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集》宋本三种刊刻地及版本源流关系考

2015-02-12 19:35李明霞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上海200093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5年8期

●李明霞(上海理工大学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上海 200093)

《刘禹锡集》宋本三种刊刻地及版本源流关系考

●李明霞(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上海200093)

[关键词]刘禹锡集;宋本;刊刻地点;版本源流

[摘要]现存宋本刘禹锡诗文集三种,行款分别为半叶十行、十二行、十三行。目前学界同时关注到三种宋本的研究较少,关于版本间的源流关系还未曾论及,对刊刻地点也有误读。本文以文献校勘为基础,结合历代目录题跋文献著录,考证三种宋本的刊刻地点,并对源流关系进行论证。

目前,存世宋本刘禹锡集三种,一称《刘宾客文集》,半叶十行,行十八字;一称《刘梦得文集》,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一称《刘宾客文集》,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二字(以下简称十行本、十二行本、十三行本)。十行本现藏日本崇兰馆,一九一三年董康影印,后《四部丛刊》据董康本再印;十二行本现藏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宋蜀刻唐人集丛刊》影印;十三行本现藏台湾,民国徐鸿宝影印。

目前,学界同时关注到三种宋本的研究不甚多。对刘禹锡研究最为精深的卞孝萱先生整理标点《刘禹锡集》,贡献颇大,但在研究中也仅提及存有三种宋本,并未论述其间的源流关系。另有孙琴安《〈刘禹锡集〉的版刻与流传》一文,对刘禹锡集历代刻本作了介绍,但也未论及三种宋本的关系。对三种宋本着墨最深的是屈守元先生,其《记残宋本〈刘梦德文集〉》《谈刘禹锡诗文集的两个影宋本》《关于〈谈刘禹锡诗文集的两个影宋本〉一文的补正》三篇文章,集中对三种宋本进行介绍和研究,但限于当时搜集文献和查阅古籍不便,所论亦有所失(拙文将论及并作补正),在三种宋本的版刻源流关系上也还未论及。本文力在重点探讨刘禹锡集三种宋本的刊刻地点和版本源流关系。

1 刘禹锡集宋本三种刊刻地考

关于三种宋本的刊刻地点,学界较为一致的认识是,十二行本为蜀刻本,十三行本为浙刻本。但十行本的版刻地点,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蜀刻本,一种认为是浙刻本,还存在争议。

1.1蜀刻本论

蜀刻本之论,以傅增湘为始,曰:“《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宋刊本,半叶十行,行十八字,细黑口,左右双栏,版心上题‘刘梦得-’,中记页数,下记姓名,悉以横线阑断,无鱼尾。每卷首行标题,次子目,目接正文。前后序跋已失,《文集》《外集》前均有目录。按:此日本崇兰馆所藏,董君绥金已影印行世。全书大字疏古,纸墨精良,审其刀工,似是吾蜀所梓。暇日尝以校朱氏结一卢新刊本,乃殊少佳胜,颇有讹失,不如绍兴董棻刊本远甚,然后叹物之不可以皮相也。沅公。”[1]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亦将十行本《刘梦得文集》归入蜀刻本之列,其在《影印说明》中说:“宋蜀刻本唐人集是四川成都、眉山地区的刻本,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有‘蜀刻唐六十家’之说,流传至今的除上述二十三种外,尚有日本静嘉堂藏《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又,日本崇兰馆藏宋刊大字本《刘梦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2]

另有夏其峰先生《宋本古籍遗存书录》,[3]也将此本列在“四川地区刻书”条目下。

《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和《宋本古籍遗存书录》将此本定为蜀刻本,不知所据为何,大约是受到傅增湘题跋的影响。从傅氏文字看,他判定此本的刊刻地点为四川,是依据字体、纸墨和刀工特点。

诚然,南宋蜀刻本的字体确实有其明显特点,善于版本鉴定的黄永年先生总结它说:“大字本基本上是颜字的架子,但不同于建本的横细直粗,而是撇捺

都长而尖利,渗入了中唐书法家柳公权的柳字的成分……小字本则撇捺不太尖利而点划比较古拙,笔道不甚匀称。”[4]可见,宋蜀刻本的字体特点是以颜体为主,渗入柳体成分。但是,现传十行本刘禹锡集,其字体实为欧体。因此,傅氏以字体判断此本为蜀刻本,值得商榷。

屈守元《谈刘禹锡诗文集的两个影宋本》认为此本为蜀刻本,并从《文苑英华》校记、《郡斋读书志》著录、版心刻工姓名三个方面的线索进行证明。[5]但笔者认为,字体是鉴定版刻地的最关键要素。且屈氏提出的三个证据亦有商榷余地,《文苑英华》校记仅有一条,似有孤证之嫌;《郡斋读书志》著录之本并未明确记载版本信息,屈氏之论亦为推测之语;版心刻工姓名仅姓氏与蜀地刻工同,名则皆无雷同者,且古来刻工迁徙也是常事,所以以此作论据也不牢固。

1.2浙刻本论

持浙刻本论者为王国维,他在《两浙古刊本考》中著录:“严州府刊板……大字《刘宾客集》,日本京都崇兰馆藏大字本,《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殆即严州所刻。此淳熙戊申陆放翁守严州时重刻,见放翁《世说跋》。”[6]

追溯王氏著录,确实在陆游《世说新语跋》中见到如此记载:“郡中旧有《南史》《刘宾客集》,版皆废于火,《世说》亦不复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世说》最后成,因并识于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笠

泽陆游书。”[7]

根据跋文知,陆游在南宋淳熙戊申年(1188)确实刊刻过《刘宾客集》,但未记录下详细的版本信息。王国维根据《世说新语跋》,即断定十行本《刘宾客集》为陆游严州刻本,似有证据不足之嫌。

那么,十行本究竟刊刻于何地?从现存十行本《刘梦得文集》字体上判断,确实具有浙刻本的特点,即典型的欧体字。因此,推断十行本为浙刻本,当无误。那么是否如王国维所论,是陆游在严州任上刊刻之本?王氏所论,证据不足,笔者将在下文版刻源流关系的考证中,找到更可靠的证据。

2 刘禹锡集宋本三种版本源流关系考

2.1两种浙本的源流关系

现存两种浙本(十行本、十三行本)为全本,《集》三十卷,《外集》十卷。从校勘结果看,《外集》十卷,十行本无论篇目或卷帙分布,都与十三行本完全一致,仅文字上稍有异同。《文集》三十卷部分,十行本的篇目与十三行本一致,但卷帙分布不同。如,《赋》一卷,十行本在第十一卷;十三行本在第一卷。《碑》三卷,十行本在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卷;十三行本在第二、三、四卷。总体而言,十行本与十三行本在文字内容上基本一致,但卷帙分布上不同。大概一本是据另一本刊刻,在刊刻时,重新排布了篇目格局。那么,究竟是谁据谁刊刻的呢,这就需要考证二本的刊刻者。

十三行本保存有前后序言,其后序明确著录为绍兴八年(1138)董棻刊刻,此当无异议。十行本因前后序言皆不存,无法判断刊刻者,但王国维根据陆游《世说新语跋》推测其为陆游刻本,虽嫌证据不足,却提供了考证的契机。

陆游曾在严州任上刊刻了《世说新语》《剑南诗稿》和《刘宾客文集》。[8]详细比对三种刻本,发现许多共同之处:首先,版式上,《世说新语》和《剑南诗稿》都是半页十行本,这与十行本《刘宾客文集》相同;其次,《世说新语》和《剑南诗稿》都在版心下鱼尾处刊有刻工姓名,十行本《刘宾客文集》与此亦同;另,刻工姓名中有雷同者。这些特征,给予充分的证据,以判定十行本即为陆游在严州任上的刻本。

陆游在《世说新语跋》中明确说明,其刊刻的《刘宾客文集》是根据旧版已废的董棻本,即根据十三行本刊刻。一般而言,复刻者除非经过严格的校勘,否则都会在原刻上增加错讹。傅增湘在校勘这两种宋本时即指出:“余尝以(十三行本)校朱氏结一卢新刊本,是正良多,传世刘集最善之本也”。又曰,“暇日尝以(十行本)校朱氏结一卢新刊本,乃殊少佳胜,颇有讹失”。[1]可见经过傅氏校勘,十行本不如十三行本精善。

从以上版刻特征和文字校勘两方面的考证,可以推断,十行本《刘宾客文集》确是陆游在严州任上刻本,乃是以董棻十三行本为底本刊刻而成的。

2.2蜀刻本与浙本的关系

现存蜀刻本为残卷,存卷一至卷四,此本上避讳至南宋光宗赵惇。因此其刊刻年代可以大致判断在南宋中期光宗以后,刊刻时间晚于两种浙刻本,有可能是根据浙本刊刻的。通过蜀本残存四卷与两种浙本的校勘发现,蜀本与浙刻十三行本的关系更为密切。校勘如下。

(1)卷帙分布情况。蜀刻十二行本残存卷一至四,有《赋》一卷九篇,为第一卷;《碑》三卷,十七篇,分布在卷二、三、四。蜀本的卷帙分布和篇目与十三行浙本完全相同。而十行浙

本《赋》在卷十一;《碑》在卷二十八、二十九、三十。

(2)文字差异(以卷一《赋》九篇为例,校勘结果详见笔者博士学位论文《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版本新探》,此不赘录。[9])

根据校勘结果可作如下分析:首先,卷一《赋》九篇,存在异文八十余处,其中十二行本与十三行本相同,唯十行本异者四十余处,可见十二行本文字更加接近十三行本;其次,各篇目名称,十二行本基本与十三行本相同,唯十三行本不刻“并序”二字;再者,十行本有四处“一作某”的小注,十二行本、十三行本皆无,大概十行本在参考十三行本的基础上,还参校了其他版本。

据校勘结果看,不管从卷帙分布上,还是文字的相似度上,蜀刻十二行本都更接近于浙刻十三行本。据此判断,十二行本乃是根据十三行本刊刻而成的。

3 结论

根据以上考证,总结现存刘禹锡诗文集宋本三种的刊刻时间、刊刻地点以及版本源流关系如下。十三行本《刘宾客文集》,乃董棻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刊刻于浙江严州,是三种宋本中刊刻最早者,亦为另二种宋本之底本。十行本《刘宾客文集》,乃陆游于南宋淳熙戊申年(1188),刊刻于浙江严州,其底本为董棻十三行本,其《外集》十卷篇目分布与十三行本相同,《正集》三十卷篇目分布与十三行本不同,文字上亦有差异。十二行本《刘梦得文集》,于南宋光宗在位或其后,刊刻于四川地区,其底本为浙刻十三行本,此本文字在准确性上,是三种宋本中最下者。

[参考文献]

[1]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9:888.

[2]上海古籍出版社汇编.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3.

[3]夏其峰.宋版古籍佚存书录[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1215.

[4]黄永年.古籍版本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89.

[5]屈守元.谈刘禹锡诗文集的两个影宋本[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77(3):64-74.

[6]谢维扬,房鑫亮.王国维全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156.

[7](宋)陆游.世说新语跋[M]//四部丛刊影印嘉靖刻本.

[8]孙杨,谷俪.陆游的藏书与刻书[J].图书馆界,2010(4):16-18,88.

[9]李明霞.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版本新探[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93-95.

[收稿日期]2014-10-14 [责任编辑]李海燕

[作者简介]李明霞(1981-),女,博士,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出版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基金项目“建国以来上海出版人出版思想研究”(项目编号:slg14042)的研究成果之一。

[文章编号]1005-8214(2015)08-0052-02

[文献标志码]E

[中图分类号]G25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