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喧嚣浮华

星芽

纵观中国诗坛几十年的诗歌进程，由20世纪初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写作，并创作新诗为诞生标志和起步阶段，随后出现的“七月诗群”、“新月派”、“朦胧派”、“学院派”、“民间派”和“新生代”等诗歌创作群体，以及科技进步和网络开发，都加大了诗歌传播的力度和广度，促成它的多元化发展趋向。这也是中国诗歌的群体性喧嚣。尽管这场文化盛宴从表象上看是热闹纷呈的，和西方几千年的根基相比，中国短短几十年的诗歌历程往往存在泥沙俱下的现象。而诗歌的边缘化已成定局，不少诗人因此提倡诗歌回归大众，打着口语的诗歌理念，力图展现人们的生活状态，异于“学院派”精雕细琢，关注生存状态的诗风。因此，诗人的“圈子化”，自我炒作，自我娱乐等与诗学精神相背离的现象一一萌发。在当下这个科技网络和娱乐媒体兴盛的时代，诗歌理应要有最起码的社会良知，独立的思想，避免盲从跟风以限制自我思维的开敞。因此，我总将诗歌看做一种远离喧嚣的个体存在方式，过度地“圈子化”，不仅会养成片面的眼光，局限写作的自由，还容易引发因流派观念不同却同样是诗歌拥护者的纷争，造成诗坛的喧哗（例如1999年的“盘峰诗会”）。远离喧嚣，不仅指外界环境的喧嚣，也指人类个体思维和心境的喧嚣。梭罗幽居瓦尔登湖畔，是为了追求“人的完整性”，荷尔德林将不可知的神作为诗人的尺度，而海德格尔则认为“做诗乃是原始的让栖居”，这些都是他们选择的存在方式以及具有原创性的独立思考。每次写诗时，我都将思维看作身体里一种爱好旅行的生物，借助它们的眼睛，便可以横渡我双腿无法抵达的地域。这是处于群体喧嚣中不可抵达的艺术体验，而诗歌，作为人类生命表达的形式之一，尽管它没有必然的使命要求，而它自身的美学和知识力量，总能在社会各个阶层达到熏陶和潜移默化的引领作用。它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用以解构主义等先锋性创造思想，改变现有的思维模式和阅读习惯。它是激发生命的力量，是一种存在方式，远离了浮华喧嚣，也能使“孤独在意志中闪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