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世界平民教育之父

丘建生

晏阳初的“新民”情结

早在19世纪末，梁启超提出“新民之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这种新民观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毛泽东、鲁迅、胡适等亦深受影响。晏阳初对“新民说”的呼应，是在平民教育实践层面的呼应。他迈出了通过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去改造“国民性”的这一步，而且这一步，晏阳初一迈就是七十年，从中国到世界，从“除文盲，作新民”到“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甚至他的一个儿子，还起名“晏新民”。

晏阳初对“国民性”的理解

晏阳初用“愚、穷、弱、私”四个字来概括当时中国的国民性。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整体上害了这四种病，不想办法根治这些病，中国怎么可能站起来。而这些病和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有关，和外敌入侵有关，和封建主义有关，和政治、经济制度有关。要根除这些疾病，必须用中医的办法，分若干个疗程，慢慢治疗。为此，晏阳初开出了一个治疗的方子。当然，这个方子也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完善的。一开始，晏阳初开出的方子是识字运动，后来逐步完善到“四大教育”“三大方式”的齐头并进。

晏阳初的“民力”观

晏阳初的“民力”观最早发韧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的法国战场上他为华工服务的过程中。晏阳初当时在美国留学，受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委派，前往法国战场为来自中国的劳工服务，主要是翻译工作。这些劳工主要来自山东、河南农村，总量达二十万，在战场上从事挖战壕、抬伤员等工作，被称为“苦力”。晏阳初从一个翻译者，到为这些华工代写家书，到举办识字班，办《华工周报》，其身份的逐步转变也是其思想观念逐步转变的过程。他开始看到的，是这些“苦力”的苦。慢慢地，在服务中，晏阳初看到了这些“苦力”的力，那就是他们的正义感，他们的爱国心，甚至他们的奉献意识。其中有一位华工捐出了三年的积蓄360法郎，用于晏阳初办《华工周报》。他因此发现了在这些苦力身上蕴藏着的巨大的“力”，而使他立下誓言，终身为这些劳苦大众服务。

进一步，晏阳初又提出了“四力说”，他把人们身上潜藏的这种力量分为四种，即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团结力，只有这“四力”兼具者，才能称之为“新民”。

在具体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践中，晏阳初发展出培养“四力”兼具者的一整套方案，即以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以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以健康教育培养健康力、以公民教育培养团结力。而教育是与建设一体的，这“四力”培养的过程，就是建设的过程，是社会改造的过程。所以我们会看到晏阳初的生计教育不是简单的生产技术教育或品种改良，而是同时把合作组织建设植入进去，把提升农民的组织能力作为生计教育的重要部分；健康教育则伴随三级卫生保健制度的建立来开展；文艺教育在进行识字和戏剧教育时，把思想观念的建设作为重要目标；公民教育则更是在实际的组织中进行，如同学会、自卫队等，到后面，则更把县政建设与公民教育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