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库兹涅茨假说的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研究

2015-01-06 00:09周红利王菁娜

商业经济研究 2014年35期

周红利+王菁娜

内容摘要：库兹涅茨倒“U”曲线是对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在欠发达国家中没有得到实证检验，当今欠发达国家如果重复发达国家以往的模式将是非常危险的。不平等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国家积累不足，同时带来了强大的政治压力，阻碍经济的长期增长绩效;富人的消费以奢侈品为主的消费结构制约了社会生产结构和非熟练劳动力需求，从而导致初始不平等的自我强化。

关键词：库兹涅茨倒“U”假说经济增长收入分配隧道效应

促进经济发展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基本目标，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福利水平和经济能力仍然是当今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曾指出，中国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国策，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遗余力地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经济发展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提高居民收入，公平分配国民收入，使绝大多数公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应该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即使不把公平分配作为经济发展的直接目标，但为了实现经济的长期的持续增长，公平分配也应该是一个工具性目标。因为收入分配不公最终将导致社会失序、经济失衡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

（一）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基本思想

关于经济发展中收入不平等的动态演变趋势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1954年库兹涅茨在一篇题为《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论文中研究了收入分配长期变化的性质和原因。他对美国、英国和德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以后发现，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差距会出现先扩大，到了一定的程度会稳定一段时间，然后缩小的趋势。按照库兹涅茨的观察，英国收入不平等变动趋势是：1780-1850年期间扩大;1850-1885年期间稳定;1885年以后缩小。美国收入不平等变动趋势是：1840-1890年期间扩大;189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缩小。德国收入不平等变动趋势是：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扩大;19世纪9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缩小。最后他得出结论：“可以假定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变动趋势是：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快速转变的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如果把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标示在坐标轴上，如果用横轴表示经济发展的水平，纵轴表示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两者的关系呈现倒“U”型曲线。因此，后来有学术界把这种收入差距的变动现象称为库兹涅茨倒“U”假说。

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着收入不平等的变动趋势呢？库兹涅茨认为有两个因素制约着收入不平等的变动趋势，一个是储蓄的积累效应，另一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两个因素导致收入不平等扩大的机制是：第一个是储蓄不平等的积累效应，储蓄几乎全部集中在收入最高的10%人口，储蓄不平等的积累效应将导致比例越来越大的收益资产集中到高收入阶层及其后代手中;第二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结构转变。总人口的收入不平等是城乡人口收入分配的综合，城市收入分配比农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要高，城市化导致城市人口比重日益提高，从而导致总的收入不平等提高。同时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的平均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趋向于扩大，因此城乡结构的转变导致了收入不平等提高。

但是这两个因素也存在着抵消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可能性。政府的法律干预和政治决策往往抵消储蓄集中，包括征收遗产税和资本税;政府引致的通货膨胀;租金控制;降低利率。随着农业和农村向工业和城市的转移，城市低收入集团的政治力量加强，导致保护性和支持性法律的出台，这可能抵消结构转换中的收入不平等扩大的趋势。此外，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着动态力量制约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比如，富人与穷人增长率的差异、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劳动力的行业转换。

接下来的问题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有什么意义？发展中国家能否重复发达国家的模式？

通过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的对比，库兹涅茨发现“二战”以后欠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比发达国家要高，欠发达国家要想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变革他们的政治框架，或者改变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避免以人为牺牲获取经济奇迹的专制制度。

库兹涅茨特别指出，当今欠发达国家如果重复发达国家以往的模式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当今欠发达国家明显不同的条件下，这个模式注定要造成现存社会制度的紧张，最终引起革命和专制制度的产生”。有人认为，过去西欧的收入不平等促进了储蓄的积累和资本形成，为了获得同样的效果，欠发达国家应该保持或加剧现有的收入不平等。库兹涅茨指出这样的类比是危险的，因为发达国家的高收入阶层过的是清教徒式的生活，储蓄倾向很高，而欠发达国家的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高的多，高收入不会带来高储蓄。还有人认为，完全自由的市场和非累进性的税收体系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们在过去证明是起促进作用的。库兹涅茨说，恰恰相反，在欠发达国家现有的条件下，高收入阶层积累起来的资产往往逃往国外或变成不动产。

（二）对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实证检验

此后，经济学界对倒“U”假说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研究，试图发现倒“U”假说是否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但是，实证结果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总体而言，早期的研究多数支持倒“U”假说，后期的研究多数不支持倒“U”假说。

20世纪70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迅速，但是出现了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当时很多经济学家以倒“U”假说为理论依据，认为分配恶化是经济发展中的必然规律，是经济发展必须承受的代价，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收入差距将沿着倒“U”形曲线演进，收入最终会缩小。当时的很多计量研究试图证明倒“U”假说的真实性。I. Adelman和C. T. Morris（I. Adelman and C. T. Morris，1973）对43个发展中国家资料、F. Paukert（F. Paukert，1973）利用53个国家的资料、H. Chenery和M.Syrquin（H. Chenery&M. Syrquin，1975）利用53个国家的资料、M. S. Ahluwalia（M. S. Ahluwalia，1979）对60个国家的资料等分析，都认为“倒U曲线”在发展中国家确实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原来高速增长国家由于分配恶化陷入了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比如说拉美国家巴西和墨西哥，而那些收入分配状况良好的国家和地区却得到了长久的发展，比如“亚洲四小龙”，于是经济学界又转而否定“倒U曲线”的存在。G. S. Fields（1980）对F. Pauker所用数据和方法进行再检验，发现“倒U曲线”的特征并不显著;他又在对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7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发现，在其经济发展中，收入差距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有所改善。20世纪90年代以后，S. Anand和S. M. S. Kanbur、G. Clarke 、K. Deininger和L. Squire 等研究都证实“倒U曲线”并不存在。最新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倒U曲线”也发生了逆转，1998年美国的一份研究证明1940-1990年美国的收入差距是在持续扩大的。总的来说，现在国际经济学界对“倒U曲线”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基本上否定了“倒U曲线”。endprint

检验倒“U”假说文献很多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行的，那么40年后，世界各国经济状况和收入分配都有了很大变化，最新的数据是否支持倒“U”假说呢？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提供了170多个国家收入和分配数据，其中有120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具有收入和分配的数据，其中收入是2003年各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数据，分配数据是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收入基尼系数或消费水平的基尼系数，可以利用这些截面数据对收入水平与收入分配进行数量分析，主要看一看最新的数据是否支持倒“U”假说。

利用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和基尼系数进行回归分析，数据的散点图如图1所示。发现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轻微的负相关关系，但是，拟合程度并不高，人均国民收入的差异只能解释14%的基尼系数的差异，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出倒“U”型曲线。这说明收入水平与基尼系数之间并不存在倒“U”型关系，截面数据不支持倒“U”假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高收入国家的收入差距比较小，在26个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和地区中，基尼系数最大值为0.434，最小的只有0.247，平均为0.327。在94个收入低于10000美元的中低收入国家中，基尼系数最大值达到了0.707（赞比亚），最小的为0.244，平均值为0.420，比高收入国家高出了近10个百分点。可以看到，即使单独研究发展中国家或者单独研究发达国家，都无法得到收入水平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趋势性比较明确的一点是收入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往往比较小，但是，不能确定收入水平与收入差距的因果关系，既可能是经济发展导致了收入差距的下降，也可能是收入差距小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这一点可能比较接近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观点，即经济发展将导致收入水平的收敛。

值得一提的是，库兹涅茨倒“U”假说最初描述的是发达国家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中的收入分配，倒“U”假说的应用范围应该严格限定在这种发展阶段内。把这个命题应用于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能够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的成员是相当稳定的，能够实现工业化从而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数量非常少。根据世界银行标准，人均国民收入超过9000美元，可以认为该国家是高收入国家。那么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9000美元的只有37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都是原来的工业化国家和石油输出国。其中经历了经济发展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有中国香港、新加坡、巴哈马、中国澳门、塞浦路斯、韩国、斯洛文尼亚、波多黎各、马耳他、巴巴多斯等几个国家和地区，在这几个国家和地区中，东亚的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澳门、韩国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在10000美元以上。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收入不平等并没有大幅度上升，甚至出现了下降比，比如说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历史经验证明，那些以收入不平等为代价换取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某些时期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比较快，但是绝对不会持久，它们都在经济达到一定的阶段就中断了经济增长，往往陷入长期停滞和衰退，止步于发达国家门槛之外。

发展战略：增长与分配的两难选择

在很长时期内，学术界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收入不平等最重要的因素。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改变了这种看法。基思·格里芬指出，不平等程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与人均收入水平紧密相连的，而是与该国的要素和发展战略紧密相连。这些要素包括：生产性资产（尤其是土地）的分配、教育机会的分配、发展路径的就业密集度和政府的政策。如果一国采用一种这样的发展战略——平等分配农业土地、普及中小学教育、采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法和反映资源优势的国际贸易，就可能防止巨大的不平等和收入结构的“扭曲”。如果做到这一点，一些造成不平等的因素就会被抵消。不平等可能会减缓。也许人们对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有了更多的理解，但是收入分配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对人们来说仍然是一个“黑箱”，打开这个“黑箱”仍然需要更细致的工作。

（一）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战略

一种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思想是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存在着相互冲突，达到一方目标必然要以另一方为代价，收入不平等是获取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巴西军政府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财政部长马里奥·西蒙森反复强调：“为了摆脱相对贫困的怪圈，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五大问题：积累、教育和技术、人口爆炸、出口和合理管理……”。但是，西蒙森是如何解决积累问题的呢？他主张将财富集中在少数企业家手中。他说在“由衰退和半衰退经济向经济快速发展的转变时期，通常需要作出牺牲，这包括收入集中，即将收入集中在某些人或国家手中，增加企业利润，使企业家和管理人员的收入增加，使他们拥有消费积累，促使经济的快速增长。作为这种过渡的结果，必然导致技术工和非技术工在市场上的差异。市场鼓励有技术和有管理才干的人”。他所说的积累，就是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有意识地让企业家、企业上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大大超过普通职工，使巴西的绝大部分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巴西经济奇迹”的缔造者、前巴西计划部部长德尔芬·内托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要“先增长后分配”。中国政府的发展战略长期突出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事实上就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生产先于分配”真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必要战略吗？印度前计划委员会的负责人D·R·加吉尔教授指出：“‘生产先于分配……不过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陈词滥调，被用来当作一种政策的挡箭牌，该政策的主张者发现很难公开承认而已”。生产和分配在同一宏观系统中是相互依赖的。

（二）先分配后增长的发展战略

针对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与平等改革存在冲突的观点，冈纳·缪尔达尔指出，这种观点只是一个从来没有被证明的假设。相反，他认为不平等阻碍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发达国家要想取得经济进步，就必须进行平等化改革。他指出，经济发展与更大的经济平等是社会的两大目标，这两大目标往往是协调一致的而非相互冲突。对不发达国家而言更大的平等几乎是更快发展的一个条件，原因如下：第一，大家通常认为收入的不平等是储蓄的一个条件，这与不发达国家的状况没有什么联系。据了解，那里的地主和其他富人将其收入花费在摆阔气的消费和摆阔气的投资上，有时候，特别在（但不仅仅在）拉丁美洲，用于资本外逃。第二，由于不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人受营养不良及生活水平其他方面严重不足的制约，特别是健康和教育基础设施的缺乏、极端恶劣的住房条件和卫生等，也由于损害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工作能力，结果生产停滞不前，这意味着提高大众收入水平可提高生产率。第三，社会的平等与经济的平等两者的关系是相互的，互为因果。更大的经济平等毫无疑问趋向于带来更大的社会平等。更大的平等也会带来更高的生产率。第四，更大的平等在社会公正方面有独特的价值，它对国家的凝聚力有健康的作用。总之，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成为发展的限制和障碍，因此，迫切需要扭转这一趋势，创造更大的平等，作为加速发展的一个条件。endprint

隧道效应：收入分配对社会心理的影响

从经验观察，大家都认同收入不平等导致秩序混乱和社会动荡，不同的社会对收入不平等的忍耐程度是不同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收入不平等为什么会带来这样的社会后果。每个社会对收入不平等忍耐程度有多大，影响人们对收入不平等忍耐程度的因素是什么？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和罗思柴尔德（Herschman and Rothschild，1973）使用“隧道效应”这个概念讨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忍耐问题。

隧道效应的原意指：人们开车通过一个双车道的隧道，两个车道都是向同一个方向行驶，如果遇到了严重的交通堵塞，人们将会看到两条车道上的车都无法移动。处于左边的车道也许对堵车很郁闷，不过如果他们看到前后和右面有很多和自己一样的人都无法移动，他们心里也许会平衡一些。但是，过了一会儿，如果他们发现右面车道上的车开始移动了，人们会感觉到更好还是更遭呢？这取决于右面车道上的车会移动多久。最开始人们可能会想前面的交通堵塞已经结束，快轮到自己向前移动了。一旦想到自己很快就可以向前移动了，即使他们现在还没有开始移动，他们的心情可能好得多。但是，如果右车道的车一直在向前走，而左车道上的车没有任何向前移动的迹象，那么人们很快就会变得非常沮丧，甚至可能会想办法强行插入右车道。如果有很多人都想这样做的话，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

不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会有所增加。人们对不平等增加的反应是不同的，不仅在不同的国家不同，而且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也不同。有时人们的反应是接受增长过程中不平等的上升，但在有些时候，人们会以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强烈地抗议不平等的增加。赫希曼和罗思柴尔德正是用隧道效应来比喻来人们对经济不平等忍耐程度的差异。

假设在任何时点上，个人的福利不仅取决于他现在的满意程度，而且取决于他预期的未来的满意程度（或者也可以用收入来代替满意程度）。虽然一般而言，个人对于他现在的收入还是相当了解的，但是，关于未来收入的信息却相当有限。现在考虑一下，如果在其周围的一些人的经济或社会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他对这些改善的反映将取决于他关于这些改善对于他自己未来前景之含义的信念。如果他相信，其他人的好运也意味着自己的前景会更好，那么其他人收入的相对改善将不会使这个人感到更糟糕;实际上，即使他自己的相对收入下降，他仍然可能会感到更好，因为他自己对未来的收入有了更好的预期。赫希曼和罗思柴尔德把由其他人的经济地位的改善而导致的个人效用增加（以及会对更大程度不平等的容忍）称为隧道效应。

当然，如果其他人的福利改善持续很长时间，但是自己的福利却没有得到改善，那么，对于其他人条件的改善由最开始的接受就会很快变成愤怒和沮丧，这一点和前面所谈到的隧道的例子一样。那么，如果人们认为其他人财富的增加与自己福利的改善联系很弱，或者根本不存在任何联系，人们将根本无法忍受不平等的增加。一个社会内部相互隔离的程度越大，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如果一个社会在种族、文化、社会或经济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那么，个人在观察他所处环境的时候，就可能会与那些成功者的看法非常不同。

个人对社会其他人的财富的反应的差异，可以解释不同社会、不同时间人们对不平等容忍方面的差异。在比较异质的社会中，不同集团的人认为他们的命运与其他集团的命运为负相关。比如相比墨西哥，印度和巴基斯坦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就比较低。但是，即使在墨西哥，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也比后来的要高得多。该国少数人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而同时大部分人却没有提高的事实，就必然导致隧道效应的弱化，这使得1968年出现了特雷罗克大屠杀，这实际上反映了那些在发展过程中被抛弃在发展过程之外的人们的沮丧心态。

赫希曼的隧道效应假说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如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平等被认为是两个主要的发展目标的话，发展战略的设定必须考虑该国社会和政治背景。如果该社会的结构的隧道效应非常弱，也就是说对收入不平等的容忍程度很低，那么“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战略就不大可能获得成功。即使在最开始阶段隧道效应很强，如果统治集团和政策制定者对于随时间而变化的不断减少的效应不敏感的话，也就可能阻碍经济发展的进程。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

（一）收入分配、储蓄与经济增长

储蓄率的高低是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而收入分配格局影响了国家整体储蓄率的高低，因此收入分配通过对储蓄率的影响制约着经济增长速度。关于收入分配对储蓄率的影响，一直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政治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分配的适度或者高度的不平等可以把财富集中到愿意积累和投资的人手中，这将提高经济增长率。这种观点以W·阿瑟·刘易斯为代表。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观点被用来游说政府不应当在重新分配方面采取行动。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定程度的重新分配能够增加储蓄，并进一步提高经济的增长率。缪尔达尔认为，收入不平等有利于高收入阶层，但是高收入阶层并没有把收入用于投资而是用于奢侈品的消费，平等是不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

一国储蓄率的高低取决于居民边际储蓄率的高低，一般说来，穷人和富人的边际储蓄率比较低，而中产集团储蓄率比较高，因为穷人的收入多数被用于食物、衣服和住房的需求，无力进行储蓄，而富人的收入多用于炫耀性消费，因此不愿意储蓄。相对而言，中产集团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望，边际出现率比较高。所以说，在存在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的情况下，进行重新收入分配可以促进储蓄和经济增长。Benabou （1996）总结了1992 -1996年间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13个计量研究，其中9个结论是不平等显著地损害经济增长。

（二）收入分配、政治压力与经济增长

Alesina， A. and D. Rodrik，（1994）以及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4）认为，高度的不平等加大了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政治压力，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一般说来，再分配的措施有两种，第一种是对现有财富进行再分配，比如说土地改革。如果初始土地分配非常不平等，政府可能从大地主那里直接没收土地，并把这些被没收来的土地分配给没有土地或土地较少的农民。政府也可以非土地类的财富征收没收性的赋税，并把这些财富分配给穷人。毫无疑问，政府要实施这样的政策必须有特别大政治意愿，也必须获得相关数据。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官员自己就有很多土地，即使政府官员不是土地拥有者，大地主往往可以通过选票控制村庄的选举，从而使土地再分配十分困难。这种情况在巴西特别突出，巴西土地分配十分不平等，1964年政府决心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大地主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政府。endprint

在无法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采取第二种再分配措施：对财富的增量部分征收高边际税率的税收，比如对产品征收营业税或销售税，对企业利润征税，结果这些税收往往降低了投资率从而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在巴西，大地主根本就不纳税或者很少纳税，一些坚持要地主纳税的官员甚至被地主谋杀。

（三）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研究

Alesina， A. and D. Rodrik，（1994）利用1960-1985年间多国的人均收入的增长数据和初始人均收入、初始人力资本、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等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回归结果证明，在初始的不平等和随后的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初始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的作用特别强，土地的基尼系数如果增加一个标准差（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增加0.16），将会导致以后的经济增长率降低0.8个百分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率也成负相关，但是不如土地不平等的作用更大。

历史经验证明财富的平等分配，特别是土地的平等分配更有利于经济增长。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拥有全世界最高的投资率，也是战后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分配相当平等。1960年韩国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34，中国台湾是0.31，这在土地分配相对平等的亚洲国家也是相当平等，比如印度和菲律宾的相应数字都超过了0.5，而拉丁美洲如巴西和阿根廷都超过了0.8。

（四）需求结构与不平等的自我强化

如果存在一个初始收入不平等状态，收入不平等将会如何演变，会持续存在下去还是缩小？大量研究发现，不平等具有内在的反馈机制即不平等将会持续下去。

收入不仅决定了消费的水平而且也决定消费的构成。一般来说，在低收入水平阶段，对食物、衣服和住房等基本需求构成了主导性需求，随着收入的增加会产生新的消费需求。一个社会的支出模式决定了生产的结构，生产的结构影响了对不同要素的需求量和要素的价格，导致了收入在工资、利润和财产租金之间的重新分配，并通过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影响到个人收入的分配。

在一个经济存在初始收入不平等的时候，社会对奢侈性产品的需求比较大，奢侈品的需求引致了对资本和劳动力的不同需求。如果奢侈品的生产采取资本密集型的技术，那么奢侈品的需求会转变成对资本的更大需求，这就提高了资本的回报率，从而强化了初始的不平等;如果奢侈品的生产采用了劳动密集型的技术，那么奢侈品的需求会转变成对劳动的更大需求，这就提高了劳动的回报率，从而矫正了初始的不平等。Lindert and Williamson（1985）研究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期间政府支出对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他们发现政府的服务具有明显的非熟练劳动密集的特征，增加了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导致了美国平等程度的增加。

和需求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涓滴效应”，这种观点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部门广为流传。“涓滴效应”是指如果经济增长比较快，即使政府不采取措施干涉收入不平等，经济发展的结果最终将传递到穷人身上，因为对他们提供的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将会增加。从收入不平等对需求的影响可以看到，“涓滴效应”未必存在。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富人往往会保护自己的优越地位，富人对产品和投入的需求往往只有富人才能供给。

（五）收入分配、信贷市场和人力资本

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在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的情况下，穷人由于缺乏抵押资产而无法进入信贷市场，不能获得信贷资金，因此也没有机会进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这就导致富人与穷人起点的不平等，不但降低了经济效率，还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持续。因此，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可能一方面有世界水平的教育和科研力量，另一方面投入初级教育的资源却少的可怜。奥肯（1975）在研究美国的平等与效率时指出：由于信贷约束，人类资本无法充分积累确实是“今日美国经济中一个严重的低效率现象”，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所造成的人力资本损失就更加严重了。

（六）收入分配、生育决策与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受到了经济学的广泛认同，不同收入家庭的生育决策是不同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导致社会总体的人力资本投资下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Perotti （1996）研究了收入分配、生育决策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指出在教育决策方面，富裕家庭可以承担昂贵的教育费用因而人力资本投资较高，贫穷家庭无力承担过多的教育费用因而人力资本投资较低。父母的生育决策取决于生育的机会成本和抚养小孩的直接成本，人力资本高的父母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大，抚养子女的直接教育成本也大，从而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小，从而导致富裕家庭少子化;人力资本低的父母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小，子女的教育成本也小，其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大，从而导致穷人家庭的多子化。因此不平等的经济中穷人比例大，人口出生率高，人力资本投资低。这样则收入分配不平等与人口出生率正相关、与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负相关。因此可以推论：第一，收入分配不平等下降，则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力资本增加;第二，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力资本增加，则经济增长率提高;从而第三，收入分配不平等下降，经济增长率提高。Perotti （1996）检验了这些命题，他发现中产阶级的收入比重越大，人口出生率就越低，经济增长率就越高，而且这一计量分析结论在统计上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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