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型视角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2015-01-03 00:33博士山西财经大学太原030006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研究所北京00045
商业经济研究 2015年23期
关键词:陷阱知识产权升级

■ 宋 琳 博士 程 健(、山西财经大学 太原 030006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研究所 北京 00045)

学术界一直在关注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未来增长动力问题,其中一个主要忧虑就是中国是否会陷入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所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世界银行2012年的报告指出,在1960年101个属于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中,截至2008年只有13个晋升到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国家从中等收入水平降到了低收入水平。因此,中等收入国家能否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转型战略思路需要创新

中等收入国家在世界银行的国别分类中是一个庞大的分类,据其2012年的统计,共有103个经济体被归入这一类别,其人均国民收入从1千美元到12000美元不等,主要区别于其他48个低收入国家与55个中高收入国家。这些中等收入经济体之间在地理环境、产业结构、经济发展速度、政治环境等方面都有着显著差异。我国2013年人均GDP为41908元,折合当年美元约为6767美元,正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水平。因此,厘清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期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产业结构与人均收入的转型升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方向和模式,在世界学术界是比较清晰的。尽管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及特殊的影响因素,但各个国家转型的结果明显不同,说明我们需要反思当前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已经明显转向与高收入国家趋同的方向,同时又处于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追赶的状态。仍然单纯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产权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与经贸税收政策等的协调机制,笼统提出通过发展新兴产业、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业来形成新型比较优势,试图以此推动我国未来中长期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发展目标,其现实指导意义已经不大,否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不会成为一个国际学术和实践难题。对此,我们必须要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转型战略思路的创新,结合各国经济发展经验和不同的经济理论成果,研究更适应我国国情的产业转型战略。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三个产业转型方向

(一)适应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向。

近几年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升,这不仅反映在居民消费量上的扩大,更反映在居民消费结构上的优化升级以及对产品内在品质和外在品牌形象需求的提升。但近年来国内广泛曝光的商品质量问题,凸显人们对于产品质量的需求与当前的市场供给和企业生产能力、国内标准不相适应的矛盾。可以说,我国当前的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明显忽视了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以手机为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是以山寨功能机和廉价型产品为主,其主要产品价格均为千元以下,仅是当时国际手机主流厂商旗舰产品价格的零头,导致国内低端手机市场恶性竞争严重。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国内消费者慢慢加大了对高质量、智能化手机的需求,但国内手机厂商普遍存在路径依赖问题,除了华为等国产品牌外,相当部分的高端、智能化手机市场仍被苹果、三星、索尼等进口品牌占据。这类情况不仅发生在手机行业,在其他电子产品以及食品、皮包、家电、日用消费品等行业也同样如此。

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人从事海淘、代购等销售方式已经充分表明,即使设计一定的贸易壁垒,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如果国内市场或国内企业无法提供高品质的产品,人们只会开辟更多途径,去国外寻找自己真正需要的商品。因此,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决不能忽视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而应及时适应国内消费结构的升级,尽快树立传统产业的国产品牌形象。尽管高收入国家的传统产业已有国际知名品牌,但国内传统产业仍有一定优势,即其可与消费结构升级进行适应性同步发展,无需直接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而是通过稳定和逐步扩大国内市场,与消费结构升级形成动态协同关系,以此为未来参与国际品牌竞争打下基础。

(二)适应要素结构升级的比较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方向。

我国正处于人口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部分学者担心人力成本上升与人口红利消失会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但对应人口红利下降的是我国资本丰裕度的上升,这反映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与金融资产规模的增长上。资本的相对增加能够带来资本劳动比的提升,即单位劳动力可以利用更多的资本要素。在劳动力内部结构上,我国高等教育的多年发展培养了大量精通外语、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技术人才,这些都属于高素质劳动力。可见,我国要素结构的改变意味着未来我国的竞争力行业必然是更多使用资本和高素质劳动力的行业。而在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中,这类行业的附加值普遍更高,也有更高的劳动力要素报酬率。同时,由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所导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也必然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首选方向。

但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种类众多,所有行业都发展并不现实,也会影响我国新产业竞争力的形成。我国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只要找准某几类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通过集中优势的劳动力要素于这些行业,就可形成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同样的,只要通过政策引导,将我国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集中于某几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就可快速形成媲美高收入国家的产业竞争力。

(三)适应国内市场容量的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方向。

巨大的市场容量会带来两种效应:一是规模经济效应,即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会随着产品累计产量的增加而下降。在现代经济部门中,规模经济效应广泛存在。二是干中学效应,即生产和物质资本积累过程所带来的经验积累,会引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外溢。规模经济效应与干中学效应比较明显的行业是技术密集型行业。这是由于具备规模经济效应的行业同样具备了干中学效应发挥作用的条件,如果辅以大量的初始研发和设备投入,将显著提升这些行业的技术密集水平。而且行业的发展又会带动新的研发投入,将使该行业具备越来越强的竞争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规模越大的产业,其规模经济效应和干中学效应越大,其在国际市场中将占据更多的竞争优势。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我国内需市场规模总量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稳居世界前列。巨大的国内市场容量会给各类行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尤其是规模经济效应和干中学效应明显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其将通过服务规模巨大的我国国内市场,实现生产成本降低、产品工艺改进、国际竞争优势提升的目标。而相对于高收入国家的成熟企业,我国的竞争优势在于文化差异所导致的需求差异。国内企业可根据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集中力量发展主要服务于国内市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充分利用国内庞大市场容量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干中学效应,从抢占国内市场起步,再谋求产业转型与“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

完善产业适应性转型战略的相关配套措施

(一)知识产权政策与立场急需转变

多年来,我国学界与政界一直存在一种声音,认为相对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方式,能够通过推动知识扩散来提高我国企业的生产技术与生产能力。在外部双边与多边谈判中,我国也往往认为自身是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中被剥削的国家,而不愿接受更为严格的知识产权合作标准。实际上,这些观点同我国当前的发展趋势与我国所需要培育的新兴产业都已不相适应。首先,我们所要培育的竞争优势行业可能会由于国内市场容量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与干中学效应,在成本和持续生产研发方面获得优势,而其技术优势最终必然反映为大量的知识产权资产。其次,我国事实上已经是知识产权大国,部分新兴企业已成为国内外的高端技术引领者,我国很多优势行业都有大量的研发成果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固化。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型,我国在国际知识产权谈判中的地位将与美、日、德等创新型国家越来越相似,更可能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侵权行为损害。因此,我们必须转变对知识产权的态度,明确知识产权谈判的立场,督促国内司法部门协调监督知识产权案件的查处与执行,并进一步为我国企业在海外受到的知识产权侵害争取利益,从而为新型比较优势的培育保驾护航。

(二)通过经贸税收政策调整以更好发挥消费的作用

我国长期以来鼓励企业生产和出口产品,但在最终产品进口与消费环节设置了过多障碍。如,我国当前对于一些奢侈品、汽车及相关电子产品征收较高关税,一方面阻碍了国内普通消费者的消费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使收入水平较高消费者通过海外旅游购物与海淘等来满足其消费需求,实际上是繁荣了他国经济。建议通过经贸政策与税收政策的调整,使消费者在国内就能消费到高附加值、高质量的产品,将消费带来的经济效应尽可能多地留在国内。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的自贸区倒转关税政策。美国为了国内消费者能够以低廉的价格买到最终产品,在某些地区对零部件进口征收较高关税,而对装配完成的制成品征收很少的关税。这使得大量的美国自贸区企业选择在自贸区内完成产品加工,再直接进口到美国国内。借鉴这一政策,我国可以凭借各地自贸区建设试点,推动国内企业在自贸区直接生产国际高端消费品,这在带动就业的同时,有利于国内企业尽快适应国际高端市场,更能将各种消费利好尽可能留在国内。

(三)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以保障产业顺利转型

在培育新型比较优势和产业转型过程中,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取向应是保证低收入者和低层次劳动力的回报率稳步上升。因此,必须要考察比较优势动态转型过程中不同要素提供方的要素回报变动,在完善劳动者收入正常增长机制的基础上,多途径扩展劳动者收入的来源渠道,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和补偿。由于我国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劳动力大量供应的状况很难再次出现,因此,加强已有劳动力的教育培训,使其适应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趋势,也是减轻未来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手段。对此,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通过工人的终身教育与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加以克服。此外,对于全民共有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等要素,除了推动资源价格改革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外,应逐步实现其收益的全民共享。

综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其中寻找产业转型的最佳路径、创造新的稳定的经济增长点是重中之重。本文提出了产业适应性转型的三个方向,但仍有很多具体工作需要做,尤其在产业转型过程中,不仅需要维护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更需要在产业转型后或转型后期,集中力量解决好其他社会经济问题,而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否最终成功、中华民族是否能真正实现伟大复兴的决定性因素。对此,必须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尽早展开相关制度设计和政策规划的研究工作,及时解决转型发展中的新问题,为实现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做好准备。

1.蔡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经济学动态,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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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东方,徐秀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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