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一个关乎民族命运的时代之问（创作谈）

羊倌

历史似乎总在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偏见，历朝历代，但凡高情远致一身正气的明君贤臣身后，总有一个悲剧的厄运在等待着他们。

盛克刚也未能幸免。

有一年，我到上海去参加一个由上级部门主办的新任纪检干部培训班。在动车上，巧遇一位从事多年纪检工作的学长，在得知我的工作变动后，他神秘地向我传授经验：“做纪检工作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可给个棒槌就当个针。有时候，人民来信并不一定都是人民所写，也许就是你的上司自己捉的刀呢。”我瞠目结舌，“怎么可能？有谁会自己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呢？”学长意味深长地笑了：“检验你！从你处理人民来信的态度，来检验你对他个人是否忠诚！”学长一席话，让我后背沁出了密密麻麻一层汗。这次谈话，就像一个谈之色变的毒瘤，根深蒂固地淤积在我心里，不剔除，就不能逢凶化吉，就不能绝处逢生。

“忠诚”，这是一个多么高贵的字眼啊，它不仅是一个共产党员必备的政治品质，更是一个共产党员政治上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建党初期，《党章》就明确规定，党员对党必须忠实。党的“二大”到“四大”《党章》都明确规定，党员必须“愿忠实为本党服务”；党的“八大”第一次将“对党忠诚老实”作为党员的义务写入《党章》；党的“十一大”到“十七大”《党章》以及入党誓词中，都把“对党忠诚老实”规定为党员的义务。党纪党规中，哪一条哪一款，要求一名党员在对组织忠诚的同时，还必须对他的上司“忠诚”了？没有。那它怎么就能无中生有的成了一些人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试金石”了呢？这样下去，还怎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忠诚》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先有的思想。一篇小说，有了思想就有了灵魂。但如果仅有思想，它有可能是一篇出色的檄文，但绝不会成为一篇卓越的小说。作为文学的重要样式，小说还要有人物，而且要让这人物活起来。于是，盛克刚自然而然地从现实生活里走到了小说中。

盛克刚并不是我挖空心思要为之歌功颂德的英雄。他没什么丰功伟绩，也没什么赫赫战功。对他，有的只是一种偏爱。他不会左右逢源，他不谙阿谀奉承，不懂明哲保身，但他对党襟怀坦白、一腔忠诚。他有自己的做事原则：“宁犯天条，不触众怒。”只要符合原则，领导的话可以不听，但老百姓的事一定要做。在积非成是的政治田野里，不能不说这是一株贫弱的“异草”。虽然在痛苦的生长过程中，他的身上溅满了非议的吐沫星子，但他不会后退半步，更不会像朱翊君一样，袖子一揉，做起了甩手掌柜。他的灵魂不是历史的化石，定会在阳光下涅槃。虽然这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是一个从生活真实的基础出发，从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的真实性格及其发展逻辑出发，按照作家的主观意图（包括作家的政治、思想倾向与审美理想）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但在塑造过程中，赋予了他血肉，赋予了他情感，所以，他是真实的，可信的。

一篇小说赶不走孙传芳。小说之为物，它不能抵御荷枪实弹的敌人，不能建造摩天大楼，甚至不能代替消费品御寒充饥，但它能优化人们的灵魂，让人们了解什么是丑恶与善美，什么是野蛮与文明，从而让人类在文化的长河中不断地认识自己、反省自己、陶冶自己。至于小说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怎么去克服，怎么去解决，那就是政治家的事情了。文学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