小城镇所独具的特征，它们是城乡之间的过渡枢纽，是城乡统筹的关键环节。通过调查研究进一步发现即使在常州市区这种高度城镇化地区，由于城镇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基础以及生产、生活方式与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乡村居民的城镇化意愿依然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乡村居民对于镇区的偏好和其城镇化意愿的明显地域差异对于我们思考健康城镇化道路和城乡统筹规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可否认，大城市、特大城市在经济发展上更有效率和竞争力，但城镇化不只是经济问题，当认知城镇化的视角逐渐从经济转向社会的时候，应当更为深刻地看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协调、互补发展的巨大社会价值。一个丰富的城镇谱系（或称健康的城镇体系）在提供城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在降低城镇化的门槛与风险[22]。因此，从健康城镇化的视角，长江三角洲地区当前应该可以重提“小城镇，大战略”。应当首先看到，小城镇包括已被撤并的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集镇，实际上都是长江三角洲健康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能够而且正在提供着多样的城镇化选择。进而应当在城乡统筹规划中正视并珍视小城镇的差异性，为其可持续发展留出空间并给予针对性指导，从而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构建一条宽阔的城镇化过渡地带，满足不同人口的差异化城镇化需求。

（感谢常州市规划局胡伟局长、顾春平副局长、孙秀峰总规划师和蒋波处长、陆元晶处长对调查研究的大力支持。感谢参与调查的常州市规划设计院的同事们以及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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