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笔下的乡村世界

⊙刘雯文[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长沙 410006]

综观王安忆的写作，她的笔下始终有两个轮廓清晰、界限分明的审美空间。一个是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一个是以“大刘庄”或“小鲍庄”等命名的乡村。王安忆都市题材的小说因《长恨歌》的获奖、张爱玲的去世，以及城市文学研究和怀旧热潮的兴起，一直占据着大多数研究者的视线；仿佛王安忆与上海成了不可隐去的研究路线，类似于“海派作家，又见传人”的评论不绝于耳。而对其乡村题材小说的研究大多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小鲍庄》与寻根文学的关系上。随着90年代中后期王安忆一系列乡村题材作品的发表，研究者对其关注开始上升，但是专门的论述文章并没有多少，大多是作为文章的一部分强调它的审美意义。基于此，我将从总体上对王安忆的乡村题材作品按照时间纵向发展进行一个梳理。

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在这里谈到的王安忆触及乡村的小说作品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题材小说”有着本质的不同。“从字面上看，乡村小说和以往教科书中所谓农村题材小说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这些所谓农村题材小说通常总是有意无意地顺应着一时一地的流行观念，用情节和形象的虚构来阐释作家对农村生活现实及农村历史的见解与价值立场。与此不同的是，这里所说的乡村小说所描绘的，并不受上述所指范围的限定。”①

从80年代触及乡村的作品《小鲍庄》《大刘庄》《绕公社一周》；到90年代中后期以知青记忆为蓝本的“淮河岁月系列”，诸如《姊妹们》《隐居的时代》《花园里的小红》《喜宴》《开会》《招工》等；再到新世纪以来以王安忆本人亲自考察并生活的江南小镇华舍镇为创作土壤的《上种红菱下种藕》，从我列举的一系列作品来看，与城市题材作品给广大读者留下的庞然印象相比，王安忆触及乡村的长、中、短篇小说其实也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创作容量。

一、80年代寻根时期精神向度上的村庄

新时期开始以后，在宽松和谐的文化环境中，过去一度沉默、麻木的民族灵魂，逐渐苏醒。在“文革”中被彻底扭曲并模式化的乡村题材小说，逐渐被怀疑、否定并完全被抛弃。新时期的乡土小说家们，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有力地促使新时期乡土小说向多元发展，从而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可喜局面。

“寻根”文学，是新时期乡土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到“寻根”文学时期，乡土小说方才彻底告别了社会学结构模式，完成了乡土文学一次重要的审美追求的蜕变。②王安忆这一时期触及乡村的小说大多是从精神或者文化的角度出发，弘扬某种属于村庄的文化品格。《小鲍庄》，表层上它完全是一个写实的故事，但人们在阅读中时时能感到它有股超越写实的精神力量，弥散在作品之中，穿透过叙事的结构。这部小说没有设计任何神秘的细节，可是在叙事结构上却处处留出了想象的空白，它的神秘主题是潜伏在整个叙事结构中的。陈思和先生用“双重叠影，深层象征”概括了王安忆这一时期类似于《小鲍庄》的这种叙述特色。

“在乡村小说中，乡村是一片民族不断重复自己命运的轮回之地，也是一块有可能使民族得以更新的再生之地，乡村成了种族和文化的象征。在那里，乡村充满了神秘的意象，充满了历史的游魂，充满了童年的梦，也充满了荒谬、凝滞、愚昧、恐怖、嗜血、浪漫、性爱、预感、危机和另一些不可名状的、难以衡度的精神禀性。”③在《小鲍庄》的开头有一段引子：“小鲍庄的祖先原先是个官，龙廷派他治水，他用筑坝的方法围住了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亩好地，不料一阵大雨把坝子里淹成了湖。官儿被黜了官，自觉对不住百姓，痛悔不已，便带了妻子儿女到了坝下最低洼处落户，以此赎罪。从此这里便开始繁衍人口，成了几百口子的小鲍庄。”其实这故事的意义不在治水，而在赎罪。这段引子显然具有深层的象征意义。小鲍庄本身是一种象征，—种人类苦难起源的象征。但捞渣的降生与牺牲就像是一个神迹，靠了他的显示，才赎还了小鲍庄祖先遗下的罪孽。整部小说始于洪水，终于洪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类命运的象征。

“仁义”是儒家国家学说的核心，随着一代一代不断完善的教化，“仁义”变成了中华民族超稳定的行为模式与心理结构，在乡村的农民身上，深深地厚积着这种文化精神的积淀。这一点，在寻根时期的乡土小说中，不约而同地表现了出来。王安忆的《小鲍庄》被认为是“深层寻根”的优秀之作。小说中处处流露出对仁义的肯定和赞美，处处或明或隐地显现和强调着“这是一个仁义的村庄”。在洪涝中捞渣为挽救年老体弱的孤老鲍五爷而牺牲，捞渣成为仁义的真正化身。这不得不与当时的寻根文学背景牵连上某种关系。王安忆的文学寻根观念与其他“寻根派”作家有很大不同，韩少功挖掘楚文化民族审美根源，阿城等一些作家则探讨儒、道精神的文化传统，而王安忆的寻根是建立在横空而出的一座纯美的宗法村落，她不追问地域文化传统的审美根源，王安忆的寻根观念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文化根源，甚至包括对生命个体的溯源。与其说小鲍庄是真正现实意义上的淮北小村庄，不如说是王安忆笔下叙述出来的这样一个精神向度上极具象征意义的村庄，一个时空被淡化、人物被符号化的仁义村庄。

在同一时期创作的《大刘庄》，其中的确不乏村人的各种奇闻轶事，它与小鲍庄一样描写了很多追寻婚姻自由的女性形象。例如《小鲍庄》中作为童养媳被收养的小翠子，本来是被预备着长大了给老大建设子做媳妇的，但是小翠子却与老二文化子情投意合。小翠子为了追求这种自由不惜离家隐蔽，当建设子被招工有了媳妇才再度回到家中。再如《大刘庄》中小勉子不满意家里定的亲跑了。迎春、二婶、小翠子、小勉子等，为争取婚姻自由和父母等守旧势力做斗争，这都是从精神上对当时时代背景的一种把握。温馨与压抑，使小鲍庄、大刘庄弥漫着千年不开的古老气氛。

二、90年代中后期美好记忆中的村庄

90年代中后期一系列以王安忆当年插队经历为记忆蓝本的“淮河岁月系列”，与80年代的《小鲍庄》偏重道德审视进行文化批判不同，呈现出了对乡村生存状态的审美观照，传达出一种审美的生存感受。其间或者描述苏南农村一位乡村教师的婚宴,将那场面上的人物和气氛呈现得如此逼真,你仿佛也能闻到细细的雨雾和木桌上“四喜丸子”的气味（《喜宴》）；或者写一位能干的农村姑娘为在县城开会的村干部准备晚饭，不厌其烦地描述她如何燃柴、下油、炒腊肉（《开会》）；或者写一对在村里落户的知识青年，如何为招工曲折奋斗、悲欢交集（《招工》）。“背景和故事各不相同，但一种着意贴近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努力显现粗陋艰辛中的人情、趣味和生气的努力，愈益执拗地贯穿其中。”④

90年代以来，王安忆一方面沉潜下来，不再随俗追逐时新题材，另一方面，她的激情也更内化成为一种隐晦的执念，甚至需要形而上学般的诠释诊测。早年插队时的农村生活经历经过过滤、沉淀，变成一种回忆的状态，用审美的眼光去观照，上升到一种美学的层面，有了超越现实的意义。“农村给我的动力，似乎是在不断地变化着。最起初，它是向我呈现了沉重的生计，而且，让我经历了苦闷的精神历程。因此，我无法像很多人那样，怀着亲切的眷恋去写插队生活。我离开插队的地方后，再没回去过。但时间终究在抹淡经验的色彩，还因为毕竟身不在其中了，不必加入生存的争斗，心情平和下来，便看见了另一种面貌，那是和上海的市民绝然不同的，可以说是清醒的人生。因为它和自然贴近，懂得生存的本来面目。”⑤这段话可看作是王安忆90年代中后期乡村题材小说呈现出来的审美意义之原因所在。

在乡村极有洇染力的生活中，她发现了乡村生活的审美形式，“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⑥在此间的《姊妹们》《隐居的时代》中，作者用回忆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了属于“我们庄”的故事。温情的回忆中已将自己融入村庄，是一种身份感的融入，处处流露出对我们庄的眷恋和赞美。对“我们庄”农事劳作、语言特性、礼节、哭嫁等风俗都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小说中不乏这样的语句：“此情此景证明了我们庄劳动传统的悠久”；“这一切都证明着我们庄具有饱年不忘饥年的从长计议的思想，储备着历史的经验，是一个成熟的村庄”；“我们庄语言上的禁忌反映出道德的规范，也体现了我们庄在语言方面的精深程度”……虽然文中也有提到“我们庄是我从不回首的村庄，我对它谈不上一点喜欢，它远离都市，又远非自然，它世故的表情隔离着我的心”⑦。有评论者认为这透露出王安忆这一时期的乡村文学作品表达了她对乡村的双层隔膜心理。我倒觉得作者厌弃的只是世故、现实，和一些不尽如人意的规则，例如知青下乡要争取招工或者返城的有限名额。但对于那淳朴的人性以及善良的姊妹们却是极尽赞美和包容的。尽管有提到乡下的媳妇们贪小吝啬，但作者马上解释自己能体会谅解媳妇们的处境。作者是把“我”直接融入“我们庄”，对她们是如亲人一般的美好心情。

三、新世纪以来现代理性审视下的村庄

新世纪以来以作者本人亲身经历的现实小镇华舍镇为土壤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因为亲历亲为，少了时间淘洗后的遗忘过失只留本真，再加上城市化工业化的时代背景，此一时期王安忆乡村题材作品注入了更多现代人的理性审视。

写完《长恨歌》之后大病一场的王安忆于1996年夏到绍兴华舍镇休养，后来就习惯每年都回小镇住一段时间，渐渐地对小镇的布局、建制、生活发生了兴趣，产生了要写一部小说的念头。在华舍镇休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她走遍了华舍附近的许多小镇，亲身经历和体验现代化、城市化给古老水乡从自然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带来的或显著或细微的变化，对世纪末现实的乡村和城镇有了真实切近的了解和感受。这一切把王安忆从对知青时期乡村生活的审美记忆中拉回到现实世界。因为对江南乡镇的现代变迁的真实体验和对人类生存的人性想象，王安忆写下了长篇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以及《华舍住行》《正是梅雨季节时》《江南物事》等纪实散文。

《上种红菱下种藕》的故事展开的三个活动地点是沈 、华舍、柯桥。沈 是江南最小的村级单位，土地已经被大量占用来修路、建厂，村里青壮年也纷纷出去做工业和做生意，剩下的就是妇女和老人，这个村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空壳，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以它不可阻遏的进程正在或已经摧毁这个江南水村原有的经济、家庭与文化结构。比起像沈 那样的村子，华舍这几年的改变算是突飞猛进：工厂林立，商业进驻，一派文明气象。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显然已在小镇里大展宏图起来。小说以一个小女孩秧宝宝的视角描写了纯真眼眸里华舍镇的旖旎风光，从儿童的眼光看乡镇的人与物，展现出真实不矫揉造作的一面。整个小说从表面看呈现出类似于萧红《呼兰河传》般的清新美好，但作者在小说中也毫不避讳地讲到小镇轻纺工业的发展对乡民用水、农业发展造成的污染和破坏。在小说开头，王安忆不忘提醒我们，华舍从无到有，不过是几年间的事。它的喧闹还透露着乡气，它的繁华也缺乏底蕴。而在小说接近尾声时，小镇上的人都纷纷为了财富或者学业、前程离开小镇，使聚居时浓浓的天伦之乐变得遥远而稀薄，也使传统乡村淳朴祥和的乡间氛围渐行渐远。整个小说在结尾蒙上了一层“人走楼空”的淡淡哀凉情绪，也不乏对城市化对农村入侵的批判和理性思考。

《上种红菱下种藕》的最后一段，作者感叹道：“可它（指华舍镇）真是小啊，小得禁不起世事变迁。如今，单是垃圾就可埋了它，莫说是泥石流般的水泥了。眼看着它被挤歪了形状，半埋半露。它小得叫人心疼。”⑧“垃圾”象征了现代化工业对纯净乡村的无情肆虐，“泥石流般的水泥”莫不是市场经济大潮对乡村强大的裹携性和冲击力？“王安忆一直都是一个对人生怀着善意的作家，但就是这样一个温情的作家，现在却相当明确地形成了一种对于当代生活的深具批判意味的理解，一种由此而来的对于文学写作的新的使命的领悟。她不但公开宣布自己的这个理解和领悟，而且在创作中全力去实践它。”⑨

与90年代中后期以当年插队经历为蓝本的“淮河岁月系列”所展现的美好记忆里的村庄相比，新世纪以来王安忆触及乡村的小说，眼光更加冷静理性，笔触看似平静内敛，却隐藏着从未有过的现实审视意味。写过了40到80年代艳异沧桑的上海（《长恨歌》），五六十年代素朴沉闷的上海（《富萍》），90年代向钱看的上海（《妹头》），王安忆的眼光瞄准了江南小市镇——那些上海的腹地，使洋场神话得以成真的基础。比起上海，这些小地方的一切都是如此具体而微小，却又似是而非。纵观王安忆80年代、90年代中后期、新世纪以来乡村小说的蜕变历程，新世纪以来小说中的理性批判意味是一个极大的突破性转变。而王晓明也对此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认为：“至少在整个当代文学的范围内，王安忆近来的小说创作转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所显示的‘浪漫主义’的想象、批判和创造力量，包括它所暗含的潜在的创作障碍，都明显拓宽了人们对于当代文学、社会和精神生活的感受。”⑩

根据以上从时间纵向和内容横向上的把握，精神向度上的村庄、美好记忆中的村庄以及现代理性审视下的村庄，王安忆对乡村的态度从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隔膜到认同、赞美直至怀疑与批判的变化过程。从王安忆把乡村作为精神文化意义上的象征，到把乡村作为一种美好人性的审美形式，再到把乡村作为对现代化的一种反思，乡村世界，这个文学创作从未偏离过的创作土壤，在王安忆笔下呈现出多元变化的意义所在。王安忆继承了鲁迅的现代理性精神和沈从文的浪漫人文情怀的文学传统，在早期的《小鲍庄》《大刘庄》等乡村小说中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冷静审视和含蓄批评，也在9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中表达了对乡村含蓄的欣赏和赞美的审美感悟，又在新世纪以来的现代乡村小说中渗透了以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表达对现今不尽如人意的恶劣现象的批判和对乡村未来的担忧。

①③ 吴亮：《中国乡村小说里的若干现代主义倾向》，《文艺报》1988年2期。

② 陈继会：《中国乡土小说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页。

④⑨ 张新颖、金理：《王安忆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6页，第636页。

⑤ 王安忆：《作家的压力和创作冲动》，《文汇报》2002年第7期。

⑥ 王安忆：《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学》1999年第5期。

⑦ 王安忆：《隐居的时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页。

⑧ 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页。

⑩ 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1]周水涛.论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文化意蕴[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3]王华编.新世纪乡村小说主题研究[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

[4]陈光金.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回顾与前瞻[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

[5]介子微.门外即天涯:中国当代乡土小说[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