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荒与文明——评吉卜林的《原来如此的故事》

⊙汪 静［南开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071］

作 者：汪 静，南开大学文学院2010级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吉卜林的自传《谈谈我自己》第一章有一个题记：“告诉我一个孩子最初六年的生活，我可以讲出他剩下的人生岁月。”①这句话道出了童年经历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影响。因此，吉卜林一生中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给儿童讲故事，通过这种方式，试图来影响“孩子最初六年的生活”，进而影响他们将来的一生。吉卜林的儿童文学《原来如此的故事》通过对多种动物“之所以是现在这样”的原因的解说，以向儿童进行现代教化的方式，在这些“原发性”故事之中注入作家独特的对文明与野蛮、人类与秩序等问题的思考。

《原来如此的故事》是一本图文并茂、朗朗上口的故事集，是吉卜林奇幻诡异的想象力的杰作。在故事集中，读者的很多习惯性思维被打破，当下世界的平常之物在作家笔下的那个原初世界均变幻成另外一番模样：犀牛的皮肤起初并不像现在这样皱巴，而是紧绷绷的；大象的鼻子原来是短小的，鳄鱼造就了它们的长鼻子；犰狳这个物种的出现，是乌龟和刺猬互相帮助、改变自身的结果……奇幻真实的动物世界斑斓绚丽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自然界中存在的残忍与厮杀在吉卜林精心构思下被过滤，整本书呈现出一种人类堕落前世界的阳光与美好。但是因为《原来如此的故事》一直以来都被定位于幼儿读物，没有引起批评界足够的重视，所以褒扬之声虽然不断且不乏真知灼见，但绝大部分属于零星片语的随感，系统性论述明显不足。本文试图立足于小说集中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具体分析其中“万物皆初始”的语境设置和具有现代地理特征的空间意识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呈现出的洪荒与文明的两极特征，进一步揭示吉卜林以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为媒介，对一种更为广阔的宇宙秩序观的理解与强调。

一

J.I.M.Stewart认为《原来如此的故事》中绝大部分故事属于一种特殊的神话类型：起因神话(aetiological-myth) ，即对通常发生在“原始”社会中让人类困惑或怀疑的事物的存在状态做出可理解的阐释。②但读者仔细阅读后不难发现，在吉卜林的神话系统中，需要解释的原始社会主要集中于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换言之，洪荒成为了这些地域的标签，它们是“原始”的代表，而被解释的背后隐藏了其被观看的地位和命运，吉卜林通过他者被观看的地位表明了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性和普遍性。

《原来如此的故事》出版于1902年，是吉卜林唯一一本自己绘制插图的故事集，全书延续吉卜林一贯的创作风格，由十二个短篇故事和对应的十二首诗歌组成，除《字母是如何造出来的》之外，其余的十一篇故事在结集之前均已发表。③从语言上看，因为小说集的雏形是吉卜林讲给大女儿约瑟芬的睡前故事④，所以口语性极强，而吉卜林绘声绘色的讲述也为故事增色颇多，Angela Thirkell就说：“与听表兄拉迪用沉稳的声音讲述故事所带来的乐趣相比，文字版的《原来如此的故事》黯然失色。”⑤从形式上看，故事集中除了泰菲系列的两个故事，其余十篇均各自独立且内容上没有任何相关性。从内容上看，它是一本动物之书，绝大部分故事以动物为主角，讲述了动物某种身体特征或生活习性的由来，个别篇目(《第一封信是怎样写成的》《字母是如何造出来的》和《跺脚的蝴蝶》) 的主题虽然不完全符合这一主线，但动物作为推动情节进展的因素成为了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例如，《跺脚的蝴蝶》中蝴蝶夫妇的争吵是国王所罗门显示神迹的前提；《字母是如何造出来的》中各种动物形状是泰菲父女发明字母的灵感来源；《第一封信是怎样写成的》中海狸是泰菲所写信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因为每篇故事发生的背景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时期，讲述的也大多是原初世界中动物经历了怎样的事情变成现今模样的过程，所以有不少评论者将其归入神话传说系列，G.K.Chesterton就认为，“它们不是童话，它们是传说。童话是讲给病态时代中唯一健全的人——儿童听的，传说则是当人类健全时讲给所有人听的童话。”⑥Ned Samuel Hedges将小说集中故事的叙述模式总结为动物寓言和自然神话的综合，即聪明动物与愚蠢动物间的冲突决定了故事模式，并以某种动物获得一种全新的身体特征作为解决冲突的办法。⑦但笔者发现，在吉卜林貌似超历史的神话时间背景下，现代地理学以一种通俗易懂、明晰准确的方式渗入故事之中，现代空间与远古时间在吉卜林丰富的想象力作用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人类的主导作用随着代表文明的字母的发明逐渐显现，隐藏其后的非欧洲地区“被观看”的地位也因此得以彰显。

按照篇目的前后顺序，故事涉猎的动物类别分别是鲸鱼、骆驼、犀牛、豹子、大象、袋鼠、犰狳、人(泰菲一家) 、螃蟹、猫和蝴蝶。Angus Wilson认为前七个故事是经典，口语化更浓，是成人与儿童之间的沟通的完美典范。⑧Wilson的分析固然精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会发现泰菲故事前后的动物种类之间有明显的地域差别。前七种动物的原产地均为非欧洲地区，而且除南极洲之外的其他三大洲均有涉及，例如犰狳生活在美洲、大象在亚洲极为常见、袋鼠是大洋洲的代表，以泰菲的两个故事为分界点，随后的螃蟹、猫和蝴蝶在世界各地均属常见，且与人类日常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虽然螃蟹故事的发生地位于大西洋，但是故事背景将整个地球版图包含在内。更为重要的是，吉卜林在故事中频繁使用现代地理词汇和工具来完善故事细节、制造故事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不仅让读者对遥远的各大洲有了基本的认知，而且确定了各大洲被观看的地位。

作为一本讲给儿童听的关于世界洪荒时代的故事集，吉卜林没有用具体数字表示时间的起始，“很久以前”、“亘古时代”和“混沌初开”等词语成为了开篇常用词汇，与这种时间的模糊性相对照的则是空间上的具体和详细，吉卜林并没有用古怪的地理名称或者无法定位的空间名词来与故事的洪荒背景相匹配，以达到“那是一个万物皆崭新”的离奇新鲜的叙述氛围，相反，他用现代气息浓郁的地理指称标识出故事的发生地，这些城市和地区在任何一本现代世界地图集中均可以查到。以前七个故事为例，除了骆驼和豹子的故事只给出了简单化的空间定位，其他五个故事均有详细的地理指征。

在骆驼和豹子的故事中，吉卜林为了符合动物的生活习性所做的地理定位虽然简单，但异域或者说非欧洲化特征明显：骆驼故事的发生地为沙漠，作家并未给出具体的沙漠名称，只是用“极大的”(howling desert) 一词对其范围加以描述；豹子故事的背景设置于南非洲的草原，形容词“高高的”(high veldt) 对其特征进行了窄化，以区别与其他的“矮矮的”或“灌木丛般的”草原。其他五个故事则对这种异域风情做出了更为清晰的地理定位，明确指出了故事发生的详细地区或具体的城镇、河流等：犀牛的故事发生在红海；袋鼠的故事以澳大利亚为背景；犰狳的故事发生在亚马逊地区；鲸鱼的故事里不仅用“北纬50度，西经40度”这一现代性的描述方式标识水手位置，而且详细罗列了美国新罕布什尔和马萨诸塞州的铁路站名；寻找鳄鱼的幼象足迹沿南非的城市格拉罕镇、金伯利、博茨瓦纳直到林波波河，Angus Wilson认为这一线路与吉卜林自己曾经在布尔战争期间和塞西尔·罗兹一起走过的旅程几乎完全相同。⑨我们发现，现代的世界地图随着各种奇幻动物被编入了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原本不应有任何固定框架的世界万物起源与地图上的一个个点紧密相连，在《闹海的螃蟹》中作家甚至特别强调“你(读者) 现在可以在地图上找到它们”⑩。非欧洲地区的神秘性随着对土著动物身体特征由来的解释变得可被认知，异域在吉卜林想象力的作用下成为了读者“注视”的对象，他者的混沌与不可知在远古时代背景的掩映下经由现代地理的清晰可见变为了可把握的对象，而且对世界的掌控随着人类文明的代表——文字的发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二

很显然，吉卜林在小说集中并非仅仅是向儿童解释万物的由来，因为如果仅以此为目的，他完全可以用更加科学或者更加奇幻的方式对“为什么”进行阐述。吉卜林在描写各种动物的同时，着重强调的是人在其中的作用，小说集中的故事排序在他的精心安排下逐步向这一主题倾斜，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在末篇所罗门王谦卑的映照下得以完成。

如果说前七个故事中人类作为出场角色的作用与其他动物并无差别，那么随着泰菲故事的展开，神、人、动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前的“神——人和动物”格局转变为“神和人——动物”的模式，人类的聪明、勤劳和谦卑等优秀品质得到神 的认可，预示着世界由洪荒向文明的人类开始凸显自身的行动力。如果说前七个故事表达的是文明对野蛮的观看，后五个故事则传达了文明对自身的自信以及积极改造世界的行动，观看与行动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彼此之间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以泰菲为主角的《第一封信是怎样写成的》和《字母是如何造出来的》是唯一在人物设置上有承接性的篇章。泰菲是一个乖巧伶俐的小姑娘，她的爸爸叫泰古麦，妈妈叫泰舒麦，三人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原始人家庭。《第一封信是怎样写成的》讲述了泰菲为了帮爸爸取回放在家里的鱼叉，用图画写了一封信并由此引发了各种啼笑皆非的误会的故事。《字母是如何造出来的》则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详述了泰菲和泰古麦一起发明二十六个字母的过程。泰菲的故事有着浓厚的现代家庭气息，泰菲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场景完全就是现代欧洲家庭生活的翻版，泰古麦带泰菲的捕鱼活动与现代家庭周末的亲子时间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原始社会中对人类生存构成的种种危险在吉卜林笔下象征性地化简为一只破损的鱼叉，而这种威胁很容易就通过泰古麦的修理或者回家拿另一只更结实的鱼叉的办法得以消除，人类由前几个故事中环境下的生存者变成了自然的征服者，作为动物家族中最高级的人类的这种变化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Yin Liu就认为这两篇故事是小说集的中心，并且指出如果每一种动物都获得了某种与其本性相一致的特征，那么泰菲的故事就暗示了人类的本质是读写能力，而且这种读写能力是人类得以掌控自然万物的原因。⑪此外，Yin Liu还从文字的重要性角度对故事的排序方式做出了解读——后三个故事关注的是在与不合作动物的冲突中人类的力量，虽然冲突的解决残留了不确定性，但是这些故事中的人物通过魔力(magic) 施加控制，并且通过魔力驯养他们遇到的动物。如果文字系统是一种魔力的形式，那么它就能以相同的方式被运用。⑫Yin Liu的这一理解无疑是睿智和深刻的，继续深入下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吉卜林关注的不仅是文字，更是文字所代表的人类文明，他在后三个故事的对象选择上明显偏向了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更为密切的动物，掌握了文字的人类开始积极构建自己的文明社会与道德秩序，与《圣经》意象密切相连的一些场景暗示了文明的诞生，与此同时，人类逐步摆脱了神的控制，成为了自己家园的主人。

《闹海的螃蟹》讲述了一只不愿服从人类调遣的螃蟹得到惩罚的故事，主旨在于以奇幻的方式向儿童讲述螃蟹身体特征和生活习性的由来。故事的开头与《圣经·创世纪》中神创造万物的场景极为类似“：哦，我亲爱的朋友，那是一个混沌初开的年代，至高的魔法师(Eldest Magician) 创造了万物。”随后，故事还详述了在其作用下的喜马拉雅山、撒哈拉沙漠、佛罗里达大沼泽地和马来群岛的形成过程，而人类作为仅次于神的聪明动物参与到整个新世界的管理中，虽然人类还需听命于神祗，但是所有动物已经臣服于他。与《驼峰是怎么来的》相比，虽然二者在人物设置以及故事框架上极为类似，但是人类的行动性已经大大得到提升，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在惩罚螃蟹的同时，男人和他的小女儿通过施加自己的“魔力”赋予了螃蟹更多的权力，它的那对蟹螯就是由小女孩的剪刀幻化而来的，螃蟹最终得到的惩罚也因人类的分担而减轻。

《跺脚的蝴蝶》并不涉及任何动物身体特征的改变，故事主要通过所罗门王配合雄蝴蝶吹嘘它一跺脚整个所罗门的王宫都将被搬走的大话，以雄蝴蝶跺脚为暗语，运用他的魔力驱使恶魔和精灵搬走王宫，帮助雄蝴蝶在雌蝴蝶面前实现了它自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后宫九百九十九位一直吵嚷的嫔妃们在见到所罗门的威力之后立刻变得安安静静。陈兵从后殖民角度出发，认为故事中对来自东方的嫔妃们的负面描写，表现吉卜林殖民主义的心态。⑬但笔者发现故事与圣经的联系相比之前的篇目更加明显，首先故事的主角所罗门王来自《圣经·旧约》，其次故事的主旨在于强调所罗门的谦卑之心，他虽然懂得万兽之语，而且有驱使恶魔和神灵的能力，但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滥用权力。猫的故事中人类对自身能力的掌控在蝴蝶的故事中扩展为对神的驾驭，人在这本小说集的收尾之篇中成为了主角，动物成为了证明人能力的助推剂，相比小说集开篇鲸鱼的故事中人类配角的地位，吉卜林通过故事的逐渐演进，将人类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五光十色的动物背后是其对人类社会中公义与道德的诉求。

三

作为儿童文学的典范，《原来如此的故事》对儿童基本道德品质的教育意义一目了然，例如《幼象》是对好奇心的鼓励、《驼峰是怎么来的》是对懒惰的批评、《犀牛皮是怎么变皱的》是对没礼貌的否定等等。但是在这些几乎存在于每一本儿童读物的道德教育背后，吉卜林用一种浪漫但不失现实的方式提醒着读者：世界是有秩序的，对秩序的遵守和服从是人类社会得以欣欣向荣的基石，这种秩序性从宇宙建立之初就在天地间运行，世间万物均在秩序的规范下生活。这种秩序性是其欧洲中心主义的基础，也是其人类中心主义的前提。对于吉卜林的秩序观，我们需要辩证地来看。

首先，吉卜林的秩序观并不是毫无条件的秩序观，作品中人与万物虽然和谐相处，但是人类占主导的趋势借螃蟹的故事表露无遗，欧洲的地位也通过观看他者得以确立，这是一种带有日不落帝国情绪的秩序观，在这种秩序观中，最大限度地继承和保持了前人文明的民族无疑处于秩序制定和施行的位置，而其他民族则被定义为执行的对象，最高理想上的平等具体为现实中的等级，它扎根于日不落时期大英帝国民众的言行，现今仍以隐匿的种族优越论漂浮于世界各地，并伪装成各种各样的偏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欧洲中心主义或者人类中心主义，吉卜林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等级本身，他强调的是等级背后的秩序性，这种秩序性蕴含了他个人对社会的期许，是他对和谐宇宙的一种表达。

人类作为理性与感性交织的存在体，稳定、可理解的秩序是证明其自身存在感和真实感的重要方式。具体到吉卜林而言，他作品中的秩序不是一种单向化、抽象化的宇宙模式，作家将这种秩序性具体化为以公平公正为代表的行动准则，这一准则通过与故事基本叙述情节结合的方式对读者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以骆驼的故事为例，这则故事围绕“懒惰是错误的”这一主题的情节构建是基于骆驼与其他动物在面对劳动的不同态度上展开的，骆驼得到的惩罚是它打破“万物都应劳动”这一公平原则的后果，换言之，骆驼背上的驼峰是神 恢复秩序的证明。另一方面，吉卜林在作品中鼓励通过自我的行动对不合理的秩序进行反叛，在幼象的故事中，小象并没有因为长辈的漠视就停止追问“鳄鱼以什么为食”，它用鳄鱼所赐的长鼻子回敬了之前遭受的每一次责罚，Shamsul Islam将这种复仇视为吉卜林寻求正义的一种方式⑭，类似的报复行为在犀牛和鲸鱼的故事中均有体现。而在犰狳的故事中，合理的秩序则是通过乌龟与刺猬之间相互鼓励和关爱的温情场景得以展现，犰狳就是爱影响下的产物。总之，无论是幼象的报复或者犰狳的奖赏均是对建立更合理秩序的一种反映，万物初始的故事背景将这种变化囊括于一种崭新美好的、积极向上的氛围之中，吉卜林试图通过灵动活泼的故事将这种“开天辟地”时期就已存在的秩序观传授给读者。

① [英] 拉迪亚德·吉卜林：《谈谈我自己》(英汉对照) ，丁才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译文出自笔者本人。

② J.I.M.Stewart.Rudyard Kipling.New York:Dodd，Mead&Company，1966，p.138.

③ 另有两篇小说《禁忌的故事》、《火腿和箭猪》属于这个系列但没有收录进这一版本，而且在随后出现的众多中英文版本中也没有出现，因此本文没有将其列入研究范围。

④ 约瑟芬(Josephine Kipling 1892—1899) ，吉卜林夫妇的第一个孩子，1899年3月6日因病死于纽约。

⑤Yin Liu.“Text as Image in Kipling’s Just So Stories”,in Papers on Language&Literature.Summer2008，Vol.44 Issue 3，p.229.

⑥ G.K.Chesterton review Just So Stories, in Roger Lancelyn Green，ed. Kipling: 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p.274.

⑦ Ned Samuel Hedges.The fable and the fabulous:the use of traditional form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1968,p.64-65.

⑧ Angus Wilson.The strange Ride of Rudyard Kipling.London:Secker&Warburg,1977,p.228-231.

⑨ Angus Wilson.The strange Ride of Rudyard Kipling.London:Secker&Warburg，1977，p.212.

⑩ Rudyard Kipling.Just so stories.New York: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Inc，1966，p.92-93.(译文出自笔者本人)

⑪Yin Liu.“Text as Image in Kipling’s Just So Stories”,in Papers on Language&Literature.Summer2008,Vol.44 Issue 3,p.246-247.

⑫Yin Liu.“Text as Image in Kipling’s Just So Stories”,in Papers on Language&Literature.Summer2008,Vol.44 Issue 3,p.247.

⑬ 陈兵：《童真下的“帝国号手”：评吉卜林的〈本来如此的故事〉》，《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1年第14辑，131页。

⑭ Shamsul Islam.Kipling’s‘Law’.London and Basingstoke: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5,p.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