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诞：魏晋名士的真情流露

○王勤龙

（常熟理工学院 中文系，江苏 常熟 215500）

魏晋是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易代之际产生的许多变化，冲击着人们的信仰，整合着人们的思想，调整着人们的思维，而长期的战乱让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繁盛的中原变得满目疮痍，民不聊生。魏晋名士的“怪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的，以往的论者多从政治层面论述，从魏晋名士自身心理角度着眼略少，所以我们觉得仍有研讨的必要。

魏晋是一个“人”的自觉时代，个性的自我发现和张扬的时代。刚从整齐划一的礼教纲常下解放出来的名士们如何体现他们自身的存在？如何表露他们在那个特殊时代产生的种种特异的人生体验和真实情感？魏晋名士们做出了许多让当时社会大众和后世正统人士惊讶甚至惊愕的行为，那就是被人称为“怪诞”的种种表现。

一、“怪诞”之真

魏晋名士在那样争斗、杀戮的时代，饱受着身体与信仰的双重摧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军阀混战而造成的分裂局面，一次次刺痛了他们的心，他们内心无数次对这个社会发出控诉，但他们却无能为力去带来一丝的变化。因此，他们只能以“怪诞”的行为将内心的真情淋漓尽致地挥洒。

“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在仕途险恶的易代之际，无数次痛斥这个混乱不堪的时代，但高压的统治，险恶的政局，丧失的人心，麻木的灵魂，让他叹息而无可奈何，借酒消愁，行为“怪诞”，蔑视礼教，显露着内心的真实感情以及对当时环境的失望、憎恨。阮籍对世俗礼教是排斥的，每当遇到遵循封建礼教的人，他愤怒地以白眼相待。嵇喜前去吊唁他的母亲，阮籍便借着这种“特异功能”以冷漠的白眼接待嵇喜；嵇康带着酒、琴拜访阮籍，阮籍以黑黑的角膜、喜悦的热情来迎接，他们纵情酣饮。阮籍就是这样不顾世俗的眼光，毫不虚伪地装扮自己，活出一段新鲜亮丽的生命，馨香了后世千年之久。如此的真性情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而高贵的灵魂。

王羲之，这个享誉后代的“书圣”，以他的人生经历诠释着“怪诞”之真的内涵。晋朝太傅郗鉴的爱女郗璇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妙龄待嫁，而郗鉴最终选择的女婿便是这位袒腹东床的王羲之。王羲之的“怪诞”表现的真实自我，让郗鉴看到一个鲜活、毫不掩饰的名士。正如陶渊明在《饮酒》中所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怪诞”之真无疑是魏晋名士精神风貌的体现，个性真情的流露。

二、“怪诞”之放

魏晋名士在那个风波迭起，战乱频繁的时代，内心充斥着不满、抱怨、愤慨，魏晋名士“少有全者”的社会环境，更深刻撕咬着他们纯洁而高贵的心灵。当愁绪无法排遣之时，当各种压力逼仄到难以呼吸之时，凭借着放达的“怪诞”行为倾诉着心中的压抑，以狂放姿态和近乎疯癫的行为，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晋书·阮籍传》中这样记载：“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阮籍的心中是苦闷的，作为成年人的他用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方式，反抗着当时的高压政治。“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陶渊明，带着对官场的无尽失望，伴着众人异样的眼光，毅然解职归田，远离黑暗的官场，投身自然山水的广阔怀抱，收获一份久违的宁静与安慰。他在《杂诗十二首》（选一）中说：“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社会的自觉来源于人的自觉，正是在这样狂欢、放荡、无所羁绊的行为中，如陶渊明一样的名士慢慢醒来，体悟到人生的真谛。“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陶渊明以他的豁达乐观塑造着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去苦苦寻觅心灵的一种慰藉。亲近土地，躬耕垄亩，归园田居，安贫乐道，鄙弃官场，这样的“怪诞”行为是当时人无法理解的，但不在乎世俗眼光的魏晋名士，从其“怪诞”行为中流露的豁达、放荡、无拘无束的自然天性，给予后代人深刻的思考与启迪。

三、“怪诞”之异

“怪诞”的行为总是让人匪夷所思，倍感惊异，更何况是在“以孝治天下”的魏晋。美学家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这样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时代。”魏晋名士奇异的“怪诞”行为，特立独行的思想，振聋发聩的呐喊，正是这场思想解放极为重要的表现。

自夏商周以来，阶级的压迫，礼教的束缚，极端严整的社会秩序，这一切都阻碍人的成长与发展。慢慢地，人们的心灵变得麻木与扭曲，从而形成社会偏执的、固定的思维观念，而当魏晋名士为了个性的解放而表现出行为上的“怪诞”，那一刻便激起社会的强烈反响。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对阮籍的事迹有一段深刻的描述：

阮公邻家女子，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阮籍行为的怪异是当时人无法理解的，深受礼教束缚的庸俗之人，带着麻木的心，携着沉醉的灵魂，带上固有的偏见，又怎能理解魏晋名士追求个性解放的呼声？面对如阮籍这样的怪异行为，他们以惊异的目光发出无情的指责。与其说表现“怪诞”之异的魏晋名士是不为世俗容纳的，不如说是封建礼教让大众的心灵麻木太深。

《世说新语》中“阮裕焚车”的故事也是脍炙人口，耐人寻味：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丧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如此贵重的车子被付之一炬，令当时人甚是惋惜、感叹。但正是如此独特的、怪异的行为释放着他们的性情，流露出个性解放的痕迹。

“怪诞”之真，“怪诞”之放，“怪诞”之异，这些是魏晋名士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其流韵绵延了后世千年之久，至今深深影响人的思维，而他们的“怪诞”特征只是流露真情、追求个性解放的手段与方式，压抑、束缚的心灵尘封得太久，他们要发出灵魂的强音，震撼那个阴沉、黑暗的年代，在历史上放射出耀眼的光彩。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