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小说《耶稣的童年》中的澳洲现实主义元素

郭慧香

《耶稣的童年》讲述的是一名寂寞男子，一个天才儿童，远渡重洋来到陌生国度。他们被抹去记忆，开始新生活的故事。采用近景单线叙事，这部小说充满人情味和日常气息，是库切作品中难得的元素。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澳洲现实主义在小说中的体现，即虚构的国度、西蒙与大卫的拟父子关系和作者在小说中展示的教育观。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白人小说家J.M.库切因其身份的特殊性，所以小说创作会受到“个人文化身份、南非历史与现实和欧洲传统三方面的影响，这可以看做库切小说的一个特征”。他的主要作品有《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福》、《男孩》、《青春》、《耻》、《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慢人》等，这些作品一经出版便好评如潮，并屡次斩获各类文学大奖。

《耶稣的童年》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加入澳洲国籍后的新作。它讲述了西蒙带着与家人失散的难民孩子大卫寻找母亲的故事，在一个崭新的国度，一老一少相依为命，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耶稣的童年》叙述的是一个孩子的故事，描述了童年生活的现实和奇异，这同时也是移民者的童年。西蒙是故事的叙述者，孩子是故事的血液和灵性，而他们使“大城市里的公民”的身份在故事中显现出来。

澳洲现实主义，也称为澳洲唯物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在澳洲几所大学流行的一个哲学流派。代表人物约翰·安德森提倡一切存在都是真实的，在空间和时间上恰好与现实相对应。“库切的澳洲现实主义”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牛津大学教授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的论文《库切的澳洲现实主义》里，她对库切如何从南非的农庄小说诗学转向澳洲现实主义做了详细的分析。库切的澳洲现实主义，就是采用现实主义原则来反映澳洲特有的社会现实，即政治、经济、教育、伦理和社会学等。

虚构的国度——澳洲

第二次世界战后的数十年里，澳洲卷入更多国际事务和洲际接触，新移民随之大量涌入，构成澳洲社会新景观。一些移民背景的澳洲作家更是给澳洲文学注入了活力，他们从移民的视角来看待澳洲的“零历史”，既然澳洲没有历史，那么所有的人都是新人，可以试图重铸自己的身份，投入公民生活。作为其中一员的库切面临着身份的转变，他把承担澳洲的公民身份、公开表明澳洲性作为自己的抱负和追求。《耶稣的童年》无疑是这项新工程的产物，虽然小说采用虚构的方式来叙述故事，读者还是能从字里行间领会到作者的意图。小说开篇讲述了西蒙和大卫经过在贝尔斯塔营地六个星期的西班牙语培训之后，以新的身份和名字，在诺维拉安置中心等待安置的场景。初来乍到的他们被告知，每人可拿到400雷埃尔的安家费。由于大楼管理员魏兹太太不在，无法拿到安置房间的钥匙，他俩犹如“垃圾”一样在安娜的院子里——西蒙用废弃材料搭起的窝棚里度过了在新国度的第一夜。西蒙的愿望，一个住处和一份工作，至关重要的是寻找男孩大卫的母亲。这个新国度的许多特别之处让西蒙有些不知所措，比如：免费公交车、免费的比赛、周日商店不营业、周日无公交车等，大家都和蔼可亲、乐于助人，虚构的“理想国”由此被构建起来。西蒙很快找到一份码头搬运工的工作，结识了阿尔瓦罗和欧根尼奥等。渐渐地西蒙发现这里的人们像苦行者一般，安于现状，行事规矩。每个人都抹去了过去的记忆，努力适应现实生活。他们像西蒙一样都是新移民、新公民，西蒙的女友埃琳娜认为新生活就是新生命，孩子们应该生活在当下，不是过去。阿尔瓦罗的哲学断言则是：没有聪明机灵的地盘，只有事物本身。开始西蒙无法摆脱过去，持反对意见，坚定地认为：“我把历史抛在身后了。我只不过是一个踏入新的国家的新人，……但我不能丢弃历史的观念。”随着故事的发展，西蒙对大卫的所有的为什么的答案是：因为世界就是这样。这恰好是阿尔瓦罗的观点，这从另一方面说明西蒙开始融入新国度。这个新国度影射的是由移民组成的澳洲，而小说中反映的就是澳洲的现实。

西蒙与大卫的拟父子关系

小说的开始西蒙就对安娜说明，他带来一名五岁的孩子，既不是他的孙子，也不是儿子，可他是监护大卫的人。他虽然与大卫无血缘关系，可是他却真正承担起了作为父亲的责任。孩子生活的点点滴滴均在他的关心范围内，从生活起居到兴趣爱好的培养以及教育等。他总是把孩子当作可以平等交流的朋友对待，真心地关心他、爱护他。小说的开头他想找份码头装卸工的工作，因为年龄问题，工头并不看好他，他决定试试。他对自己说：“我不能给他丢脸！”找到工作后，因为担心孩子的食物单一、营养不均衡，努力为孩子搭配合理的食物，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想尽各种方法寻找孩子的母亲。对男孩来说西蒙是padrino（西班牙语，教父1；对西蒙来说孩子是朋友，是他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他恳求伊妮丝作为孩子的母亲，他把自己的房子留给了伊妮丝和孩子。西蒙告诉男孩他不能成为这个家庭的成员，但是他可以做仆人和帮忙的人来守护这个家庭。西蒙以“乖啊”的简单言语作为告别仪式，将男孩生活的小细节也一一向伊妮丝说明：“他不吃黄瓜”，“他睡觉时让灯开着，他不喜欢睡在黑暗里。”寥寥数语，却蕴含了西蒙对男孩的慈父之心、慈父之情。他声称与埃琳娜住到一起，事实上他住到了二号码头大家放工具的小棚屋里了。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我敢肯定大卫会健康成长的，因为有母亲照顾他了。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到大，实在不是好事。他不能在生活的重压下成为一个小男子汉。孩子是需要童年的，难道不是吗？”他开始将码头小棚屋当作居所，开始思念男孩，觉得他自己是个el vieio（西班牙语，多余的角色）。他认为孩子的权利应该高于大人的权利，因为孩子将承载着未来。他因思念过度，偷偷摸摸地造访。他想尽办法与男孩一起远足，和男孩进行交流，更是亲自教授男孩阅读，还让男孩明白爱好与工作的区别等。男孩上学后不适应学校的教育模式，他一方面积极与班主任沟通，另一方面做男孩的思想工作。最后他没能让伊妮丝改变逃亡的决定，他决定与他们一起逃亡。但他对她说：“这不是你的生活，这种跑来跑去的生活，也不适合我。至于这孩子，他做逃亡者也不会太长久。他迟早要长大成人，要跟这个社会妥协的。”是的，每个人为了生存，都必须与社会妥协，西蒙是理性的化身，虽然他带着过去的记忆，但是他积极地适应新的生活，他基本上是个现实主义者。他与大卫的拟父子关系，也是移民生活的社会现实造成的，也是澳洲现实主义的产物。endprint

作者在小说中展示的教育观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教育这个话题始终贯穿整部小说，触及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重要方面。西蒙被看作库切的代言人，他的观点就是作者库切的观点。小说开始大卫问西蒙为什么要来诺维拉市，西蒙这样说：“我不知道怎么说了。我们到这儿来，理由也跟别人一样。我们有机会住在这个地方，我们碰巧被人接受了。这是一件大事，为了生活。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找到工作后，曾经询问他的工友，有没有学龄前儿童待的地方——正式上学之前的学校。他曾带孩子看足球比赛，用最简单的语言讲解比赛是怎么回事儿。在阿尔瓦罗与达戈发生冲突之后，他对大卫解释了人的天性。“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你，我，阿尔瓦罗、达戈先生，还有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这意思就是，我们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到世界上的。这意思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我们愿意相信自己与众不同，我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相信这一点。但是严格说来，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个个都与众不同，那就不存在与众不同这一说了。”他让大卫上埃琳娜的音乐课，结果男孩说他不想当歌唱家，想当魔术师，还讨厌西班牙语。西蒙又耐心地给孩子讲了新来的人讲同一种语言的必要性。西蒙采用的是灌输的教育方式，有时问题太深奥，也不太注重教育的结果；而伊妮丝完全是溺爱的、极端的教育方式。她的不正确的教育方式使男孩变得更加固执和任性，为以后男孩不适应学校教育埋下了祸根。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与西蒙争吵，一味地袒护男孩，最终导致了逃亡的结果。西蒙也注意到下班后市民们会到业余学校来提高自己，忙着成为更好的市民、更上进的人。西蒙也尝试去上业余学校，结果发现课程内容枯燥无聊、脱离现实。这无疑也是学校教育一个重大问题。大卫是个特别聪明、善于思考的孩子，可是学校教育，特别是班主任，不仅不鼓励，反而想扼杀孩子的个性，把课堂秩序置于最重要的位置，结果导致大卫被送到远在五十公里外的阿雷纳斯角学校。这成为后来三人逃亡的导火索。

从小说的字里行间，读者可以体会到无论是社会教育、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存在缺陷。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偶合家庭是现代资本主义都市家庭模式，呈现为一种虚伪的无根状态；它没有家族公共价值为依托，更没有古老信仰为依据。《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卡拉马佐夫一家便是典型的偶合家庭。”大卫之家，本身就是现代都市和移民生活的产物，是现实的、无奈的一种选择，连偶合家庭也称不上。西蒙和伊妮丝都深爱大卫，西蒙虽然不住在家里，但是几乎每天都去看男孩。西蒙与伊妮丝的教育方式存在分歧，家庭教育不一致，家庭环境神秘莫测，这都会对孩子产生一定的影响。学校教育是一种侧重课堂纪律，忽视学生个性的教育。所有诺维拉市的公民都和蔼可亲、循规蹈矩、安于现状，争当更好的市民。这种教育方式恰恰反映了社会现实，即特别注重秩序与规则。

结语

库切的《耶稣的童年》虽然延续其一贯的写作题材和写作方式，但是这部小说聚焦于新移民者的生活，感情充沛，虽然语言简单但也不乏喜剧性元素，采用现实主义手法生动地展现了移民者的生活，特别是具有澳洲特色的移民生活。小说反映的教育问题尤其值得读者深思，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