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伦理视域下社会资本在少数民族乡村治理中的应用
——以云南兴蒙蒙古族乡为例

张 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院研究所，北京 100732；云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民族伦理视域下社会资本在少数民族乡村治理中的应用
——以云南兴蒙蒙古族乡为例

张 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院研究所，北京 100732；云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民族伦理中的社会资本能够有效提高民族群体之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对于民族村落的治理起到重要作用。以云南兴蒙蒙古族乡为例，探讨民族伦理视域下社会资本在该村中的运用，包括传统社区中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关系体现出来的民族美德、民族团结，分析在社会变迁中民族伦理及社会资本的变化与不足，有助于通过提升社区的公民参与及规范的整合、保护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精英作用、提升村民教育等方面措施，构建社会资本，从而发挥其在农村治理中的作用。

社会资本；民族伦理；蒙古族村治理

“创新社会治理”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大逻辑的重要一环，体现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是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有效路径。农村社区治理研究是对村庄社区公共权力的产生及其运行的研究[1]。而民族伦理中的社会资本在该过程中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因为社会资本是在社会成员广泛的交往中自发地产生、在不经意间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村民会有更多面对面的交往、更容易建立有效的人际关系、相互了解和熟知、更具同质性。[2]以此能更好地推进社区社会治理的建设。

一、社会资本及农村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

“社会资本”，最早是20世纪70年代由布迪厄提出的，在布迪厄看来“社会资本”是指一种社会关系网络，他从微观角度阐释了拥有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时，就意味着他实际或潜在所拥有的资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就涉及了人们永无止境地进行社会交往的努力。”[3]这说明个人的社会资本网络的大小直接影响着个人获得的利益资源多少。[4]学者林南更进一步地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体获取资源的人际关系网络[5]；此后，科尔曼试图用社会资本这个纽带来打开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使个人水平的行动与宏观水平的社会结构相结合。学者普特南从宏观视角上将社会资本分为：信任、规范、网络[6]，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资本的研究从微观经济学领域，引向了宏观政治学领域。近年来，社会资本的概念更多地运用于公共管理研究领域。根据世界银行的解释，社会资本是指社会制度、人际关系和社会风尚，并籍此关系和体制而形成社会互动能力，在表现形式上，社会资本体现在以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的公共精神、公民意识和民间组织等维度[7]，在这样的公民意识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牢固性，更能有效推进社会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民族社区的社会资本，按照赵曦等学者的观点可表述为：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文化、道德伦理、宗教观念及民族和谐基础上，蕴含少数民族社会结构之中的一种资本形式。[8]这不只是建立于民族长久的文化传统之中的，并且是与民族的风俗、习惯紧密相连的，良好的民族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社会资本能够为社区治理提供优越的环境[9]。同时，社会资本的各要素，包括信任、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在社区治理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有效的社会资本有利于提升农村社区居民的信任

信任是社会资本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信任是社会交往主体之间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福山在《信任》一书中强调互惠、公共责任、道德义务是一个社会获得稳定和成功的关键，同时，也是一个繁荣的市民社会应该具有的东西。[10]信任是农村社区村民相处中一个重要的内容，社区居民、家庭、邻里之间以及对基层管理机构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信任，能够有效明确村民之间的职责和义务，明确彼此之间的合作与承诺问题。通过信任这样的关系纽带，村民之间的互惠、信任及平等对待，使村民更加愿意遵守社区规章和道德准则。[11]从另一方面讲可以避免欺诈、违约、冲突的发生，从而调动村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便于开展基层社区工作，更好地进行村民的基层社区管理。

(二)丰富的社会资本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价值规范

在一定社会关系基础上产生的文化规范，能够调节人际互动的行为。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力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2]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价值规范，是社区价值观以及居民对社区认同的基础，是社区成员在共同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和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在这样共同价值规范指导下，社区内部的管理可以控制人民在村内外不合适的行为举止，保证社区秩序得以有序、稳定地开展；另外，作为村落中的一些乡规民约，村民能够自觉遵守，包括在日常事务的交涉中，村民都能自觉维护这些规则，减少了不必要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这样的观念、范畴指导下的行为规范日渐形成可互利、互惠、和合作三个比较重要的文化规范。

因此，农村社区规范是社区内部互惠互利与合作关系的总和，它以村规民约所具有的约束力和标准影响和提高村民的道德觉悟，明确村民及管理部门彼此间的权利与义务，培养农民之间、农民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尊重和道德宽容，可以说它是影响与规制农村治理、农村社区发展的重要手段。

(三)广阔的社会资本是农村社区治理的关系网络支持

社会关系网络是获得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包括信任、互惠、以及资源的提供等。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是指镶嵌于社会结构中的人与人、团体与团体等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复杂的网络。关系网络不仅涉及工具理性与理性计算，也涉及社会性、道德、意向和个人感情，它既是权利游戏，又是一种生活方式。[13]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相互认同，为了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达成一致的行动。学者王沪宁认为“中国乡村社会是由以家族为网络的社会构成的系统”。[14]网络能够给农村个体人以支持和帮助，使其更好地发展，进而村民对所处的关系网络产生荣誉感、信任感和归属感。不断扩张的关系网络不仅能够得农村社区居民到帮助和物质精神方面的支持，而且能够从政府、组织和社区得到更多的服务资源。异质性的关系网络，能够为居民进一步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四)积极的社会资本是农村社区治理参与的关键所在

有广阔的社会资本就能有效促进村民社区参与，社会资本的提升，能够增强农民社区参与意识，进而更加积极融入到社区管理工作中来，积极参与社区管理的各项事务，社区参与主要包括社区居民参与和社区民间组织，它的功效在于提高社区居民的融合度，增强居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社区居民之间以及与政府、社会间的互动。[15]首先，社会资本能够培育起社区参与的精神。社会资本强调了公民的民主意识，即规范、平等、自治维权的契约精神，能够为社区居民利益的诉求和权益维护提供平台，并能引导和促进村民参与到社区管理的过程中，提升社区参与的兴趣；其次，社会资本的发挥，能够整合农村社区的各种资源和力量，实现信息共享、生产互助，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将社区当作自己的家，将社区的发展看作为自身息息相关的事情。

二、云南兴蒙乡传统社会资本

兴蒙蒙古族乡是云南省唯一蒙古族聚居乡，全乡5个自然村，6个村民小组，总人口5613人，其中：蒙古族人口5406人，占全乡总人口的96.3%。该乡从1253至今历经了761年的风雨洗礼，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了自己独特的传统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一)传统的社区信任：历史性的地缘及血缘凝聚的民族自豪感

一方面，福山认为,中国是建立在血缘和亲族关系基础上的低信任度的国家，但又对内部的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社会亲族关系网络异常珍惜和信任。通过调查发现，兴蒙乡村民对与自身有血缘关系的人有很高的信任度。长期以来，兴蒙乡的蒙古族村民的生活圈子都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和姻缘关系展开的熟人关系网络基础上的，他们习惯了对于亲友物质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寄托。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展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16]因此，兴蒙乡社区之间熟人的信任，可以促进该社区之间的有机整合，提高集体行动的能力，并增强社会治理的绩效。

另一方面，从历史上来看，兴蒙蒙古族是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军南征后镇守云南的蒙军后裔。现今沧海桑田，远离草原母亲的兴蒙蒙古族村民经历了从草原牧民到高原渔民、农民的历史变迁，其服饰、语言、民族文化文化已经被当地民族(汉族、彝族、回族)所同化，但兴蒙蒙古族村民仍然认同于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他们会因为有这样的血统而具有无比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一直到今天都成为整个乡民族最具凝聚力和认同感的主要原因。

(二)传统的社区“非正式”规范：民族习俗及乡规民约

社区规范能够更好的协调和整合社会网络的参与者，并有效地在目标上达成一致的行动。在社区中非正式规范包括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是构成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非正式制度，乡规民约便是这种非正式制度中最能体现成员间共同知识、理解、规范和规则的重要体现。

兴蒙乡在不同时期制定了3个乡规民约 1995年《桃家嘴村六社村规民约》、1997年《兴蒙乡乡规民约》和2000年《兴蒙乡村规民约》，其中也包括蒙古族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内容。例如养狗要关养，不许放养，狗咬伤别人后要赔偿；在社会治安方面，凡在田间查获偷盗粮食的每公斤罚款10元，蔬菜每公斤5元，水果每公斤10元等；有故意损坏他人庄家、果树等农作物的，要处罚100-300元；凡打架者不论何情，首先动手打人的，村社有权罚款50元， 不论何人在乡内公共场所无理取闹、打架斗殴者处30～100元罚款，其它伤残医药、误工等费用按责任大小承担；《村规民约》还对相关的规则做了修改，1．触犯法律法规的，报由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2．未触犯刑律和治安处罚条例的，除由村民小组进行批评教育外，酌情罚款处理。[17]另外，兴蒙乡平日里能将乡规民约和传统道德结合起来进行调解，所以调解的成功率较高。

学者方慧曾对兴蒙乡进行过调查[18]，对于多数学历层次不高的蒙古族村民来说，都认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都较为认同村规民约的道德规范标准，并能自觉遵守，而村规民约的有效执行对维持社区正常的管理，协调生产生活的各项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历史上，蒙古族有男子可以另娶，而原配妻子却不能改嫁的习俗。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结婚自愿，离婚自由已成新风，但蒙古族的离婚率是很低的。[19]因此，正是村民之间这种公共的文化行为约束，形成了村民超越生命意义上的认同，彼此之间有“我们”感，有利于共同维护村里秩序，形成良好的治理秩序。

(三)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亲情邻里之间的传统美德观

社会关系网络是镶嵌于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网络不仅能提供相互之间物质和情感上的支持，而且能够在相互合作、交流信息中促进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在兴蒙乡，村民之间的关系网络就是一个充满人情相互守望、互助并尊重自然的农村社区网络。

1.尊老爱老活动

兴蒙乡各村都有老协组织，乡政府非常支持老协的工作，在每村开了一个小卖部，利润作为老协的活动经费，组织老年人节日活动，文艺表演，给老年人带来很大的温暖，兴蒙乡的多数老人生活的幸福感和满足感都特别强。

对待幼儿，西蒙乡早早就开办了设施齐全且高规格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配备了专业的教师，教学质量在当地是相当不错的，这一方面能体现出该民族对于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能看出对孩子的关心和爱护。村里每到儿童节和民族节日都会给孩子发放小礼物，并给与很多的关爱。

2.家庭邻里美德

兴蒙乡家庭之间邻里之间关系都比较融洽，总是会相互帮助。当地蒙古族现在还保留着许多能促进家庭和邻里关系和睦的“古规”。如“接柴”，即凡是有人外出挑柴，家中必须要有人去接，不去接柴就会被大家看成是一家人互不关心、不懂礼貌、不守古规的表现；又如遇到栽秧、割谷子等农忙季节，村里要组织人员帮助缺乏劳动力的家庭，甚至有青年和妇女不计报酬、义务性的自发组织起来帮助干农活；邻里之间互助还表现在农忙季节的换工。换工的对象除了邻居、朋友外，还有的是亲戚组成小组，互相帮助。[18]凡村里有人结婚时，要请客做饭，村里的人都会过来帮忙。

兴蒙乡蒙古族的这些家庭、邻里美德，对创建和谐祥和社区的氛围，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加速社区的民主管理进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注重环境保护

兴蒙乡自古以来重视环境保护，不让村民在埋有祖坟的山上割草、砍柴，村民们烧火做饭使用的燃料都靠木材，而他们取木材都会舍近求远，到10公里以外的河西镇去弄木材，因此他们乡后的凤凰山现在依然植被丰富，绿绿葱葱。并且，历史上村里乱砍滥伐的现象基本没有发生过。兴蒙乡历来的习惯就是每家盖房的石脚不能超出规定的限度，以保证路面的整齐宽广，公共空地不准盖房，违反者也要罚香油、罚款、罚工。这些习惯和风俗，都让兴蒙乡的整个生态环境保持非常完好，成为进一步开发旅游资源的良好基础，同时，村民自觉自愿的环保意识也有利于社区对于环境的管理。

三、兴蒙乡转型期社会资本的变迁

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的影响，兴蒙乡传统的社会资本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和挑战。原有传统的一些道德、伦理及价值观正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蜕变或出现了一些新的变迁。

(一)经济理性行为成为村民获得社会资本的动力

当前，尤其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巨大变迁，也改变了农村居民追逐经济利益的意识，建立在道德、认同感、价值观之上的传统社会资本正在变为为追逐经济利益理性选择基础上的社会资本。科尔曼认为:“对于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有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述为最大限度地获得效益。”[20]而社会资本在最大限度获得利益的驱动下也渐渐失去了原来的一些味道，例如为了经济利益，村民默许了企业在兴蒙乡旁边建厂(具有污染)；经常为了土地的争夺问题和旁边邻村的回族村打架；村民淳朴的信任中加入了利益的元素，村子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矛盾事件，也是社会资本在资源分配中发挥作用的明显体现。例如有些明明不贫困的人家能拿得到低保，而真正贫困的人家拿不到低保，拿得到低保的人往往是那些和制度决策人走得很近的人。

另外，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扶贫项目的启动和打工、经商的发展，让许多人认识到拥有社会资本所带来额好处，而扩大社会资本获得更多的财富变成了最终的目的，利益成了主要的动力。

(二)传统民俗文化的缺失及断裂

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带来民族地区经济生活改善的同时，也带来了对民俗文化的破坏。兴蒙乡也不例外，由于公路修通，地理位置离县城较近，带动了该乡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民俗文化缺乏保护、失传的现象。例如，兴蒙乡特色的一些民族服饰很少在该村看见被穿着，在10年以前是能看到多数女性穿着民族服饰的，而现在只是偶尔看见几位老年妇女穿戴；另外，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也会受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如抽烟、喝酒、赌博的恶习在年轻人人群中蔓延，随着电视、电脑、网络、手机微信的普及，年轻人对于文化的传承和爱护不是那么积极，虽然他们以作为成吉思汗的子孙为荣，但当笔者问到一些有关蒙古族的风俗习惯时往往又答不上来，对内蒙古的一些历史传统是知之甚少的。

不仅如此，兴蒙乡政府投入文化建设和保护的资金也很有限，不能有效保护好和进行民族文化的传承。

(三)传统社会资本的转型及变迁

第一，信任的关系网络。兴蒙乡民风淳朴，包括亲属的、本村的、邻里之间的血缘关系纽带都较强，彼此的信任度较高，而这往往会形成本村一致排斥和孤立外来人口和民族的现象，例如有些外地人来本地做生意，本乡人会很本能的不愿与他们过多接触，认为这些人都不是“好人”，而不愿意更多的交往；另外，碰上一些非自己血缘的领导干部，村民的抵触心理就较强，往往引起干群关系紧张。这种在信任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必然有其局限性，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和不同村民、干部以及管理部门之间打交道不可避免，村民必须要学会在不同的关系领域中相处和信任。

第二，社区参与。社区参与是社会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社会的发展，生活空间的扩大，社区参与势必成为村民民主生活的必然。虽然云南地处边疆地区，村民生活空间蔽塞，村民往往“过一天，算一天”不会过问过多和自己无关的东西，但时代的发展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封闭的空间。因此，兴蒙乡的村民应该从大局考虑，从经济、政治、文化提升社区参与的强度和频度[21]，如参与社区修路修桥、社区环境的保护和治理、文化的传统的传承等等，由此构建更多的宏观社会资本，这样更有利于本村的进步与发展。

四、社会资本的构建与社区治理模式创新

转型时期的农村，发展方向是经济市场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这样的选择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而在这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构建，对于促进社会发展，有效治理好社区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注重提升社区的公民参与及规范的整合

有效培育社会资本离不开村民的社区参与，村民的社区参与是建立和谐社区的根本，农村基层管理部门促进社区参与包括几个方面：村民在政治领域中积极参与选举，民主参与和监督社区中的各项事务；在经济领域为本村经济发展出谋划策，积极贡献力量，例如村里的修路、修桥、居民中的互利互惠等关系大家发展的事业上；在文化领域中积极参与各类文化活动，为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和保护发挥应有的贡献；在日常生活中，多参与社区组织的各种活动，有效协助农村基层部门开展工作。除此之外，农村社区管理部门应协调各方面的力量，不只是政府管理部门，包括村民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参与到社区的管理中，通过“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寻找出一条更有效更能服务于农民大众的路径。

有效培育社会资本离不开对各项规章制度的规范，不只是按照政策的层面来管理，也要结合本地地域性、民族性的特征，乡规民约的规范来综合考虑，同时，也要注意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不断规范村民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以优秀的道德传统文化教育人，以先进的事迹及人物教育人，并不断提升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二)农村民族文化的优秀传承与保护

针对兴蒙乡民族文化的缺失与断裂，需要对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因为民族文化是民族之魂，也是积累社会资本，积淀民族传统、价值观、道德伦理的体现，社会资本的积累需要文化的这个“魂”在里面。新时期在现代化的影响下，需要找出一条既能促发展，又能保护的路子。例如，为了传承弘扬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兴蒙乡党委政府专门与内蒙古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合作，于2013年3月，在兴蒙小学创办了蒙古族文化教育传承基地，学院派教师到传承基地支教，同时兴蒙乡还选派优先的初中毕业生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习声乐、舞蹈和马头琴。[22]

(三)发挥社区精英的作用

农村社区精英包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政治精英指对农村社区有一定的管理和领导能力的人才，让他们能够有效运用权力，管理好村民的各项事务；经济精英，主要是指在经济方面有能力带领大家发家致富，为农村社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才；社会精英主要是在日常生活中德高望重，受人敬仰的乡绅、老师、长者等。通过这些精英，能够通过非行政化的路线有效将群众组织起来。由于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管理能力较弱，不容易调动社区成员，而社会精英就能够分别充当了国家代理人、社区守望者、村民代理人以及家庭代表等角色。

(四)大力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农村教育，提升微观社会资本的营造力

第一，推进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建立以国家办学为主体，结合社会办学的多样化的新体制的办学道路，积极普及义务教育，开展扫盲教育，努力为贫困的家庭创造有效的上学条件，同时大力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提升教师的素质，并让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

第二，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兴蒙乡可以根据本乡的具体情况，如民族文化旅游地、蔬菜种植基地、各类特色名吃地等业态特点不断培养相关方面的专业人才，为乡产业发展提供后备人才；同时开展各类职业教育，培养一批骨干和技术能手，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服务。

(五)转变观念，为村民提供交往的平台

政府应该在改变村民愚昧、封闭、保守的观念上下功夫。具体而言，首先，可以通过多种信息和网络等交流平台为农民提供大量的信息，通过电视、网站、社区广播、黑板报等形式，建立有效的信息来源渠道，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网络；其次，通过各种宣传，可以为村民搭建更广阔的交流平台，使之积极参与合作与交流。农村社区自治的生命力在于社区村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对社区事务的积极参与，[17]应积极推动各项农村社区发展的具体活动，增加社区居民互动的机会，调动大家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总之，在城市化的推进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对于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治理，不仅仅在于物质方面的供给和改善，对于村落间社会资本的维护和培育也非常重要。因此，应该积极在传统民族规范、价值观、生活习俗的基础上培育社区村民之间的信任、合作、良好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从而促进乡村治理健康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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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蒲 跃

张慧(1979-)，女，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院研究所在站博士后，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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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2811(2015)02-007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