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见蒋经国的印象

陈若曦

著名华人作家，台湾畅销书作家。出版有《归》《纸婚》《尹县长》等。现任中国（台湾）妇女写作协会理事长、台湾大学驻校作家。

1952年10月，我念台北第一女子中学初二，自称“青年导师”的蒋经国创办了“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简称“救国团”，高中以上的学生都必须参加。学校派驻教官，每周都有军训课，寒暑假时男生额外到部队接受战争训练。民间盛传，这是蒋介石为培养接班人的部署之一。

初中生没机会救国，令我不平，决定另想办法。身为班长，我鼓动同学寒暑假去部队劳军，获得一致通过。家父是木匠，用木头为我们打造了一只捐献箱，让同学投注零钱。学期终了前，经同学家长介绍，我联络上某部队，对方表示欢迎。我曾编导和演过一出话剧，再找能歌善舞的同学准备节目，放学后大家都自动留下来排练。

行前，我们打开劳军箱，用收集的零钱买了一些毛巾和香皂，全班50人兴高采烈投奔部队去。礼物微薄，但演出热情，竟获得掌声如雷。

消息传开后，同年级的其他四班也纷纷效法，到时让我带队一起去劳军。

初三时，学校因为我热心劳军，特别推荐我出席救国团的干部表扬活动。到时发现，受表扬的学生约40人，我年纪小，个头也小，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中央位置。

表扬仪式的重头戏是团主任蒋经国现身致辞。他衣着朴素，白衬衫和米色卡其裤，神情诚恳又热忱。演讲内容不外强调救国团主旨，要青年有勇敢牺牲和大无畏精神，以及不怕苦、不怕难和不怕死的决心，永记保国有责和复国有望等等。他讲话慷慨激昂，尤其还配合着不断扬起的手势，掳获全场注意力。我既听得屏气凝神，心情更是汹涌澎湃，颇有愿为国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气概。

这是我生平头一回见到蒋经国的印象。

然而我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是有畏惧的，1947年2月28日的血腥镇压（史称“二二八事件”），尽管当时年幼，但印象深刻。随着年纪增长，对国民党政府渐增不满，长期戒严、特务横行等造成的“白色恐怖”，最是不得人心。这就是为什么，我1962年去美国留学后，改变心思，不回台湾而于1966年转投奔社会主义祖国。我相信，共产党能把国民党驱赶去台湾，前者显然比后者高明。何况，我出身工农家庭，而社会主义推崇劳动阶级，应该是最合乎公平正义的。我希望，将来台湾也能实现社会主义。我是念念不忘家乡的人，乃怀抱“回台湾的最短路线是经由北京”的念头，和丈夫段世尧由欧洲辗转飞北京去了。

不幸那年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和造反派席卷全国，武斗不休，知识分子和干部遭到残酷批斗，生产停顿，学校不务正业……社会呈现反常、荒谬和空转现象。一言以蔽之，“文革”革去了文化。

1971年，美国擅自把原属台湾宜兰县的钓鱼台列岛的“行政管理权”交给日本，引发台湾留美学生发动“保卫钓鱼台运动”。钓运份子分裂成“亲中”和“亲台”两派。“亲中”的前后组团访华，两团都设法找到我们。和外界取得连络后，丈夫觉得回国七年一事无成，不如再回西方谋职。我于是给周恩来总理写信，经过一番折腾，终于1973年底离开南京到香港。由于个人不习惯香港式生活，我们选择移民加拿大。五年后我受聘柏克莱加大中国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柏克莱以思想自由开放著称，60年代学生曾带头反越战，赢得“美国良心”美名，我决定迁来定居。

在香港时，应《明报》月刊之邀，写了反映“文革”的短篇小说《尹县长》，随即被台湾转载。1976年小说集《尹县长》在台湾出版，颇受欢迎。

一离开大陆，我即和台湾的亲友取得联系。1974年，蒋介石去世，由蒋经国接任大位，台湾进入民主运动的草创期。出于反抗几十年的高压统治，在岛外以美国为中心的“台独”运动窜起。岛内则有冲撞戒严令的民主运动者在活动，如找机会办杂志，虽屡办屡禁，但是“野心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们上街要求自由民主，要求组织政党，这些民运人士统称“党外（国民党以外的）人士”。

居住加拿大以来，我一直关注家乡的政局，不时读到党外人士主办的政论杂志，知道台湾的民主运动正蓬勃发展。实际参与则始自作家陈映真的声援。

陈映真曾因参与左派读书会被警总逮捕并判刑，坐了七年牢。1978年10月又被逮捕，消息传到美国，惊动文化界。虽然他关了两天就释放，但聂华苓仍从爱荷华来电话，要求我多多写信给陈映真。

“你要准备信被检查”，她说，“信里要表示有很多人在关怀他才行。”

我照办如仪。

1979年夏天我移居柏克莱。那年的12月10日，高雄的《美丽岛杂志》因举办人权节游行，不幸发生警民流血冲突，史称“美丽岛事件”或“高雄事件”。

消息在美国传开，台湾同乡都很关切。听说政府借机逮捕民运人士，连不曾南下参与游行的也被抓走，就更加忧心忡忡了。

过两天，聂华苓打电话来。她表示国民政府扩大逮捕圈，颇有一网打尽异议人士的企图；陈映真准备好了随身衣物，担心又要被带去看守所；总之岛内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陈若曦，你能不能回台湾一趟？”她说出理由：“因为你很有机会见到蒋经国。”

这个有可能。1978年冬《自立晚报》社长吴丰山曾来电话，表示吴三连首届文学奖颁给我，报社邀请我回去领奖。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返乡机会，正想答应，却听到他接着说：“那天是三老生日，总统会来给三老拜寿。”我赶紧表示最近重感冒，不宜出远门云云，把事情挡了下来。吴丰山很失望，但大方地表示：“你要什么时候回来，只要说一声，我们随时欢迎。”我确实有随时返台的借口。

华苓继续说：“你要是见到蒋经国，就可以给被捕的人求情呀！”

向特务头子求情？我心里颇不乐意。“跟他求情有用吗？”

我其实很悲观。国民党视党外如仇敌，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大整肃的机会，会理睬一个海外作家“手下留情”呼吁吗？

她听出我的犹豫，换个方式游说：“以前，《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雷震被抓的时候，海外人士曾希望胡适从美国赶回台湾，向蒋介石求情。他当时没有这么做，我们到今天都不原谅他！”

她当过政论杂志《自由中国》的编辑，说的当是实情。

这个激将法很有效，我当场同意试一试。区区一个写作人，怎能跟大文豪、大学者胡适比较呢？他尚且不被原谅，我岂非要被台湾同乡咒骂到死？不管有用没用，身为台湾人的我都要回去尽一份心力。

世尧其时在迈阿密的佛罗里达大学做研究，答应飞回柏克莱看家。

我觉得个人的力量微弱，不如集结一批美国著名文化人士，共同写封信给蒋“总统”，由我捎去，应可增加我求情的分量。这个想法获得金山湾区的朋友们赞同，政论家阮大仁主动起草信稿。儒学家杜维明是近邻，亲自来舍下，一起斟酌内容，最后决定用中式的八行书信纸，长度不超过三页。

信件以“当此外交失利，亟须全体同胞无分地域以求同舟共济之关头，而不幸发生高雄事件，实为亲痛仇快“开始，表示贻害甚多，而至大至深者，莫过于省籍隔阂之愈演愈烈”，以“总统”平日倡导民主，希望全案立即移交法院公开审理，并强调不用军法审判。

定稿后，庄因以毛笔书写。旧金山湾区的人都亲自签名，剩下的由我打电话去征求同意。有的用传真，也有人是代签或自行找人联署。不管任何形式，全信最后都送大家一份拷贝以昭信实。

参与签名的作家学者共27人，包括庄因、杜维明、阮大仁、李欧梵、张系国、许文雄、郑愁予、郑树森、杨牧、许芥昱、欧阳子、叶维廉、田弘茂、张富美、白先勇、谢镣章、余英时、许倬云、陈文雄、张灏、刘绍铭、石清正、林毓生、水晶、杨小佩和洪铭水。其中谢镣章和石清正两位，我迄今不认识。

联署约到20位时，我给台北《自立晚报》的吴丰山挂电话，说我想回台湾看看。

丰山表示欢迎，并请我自己买机票，到时他会来接机。

我立即买了华航经济舱。出发前夕，半夜三点时家中电话响起。我接听是女人的声音，但她不说什么，只要求和段世尧讲话。世尧听了才知是妈妈打来的，询问媳妇返回台湾有何目的。他说没有，就是回去看看而已。

我猜想国民政府已经知道我回去的目的了，包括信的内容都知道，相信是几位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学者，事先“报备”吧。这一想，警总的种种恐怖不禁袭上心头。

我怀着忐忑之心，踏上了归乡之途。

由于忙着签名信，累积了十多天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没看，赶紧利用搭机的十一个小时“恶补”，以便了解有关高雄事件的后续报导。综合报刊和传闻，政府已逮捕一百人左右，连未曾参与事件的也捉走，大有借机一网打尽民主人士的意思；加上媒体多一面倒向政府，跟着磨刀霍霍，情况确实危急。

正读得晕头转向时，忽然听到空服员广播。

“飞机抵达台北机场了，请大家先在座位上等候，陈秀美女士请到机舱口来！”

天呀，这是礼遇，还是……我来不及思索，立即拿了皮包就往机舱门口走去。

舱门口站着两男一女，都以期待的眼光注视着我。年纪大的一男一女是我公婆，虽然还没见过面，但照片看过，因而一眼就能认出。另一位是高大的男子，我猜想是调查局或警备总部的人。

公公先趋前一步，低声警告我：“高雄事件的事，你不要谈。”

我装作没听到，心想既来之则安之，要怎么样就勇敢面对吧。于是吸了口气，大方地向那位高个子男士伸出自己的手，故作镇定地发问：“先生贵姓？”

“我是你弟弟。”

天呀，暌违家乡18年，弟弟长得又高又大，完全认不得了。可叹我一心想着高雄事件，未和家人联络，毫无心理准备才闹出这桩笑话。

我见到吴三连时，立即表达返台的目的。他安排我先见“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表达了求见“总统”之意。很快就有响应，我便在三老陪同下准时到达“总统”府。

“总统”偕秘书长接见我。距初中见过蒋经国一面，一晃已27年。如今他举止迟缓，已然是病魔缠身的垂垂老人，然而面露微笑，言辞谦和，颇有礼贤下士之风。他对拙作《尹县长》表达了礼貌性敬意。我急着表白返台的任务，随即呈上联署信。他拆看后即表示，一切会“依法行事”。我不放心，决定以亲自的见闻来强化台湾人心的慌乱。“我返台的第二天，一早就叫了部出租车去逛圆环。路上和司机谈起高雄事件，他满脸畏惧，一再说‘这事不好讲，你不要讲……真的人心惶惶呢！”

乘他沉吟之际，我又加上一句：“台湾人都很害怕，这会不会是第二次‘二二八事件 啊！”

“总统”原本神情泰然自若，听到“二二八事件”才露出一点惊愕并立即否认的表情。

我反复强调高雄发生的是暴动，绝非“叛乱”事件，不宜以军法审判。

“总统”看我顽固，索性反问一句：“陈女士说不是‘叛乱，那你认为是什么性质的事件呢？”

这真是将了我一军。我没有政治细胞，事前对谈话未作演习，当场顿住了。

慌乱中，我脱口而出：“严重的交通事故！”

“总统”听了未动声色，真正“处变不惊”。倒是“总统”右手边的蒋彦士，惊得“啊”了一声，整个人从座位上弹了起来。他正要抗议，却被“总统”挥手制止，只得悻悻然坐下来。

为了圆自己的观点，我表示事件是警方过度反应，即先行镇压才引发民众的反抗，形成暴动现象，也即后来法庭上引用的“先镇后暴”说法。

我发现每隔半小时，便有侍从端茶出来，一脸有事报告的表情。“总统”示意他给客人倒茶，他才鞠躬退下。两次倒茶后，我突然醒悟，这是给主人下逐客令的机会，赶紧找个机会告辞。

出门后，三老脸色青白，急着找厕所。老人家从头到尾没吭声，只一味喝茶，显然肾脏受不了。

办完了正事，我放松心情，开始拜访亲友。

老朋友最先见的是殷张兰熙。兰熙在家中为我宴客。客人不多，其中有一位殷允芃女士，是《亚洲华尔街报》特派员兼《纽约时报》撰稿人，对我做了访问和摄影。很快，文章和照片在1月24日的《纽约时报》刊出；文中并预测台湾可能“公开审判异议人士”。这篇报导据说引起国际关注，对审判结果起了一定的影响。

“总统”之后，主导台湾情治系统的王升将军主动要见我。早听说他很厉害，警总、国安局和调查局都听命于他，以为像魔头一般。见面却发现人还平和稳重，侃侃而谈，态度颇诚恳，只是内容无甚新意而已。中间两次来人打岔，见他一挥手就退。等我省悟过来便起身告辞，约略历时一个半小时。这种会客方式和蒋经国如出一辙，也许是国府的官僚制式吧。

见了两位大官，我以为没事了，让吴丰山陪我南下游览。印象最深的是，到台南光顾蒋经国赏识的小吃店，跟着吃一碗“度小月”的担仔面。

刚游览到高雄，忽然接到“总统”要见面的通知，当即束装北上。可能水土不服，一早就腹痛兼腹泻，不得已在台南停下来，找了家诊所看病。在吴丰山催促下，医生给我挂点滴，药水滴完又赶路，只留下医生一脸的狐疑神色。

“总统”接见前，三老悄悄告诉我：“陈女士，你有话尽量说。我从昨天晚餐起，就禁食禁水，不用担心上厕所的事。”

“总统”似是有备而来，重点谈高雄事件发生时军警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响应我“先镇后暴” 的指控，他表示军警都有严格纪律，对民众从来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结果被暴民打伤了一百多人，万不得已才采取镇压手段。他举一位妇人当街跪求暴徒不要打砸，但暴徒置之不理的例子。

这个镜头我早在电视上看过数回了，一时难以反驳。忽然脑筋急转弯，给我找到了一个借口。“可能是治安单位为了镇压，当街表演‘苦肉计吧！”

蒋彦士又惊得从座位弹起，满脸气愤，但又被“总统”挥手阻止发言，仍是悻悻然落座。

“总统”不动如山，神情无奈但口气坚定地表示：“我以人格保证，我们政府不会行使苦肉计。”

又经两次奉茶，我赶紧起身告辞。“总统”起身送客前，再度承诺高雄事件会依法处理。

“哪怕一个人受到冤枉，我的心都不会安的。”

这是我听到蒋经国的最后一句话。

离台前，殷允芃问我：“你头一回见‘总统时，是否向他反映了出租车司机的什么？”

原来“总统”前两天到南部视察，忽然指定要搭出租车，且非坐不可，让一批官员莫名其妙。

“我打听过了，”允芃说，“最近除了你，他没见过别人。你再想想看嘛！”

我想起曾向“总统”提到圆环乘车的事，内心一阵悸动。莫非他也想找出租车司机聊聊，从民间管道来了解事件真相不成？

那一剎那，我对蒋经国的评价有所改变。他的一生功过，历史自有客观的评断，但仅他这份寻求真相的心就很值得肯定。

由于我没配合国府的文宣和步调，可以理解，报章杂志铺天盖地讨伐我：叛国贼和台独同路人，父死不奔丧，却跑回来帮叛乱分子说情，不忠不孝莫过于此云云。

回程的飞机上，国府还派沈君山教授坐头等舱陪我，显然在传达政府的不满，包括蒋彦士的抗议。

“你知道吗？”蒋彦士见到我就气呼呼地说：“陈若曦欺人太甚！居然要‘总统向她作人格保证！”

我知道自己说话鲁莽，得罪不少人了，但已无法挽回，只得自吞苦果。

稍感安慰的是，高雄事件的家属告诉我，自我返台起，政府已没再逮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