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寓言：鲁迅文学作品意义的解读

陈春莉

寓言作为一种文学表达方式，最初往往以讲故事的形式传达人生哲理、生活经验，或者进行道德训诫、说教。寓言故事主角大多是动物、植物甚至是非生物，以拟人的艺术手法讲述这些事物生命历程中的奇遇，在故事的结尾获得哲理性的思考和感悟。叙述者往往采取言在此、意在彼的艺术创作手法，由此形成的言意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叙述人讲故事的目的不是关注故事本身的意义，而是借助于故事展示生命哲理或者警示世人。与此不同的是，现代寓言的主人公往往是人本身，通过讲述个体的生活、思想、情感或人生经历，隐喻个体背后的民族群体生活的普遍形态，同时揭示形成个体命运的深层社会因素和文化背景。故事和故事背后的隐喻意义是密切相关的，故事本身也成了寓言的重要内容。寓言的字面层与意义层之间形成二元互动的动态关系，使得文本能够表征故事深层的社会生活的内涵和意义。由此，现代寓言具有了多重解读性和思想性，对于个体的叙事同时隐含着对于民族命运和未来的关怀和忧虑。现代寓言演变成为一种民族寓言，鲁迅的作品成为民族寓言的最佳例证。

“精神胜利法”的民族寓言

鲁迅的文学作品是一部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民族寓言。从这种意义出发，他的作品的首要任务是揭示国民麻木愚昧的灵魂，唤醒沉睡于“铁屋子”中的人们，以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鲁迅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他的作品叙事的源点不是民族命运、国家兴旺和社会变迁等宏大主题，而是四处飘零的无业游民、社会最底层的弱势妇女、迷茫彷徨的小知识分子、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充满精神幻觉的狂人等。鲁迅以沉痛的笔调书写着阿Q、魏连殳、吕纬甫、祥林嫂等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形形色色的个体的沉沦、迷茫、彷徨、痛苦，甚至理想惨败的艰难生命历程。这些芸芸众生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苦难、艰辛、奋斗、挣扎甚至牺牲，成为鲁迅作品关注的焦点。鲁迅借助于文学作品展示的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境遇却具有同样结局的悲剧命运，这些个体生命历程表征了社会历史的深层政治形式，而且揭示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惯例。由此，鲁迅把叙述的个体问题提到了全民的高度，是从一个集体生活的角度讲述个体的命运。他在一个个个体生活的悲剧命运中蕴含着鲁迅对整个中华民族现状的忧虑和对民族未来命运的关注。鲁迅作品中人物的个体命运沉浮、起落成为民族繁荣、衰败的写照，他笔下的个体生命的叙事表征了民族的命运，在更深层意义上折射了整个民族的生活面貌和社会的苦难现实，暗示了像个体一样的民族在整个世界中的处境和地位。正是在此意义上，詹姆逊认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这种民族寓言的最佳例证是鲁迅的《阿Q正传》，阿Q在其言行中表现出来的“精神胜利法”成为中国式精神和人生态度的写照。“精神胜利法”包含着极其复杂微妙的心理内容，甚至以自相矛盾的形式集中体现在个体身上。由于阿O没有“行状”，受到别人的嘲笑时，他眼睛一瞪，说道：“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这时，阿Q似乎觉得还不过瘾，他又发挥了自己更丰富的想象力，“我的儿子会阔多啦！”在文本中，“先前”和“儿子”是历史和未来的象征，历史和未来的“阔”更凸显出阿Q在“现实”生活中的缺失，当他无法把握和支配自己的现实生活时，就以幻想的方式虚构了一个辉煌的历史和一个灿烂的未来。缺失的“现实”与“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未来”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更彰显了阿Q生活的悲剧色彩。在困顿的生活重压下的阿Q只能借助于想象获得精神的自足。

但当走出自己的心理世界，面对残酷的现实时，阿Q的精神自足遭到了沉痛的打击。他的心理的虚幻的胜利也被彻底击败。于是，面对强敌时阿Q的自我安慰，演变成了一种自轻自贱。当阿Q被闲人打了，闲人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走了。阿Q也为自己找到了得胜的理由，因为他安慰自己“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这样，他自己觉得似乎占了便宜，打他的是他的儿子，他又在心理上得胜了。打阿Q的是自己的儿子，他自然是儿子的父亲。“父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权力和威严的象征，“儿子”则屈从于父权而地位低下。这样，阿Q在想象中享受了父亲的身份，似乎自己真的占了便宜。后来，对手知道了阿Q的这种精神胜利法后，再打阿Q的时候，让他承认自己是畜生，他甚至自己承认是虫豸。但是，对手还是没有放过他，还是让他碰了五六个响头。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地得胜走了。因为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尤其是当他的钱被偷后，他用自己的右手用力地打了自己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他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躺下了，因为似乎被打的是别人，打人的是自己。当受到对方的嘲笑、欺负和愚弄时，自轻自贱成为他精神得胜的“武林秘笈”。然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表现出自高自大的一面。他欺负比自己更加弱小的人，向小尼姑身上大声地吐一口唾沫，伸手去摸小尼姑新剃的头皮，笑着说：“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

阿Q自轻自贱和自高自大的矛盾性格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根源，是封建文化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渗透和压迫的历史的镜像反映，隐喻了中华民族极其复杂的文化表征和难以表达的心理欲望。长期经受着压迫的中国人将这种压迫看作一种历史的必然，面对强权和欺侮时，不是进行积极的反抗，而是寻求一种内在的心理安慰，获得精神上的胜利。像阿Q一样的生活中的弱小者，必须具有足够的手段和技巧才能在夹缝中生存下来，而一旦有了时机，他就将自身所受到的不公平强加于其他更弱小者身上。

实质上，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是中国式人生态度的隐喻。阿Q的“精神胜利法”本身所传达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历史的事实所产生的效果，获得了一种哲学意味，个体的命运成为民族生活的一个缩影，个体的悲剧成为民族悲剧的象征，个人的呼声隐喻了民族要求崛起的愿望。在这种意义上，鲁迅笔下的人物虽小，但是寓意重大而深远。与叱咤风云的英雄相比，这些小人物的悲剧命运更令人扼腕和深思，他们的牺牲彰显了历史进程中所付出的沉痛的血的代价，暗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政治和命运受到冲击的现实，同时，在这种冲击下，也彰显出了中华民族生命意识中的坚韧和顽强的生命意志。endprint

“药”的隐喻和象征

鲁迅笔下的“中药”是中国封建文化愚昧、落后的隐喻，集中表征了其富有欺骗性和剥削性的本质。对于中药和中医鞭辟入里的认识，源于鲁迅为久病的父亲求医问药的亲身经历。“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店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接下来，鲁迅又要忙着去寻找特别难得的药引子，如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最奇异的当为原配的蟋蟀一对。久受疾病的痛苦折磨的父亲吃了昂贵、稀奇、怪异，甚至有些神秘色彩的中药后，病情还是日复一日地严重，最终在渐趋渐弱的喘息中亡故死掉。

为了救治像父亲一样被中医和中药延误和疾病的痛苦折磨的病人，并且战争时可以当军医。鲁迅立志学习西方先进的医学知识，所以，他选择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可是，一次看电影的经历使鲁迅彻底改变了学医的初衷。在电影中，他看到了鉴赏杀人盛举的无动于衷的中国人，虽然他们有强壮的体格，但是却显出麻木的神情。从此以后，鲁迅清醒地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鲁迅改变了学医的初衷和治病救人的抱负。

鲁迅清醒地意识到要想拯救国民，首要的是要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以为当然要首推文艺”。由此，鲁迅果断地转向了文艺，他希望借助于文艺诊断国民的精神病症，揭开伤疤，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时，他满怀美好的理想把文艺看作医治国民愚昧落后、麻木不仁的“灵丹妙药”。正是在此意义上，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鲁迅作为一个作家，他同时也是一个诊断家和医治者。

在西方新思想和新科学知识的启蒙下，鲁迅逐渐悟出中医不过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中医的荒谬不仅耽误了父亲的病，而且使垂死的生命苟延残喘，拉长了人生的痛苦和不幸。在鲁迅的小说中“中药”成为中国封建文化悖论的隐喻和象征。封建礼教“吃”掉了身体健康的祥林嫂、狂人、阿Q和魏连殳等人，却努力要使濒临死亡的生命在痛苦中延续。作为中国独特的“孝”文化，孝子们在父母临死之前也要“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即使半天也好”。后来，学西医的鲁迅清楚地了解了医生的职务是“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

昂贵的中药没有治好父亲的病，却使得遭受了变故的家庭由小康坠入困顿。病者己死矣，生者则遭受了经济困乏的煎熬。有了这种刻骨铭心的亲身体会，鲁迅对于中药的印象更加深刻。他在作品中多次提到了中药的昂贵，以及昂贵的中药给家庭带来的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压力。在《弟兄》中提道，“月生便知道他很着急，因为向来知道他虽然相信西医，而进款不多，平时也节省，现在却请的是这里第一个有名而价贵的医生。”《药》中写道：“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老栓“按一按衣袋，硬硬的还在”。这些家庭和鲁迅的家庭一样，为了所谓的“灵丹妙药”几乎耗尽了全部的家资，最后，病者还是在延长了的痛苦中死去。这无疑揭示了中医的欺骗性和掠夺性，其实，更深层的内在原因是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和愚昧性。

“吃人”的寓言

玄妙的中医试图医治一个个濒临死亡的病人，使得难以忍受的生命的痛苦得以苟延残喘。最具有悖谬的是封建文化却吞食了一个个身体健康的人。《祝福》中祥林嫂是被传统文化吃掉的一个最恰当的例证。祥林嫂是中国社会阶层中最底层的妇女的一个典型代表，她的命运和苦难预示了吃人现象的普遍性。《祝福》中鲁迅两次提到祥林嫂胖了。第一次是祥林嫂死了丈夫，来到鲁四老爷家。她“做工却毫没有懈怠，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第二次是她被婆婆抢回，卖给了贺老六，老婆子听别人说祥林嫂胖了。作为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村妇女，祥林嫂承受着社会和家庭的层层压迫和剥削，一再经历人生的变故和打击，她却能坚韧地活着，而且易于满足。但，即使祥林嫂具有磐石般强壮的身体，她也无法抵挡精神的摧残和折磨。死过两个男人的祥林嫂因为有罪，不能给祖先祭祀。满以为捐了门槛可以为自己赎罪，“你放着吧，祥林嫂”。四婶的这句话彻底击垮了祥林嫂的精神支柱。对于祥林嫂来说，这种精神上受到的影响不亚于、甚至重于肉体上的疾病。她迅速地垮下去，死在了祝福弥漫的大年夜。即使死，祥林嫂也没有选择的权利，死在了大年夜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不吉利的，鲁四老爷认为这就是一个谬种。究竟谁是杀害祥林嫂的刽子手？是鲁四老爷、四婶、婆婆、卫老婆子？既是他们又不是他们，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有谁直接杀害了祥林嫂。其实，是所有力量联合起来的传统文化和封建礼教将祥林嫂一点点地蚕食。祥林嫂的悲剧是千千万万中国妇女的写照，她的“被吃”是中国政治的文化表征。鲁迅对中国文化中的贞节观念的嘲讽在《药》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他为父亲寻找的药引子，“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到：‘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引子的资格也丧失了。”

如果说《祝福》中祥林嫂的“被吃”是一种隐喻的话，《药》中夏瑜的“被吃”则表征着鲜血的历史和历史前进道路上所付出的沉痛的代价。为了医治华小栓的痨病，华老栓夫妇倾其所有买了蘸了人的鲜血的馒头。药成为血淋淋的直接吃人的象征。华小栓吃了蘸有夏瑜鲜血的馒头的寓意远远超过了故事本身，它是中国革命的寓言，昭示了被压迫的民族发出的沉痛的呼声。笔者认为，是鲁迅有意识地抹掉革命者的名字。革命者名字的消失源于其身份的缺失和模糊。阿Q没有自己的姓，在社会中没有任何地位。祥林嫂没有名字，她的代号只是表明了她是一个附属品而己。夏家孩子的隐喻更加彰显了民众对于革命者的漠视和无知，而对于革命者的被杀头，他们则怀着极大的兴趣。杀人的游戏成为看客乏味生活的点缀和调剂品。这些鉴赏杀人盛举的看客，有的鼠目寸光，有的成为革命的叛徒。夏三爷先告官，所以避免了满门抄斩；康大叔因为没有得到好处而耿耿于怀；阿义把夏四奶奶儿子剥下来的衣服都拿走了。思想的启蒙者夏瑜的革命活动甚至被别人看作疯子的行为，这反映了民众的麻木不仁和不觉醒。

“寓言精神具有极度的断续性，充满了分裂和异质，带有与梦幻一样的多种解释，而不是对符号的单一表述。它的形式超过了老牌现代主义的象征主义，甚至超越了现实主义本身。”鲁迅的文学作品具有多重的解读性，虽然他讲述的是个体的故事，但是却成为整个民族的呐喊，是苦难的民族的呻吟和呼号，映射出中华民族要重新崛起和振兴的斗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