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路20号的“小人物”

李鹏程

每当我走过上海的淮海中路，随着拥挤而寂寞的人群跑过没完没了的红绿灯时，总能瞥见左右行人眼中的仓皇，好像他们正在高楼密布的棋盘间，焦灼地进行着一场计时闯关的游戏。

但拐进汾阳路，时间会突然停止。淮海路的嘈杂被远远甩在身后，好像穿过机器猫的时空门，闯入了一座法国古镇。此时才发现，秋日下的梧桐树，早已在你头顶铺就了一条橘黄色的长廊，蜷曲的落叶寂静地飘落。老公房下，有卖黑胶唱片的小贩，好心地为你播放小野丽莎慵懒的巴西爵士。

汾阳路20号，始于1927的上海音乐学院。院落不大，以至于多数学生都要住在零陵路宿舍，住在那儿的同学每天要骑二十分钟自行车回去，反而有同学将这理解为校园很大：“从襄阳公园到上海体育场都是我大上音的地盘，校园里有条弄堂叫衡山路……”

我也觉得它很大，否则怎么能包容这么多来来往往的大人物和小人物呢。蜗居在此这么久，令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那些小人物，上音也因他们的存在而显得更有趣。让我趁他们尚未离去之前，记下这些小人物的点滴故事。

音乐学院门口，几乎每天都有不少拉着三轮车卖碟的“专业乐迷”。其中有个戴眼镜的胖子，此人肥头大耳、身宽体圆，整日边抽烟边用一张如来佛似的笑脸招呼路人。

无论老师、学生还是远道而来淘碟的发烧友，都喜欢向胖子找一些稀罕的CD和DVD，售价从五块到十五块不等。他几乎只卖古典音乐碟片，并且包退换。不像右边的皮裤男会掺些流行音乐混搭，更不像左边的老男人卖给你一张阿格里奇的DVD，回家一放竟是《西游记》。

假如你问起什么作品，他总能立马从密密麻麻的唱片里翻出几个版本来，这种本事，恐怕学院里的老师也比不过。胖子告诉我，他干这一行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最初也是自己喜欢听，卖点碟至少能赚个烟酒钱，还能给专事古典音乐的师生提供便利，可惜自己到现在还是单身汉。

男人的蹉跎让人可叹、可气、可笑。当我看到他在人群散去后从食堂打来冰冷的饭菜，在夜色中收摊后转身在路边解开裤带撒尿，在城管的围追堵截中熟练开溜的情景时，便忍不住想，多少个与艺术有关的潦倒的人生，才能支撑起这座高雅的殿堂？

假如你某天路过汾阳路，有幸听到一个特嗲的声音冲着你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请驻足片刻，从唱歌的婆婆那里花十块钱买一束花。

婆婆看上去约摸六十岁，虽然已是满脸皱纹，却永远开心得像个小孩，最大特征是一身红鞋红衣红帽子。问婆婆今年多大岁数，她会笑靥如花眯你一会儿，然后撒娇道：“姑娘我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哈哈……”

看她整日疯疯癫癫的样子，却从不会把钱找错，歌唱得从不跑调，花也一束一束扎得整整齐齐，码在大袋子里。茉莉花、栀子花、薰衣草、康乃馨，每天带一种花出来，卖完回家。

唱歌对她来说，既是促销手段，又是自娱自乐。从她那儿买的次数多了，婆婆便会拉着我唠叨：“我家有个大花园，里面种满了花，长得特别好。以前我把房子借给你们音乐学院XX时，她教我唱歌，我学得可好了，唱给你听……”

前天晚上，一场秋雨后格外凉，冷风中她还边唱边招呼路人：“花要伐花？”正要去买花时，看到婆婆将一束康乃馨送给跪在街边的一个乞丐。可惜，乞丐不解风情，愁眉苦脸地攥着那束康乃馨咕哝道：“我要这干啥，给点钱吧。”婆婆大笑：“这个就可以换钱，哈哈……”我从乞丐手里买下那束花，于是，三个人都笑了。

上音周边的复印店有几家，但师生们挂在嘴边的复印店只指这一家：爱乐黑白文印。除了极低的价格外，吸引大家前往的还有那里堪比一整座图书馆的资料库存。老板会将每一本新印的乐谱书籍存档在电脑里，日积月累，复印店竟成了上音学生的另一座更便捷的图书馆。

老板姓曾，家在湖南娄底，人送外号“复印小王子”。在一个难得清闲的晚上，他对我讲起自己的经历：“2004年，我一个人闯荡北京，尝试着在中央音乐学院附近开了间复印店，初尝甜头后，便将老婆孩子带去。不料那边竞争激烈，生孩子居委会找麻烦，房东也太坏。后来发现上音周围没有像我这样的复印店，于是2009年搬到上音附近。”

刚过来时，复印店开在天平社区的一个小院里，十几平米的屋子里，塞满了印刷设备，一张小床上挤着夫妻俩和三个孩子。去年年底，老婆不慎被印刷机切断手指，不久后带着复印店这几年的积蓄，与曾老板离婚，回老家了。那阵子，我常看到他的眼睛是红的。暑假，他重回北京，在那儿开了一家分店。

前不久，复印店搬到了一街之隔的永康路，两间屋子比以前宽敞明亮许多。曾老板兴冲冲地给我看一张照片，问我上面的姑娘怎么样，我说漂亮。他满脸幸福地看着照片：“这是别人在北京给我介绍的对象。找个好女人，一起同甘共苦。不就是从头再来吗！”

我看到墙壁上多了一个“爱乐募捐箱”，这才知道，曾老板小时候成绩很好，却在五年级时因家境贫困辍学了。他说现在想出点力，帮助家乡的留守儿童上好学。

他是上音一道无比靓丽的风景，他是90后第八代作曲家的希望，他是后现代文化行为艺术的长期实践者，他是（男）人见人爱却又（女）人见人怕的凯哥——作曲系最才华横溢的本科生之一。

此君面容姣好，发型半寸，浓眉大眼，皮肤白皙。常穿一身运动服，双肩包背在胸前，走起路来婀娜多姿，左右审视着周围的女生。但凡看入眼的，当场钦点，拉着女生还没反应过来的小手，以他特有的销魂声线温柔地说：“来，我们合张影……你要像我一样伸出手指，说，耶！”若不幸碰到刚烈女子不从者，凯哥会当场宣判：“你就是个悲剧！”淫威之下，连附小的女生看到他都如惊弓之鸟，落荒而逃。

除了品鉴美女外，凯哥还很博学，这要归功于他惊人的记忆力。他会向每一个路过的人准确报出上海各公交线路站名，告诉你一大堆出租车的车牌号，预告世博会、音乐会和展销会的信息。无论路人是侧耳倾听还是哈哈一笑，凯哥永远会字正腔圆地认真播报自己要表达的讯息，这一点倒有先锋派作曲家的范儿——谁在乎你听不听？

去年运动会，凯哥代表作曲系参加跳绳比赛，他无疑极大地推动了这项传统体育项目在上音的复兴。那天，跳绳比赛现场被凯粉们围得水泄不通，只见凯哥的表情前所未有地凝重，待发令枪响后拼了命地跳，随着肥臀上下飘忽，他束腰的运动裤也脱落了几公分，露出硕大的肚脐。体育老师对着喇叭大喊：“现在场上的明星是——凯——哥！”比赛结束后，凯哥在粉丝们的簇拥下，高举双臂绕场一周，无比威武。

作曲系学生作品音乐会前两天，凯哥抱着一摞节目单出现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向大家介绍自己的作品。我真心佩服他这个行为，至少他做了大多作曲家想做、该做但拉不下脸去做的事。凯哥的可爱，在于他的真实不虚饰。或许，这也是凯哥从附中毕业后，附中同学如此怀念他的原因。凯哥，不只是一个传说。

校园的角落有一栋小楼，传说中的第三种人类就在这儿吃喝拉撒。

H博士住在一个不足十平米的房间里，房间无门，窗户也关不严实，终日不见阳光，必须放一大箱生石灰，才能消除一点屋里的潮味、霉味以及不知什么味。

上了一天虚无的课，H博士想冲个澡清清脑子。虽有排水管，无奈屋内地板比外面的杂草层还要低一截，每次冲完澡都要手动排水。这晚还没洗一会儿，低头竟见两条又粗又长的蚯蚓在温水里挣扎！惊魂未定中，眼镜也掉到水里。他又不忍杀生，光着身子哆嗦了半天，终于把蚯蚓赶了出去。

深夜中，还有人在亢奋地吹竹笛，还是《百鸟朝凤》的调子。吵着也没法睡，H博士只好在惨淡的灯光下读起了达尔豪斯的史学原理。没多久，只听“啪”的一声，H博士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巴掌，一只刚被拍死的蚊子应声落入达尔豪斯的浩瀚史论中。待笛声消失，终于能爬上小床，在残存蚊子的嗡嗡声和窗外猫咪的叫春声中，沉入更荒诞的梦。

清晨6点多，魔笛再现，H博士唉声叹气一番后，起床洗漱。而后，在昏暗的屋里，练起了祖传的易筋经，伴奏音乐气势恢宏——在柴科夫斯基钢琴协奏曲的圆号声中，新的一天开始了……

世界上最幸福且最懂音乐的猫，寄居在上音校园里。

不知是哪位流浪猫前辈选中了这块风水宝地，还独具慧眼地以食堂边上的花园为基地，开辟了猫族的世外桃源。

这儿的猫有十几只，它们似乎永远不必担心猫多肉少。总有那么几位好心的师生，带一份盒饭或鱼罐头放在草丛里，大猫小猫也会准时从白日梦中醒来，理所当然地享用丰盛的夜宵。音乐学系韩老师是爱猫之人，除了伺候家里的四五只猫以外，每年三百六十五天和夫人一道从闵行开车过来，在四个角落放下进口猫粮和水。百般照料下，难怪有只大白猫痴肥、臃肿得连喵都不会了。

我以前住零陵路宿舍时，每晚去隔壁精神病院的花园里喂猫。那儿的猫有着大多流浪猫的特征——面目狰狞、草木皆兵，永远要等你走远了才敢去吃那份诱惑的盒饭。相比之下，上音的猫与人的关系要自然和谐许多。

当它们逮麻雀逮累了的时候，会跳到汽车的前盖或敞开的窗台上晒太阳，眯着眼睛瞅屋里练琴的人。这时，练琴的人也不寂寞了，终于来了一个听众。韩老师说他家的猫能听懂音乐，显然，上音的猫咪也有这本事。

老舍曾写猫的古怪倔强，因为“不管你多么善待它，它也不肯跟着你上街去逛一逛”。 尽管温柔可亲，校园的猫儿们也绝不会任你呼来唤去，这是它的本性，也是一种智慧。保留自我独立的空间，却互相尊重、心存感激，不也是生活在这座城市里人们的处世哲学吗？

还有，每天扶着眼镜读报的烤红薯老师，元龙书店的汤老夫妇和那只名叫贝多芬的小狗，食堂打饭的大叔大妈……这些人物陪伴我们走过了太多或甜蜜或心酸的岁月，其实我们这一批批学生不也是这里的小人物吗？记得有次学院领导在大会上自豪地说：“我们音乐学院，是盛产大明星的地方啊！”台下学生们哄笑一团，谁都清楚，在流行音乐当道的今天，即便那些自幼就被父母送到附小的精英们，也极少能成为大明星。

艺术道路上的艰辛只有趟过来的人能明白，要知道音乐史上多少大音乐家生前都是贫困交加的小人物。但我们真正在乎的并不是要成为什么大人物，而是路上那些独一无二的风景和陪伴我们的人。就像一无所有的天空，何以能给你安慰，只有你自己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