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朝鲜人眼中的日本陆军
——以1881年“朝士视察团”的记录为中心

张礼恒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聊城252000)

1881年2月，朝鲜国王李熙发布谕旨，指派一批官员组成大型赴日考察团，对日本国的局势、海关事务及其他事务进行全面考察。这就是“朝士视察团”或“绅士游览团”的派出。遗憾的是，对于朝鲜历史上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国内外史学界却少有研究。①韩国史学界主要有:许东贤:《1881年朝士视察团研究——以日本见闻报告书之内容为中心》，高丽大学博士论文，1993年。崔震植:《韩国近代的稳健开化派研究——以金允植、金弘集、鱼允中之思想与活动为中心》，岭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日本史学界对此事件虽有涉及但也不多，主要体现在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研究》上卷，宗高书房昭和15年版，第746—747页;《世外井上公传》，内外书籍株式会社，昭和9年版，第449页。中国学界涉及此事件的仅有1篇论文，即权赫秀:《韩国人中的近代上海——以1881年韩国使臣鱼允中的记录为中心》，《韩国研究论丛》2002年第1期，但也仅仅是简单提及，并没有深入研究。本文主要以“朝士视察团”的记录为中心，截取日本陆军这一断面，全面展现明治维新后日本经兵整武的基本概况。

一、“朝士视察团”的派出

1881年2月8日至3月1日，为了修补《江华条约》及其附属条约中有关关税问题的规定，全面了解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国家形势，朝鲜国王李熙先后发布密令，选派赵准永、朴定阳、严世永等一批朝廷重臣，率领一支由64人组成的考察团，以私人出国游览的形式，出访日本。这支代表团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朝士视察团”或“绅士游览团”。

表面看来，此次“朝士视察团”出行日本，是一次单纯的私人性质的游览考察活动，所有赴日考察的官员全部以“东莱暗行御史”的身份，悄悄离开汉城，前往南部港口釜山，扮作私人游客的模样②“扮做寻常旅人，带率随员二人，跟从一名，即时登道，直抵东莱府。”——(韩国)严世永:(52)《日本闻见事件草》，第349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登上日本船只，前往日本。其实不然，在历史表象的背后，蕴涵着浓烈的国事活动意味，是一次典型的政府行为。史料显示，修订朝日条约中的若干规定，是朝鲜国王李熙派出大型使团出访日本的直接动因。

1876年2月26日，朝日两国代表在江华府练武堂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又称《江华条约》。8月23日，朝日两国又签订了《修好条约附录》及《通商章程》作为《江华条约》的补充。《江华条约》及其附属条约是朝鲜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近代性质的条约，从此这个素有“隐士之国”称谓的国家被迫打开国门。但由于条约的签订是在日本的强迫之下进行的，对朝鲜而言，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不平等条约。日本据此获得了领事裁判权，严重损害了朝鲜司法权的独立。更为糟糕的是，日本利用朝鲜对于国际公法的缺失，规定两国人民贸易往来自由，两国政府不得干预、限制，进出口货物，一律免征，这就严重损害了朝鲜的关税自主权。1880年8月，朝鲜修信使金宏集访问日本东京，拜会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在谈到朝日两国间的贸易、进出口货物不征关税的问题时，方知朝日条约的危害性。何如璋说:“西例通商，惟欲己国有益，故两国往来，税则无论出入口，均由本国自定”，强调关税自主权的重要性。黄遵宪说:“与他人立约，必声明细则，由我自主之一语”，敦促金宏集归国后，上奏朝廷，尽快派员与日本交涉，修改《通商税则》，维护朝鲜的关税自主权。①《修信使日记》第二卷《大清钦使笔谈》，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国史料丛书》第九《修信使记录》，(汉城)探求堂1971年版。第171－190页。10月初，金宏集向朝鲜国王汇报了日本之行的见闻，提交了黄遵宪“联日抗俄”的《朝鲜策略》。此事成为朝鲜王朝改革变法的导火线。对此，李鸿章1881年3月1日的奏折成为了最好的佐证。李鸿章称:“嗣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函称:朝鲜外交一事，近日廷议渐知变计。”“适有朝鲜国王委员李容肃随今届贡使来京，于正月二十赴津禀谒，据称专为奉办武备学习事”，“又索中国与各国修好立约通商章程、税则，带回援照。是何如璋所称朝鲜国王与执政大臣决意外交而未敢遽发，固已确有明证”②《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1932年版。第32－33页。。使团要员沈相学和李宪永的话语，道出了“朝士视察团”出访日本的原委。沈相学称:“伏念与日本讲约有年，我国踈于知彼之机，圣念委以直指之行，伏不胜万万钦仰。”③［韩］沈相学:(49)《日本闻见事件草·别单草》，第215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李宪永表达的就更为明晰，他说:“邻谊更修而尚未谙彼国之情形，商路既通而迄未定两港之税则，是特有是命，使之周爰咨诹，以记耳目，期有补于交际之地。”④［韩］李宪永:(56)《日本闻见事件一·别单草》，第527—528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

5月6日，“朝士视察团”全体成员，乘坐日本商船“安宁丸”号，离开釜山港口，起程前往日本。孰料，天公不作美。“才过五六岛，前洋风雨忽作，波涛颇险，还泊黑岩前洋”⑤［韩］姜文馨:(46)《闻见事件》第52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第二天，“朝士视察团”才开始了真正的日本之行。

“朝士视察团”于1881年5月7日到达对马岛，8月25日从长崎启程回国。在一百多天的时间里，“朝士视察团”考察了日本外务省、大藏省、内务省、工部省、海军省、文部省、陆军省、农商务省，行迹遍及长崎、大阪、东京、横滨、神户、京都等地，受到了日本举国上下的隆重欢迎，左大臣炽仁亲王、右大臣岩仓具视及各省高官或出面接待或设家宴款待。根据出发前的工作分工(见表1)，对日本陆军的考察是由洪英植、李元会负责。他们忠实地执行了国王的旨令，留下了完整的有关日本陆军方面的考察报告，清晰地展现了日本明治维新14年之后的陆军军力概况。

表1:“朝士视察团”考察日本分工表

［韩］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284页。［韩］朴定阳:(64)《从宦日记》第284页。

二、日本陆军的组织编制

明治维新之后，为了实现“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宏愿，日本高度重视军队建设。在陆军方面，日本先学法国，后学普鲁士(即德国)，引进西方近代陆军建设理论，建立了一整套系统完备的陆军组织体系，初步显示出强劲的战斗力。

(一)推行义务兵役制，全民皆兵

兵役制度是日本军制改革的突破口。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采用法国大革命时期产生的国民义务兵役制，取代旧式的武士世袭制度。1872年11月，明治政府颁布“征兵告谕”，确立了取消士族的军事垄断权，宣布国民均有服兵役的权利和义务的基本原则。③(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陆军战备》，朝云新闻社1979年版，第6页。新兵役制度明确规定:凡年龄在17—45岁的日本国民，无论华族，还是平民，皆有当兵服兵役的义务，“三府三十七县之丁壮，悉隶兵籍”。军种分为四类:常备军、预备军、后备军、国民军四种。具体的操作方式是:每年四月，“以二十岁，壮健未娶者，征聚一万四百八十名，以充常备。三分之一而计其服役，役满三年，则亦以三分之一归于预备，使之赴农，许娶，只于大操时来参;又过三年，则谓之后备;又过四年则谓之国民兵。盖兵卒二十岁入常备，二十三岁为预备，二十六岁为后备，三十岁称曰国民，至于四十以后，割名军籍。凡有国乱，自常备至后备、国民，无不召聚，而四十以外之人不参焉。若其大乱，则自十七岁至四十，虽不入兵籍之人尽为召募，是故兵卒无老弱，征用有缓急”④［韩］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2篇，第180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以此推之，则十年之间，预备、后备之数二倍于常备兵卒三万四千三百四十八。又十年之间，自二十岁生兵至四十岁国民军者，将合计为二十万六千八十八人之演习精兵。”⑤［韩］李元会:(21)《日本陆军操典一》，第22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1篇，第5卷。(下同略)。“举国人民初无有白丁之类”⑥［韩］沈相学:(49)《日本闻见事件草》，第244页。。完备的近代兵役制度由此确立。对此，陆军卿山县有朋曾自豪地宣称:“至此，兵制始告完备，内足以镇压草寇，外可与列强争衡。”⑦(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姜晚成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74页。

(二)军政军令分离，构建新式统帅机构

军事领导体制改革，是日本明治维新政府改造军事制度的重要举措。明治之初，设立“军防事务局”，继尔“复兵部之旧”，作为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1872年撤销兵部，分设陆军省、海军省。德国在“普法战争”中的获胜，将日本的学习、模仿兴趣转移到了德国身上。“以德国为师”成为日本19世纪70年代后军事改革的口号。明治政府按照西方制度，创立了新的中央军事领导体制和近代作战指挥体制。

最初，全国设有“近卫及六管镇台，以节制之，统于陆军一省。”1878年之后，明治政府按照作战指挥体制的发展要求，在陆军系统实行军政、军令分离制度，模仿德国军制，将原本隶属于陆军省的参谋局扩大为参谋本部，后又设立了监军部。至此，整个陆军事务分属三个机构:陆军省，设中将省卿一人，负责军队的训练、指挥。参谋部，设中将部长一人，职责是“参画筹略”，专门负责军队战略、战术方面的规划、制定。监军部，设中将部长一人，负责“检察军纪”⑧［韩］洪英植:(19)《日本陆军总制上》，第189页。。三个机构，“鼎峙分理，而不独举其事务”⑨［韩］洪英植:(19)《日本陆军总制上》，第184页。。此项改革，厘清了军队日常军政管理与战时军令指挥的关系，大大提高了军队的决策、指挥效能。

(三)设置六镇台，驻扎全国

明治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需要，从1871年开始，实行军制改革，将全国划分为四大军管区，1873年后扩大为六大军管区，各军管区设置镇台，逐渐扩充规定的常备军数目。洪英植对此有过如下记载:“陆军常备兵队扎驻各地方，分为六军管，又分为十四师管，使各镇台统率。”[10]［韩］洪英植:(20)《日本陆军总制下》，第361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1篇，第5卷。(下同略)。其配置情况如表2。

表2:日本陆军配置①［韩］洪英植:(20)《日本陆军总制下》，第361－365页。

当时，日本陆军常备军“恒留都下而操练者九千四百余名，恒留镇台而操练者三万四千五百名，统合平时人员四万三千九百余也”②［韩］李宪永:(55)《闻见事件》，第504页。，“马二千八百余匹”。“又于各镇台常备兵中择三千三百二十八人置日主之所居，谓之近卫兵。”③［韩］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79页。“各镇台缺额，以最初征兵时留置补充兵抽签充数焉”④［韩］严世永:(51)《闻见事件》，第331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近卫兵则无预备、后备之编，而比他兵有三四五个月重役之论矣，乃稍厚饩料，以示勤劳。”⑤［韩］李元会:(21)《日本陆军操典一》，第16页。近卫局及各镇台的军事编制如下:近卫局配置步兵2个联队、骑兵1个中队、炮兵1个大队、工兵1个中队，东京镇台配置步兵3个联队、骑兵1个大队、炮兵2个大队、工兵1个大队、辎重兵1个中队，仙台镇台配置步兵2个联队、炮兵1个大队、工兵1个中队、辎重兵1个小队、海岸炮兵1队，名古屋镇台配置步兵2个联队、炮兵1个大队、工兵1个中队、辎重兵1个小队，大阪镇台配置步兵3个联队、炮兵2个大队、工兵1个大队、辎重兵1个小队，广岛镇台配置步兵2个联队、炮兵1个大队、工兵1个中队、辎重兵1个小队，熊本镇台配置步兵2个联队、炮兵2个大队、工兵1个大队、辎重兵1个小队。

在此，就涉及到日本陆军的编制问题。具体编制如下:

日本步兵编制:2卒为一伍，5伍为一分队，2个分队为半个小队，2个半小队为一小队，4个小队为一中队，4个中队为一大队，3个大队为一联队，外加位数不等的军官，故一个小队40人，一个中队184人，一个大队757人，一个联队2285人。一个旅团由3个步兵联队、1个野炮兵大队、1个工兵中队组成，有人员11223名。师团由2—3个旅团组成，军团由2—3个师团组成。⑥［韩］洪英植:(20)《日本陆军总制下》，第466—470页。

日本骑兵编制:4小队为一中队，1中队为145人;2中队为一大队，1大队为319人。

日本炮兵编制:“野炮兵二门为一小队，合右左中三小队，炮车六个，弹药车六个为一中队”⑦［韩］洪英植:(20)《日本陆军总制下》，第386页。。一中队144人，2个中队为一大队，一个大队319人。山炮兵，一个中队138人，2个中队为一大队，一个大队306人。海岸炮兵“为徒步兵队，以兵卒八十人编制，士官临时分定。”⑧［韩］洪英植:(20)《日本陆军总制下》，第399页。

工兵队编制:4小队为一中队，2中队为一大队，1个中队153人，1个大队329人。

辎重兵编制:“六十卒编成小队，合二小队为一中队”，1个中队161人。

近卫兵编制:“步兵一联队分为二大队，一大队分为四中队”⑨［韩］洪英植:(20)《日本陆军总制下》，第408页。，“合二大队为一联队”[10]［韩］洪英植:(20)《日本陆军总制下》，第413页。。1个中队192人，1个大队789人，1个联队1592人。

分区驻扎，实质上就是现代国家军区制的前身，是日本近现代国防理念和新国家防卫体制形成的标志。

(四)重视军事教育，设立士官学校

为了提高士兵、士官的单兵作战技能和指挥能力，提升军队的整体素质，日本重视学校教育。素有“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于1869年就明确提出:“取舍文明各国之规则，渐次振兴全国之学校，实乃今日一大急务。”[11]万峰:《日本资本主义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0页。当时主要有“户山士官学校”。《陆军条例》强调“教育士官为第一急务，所谓百卒易得，一将难求者也”，明确规定:下士一级军官，必须接受“教导团”培训。士官一级的军官必须出自士官学校。具体的培养程序是:“士官生徒教养在士官学校，诸士官温习在户山学校。”士官生在校三年或四年期间，必须完成繁重的学习科目，毕业后“为各镇台少尉之任”①［韩］李元会:(21)《日本陆军操典一》，第25页。，进入作战部队，领兵打仗。日本士官学校的培养方案见表3。

表3:日本士官学校培养方案②［韩］洪英植:(19)《日本陆军总制上》，第285—316页。

三年级活用室内作业:临时筑城图学、军稜堡正面图学、多角炮台图案、五千分一测图制法、一万分一测图制法、二万分一测图制法、炮具经始、炮科杙料制图、家屋制图实地作业:各种测器演习、五千分一测图、一万分一测图、二万分一测图、路上制图、家屋测图炮兵科实地演习:徒步炮卒教法手铳使用、徒步小队教法、野炮演习、攻城炮及山炮演习、野营演习中炮熕点火教法、同炮兵手铳使的炮兵科讲义及暗记:炮熕使用、炮兵操典、内务书、炮科规测书类炮兵工兵科共有科目:马术、轻乘法、跃乘法(五)工兵科科目实地演习:步兵中队学第一部第一章、步兵中队学第一部第二章、大队学第一部第一第二章、解说中队学第一部第一章、野炮演习、攻城及山炮演习、野营演习中炮熕点火教法讲义及暗记:工兵操典、内务书、工兵科诸规则书类四年级(一)炮兵科科目理论课程:炮科教程、永久筑城学、建筑学、参谋学、活用重学、炮科实学教程、外国语学活用室内作业:城砦图案、平地要塞攻击、起伏地要塞攻击、攻城及守城炮台编制、炮台掌图、外国炮台掌图、线炮及炮架图学、造兵场制图、化学实验实地作业:基线测量、三角图根总测图、造兵场测图、桥船对壕坑道作业中土兵练场巡视实地演习:徒步炮卒教法手铳使用、徒步小队教法、野炮演习、攻城炮及山炮演习、分队教法及小队教法、野营演习中炮熕点火教法、同炮兵手铳射的讲义及暗记:炮熕使用、炮兵操典、内务书、炮科诸规则书类(二)工兵科科目理论课程:炮科教程、永久筑城学、地理图学及国郡图学、建筑学、参谋学、活用重学、炮科实学教程、外国语学活用室内作业:城砦图案、平地要塞攻击、起伏地要塞攻击、图郭、水壕多角城正面图学、坑道图案、攻城及守城炮台编制、造兵场制图、化学实验、家屋图案、导水建筑图案实地作业:基线测量、造兵场测图、桥船对壕坑道作业、炮兵本厂巡视实地演习:步兵中队学第一部第一章、步兵中队学第一部第二章、大队学第一部第一第二章、解说中队学第一部第一章、解说中队学第一部第二章、解说大队学第一部第一第二章讲义及暗记:工兵操典、内务书、工兵科诸规则书类(三)炮兵工兵科共同科目高尚马术、大距离演习、郊外演习、轻乘法、跃乘法、障碍飞越

课程及培养计划清晰地显示出日本“士官学校”培养下级军官的三大特点:其一，学制有异，分科培养。步兵科、骑兵科学制为三年，炮兵科、工兵科学制为四年，毕业即授予少尉军衔。前两年四种科目的学习内容基本相同，但从第三年开始，根据科目不同，课程设置有了明显的差异，即增加了本学科的相关内容，突出了各科目的特色。两年的相同基础课程学习，一年或两年的专业知识学习，从而使得“士官学校”培养出的基层军官，基础理论深厚，专业特长突出，便于战时步兵、骑兵、炮兵、工兵之间的协同作战，推而广之，在此军事理论指导下的整个日本陆军浑然一体，既能单兵种作战，更能多兵种集团攻击，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其二，注重军事理论学习，强调实战能力培养。步兵科、骑兵科在三年的军校学习中，所学军事理论课程为31门，属于实战能力培养的课程则多达163门，超过理论课程5倍以上。在此种教学模式的培养下，由“士官学校”培养出的日本下级军官，既具有扎实的军事理论素养，更具备丰富的贴近实战条件下的战场指挥能力，一个合格的士官生只要稍加锻炼，就能成为一个在战场上独当一面的优秀军官。其三，全新的近代化培养模式。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代表了19世纪70年代世界陆军军事理论的最高水准，从而使得日本陆军成为一支兵种齐全、优势互补、能够协同作战的武装力量。数学、化学、理学、外语、建筑学、地理图学等课程的设置，标志着日本陆军完全按照近代西方的(此时主要是法国)军事理论创建军队、锻造军队，完全跳出了旧式军队的培养窠臼，站到了世界先进军事理论的前沿。

(五)装备精良，演练频繁

全新的军事思想，近代化的建军原则，带动了日本陆军装备的近代化。李元会对此有过记载。他说:“盖其军制由来多沿革，而及西舶来航，始启外交，于是乎制度、艺术取诸泰西之法，编成铳炮之队，全废弓枪之用矣。”①［韩］李元会:(21)《日本陆军操典一》，第13页。这是因为“刀法之利，不如铳法之利，是欧米所以强也”②［韩］李宪永:(65)《日槎集略·问答录》，第56页。。在建军思想上，“陆军从德国、法国制”③［韩］李宪永:(55)《闻见事件》，第503页。。单就设立的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而言，完全涵盖了当时世界陆军军事理论的精华，站在了世界陆军建设的先进行列。无怪乎朝鲜代表团在近距离考察之后，赞叹道:“(日本)海陆军技艺之专精，器械之利捷，足可谓兵强也。”①［韩］李宪永:(55)《闻见事件》，第504页。步枪是日本士兵的主要武器，或购自国外，或自造②明治十三年(1880年)，陆军少佐村田经芳发明的“村田枪”被陆军正式采用，作为军用步枪。该枪口径11毫米，单发。初称“十三式”，后经改良，定名为“十八年式步枪”。，虽是单发，但射速与射程较前有了大幅度提高。野炮、山炮是陆军的重型武器，仿制意大利技术，用钢与青铜合金而成，口径为七点五厘米，野炮的最大射程为五千米，山炮的最大射程为三千米。李元会对日本陆军的武器配置有过如下记载:“士官单佩剑，鞘用铁造，下士与各兵卒佩剑(应为“刺刀”——引者注)持铳，而以剑插铳为饰，放火时，解剑纳鞘，鞘用革造，铳枪制用亦同此式。骑兵佩剑持短铳，制以各用，剑不插铳。步炮工辎，各具背囊，骑兵鞍挂受筒，所入各具与背囊同。”③［韩］李元会:(21)《日本陆军操典一》，第48页。

武器的变化，带动了训练模式的革新。在训练规模上，既有以小队、中队为单元的小规模演练，又有以大队为单元的较大规模演习。在战术训练上表现得更是变化多端，一切演练贴近实战。据李元会在《日本陆军操典》中记载，步兵中队规模的战术训练有15种，分别为:“中队第一单设小队图”、“第二横队图”、“第三排开横队图”、“第四横队变为纵队图”、“第五横队变为两层纵队图”、“第六两层纵队变为四层纵队图”、“第七四层纵队变为两层分列图”、“第八纵队变为横队图”、“第九纵队右转变换方向图”、“第十纵队左转变换方向图”、“第十一横队变为左转纵队图”、“第十二纵队变为右转横队图”、“第十三四层纵队变为八层纵队图”、“第十四八层纵队变为四层纵队图”、“第十五战斗之图”④［韩］李元会:(21)《日本陆军操典一》，第51－68页。。大队规模的战术训练多达18种，分别为:“第一排开横队图”、“第二横队四中队变成纵队横队图”、“第三纵队图”、“第四重复纵队图”、“第五全距离纵队图”、“第六横队变为纵队图”、“第七重复纵队图”、“第八四列横队变成四层纵队图”、“第九纵队变为重复纵队图”、“第十排开横队图”、“第十一纵队中队四列横队图”、“第十二四列横队变为四层纵队图”、“第十三四层纵队变成四列横队图”、“第十四四列横队转行斜立变换方向图”、“第十五四层纵队列开还变四层纵队图”、“第十六纵队中队四列横队变换方向图”、“第十七纵队中队四层纵队变换方向图”、“第十八重复纵队左转为重复纵队变换方向图”⑤［韩］李元会:(21)《日本陆军操典》，第69－151页。。战术训练涵盖了进攻与防御的所有内容，突出强调突击与冲锋，崇尚短期决战。

为了检验部队的作战技能，日本军队时常举行规模不一的战斗演习。明治政府宣布:每年三月举行全国规模的“预备军”操练。届时各预备役人员15天内必须到达指定位置，以检验“预备军”的战备动员能力。朝鲜使团要员姜文馨对此有过记录。他说:“常备役满三年，退归农桑，亦许娶妻，称以预备，但于每年三月大操时，限十五日入参。”⑥［韩］姜文馨:(46)《闻见事件》，第64页。演习对于“常备军”而言，更是司空见惯。朝鲜使团要员姜文馨、朴定阳、闵种默、沈相学均对此有过详细的记载。他们称:“设置操练场，小队每日习之，间数月一大操，虽无旗帜金鼓之肃容，整齐简易，易于指使。”⑦［韩］姜文馨:(46)《闻见事件》，第63页。“练兵之规分为大小之别，而各队则每日就场练习。至于大操则每年一次行之。日主有时临观，而其进退号令之际，不以金鼓，只用小旗与喇叭而已也。”⑧［韩］朴定阳:(48)《日本国闻见事件》，第181页。“凡地之险要，器之精良，营垒之坚整，手足之纯熟，皆绘图贴说。”“其于图说之所未尽者，用土木以肖其形，若聚米为山”⑨［韩］沈相学:(49)《日本闻见事件草》，第243页。，“使一览身验力行。每日练小队，间数月一大操，每兵负皮帒为衣粮，近身之具，以红毡包帒，两头为优，被籍且炮柄连饰环刀，便宜于两用。凡坐立须臾不去身手，如呼吸应敌之势。至于练场之进退、发刺，不失尺寸，乐节随应，此真兵可数月而成也。”[10]［韩］闵种默:(47)《闻见事件》，第119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最高级别的军演是日本天皇亲临的为期三天的全国“常备军”演习。每年七月初，日本各镇台挑选精兵强将，云集佐仓营，天皇自东京驱赶300里，下榻宇都宫，“临观陆军大操练”[11]［韩］鱼允中:(59)《东莱御史书启》(单)，第574页。《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下同略)。。

三、惊艳与忧患

1881年5月7日至8月25日，“朝士视察团”在日本政府的大力配合下①“朝士视察团”到达东京后，日本外务省特作如下安排:“一．一行人员既入东京，则以本省属员华族五辻仲长，便谊周旋，如昨年信使之例。旅馆则芝区增上寺内，海军所管官舍一宇充之，即如略图。若其欲散处者，亦任其意。一．学术研究，奉命处理之事，及观览伺察，苟以为开发智见者，务诱导之处办之，要令其无遗憾。一．练兵之事，虽待开场定日诱观之，或可有特为此临时观兵。一．此外随时酌议，务恳切诱导，但未审奉命处理之事，目为何故，姑未豫定之也。”——高丽大学校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编:《旧韩国外交文书》第一卷(日案1)，第56页。，对明治维新14年后日本的综合国势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考察范围之广泛，记载之详尽，堪称绝佳。从考察团成员留下的上千万字的记载中，后人看到的是:少许的反对，部分的质疑，更多的赞叹。仅就日本陆军军力而言，朝鲜人笔下流淌的是惊艳与忧患。

访日期间，“朝士视察团”通过实地考察，目睹了日本陆军展现出的强大战斗力。赵准永称:“抄其丁壮，教练勤笃，故其卒精锐。”②［韩］李宪永:(65)《日槎集略》，第11页。沈相学认为，日本“修兵政，陆军有炮兵之练，海军有舟舰之备，虽平居无事之时，常如临阵对敌，观其兼修兵农之政，孜孜勤勤，若此不已，未过几年，似有富强之渐”③［韩］沈相学:(49)《日本闻见事件草·别单草》，第231页。。事实也正是如此。日本新建陆军在成军后不久，就在国外、国内两个战场上初步显示出不俗的战力。1874年日本仅凭数千兵马，借口“琉球难民事件”，悍然发动对中国台湾的侵略，迫使拥有数十万军队的清政府签约、赔款，取得了日本近代开国以来的首次外战胜利。1877年在日本历史上最后一次内战——“西南战争”中，新建陆军表现同样优秀。面对拥兵数万之众的西南藩阀，新建陆军以高昂的士气、灵活的战法、精良的枪械，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荡平了叛军。外战、内战获胜后的日本在“富国强兵”的道路上加速前进，正如闵种默所言:“现今陆军士学校教育、博物、横须贺造船场，此三者比诸欧米诸国，不在其下，其庙议方锐，意张大。”④［韩］闵种默:(47)《闻见事件》，第107页。

赞叹彼国的富强，担忧己国的命运，是贫弱者的常有心态。“朝士视察团”在考察过程中，充分感受到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巨大成就。李宪永认为，维新之后的日本，“上自朝廷，下至闾巷，惟以尚功趋利，孜孜勤勤”⑤［韩］李宪永:(55)《闻见事件》，第506页。。“近数十年以来，专以富国强兵为急务，而各样机械局之设置，规模甚宏，百般器用之制作，技工兼备，可谓夺天造，穷地利。而况复讲武蓄锐，小不怠倦乎。亦可曰富国。富国则亦可曰强兵也。”⑥［韩］李宪永:(57)《日本闻见事件草三·别单草》，第540页。改革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全面提速。“火轮之转迅如电，而器物之成速若神。”“轮船之一日千里，轮车之一时百里，尤岂人力可致哉?”电信纵横国内外，“各国事为咫尺可闻，万里书信顷刻可通”⑦［韩］李宪永:(55)《闻见事件》，第505页。。视察团的另一要员严世永同样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赞不绝口。他说:日本“财货尽海山之饶，器械极工作之巧，兵卒组练舸舰便利传消递息，见电线之闪烁，交来替往，听铁桥之隐轰。凡诸富国强兵之术，利用厚生之方，靡不毕具”⑧［韩］严世永:(52)《日本闻见事件草》，第366页。。并对此断言，“日本治国，专尚富强，南取琉求，北拓蝦夷，而又欧洲各国车船之往来，货物之流汇，足为富强之效”⑨［韩］严世永:(52)《日本闻见事件草》，第365页。。

对朝鲜民族未来命运的担忧，更是“朝士视察团”的另一大收获。日本人的言传身教和对国际大势的粗浅了解，使“朝士视察团”体会到了富强在维护国家主权中的作用。日本在开国之初由于对国际公法的无知，更由于自身国力的贫弱，致使与欧美诸国所签订的条约皆为不平等条约，丧失了关税的自主权。19世纪70年代初虽有“岩仓具视使团”的修约出访，但在信奉“强权即公理”的时代，两年之久的修约谈判无果而终。日本人的失败，深深启迪了“朝士视察团”。赵准永认为:“大抵近日各国惟以强弱相较，不可以仁义责之者也。设有好意，若视其弱反生恶意;设有恶意，若视其强，必当修好。到今事势先务其自修自强而已矣。”[10]［韩］李宪永:(65)《日槎集略》，第9页。闵种默、李宪永更是用简短的话语道出了现实的真谛，闵种默说:“通商在强弱之如何，此二字包括万象。而自主之权亦系于此矣。”[11]［韩］闵种默:(47)《闻见事件》，第110页。李宪永则说:“国富兵强，然后不受外国之侮也。”[12]［韩］李宪永:(65)《日槎集略》，第54页。

鱼允中是“朝士视察团”成员中最富有见地的人。他从宗教与民族性格的方面，剖析了朝日两国贫弱富强的深层次原因，指出了朝鲜面临来自日本的潜在威胁。他认为，世界存在八大宗教，其中佛教讲求清净寂灭，不究富国强兵之理，信守者，国穷民弱，“其无益可知也”。基督教“除救灵魂、得永生之外，必究格物致知，利国利人之德”。儒教“最重修齐治平之道，学者皆宜熟习，亦重四海皆兄弟，万国如一家。无彼此欺侮之风，上必敬上帝，下必爱众人。凡能常存此念，体上帝好生之德，尽心为善，虽不求人爵，而天爵从之，可盼百年之后得进天宫，立上帝之左右也”①［韩］鱼允中:(62)《随闻录》，第13－14页。。儒教虽好，但它宣讲的安贫思想却导致了儒学的式微。他说:“古人每以安贫为贤，真不是也。使人安贫而不务养民之具，何以保其口体?此儒学之所以不振也。”②［韩］鱼允中:(62)《随闻录》，第56页。可悲而无奈的是，由于长期以来深受中华文化的浸淫，朝鲜民族养成了一种崇尚儒道、重文轻武的民族特性。反观日本则大相径庭。鱼允中认为:“我邦素尚儒道，以沉潜柔懦为贤，无一人勇敢作气者，是可先变风俗，使之痛革前俗而后可耳。日本之能有作为者，以其人素尚武事，人之习于勇果故也。可以为鉴。”③［韩］鱼允中:(62)《随闻录》，第25页。朝鲜“尚文则国势不振”，日本尚武则国运昌盛。古时日本“士大夫以上旧皆佩刀，长短各一，出门横插腰间，登席则执于手，就坐置其旁。好死轻生，一语睚眦，辄拔刀杀人，亦时时自杀。今禁带刀，而刺客、侠士犹多纵横”④［韩］姜晋馨:(68)《日东录》，第333页。。明治维新后，日本更是将尚武之风发扬广大，“非特学校养武，工场、官人、商民皆定为头领，为规则，于每日几时习武事。至于山野农民亦皆为法，以养勇卫国为义务，则常有数百万之军也，他国焉敢侮哉?”⑤［韩］鱼允中:(62)《随闻录》，第48页。为此，他大声疾呼:“宜于学校设武学一科，每日分几刻学骑射、炮击之技。自小学而习之，人才不流于颓惰矣。此圣人之遗法也。射御不为六艺之事乎?今之人可深究行之。”⑥［韩］鱼允中:(62)《随闻录》，第48页。

最为难得的是，鱼允中提出了“邻国之强，非我之福”的思想，预判到了朝中两国最大的危险将是来自东方的近邻——日本。1881年12月19日，鱼允中在上海拜见即将出任驻日公使的黎庶昌，在谈及游览日本之感想时说:“邻国之强非我之福，从可力求富强乃已。”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547页。在比较了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鱼允中得出了中日争战中败日胜的结论。他认为，“日本人不计事之利钝，断然行之，故虽有所失，能立国体。清人狃于旧习，荏苒度日。以此观之，天下犹以不顾利害而行之者为得计。”⑧［韩］鱼允中:(62)《随闻录》，第7页。“宗主国”中国尚且如此，“藩属国”朝鲜的命运可想而知。1882年2月2日，当国王李熙问及日本是否对朝鲜“有他意”时，鱼允中说:“对其无他意与否，在我不在彼。我得富强之道而行之，彼不敢有他意;不然而彼强我弱，难保无他事矣。邻国之强，非我国之福也。”⑨［韩］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鱼允中全集·从政年表二》，亚细亚文化社1979年版，第121－122页。不幸的是，后来东亚历史进程验证了鱼允中预判的准确性。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朝中两国从此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