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

邰秀军，畅冬妮

(山西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一、引言

目前，使用五种资本为基础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分析农户的生计策略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经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家庭或个人的资本状况是理解家庭或个人所拥有的选择机会、采用的生计策略和应对所处环境风险的基础，也是农村扶贫和发展项目对农户进行政策干预的切入点。有学者在调查卢旺达农村贫困地区的生计状况时发现，该地区自然资源有限，自然资本水平较低，研究者认为应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如获得土壤改进技术以提高农业产出，也可以通过外出务工来提高家庭生计水平。[1]Motsholapheko等对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农村地区应对洪灾的生计策略和家庭适应性进行分析后发现，该地区自然资本水平普遍较高，但金融、实物、人力和社会资本水平较低，农村家庭抵御洪灾等自然风险的适应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资本，家庭维持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计活动有助于他们在其他活动崩溃或中断后生存下去。[2]在落后偏远的农村贫困地区，农户更多地依赖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产来维持生计，[3]但依靠自然资源生产的产品不足以维持生计时，就会采用其他方式，如进城务工收入以及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可以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4]然而，这类生计方式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5]

从五种资本的视角分析农户的生计策略便于从微观层次理解农户形成不同生计策略的原因。然而，由于可持续分析框架是近十年来国内部分研究农村发展的学者从国外相关研究中借鉴过来的，并没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在中国，由于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传统观念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在家庭分工和决策等方面仍占主导地位，贫困山区的农户尤为显著，这种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性别观念对贫困农户家庭的生计策略选择有一定影响。如有学者发现在中国贫困偏远山区，由于脆弱的生态系统使农户自身生计资本匮乏，再加上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女性在家庭中失去对教育及其他资源的获得，更剥夺了女性在社会竞争中通过外出打工等途径获得更高的自立能力和权利的机会。[6]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改变，农村中外出务工妇女在逐渐增多，性别平等观念随着外出务工妇女的不断流动正逐渐深入到农村居民的思想观念与日常行为中，许多农村家庭中的男女地位趋于平等，更多家庭决策趋于由夫妻双方联合支配。有学者发现近年来女性的家庭地位逐渐得到提高，儒家文化下占据主导地位的父权制度受到冲击，农户开始出现分化，形成了不同性别偏好特征的家庭，夫妻双方的家庭权力差异导致家庭决策主体的不一致。[7]受教育程度也可以调节社会性别角色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性别角色态度与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越强，女性在家庭生计策略形成中的作用更明显。

因此，在中国的国情下，研究贫困地区农户生计策略时仅考虑五大资本不考虑社会性别的作用，将会使分析结果有所遗漏。本文使用S省X县的农户调查数据，在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基础上，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贫困山区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 理论分析

如前所述，大量国内外学者使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农户的生计策略进行了分析，认为五种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1.自然资本。农民是依靠土地生存的，以土地为主要形式的自然资本与农户的生计策略密切相关。如黎东升发现土地占有量的差异对农户生计方面产生较大影响。[8]农户生计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普遍很强，把自然资源看成是自然资本并对其加以利用能很好地提高农户的生计水平。

2.物质资本。物质资本是农户的财富象征。在农村，大量的财富资本是靠实物资本，即家庭固定资产的形式贮存的。固定资产是家庭资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的“财富效应”主要体现在自我雇佣的家庭中，其主要影响机制是降低了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和缓解了家庭流动性约束。[9]

3.金融资本。农户的金融资本主要指家庭的可支配现金。随着农户可利用资金的增加即金融资本的增加，农户更倾向于从事非农业生产，以资金换取技术、设备或基本设施，靠外出经商或搞家庭副业获取更多的收入来源，用以投入生产、经营，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实现生计多样化。[3][10]农户面临风险时,先是动用储蓄来应付，当存在正储蓄时，即使短期的收入波动，农户仍能维持其正常的生计水平。[11]

4.人力资本。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农户从事非农产业的可能性就越大，还有助于提高农民成为公司职员和在服务业、工业和建筑业等非农产业就业的概率。[12]发展包括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在内的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村家庭特别是低职业阶层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农户家庭成员向上职业流动和外出就业的重要因素。[13]随着户主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家庭人均收入总体呈上升趋势。

5.社会资本。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熟人社会，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农户选择生计策略来控制风险、克服生计脆弱性的主要资源。营建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农民流动、职业搜寻以及进行外界交往等诸多方面影响显著，因此应注重投资社会资本来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14]在由“熟人”构成的中国农村社会，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支持性关系，可以减少成本，社会网络是农户控制风险和克服脆弱的主要资源之一。[15]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的五大资本涵盖了农户所拥有和可能获得的大部分资源，在扶贫研究和实践中便于操作，为研究农户生计策略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视角。然而，将可持续生计框架应用到中国也需与国情相结合。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儒家思想文化很深的国家，特别是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对家庭中的两性关系形成了较深的影响；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农村家庭外出打工成为普遍，大量农村女性的外出务工提高了她们的经济能力和文化素养，也提高了她们的家庭地位，即使是那些远在深山的贫困家庭也受到了影响。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情况决定了要想更深入地理解贫困地区农户的生计策略，就必须考虑社会性别的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存在着“男主外、女主内”、“妇女在家做家务”的社会性别意识，中青年女性大多认为“料理家务”是自己的份内工作，这种选择又在教育程度较低、中青年已婚妇女和乡村妇女中居多。[16]在家庭中，性别界限仍然十分明显，男性并未相应地参与家内劳动，家务仍主要是女性的事务。但近年来，女性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提高了女性的家庭地位和家庭生计策略多样化水平。外出务工经历和女性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更有利于促进婚姻家庭内的社会性别平等，[17]农村女性外出务工可能改变女性对家务分工的性别期望，形成更为灵活的家务分工模式，并且可能改变或者影响父权制的规则和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18]因此，研究家庭和个人的社会性别意识和行为，对于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模型和分析结果

(一)模型

依据本文的理论分析，本文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因素：

Log(P/1-P)=β0+β1X1+…+β7X7+μ

(1)

(1)式中，X1:自然资本、X2:物质资本、X3:金融资本、X4:人力资本、X5:社会资本、X6:社会性别意识、X7:社会性别行为；β1—β7为待估系数；μ为误差项。

公式(1)中各变量的测量如下：

1.生计策略的测量。农户获得职业性的收入是其生存的保障，参加职业培训是获得更高报酬职业的前提，因此，本文将农户生计策略以生存策略和发展策略两方面进行测量，其中以职业为指标测量农户的生存策略，以是否接受培训来测量农户是否有发展型的策略。

2.五大资本的测量。目前，许多学者如黎洁等、李斌等、李聪等在其研究中采用类似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指标进行测量。[19][20][7]本文在借鉴已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自然资本以农户家庭拥有的土地数量进行测量，物质资本以农户家庭房屋结构和交通工具两个指标进行测量，根据问卷将金融资本以农户家庭是否借过高利贷和是否有存款两个指标进行测量，以村民文化程度、政治面貌两个指标对人力资本进行测量，社会资本是以社会支持网络进行测量。

3.社会性别的测量。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家庭特征是根据测度家庭女性权力的指标来划分不同家庭，以体现其社会性别特征。[7]社会性别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庭内的相互关系之间，本文将社会性别分为社会性别意识和社会性别行为两方面进行测量，其中社会性别意识以家务分工责任和现金由谁支配两个方面进行测量，社会性别行为以家庭主要决策、健康教育决策和外出打工三个方面进行测量，以反映农户家庭间的男女分工责任、决策责任、地位的不同而体现生计策略的多样性。

(二)分析结果

1.职业模型的回归结果。本文将户主所从事的职业分为脑力类职业、体力类职业和无业三大类。对职业的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家庭中户主的职业模型的回归结果

续表1 家庭中户主的职业模型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首先，人力资本对全样本和男性的脑力类职业都存在显著的影响，但是对于女性的脑力类职业却影响不大。男性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需要维持家庭生计，生活压力大，男性对于职业的需求也就越大，而女性在职业方面处于弱势地位；而文化程度以及政治面貌的影响尤为重要，文化程度的提高使男性更有知识和技能去从事脑力类的职业，以维持生计。

其次，物质资本对全样本和男性的脑力类职业都存在显著的影响，为了获得更好的物质资本，男性会更多选择外出工作，以维持生计和改善家庭的物质资本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最后，社会性别意识和社会性别行为对于职业有一定的影响，如表1中社会性别意识的家务责任方面，一般女性负担的家务责任要多；社会性别行为中的家庭主要决策对样本男的影响比较显著，原因可能是中国传统观念中“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较深，男性持家维持生计，家庭地位较高，更有责任去从事职业。

2.培训模型的回归结果。本文将家庭中户主分为参加过农业或非农业培训和未参加过培训两大类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首先，物质资本对全样本和男性的影响都很显著，因为物质资本的富足才使得有充足的条件和基础去参加培训，所以随着物质资本的增加，男性会参加更多的培训，以提高自身技能，进而获得更多的收入以维持生计。

表2 家庭中户主参加培训模型的回归结果

续表2 家庭中户主参加培训模型的回归结果

第二，文化程度等对全样本和男性的影响非常显著，原因可能是文化程度越高，男性越有意识会更趋向于参加培训，而培训能够提高生产、工作以及其他方面的技能；政治面貌越高，如是党员的男性越会去参加一些诸如生产技能等方面的培训。

第三，家庭事务和健康教育由谁决策对全样本和男性的影响比较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受中国传统观念“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和父权制的影响，男性在家庭中地位较高，对于家庭中一些事务的决策占主导地位，或者会和配偶商量决策，而家庭中到底如何决策，这会对是否参加培训产生较大影响。

四、讨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S省X县农户生计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在可持续生计框架基础上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贫困地区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影响贫困地区农户生计策略的决定因素中，除传统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影响农户生计策略外，社会性别行为对农户的生计策略影响也非常显著，但本文并没有发现自然资本对贫困地区农户生计策略有显著影响。

在借鉴国外可持续生计框架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结合中国国情，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中国，由于受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在家庭决策及分工方面影响较大，尤其在贫困山区影响更为显著，这种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性别观念对贫困地区农户生计策略有一定影响。目前中国农村的资源分配仍以男性为中心，导致妇女在获取经济资源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尤其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习俗和礼法观念的存在导致性别平等观念难以实现。[21]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中外出务工妇女逐渐增多，性别平等观念随着外出务工妇女的不断流动正逐渐深入到农村居民的思想观念与日常行为中，许多农村家庭中男女地位趋于平等，家庭生计水平提高。本文基于社会性别视角对贫困地区农户生计策略的分析结果，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促进农村性别平等观念，增加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

首先，提升农村妇女受教育水平和增加农村妇女外出务工机会。外出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较高，越容易接受平等多元的性别文化和规范，并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和能力贡献，在此基础上可以逐步实现性别平等，增加家庭生计策略多样性。

第二，政府在制定农村经济发展政策时要充分考虑社会性别因素，加大对农村妇女的关注，逐步推进性别平等意识的传播。

第三，加大对农村妇女的农业技能及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提高其科技文化素质和就业技能，进而促进家庭生计策略的多样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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