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巴赫说：是音乐，让我永生

俞星

爸爸说，曾祖父是一个磨坊主、面包师。他在磨面时用琉特琴消磨时光，是第一个把音乐带到我们巴赫家族的鼻祖。从他开始，我们家出了两百多位音乐家。

我的爸爸是提琴演奏家约翰·安布罗西斯（Johann Ambrosius），年轻时曾在埃尔福特（Erfurt）任镇议会会员。婚后来到了埃森纳赫小镇，成为当地著名的管风琴演奏家。我和哥哥们就出生在这里。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父亲学小提琴和中提琴。我的叔叔、著名的管风琴家约翰·克里斯托弗（Johanne Christoph）很喜欢我，常夸我有天分。叔叔在教堂里弹管风琴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听，那时而雄壮、时而婉转的琴声是我童年最好的朋友。

八岁，我开始入校学习。夏天早上六点，其他季节早上七点就要起床上课。在学校，我最喜爱的活动是到圣乔治教堂唱圣诗。指挥总是夸我耳朵好，音准，而且音色漂亮。我唱着赞美上帝的圣咏，心里充满着感动。

九岁、十岁是我人生中最悲惨的两年，我接连失去了妈妈和爸爸，一下子成为了孤儿。我只好去投奔我的大哥，他是教堂管风琴师，已经结婚了，住在奥尔德鲁夫（Ohrdruf）。年长我十四岁的大哥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为了继承家族的音乐传统，他亲自教我学习翼琴——我们时代的键盘乐器。但我不太喜欢翼琴硬邦邦的声音和狭小的键盘音域，这对我来说太容易操作了，根本不需要练习。我知道哥哥自己抄了很多帕切贝尔、布鲁恩斯（Bruhns）、伯姆（Bohm）的管风琴乐谱，管风琴才是我一心向往的乐器。但哥哥对我的教育有自己的想法，他说，在我这个年龄，应该在翼琴上打好键盘学习的基础，管风琴等我成年后再学不迟。谁知道他是真这么认为呢，还是对我这个天分出众的小弟弟心存戒心。我不管，反正，谁也别想阻挡我对音乐的爱！于是，我在白天暗暗摸清了这些珍贵的乐谱在藏书室的位置，等夜深人静、全家都熟睡的时候，我从卧室里溜出来，小心翼翼地从铁丝网保护下的抽屉里偷出乐谱，并在月光下抄写。六个月，我抄了他几乎所有的最佳乐谱。我满怀喜悦，为自己的聪明、勇气和坚持而骄傲。只是，眼睛落下了病根，让我一生都为眼疾所困，最后双目失明。有了这些乐谱，我总是偷偷摸摸地练习，有一次，不小心被哥哥察觉了，恼羞成怒的他狠心地没收了我的全部心血。这伤透了我的心，很久都不能原谅他。

从小，我就相信只要努力学习就能有所成就。第一年我在第三班，第二年就成为班上的第一名。第三年我以第五名的成绩考入第二班，第四年成为班级第一，第五年我考入第一班。对拉丁语、希腊神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掌握，为我在日后的音乐创作中带来很多灵感和思路。在音乐方面，我依然是教堂指挥的宠儿、唱诗班的主唱。每周五小时的音乐学习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十五岁，哥哥日益庞大的家庭使空间变得拥挤，不再适合我寄居，我也到了该独立的年纪了。于是，我请学校里最喜爱我的唱诗班指挥老师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在吕内堡（Luneburg）的圣米歇尔教堂的唱诗班谋得一职。不久，我变声了，沙哑的喉咙不能再唱优美的圣诗了，还好我的一手好琴让我成为合唱排练的伴奏。到了节庆日，我也能拉着提琴到街上参加乐队表演。反正，我依然留在了教堂。当时最著名的演奏家、作曲家伯姆在邻近的圣约翰教堂司琴，我抽出大量时间接近他，向他学了很多管风琴的演奏和作曲知识，圆了小时候寄居在哥哥家时差点夭折的梦想。

十八岁，我在魏玛得到了第一份宫廷乐师的职位。在一次走访阿恩施塔特（Arnstadt）时，我在圣博尼费斯（St. Boniface）教堂新建的管风琴上试奏了一曲。教堂的主持和会众听了以后，居然盛情邀请我担任教堂的管风琴师和唱诗班指挥。原来担任此职的管风琴师被请到了一些挂名闲职上继续领全额工资，当地居民还为支付我更高的工资而集资。而我的职责是每周三次的司琴——一次在周日礼拜，两次在平日。这个轻松而高薪的工作给我带来了意外的成就感，我利用时间上的自由进一步提高我在音乐上的造诣。

然而一年后，教会的理事会却对我意见重重。他们说，我的表现与受聘时大家的印象和期待相去甚远。以下是几条他们对我的指责：第一，我很少为唱诗班排练；第二，在为礼拜会众司琴时，会众们得不到管风琴应有的引领，而是被我的演奏所扰乱；第三，我擅自把一位“陌生的女郎”，（其实是我的表妹，一位出色的女高音玛利亚·芭芭拉）安插进唱诗班；第四，也是最不能让他们接受的，是有一次请了四个星期的假，却离职四个月。当我向他们解释说，这次出行是到两百公里之外的吕贝克去听伟大的布克斯特胡德的演奏，谁知道风餐露宿地到了目的地，才得知他在当地教堂要开连续两个月的晚间音乐会。千里迢迢地到了那里，当然要听个痛快，再说我也通过聆听学习到很多作曲和演奏技法，应该说是不虚此行的。但理事会很难接受我的辩解，勒令我辞职。

于是我来到米尔豪森（Muhlhausen），以一曲管风琴演奏轻松战胜了九个竞争者，以前所未有的高薪得到了圣布拉休斯（St. Blasius）教堂管风琴师的职位。可以说，是重演了一年前在阿恩施塔特的辉煌。回到阿恩施塔特，我迎娶了那个成为我罪状之一的唱诗班“陌生女郎”，带着她到米尔豪森落户。一年后，同样的失望又上演了。米尔豪森对我这个外乡人百般刁难、排斥，而且教会内部的争斗也让我头晕眼花，我待不下去了。这次，我决定不再接受教会的任职，而是转向宫廷。

二十三岁的我又一次来到了魏玛。在和魏玛宫廷的主人威廉·恩斯特（Wilhelm Ernst）公爵眼光对视的时候，我就明白了眼前的这位雇主是多么的热爱音乐，多么的需要我在他小教堂的管风琴上奏出宗教的神圣，在他的宫廷乐队中创作、演奏出充满世俗欢乐的乐曲。我终于找到了精神的真正归宿，一待就是十五年。

这里，是我坎坷人生的第一个平静的港湾。我美丽的妻子为我生了七个儿子，其中就有两个我音乐事业的继承人威廉·弗里德曼（Wilhelm Friedemann，1710）和卡尔·菲利普·艾曼纽尔（Carl Philipp Emanuel，1714）。在这里，为了教育自己的孩子们，我写下了著名的《小管风琴作品集》，四十六首赞美诗旋律的前奏曲，帮助管风琴的初学者了解各种圣诗风格，掌握复杂的踏板技术。

十五年后，新公爵、年轻的恩斯特·奥古斯特（Ernst August）有些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作为全德国最著名的管风琴大师，我是不怕没有地方落脚的。科滕著名的音乐赞助人、二十三岁的利奥波德王子自己也是一位音乐家和演奏家，对我仰慕已久，我决定到他府上任职。没想到这前后两位雇主既是亲戚，又是仇人，我的辞职让旧主魏玛公爵恼羞成怒，竟然把我投入牢狱一个月。

三十二岁的我最终还是来到了科滕王府。王子的府上没有合唱团，却有一支十五人的小乐队。王子游历意大利时，对意大利高品质的乐器情有独钟，我发现他的乐队有一流的乐器配置，这些条件使我对协奏曲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兴趣。1721年，我写了著名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在这部曲集中，我用六种截然不同的乐器配置创作了六首协奏曲，是一种十分大胆和有趣的尝试。

利奥波德王子是我所有雇主之中最宽厚的一位。他真挚的友谊使我的创作充满了灵感。我在此期间创作的《十二平均律第一集》被后人（冯·彪罗）誉为键盘乐器的旧约圣经。但好景不长，1720年，在和王子出游期间，我的妻子病逝了。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打击，我一蹶不振，沉寂了整整一年，直到二十一岁的安娜·玛格德琳娜再次点燃我的生命。她温柔、美丽、贤惠，愿意和我一起抚养前妻留下的七个孩子，又为我生了十三个孩子。不久，利奥波德王子也结婚了，新娘不喜爱音乐，所以，我又要走了。

三十八岁，我来到了人生的第二个归宿，也是我的终点莱比锡。从此，我又回到了上帝的家园——教会，担任莱比锡圣乐乐团的乐长和圣托马斯男声合唱团的指挥。对知识、音乐、和宗教的总结和反思使我充满了创作的斗志。献给上帝的《B小调弥撒》《马太受难曲》和献给世人的《十二平均律第二集》《赋格的艺术》都是登峰造极的作品。1747年，我的二儿子卡尔·菲利普·艾曼纽尔的雇主、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盛情邀请我到波茨坦（Potsdam）的宫殿演奏。还没开始演奏，国王就反复地赞叹我为“绝无仅有的巴赫”。我请国王赐予一个主题即兴创作赋格曲一首，并在第二年加以整理和发展，写出了一册曲集《音乐的奉献》。

小时候对音乐的热爱让我在晚年双目失明。我的身体虽然在忍受煎熬，但我的精神与上帝同在。是音乐，让我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