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佛教家具设计中的坐具研究

李汇龙，邵晓峰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37)

家具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用物，它承载了人类起居方式的嬗变基因，也刻录了历史文明前进的轨迹，因此家具对人类物质世界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近些年来，国内外有关中国古典家具史的研究逐渐起步，可是其研究的侧重点均落在明代和清代，结论都是建立在对实物研究的基础之上。众所周知，明代所独创的明式家具是中国古典家具设计与制作的巅峰，其造型朴素、装饰适度、结构稳健、用材考究，这些都为明式家具增光添彩，同样这些有别于它者的鲜明特色也让历代人们对它钟爱至极。然而，若做进一步思考，明式家具是从何而来?是不是明代工匠或者设计师们所独创的?明式家具到底有没有包含明代以前家具设计的历史基因?都值得思考。

无可置疑，宋代家具则是明式家具的发展之根源［1］，明式家具的研究泰斗王世襄先生也曾认为宋代家具是一个大宝库，只是由于年龄原因，他不再涉入宋代家具的具体研究。宋代是我国古典家具发展与定型的最后一环，古典家具演进到此时，其种类造型发展已基本完备，家具结构技术也已相当成熟。目前所存世的宋代家具实物十分鲜少，这无疑给我们的研究带来阻力。

当我们把研究视角从家具实物转移到宋代绘画图像，可以欣喜地发现宋代古典绘画中记录着当时大量的家具图像，这些宋画中又以佛教题材的绘画作品中的家具图像最具有代表性特征，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佛教绘画中的家具多以坐具为主。本文在吸收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基础上，以宋代佛教题材绘画图像为主，有针对性地对宋代佛教家具中的坐具展开研究与讨论。在甄选了大量宋代佛教题材绘画后，选定了宋代佚名《罗汉图》中的玫瑰禅椅、苏汉臣《罗汉册页》之一中的高背禅椅、南宋佚名《萧翼赚兰亭图》中的高背禅椅、刘松年《天女献花图》中的长凳、李嵩《罗汉图》中的圈椅这五件图像清晰且具有典型特色的坐具为代表，力求做到以点带面来阐释宋代佛教坐具设计的特点与特色。

一、宋代佛教发展面貌概观

关于佛教坐具的讨论是离不开佛教本身的，若离开了佛教而谈其中的坐具所得出的结论一定是经不起推敲的，故在这里有必要先简略地介绍一下宋代的佛教发展基本面貌。

关于宋代佛教发展的历史定位，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认为宋代佛教发展的趋势是由佛入儒［2］，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待商榷。笔者认为宋代佛教的发展实质上是向前推进的，而且南宋还是佛教向世间普及的重要时期。从以下两件案例中可直观地看到宋代佛教蓬勃发展的状况:

北宋曾纡的《南游记旧》中记录了王安石嫁女的事情。王安石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蔡卞，蔡卞是王安石的得意门生，王安石对他很是赏识，在王安石推行新法改革的时候，蔡卞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王安石的夫人吴氏对女儿非常疼爱，于是就购买了当时最为奢华的蜀晕锦作为陪嫁。可是吴氏买蜀晕锦的事很快传到了宋神宗的耳朵里，神宗便召王安石一问究竟，王安石听后很是羞愧，原来他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吴氏没有把买锦之事告诉他。回到家后，王安石立即和吴氏商量如何处理此事，第二天他们便把这贵重的蜀晕锦捐给了京城的开宝寺，此事乃被化解。宋神宗和众人看到王安石把如此贵重的物品供奉给了寺庙，也就没有再继续追问了。从这件事中，很鲜明地折射出佛家寺院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佛教的兴旺程度。

南宋是佛教往世俗化方向发展的重要时期，其在世间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了前朝。尤其在南宋，作为佛教的重要仪式之一的水陆法会大为流行［3］，上到统治阶级举兵出战，下到普通百姓祈求平安等众多活动中都必须举办水陆法会，富有的人群独自设立法会，贫穷的人们则常常凑钱合办此事。公元1173年，在镇江金山寺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水陆法会，金山寺出于恩惠民众的思想，给周围的百姓施舍了百余亩良田美地，宋孝宗听说这事后，特意给金山寺题写了“水陆无碍道场”的牌匾。由此可见，南宋时期的佛教走进了人群，走向了民众，走入了人心。

二、宋代佛教家具中的坐具

(一)玫瑰禅椅

这种椅子是宋代佛家坐具中的一个大类，主要供僧人修行打坐使用。宋代佚名《罗汉图》(画家画后不留名字是宋代绘画中的一个特点)，画中一位罗汉跏趺坐于一玫瑰禅椅之上(图1)，身着较为华美的僧服，右手做莲花指状，左手托一香瓶，双眼微微闭着，望向前方。在椅子的前方置有一花几。

图1 玫瑰禅椅

图1中的这件玫瑰禅椅给读图者的第一感受是方和直，椅子的每个部件均用加工处理过的方材制作而成，其次这是一件成熟的高坐家具。从图中我们还可以明显地看到木料上木纹，其纹理似水波，韵律感十足。椅子的装饰虽然很少，但很精致到位，在坐屉与四足之间安装了卷曲云纹状的牙板，左右前后相互对称，在椅子的前方其管脚枨的装饰也很华美，枨面板的正面有三处镂空的云纹，枨与足的交界处嵌有卷曲状的小牙子。画中的椅子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其椅背的高度很低，只达到了画中人物的腰部，扶手与椅背高度相同连为一体，但该椅座面宽大，能容纳一人盘腿坐于其上，椅子的扶手和靠背符合玫瑰椅的造型特征，坐屉尺度又符合禅椅的特点，综合这些方面，故我们把它叫作“玫瑰禅椅”应是一个比较准确到位的名称。再根据图中椅子各个部件之间的链接形状，我们可以大致推测这件椅子的连接榫卯应该多为“燕尾暗双榫”，因为这种榫卯结构制作简单，受力效果好，适合各部件间的平直连接。

在现代主义设计大行其道的语境中，我们发现大量的国外现代主义设计中的椅子和宋代佚名《罗汉图》中的玫瑰禅椅出现了诸多元素的高度契合。例如包豪斯的最后一任校长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ng Mies Van der Rohe)所设计的布尔诺椅(Brno Flat Chair)(图2)的靠背高度就很低，大约也只到人的腰部，扶手高度也很矮。再如另外一件现代主义设计的经典作品瓦西里椅(Wassily Chair)(图3)则与宋代这幅《罗汉图》中的椅子具有更高的契合度。从这里我们不免会产生一种推测，在以“恶饰”为信条的现代主义设计的千年之前中国宋代就已经产生了简洁造型雏形，也许追根溯源，现代主义设计的萌芽可能就产生于宋代的中国。

图2 布尔诺椅

图3 瓦西里椅

(二)高背禅椅

这种椅子有别于玫瑰禅椅，体量比较大，造型自然，用材朴素。

苏汉臣《罗汉册页》之一中的高背禅椅(图4)使用者是一位年长的罗汉，其目光深邃，胡须发白，跏趺坐于禅椅之上。这张椅子特色十分明显，对于我们认识宋代佛教家具乃至于整个宋代家具的发展历程具有特别意义。从图4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件禅椅是标准的高坐家具，其坐高大约和我们今天使用的椅具相当，椅子的扶手出头，其四腿之间均有横枨。该禅椅的最显著特点在于其椅子靠背，靠背的高度很高，约高出罗汉一个头有余，没有椅子常见的搭脑部件。这件罗汉禅椅的材质能轻易地从画面中辨识出来，应为竹材制作而成。在造型上，该椅给人的感觉是“曲”，椅子的靠背用数根弯曲的竹子拼接，其四腿和扶手也用带有自然弧度的竹子制作而成，在一些细节之处那些优美的自然弯曲造型不仅没有破坏整个椅子的审美，反而更好地表现出了佛家天地中对质朴自然之美的崇尚之情。

图4 苏汉臣《罗汉册页》之一中的高背禅椅

南宋佚名《萧翼赚兰亭图》中的主人公是辩才和尚与萧翼，其中包含了佛教人物，且辩才和尚的坐具也很符合佛教家具的特点，故本节把《萧翼赚兰亭图》中的坐具研究也纳入了整个宋代佛教家具的范围。南宋佚名《萧翼赚兰亭图》中的高背禅椅(图5)使用的主体正是辩才和尚，他身体较为瘦弱，屈膝盘腿坐于该椅之上，目视萧翼。这把禅椅体量很大，与萧翼所坐之方凳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该椅同样属于标准的高坐家具，整体造型接近于四出头官帽椅。椅子的四足和座面用较为粗大的树枝做成，其上还有盘绕的藤，在四足间有四根细小的横枨，四足的左右两面有矮老，根据图像的显示，四足和矮老上有很多小树瘤，故材质可推测为瘿木类。椅子的扶手出头，带有一定的弯曲弧度，与众不同的是在扶手和座面之间还有一根横枨，而通常连接扶手和座面的是竖着的联帮棍，联帮棍通常是一个功能性受力结构，但在这幅图像中椅子的扶手下的横枨则完全起不到受力作用，在此仅仅只是装饰用，或者说其装饰功能大于实用功能，这是很少见的一种做法。该把椅子的靠背非常高，大约占到整个椅子高度的三分之二，从靠背来看，这又有点类似于我们常见古典家具中的灯挂椅，其搭脑出头，弧度优美。

图5 《萧翼赚兰亭图》中的高背禅椅

(三)长凳

长凳又叫春凳，这类家具在宋代佛教图像中出现的很多。长凳是指比较大的凳，其功能兼顾坐和卧。按照这种定义，长凳出现的年代可追溯到唐代，唐代的敦煌壁画中包含大量的这种既能坐又能卧的家具图像，长凳在世间生活中的广泛流行则出现在明清之际［4］，明清时期的长凳没有靠背。

刘松年《天女献花图》中的菩萨所坐的长凳(图6)刻画非常清晰，是研究宋代佛教家具中坐具的难得图像资料。该凳的长度较长，从图示看，坐两人绰绰有余，在凳面的四周绘有大小均一的方格，格内绘圆圈纹代表珠宝，这件家具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它的四足，其结构组成复杂，装饰繁缛精美。凳足共有三部分组成，从上往下，分别是一个仰铃状部件加一个小珠宝最后再加上一个覆铃状的足脚，除去足上的纹饰不说，光这种变化多端的结构就足以证明其华丽精致的程度了。但需要注意的是，画中长凳的足，存在结构缺陷，其两头大中间小，不利于承重。类似的例子很多，譬如南宋佚名《六尊者像》中的第十五锅巴嘎罗汉禅椅的足就和此凳之足十分相似。

图6 《天女献花图》中长凳

除了画中的家具外，发现坐在宝凳之上的菩萨几乎全部表现为男性特征，这无疑又再一次说明了直到南宋菩萨形象还没有完成女性化的转变。其次画中菩萨和众多罗汉都在倾心观看撒花的天女，而在一般的佛教艺术中，天女只是在佛教主持人讲经说法的高潮时开始散花，这只是个辅助和烘托的场面，但是在刘松年笔下，天女似乎完全成为了绘画的表达中心，当我们把视角回到本论文所提出的宋代佛教语境中时，不难发现这种画法实际上正好印证了宋代佛教世俗化发展的特点，菩萨和罗汉都是肉身，他们理所当然也会受到世俗七情六欲的影响。

(四)圈椅

在李嵩《罗汉图》中，一罗汉坐在一圈椅之上(图7)，同样也为垂足而坐，在罗汉旁边有人正在戏耍瑞兽，罗汉观看之。圈椅在宋代又被叫做圆椅［5］，圈椅最大的造型特点就是椅子的搭脑和扶手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曲线形，搭脑比扶手略高一点，圈椅通常不做大面积的装饰或者雕花，只在局部进行点缀性的美化。宋代圈椅已基本上奠定了明式圈椅的大体形态，可以说，明式家具中的圈椅的造型原由就来自于宋代。

图7 李嵩《罗汉图》中的圈椅

《罗汉图》中的圈椅整体制作偏向简约，这和很多富丽堂皇的佛教家具有一定的区别。从图7可以看出，这把圈椅的“圈”和明式圈椅中的“圈”具有差异，其“圈”比较平稳，上下起伏不大，“圈”的扶手末端逐渐变细并向下卷曲，整体造型和“牛角”很相似，我们把它称作“牛角圈”。在椅子正中间有一块靠背板，与坐面垂直，从图中能清晰地看到椅子右边的鹅脖，其体量不大，但雕刻的图案精彩纷呈，以各种状态的莲花纹为主，并层层叠加。椅子的坐面呈圆形，在坐面四周绘有精美的装饰图案，其图案由上往下可分为两层，第一层为缠枝莲花纹加上卷草纹，第二层为单瓣覆莲纹。这把椅子坐面以下部分十分奇特，它的造型很像墩，其最下面为一个圈形的托泥，在墩腿与坐面之间镶有云纹状的牙板。

图7中圈椅可能是最为奇特的一件坐具了，到底这是不是作者杜撰出来的?对于这把圈椅，我们从图中没有发现明显的结构问题，既然结构是正常的，那么其必定会有加工制作出来的可能性。由于李嵩早年做过木匠，这也让他在描绘画中的家具时游刃有余，由此看来，李嵩的这幅图像中的座椅着实让我们为之称奇，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对实物反映的范畴，这也无疑给当今从事设计活动的人们一种开创性的启迪。

三、宋代佛教坐具设计与制作的材质

宋代佛教家具中的坐具是整个中国高坐家具演变转型过程中的关键一环［6］，因此，对其材质的研究不能回避，材质是重要的物质基础。但是，目前对于宋代佛教家具乃至整个宋代家具材质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很多学者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总是绕而避之，其实这是有一定原因的。宋代佛家坐具或者整个宋代家具其实物出土太少，当前出土的宋代佛家家具基本没有，宋代家具中坐具出土的且得到学界认可的大致只有两件，其一为江苏江阴市宋孙四娘子墓出土的靠背椅，其二为江苏常州的南宋墓出土的靠背椅，不难看出，缺少实物正是学者不愿深入讨论其材质的根本原因。

在文献方面，没有直接与佛教家具或坐具材质相关的记录，但有关于宋代其他家具材质的记录描述。宋代的赵汝适在《诸蕃志》中有这样相关描述:“麝香木出占城、真腊……泉人多以为器用，如花梨木之类。”“麝香木”在这里是指一种近似于花梨木的外来木材品种，属于硬木。这段文字虽然不是直接与佛教家具材质相关，但是这却恰好从侧面印证了在宋代，就已经有了用硬木制作家具的习俗，当然佛教家具也不例外。北宋苏轼在《秧马歌(并引)》中写到:

过庐陵，见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谱》，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复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倭而作者，劳佚相绝矣!《史记》禹乘四载，泥行乘橇。解者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

秧马是一种插秧的农业用具［7－9］，《秧马歌(并引)》中的“以榆枣为腹”其“榆枣”即为榆木和枣木，这两种木材生长在北方地区，“欲其滑”则表明了榆木或者枣木的木质比较均匀，少结疤或者木瘤。《秧马歌(并引)》中的“以楸桐为背”其“楸桐”为楸木和梧桐木，南北皆有生长，“欲其轻”则说明了这类树木的木材密度小质量轻，从而方便来回搬运。以上四种木材属于典型的软木类材质。

宋代佛家的发展和普及离不开世间生活，世间生活的方方面面又会反过来渗透到佛家生活中，对于宋代佛教家具设计与制作的材质而言，其必定和世间普通人群所使用的材质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四、结语

坐具是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家具，宋代佛教家具中的坐具又是整个宋代家具的一个大宗［10－12］，要搞清楚这一时期的家具设计的发展脉络，就势必要打通这些环节。令人欣慰的是宋代流传至今的很多佛教绘画大量记录了当时的佛教家具的发展状况，这为在缺少宋代家具实物出土的语境下来研究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全新的研究思路。梳理这些图像，可发现宋代佛家坐具主要以各类禅椅和长凳为主，同时透过这些图像，还能窥探到整个宋代家具设计与制作的宏大文化特征和精美艺术特色。

［1］ 邵晓峰．中国宋代家具:研究与图像集成［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1－2．

［2］ 南怀瑾．中国佛教发展史略［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93．

［3］ 李小荣．水陆法会源流略说［J］．法音，2006(4):42－52．

［4］ 魏启君，孔令彬．“春凳”考略［J］．红楼梦学刊，2009(3):313－318．

［5］ 苏珂，穆亚平．浅析中国圈椅的演变历程［J］．西北林学院学报，2006(4):176 －179．

［6］ 邵晓峰．宋代家具材质探析［J］．家具与室内装饰，2007(8):15－17．

［7］ 曾雄生．水稻插秧器具莳梧考:兼论秧马［J］．中国农史，2014(2):125－132．

［8］ 罗庆芳．关于“秧马”的探析［J］．农业考古，2013(1):119－121．

［9］ 陈伟庆．宋代秧马用途再探［J］．中国农史，2012(4):118 －122．

［10］ 邵晓峰．《五山十刹图》中的南宋佛教家具研究［J］．民族艺术，2013(5):140－156．

［11］ 邵晓峰．宋代佛教绘画《写经罗汉图》研究［J］．艺术百家，2012(5):139－146．

［12］ 梁旻．小议《宋史》中的高型家具［J］．装饰，2013(2):131－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