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死相依到渐被离弃:云南昆曼公路沿线那柯里村的路人类学研究

张锦鹏 高孟然

一、 引 言

路人类学*路人类学是近年来新兴的、正在发展的一个人类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道路与人的关系、道路对社区文化变迁的影响等问题。有的学者将其称为“路学”，也有的学者认为现在人类学分支学科过于泛化，应称为“路的人类学”。至今并没有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然而近些年来颇受人类学界关注，尤其是在眼下中国大规模修路热潮的背景下。国际上对道路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考察二战后国内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网的国家行为并据此撰文。美国人类学家周永明教授则以“Roadology”一词代表“路学”，并以中国边疆地区道路与社区发展的个案为研究对象，致力于路学理论的建构。*参见周永明：《道路研究与路学》，载于(香港)《二十一世纪》2010年，总第120期；《重建史迪威公路：全球化与西南中国的空间卡位战》，载于《二十一世纪》2012年，总第132期。目前，国内路人类学研究正在起步之中，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在与“路”有关的人类学研究中，其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修路事件”的人类学剖析，*如朱凌飞的《玉狮场：一个被误解的普米族村庄——关于利益主体话语权的人类学研究》(《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社会》2006年第5期)论文分析了一个被外界误认为“拒绝道路的村庄”因路的修建所引起的利益之争。刘玉照的《遭遇修路事件的村庄选举》以修路事件为切入点，其关注的是村庄选举这一公共事件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各种地方政治力量的博弈。路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全新视角和方法，是极有开发价值的研究空白领域。社区研究作为人类学的传统，一直以来为学界所普遍运用。以路切入社区研究，与其认为是一个限制的视角，更应说是一条引线。作为联系两个地域空间的道路，不仅引起了地域空间在地理上的关联，而且也引致了两个不同质的社会文化空间的黏合。路的延伸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了文化传播与经济流通的方向，由路的辐射力引致的通常是社区的整体变迁，通过对路的研究可以从一个最直接的角度进入变迁的话题。

路既是社会变迁的原因，也是结果。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陲，云贵高原延绵不断的高山峡谷、崇山峻岭，将云南阻隔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板块。随着路的开辟和修筑，云南才从地域空间上、文化空间上和政治空间上与他者关联起来，特别是边疆与国家的关系，是在道路的修筑过程中建立起来并不断加强的。道路的延伸不仅是政治权力的表达，更是经济利益的诉求。实质上，在“要致富、先修路”的宣传语掩映之下的是国家话语的霸权，换言之，对道路修建的评价常常限定在宏观视角，片面强调经济效益与上层诉求。底层村落的命运、区域生态的变迁往往被忽视，光鲜亮丽的道路通过的大片区域竟是“黑暗的死寂”。笔者尝试将目光下沉到底层，将视域缩聚在机体的细胞上，探寻一个普通的村庄在沿路而来的力量冲击下如何适应和应对，聆听巨大绵长的路的律动中那些最微弱的心跳。

本文的研究对象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彝族哈尼族自治县同心镇那柯里村，是昆曼公路沿线的一个小村寨。该村位于宁洱县城到普洱市思茅区之间，距离宁洱县城16公里，距离思茅城区25公里。国土面积4.70平方公里，海拔1280.00米，年平均气温20.00 ℃，年降水量1460.00毫米，属于半山区。2014年全村共有69户，268人，均为农业人口，是一个彝族、哈尼族、傣族、汉族等多民族混居的村寨。那柯里行政村下辖15个组，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那柯里小组，即那柯里自然村。该村发展历史曾与道路紧密结合，近年来又逐被离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因路而兴、因路而变的村寨。

二、昆曼公路修建之前的那柯里村：与路生死相依

回溯那柯里的发展变迁历史，这是一个因路而生、因路而变、因路而兴的村寨。历史上由此经过的道路依次有茶马古道、昆洛公路(1953年)、磨思公路(1995年)、昆曼国际高速公路(2008年)。这些向远方延伸的路仿佛一条条触角，将那柯里所能触碰的外沿不断扩大，由路辐射而来的不同力量频繁地刺激这个村庄敏感的神经，形塑着那柯里的发展与重构。

1. 马帮道路时期：因路而生

最初的那柯里并没有村寨。当时马帮在茶马古道上运输普洱茶，从普洱到思茅需两天路程。那柯里大约位于两地中点，在那柯里停歇一宿正好适合。加之那柯里向南要接连翻越几座高山才能到达思茅，马帮队伍在那柯里停歇休整一晚，第二天一鼓作气方能顺利抵达思茅。因此，在那柯里一带停歇宿营，是马帮商队必然的选择。当时那柯里有几户散居的山民，为马帮队伍提供了停歇住宿之需。后来，一些外地人也陆续到此地建房定居，于是一个小村落应运而生。据说，最早来到村里定居的张家可以上溯到约300年前，相传是从江西沿路迁徙，落户此地。其他如从红河来的高家、墨江来的李家大致可以向上追溯到6代左右。

早期的那柯里人或开马店，或以务农为主，聚落规模非常小。古道是村民获取外界物品的唯一通道，一些马帮的货品会沿路贩卖，村人有时与马帮通过易货各取所需。而村民自己也会加入马道的运输大军，几乎每个上了年纪的老人都会提到自己在1949年以前从磨黑或石膏井*石膏井是滇西南磨黑盐区的盐矿之一，该盐矿距离那柯里8公里左右 。背盐到普洱贩卖以贴补家用的经历。农闲的时候，他们晨起暮归，沿着马帮小道往来数十公里，赚取微薄的收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这个村寨一度十分热闹，经历过这一阶段的老人如此形容：每到傍晚马帮一来，就只见“过来的马乌乌压压地挤在路上”。甚至村名也和马帮道路有关，村中一位84岁高龄老人回忆道：“我嫁过来的时候，这里就叫那柯里了，但是听老人讲之前叫过‘马哭里’。因为马帮经过这里，必须蹚水过村旁的一条河，马哀嚎着不敢过，像哭一样，所以就叫这个地方‘马哭里’。”

因马帮的停歇之需，那柯里村的村民就开起了马店和旅店，为往来的马帮和赶马者们提供住宿之便。现在人们将那时的那柯里村称为“茶马驿站”，其实当时的国家政权并未在此设驿站，它只是因其位于马帮道路沿线而自发形成的一个马帮食宿站点而已。

荣发马店是当时那柯里村最大的马店，当年的马店老板娘、现已89岁高龄的罗奶奶讲：

我家的马店在很早以前就开了，具体是什么时间不清楚，生意一直很好。当时马帮天天都会经过这里，很热闹。我们家的马店可以容下七八十匹马。村子里老的马店除了我们家之外，还有一家。我20岁从普洱嫁过来的时候，是家里的老人在经营马店生意，我每天做饭、打扫卫生，起早睡晚，很辛苦。当时忙得很，马帮过来之后，我们马店要负责看马，如果看不好，马就会跑到林子里，找不回来了，马都是一匹跟着一匹，堵不住，一群就都跑了。

村里另外一个姓郭的老者(87岁，男)也给笔者讲述了当时马帮道路的情况：

那时候，那柯里马帮来来往往，很热闹。他们一般是从普洱过来，驮着布匹、百货，到西双版纳去，有些马帮还到缅甸、老挝、泰国去驮洋靛回来，这是我们这一带的马帮。外地(笔者注：指滇西南以外的地区)的马帮到老挝、越南、泰国去的也要经过这里，我看到过他们驮回铅巴，就是铅条，一块一块的，很沉，一匹马驮两条。还有从西藏过来的马帮，主要是驮来西藏的产品，具体是什么东西，我们都不清楚，但是他们会到磨黑驮盐巴，最终驮着盐巴和茶叶回去。那时候，除了马店，其他人都种田，生活条件都不好。他们有时候偶尔也去马店打个零工。我的老母亲就曾在马店打过零工，打一下午工，吃一顿饭，1天的工钱就是给1斤米。

活跃的马帮运输，使滇西南与内地及东南亚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也使普洱地区在滇西南地区开风气之先。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普洱创办的普洱中学是云南省第一所新式学堂。普洱中学创办10年以后，那柯里村也办了一所小学。如今，普洱中学、那柯里小学是云南省为数不多的百年老校之一。关于那柯里学校的初期情况，已经无法得知更多详细情况，但是在那柯里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并不大的村寨，这么早就设立了新式学堂，可见道路对其的巨大影响。

2. 老昆洛公路时期：因路而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规划修建一条从省会昆明向滇西南延伸达滇西南国境线的公路，时称昆洛公路(昆明—打洛)。昆洛公路自昆明始，经玉溪、元江、普洱(今宁洱县)、思茅、景洪(原名车里)、勐海(佛海)，止于中缅交界的打洛。随着昆洛公路通车，马帮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荣发马店在1954年关张，村寨中其他的马店、客栈也陆续关了门。当时的昆洛公路是在距离村寨约半公里左右的半山腰经过，那柯里不再紧挨着“路边”。为了再次使村寨与路联系起来，成为“公路边的村寨”，村民们自发组织开挖了1条约500米的小路与公路相连，并在这条土路上铺了石板。但即使这样，村民们不再可能依赖于公路生存。偶尔传来的轰鸣汽车声让这个掩映在青山绿水之中的村寨浸润了些现代化气息，村民偶尔还能坐一坐汽车，成为当时值得夸耀的经历。但公路与村民的生活的联系却不那么紧密。

伴随着道路而不断强化的国家权力为那柯里村民带来了一场始料不及的新生活。集体化时代是村寨的老人们最记忆犹新的时期。当时，村社中实行集体化制度，由队长统一决定每日的活计，负责指挥每个节令的农作。每天晚上，人们被召集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开会。开会的间隙，大家一起聊天、唱歌。老人们回忆起这段时光时，除了会说“苦”，还会用上“快乐”“高兴”之类的词汇。那时单纯、幸福的人际关系，为这段特殊的时光抹上异样的温情色彩。

这一时期，由于民间流通系统的中断，人们无法再从马帮队伍买到远方的货品，供销社承担了城乡物资流通的中介。因为那柯里有通公路之便利，政府在那柯里设了一个供销社。村民所需的工业品(如布匹、肥皂、电池等)必须通过供销社购买，而供销社也向村民采购农副产品(粮食、药材、茶叶、鸡蛋等)。供销社定期举办物资交流会，小规模的1个月1次，大型物资交流会则半年1次，届时会杀猪、杀牛，货品种类更加齐备。以那柯里为中心的物资交流会，辐射周边十几里的村寨。这是村民交流物产的绝佳机会，更是获得外界商品的少数途径之一。当天乡上的供销社会用马车把物资运来。周围的寨子几乎倾寨而动，大家早早地过来不仅抢购有限的物资，也成为村民们看热闹和聚会的好时机。

改革开放以后，边疆的村寨也涌动着经济复苏的大潮，经过村边的昆洛公路开始被有头脑的村民们盘算起来。最早因公路而获益的是村民老蒋。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从农场辞职回到了妻子的娘家中良子小组，在公路边平整了一块地，开了昆洛路在那柯里附近的第一家食宿店，由于来往货车流量很大，生意十分兴隆。在老蒋家食宿店的示范效应下，那柯里村一带的公路边上食宿店便如雨后春笋一般开张了。当时，中良子小组的食宿店最多，而那柯里村小组只有两三家。这是由于昆洛公路的这一段都修建在半山腰，盘山而行。中良子小组正位于半山腰上的一块小平地上，昆洛路穿村而过，沿路修建食店十分方便，且便于停车。而那柯里村位于山下的小盆地，和公路有着数十米的垂直高差。尽管如此，这些开着一个个不起眼的小食宿点的村民，有不少成为当时令人眼红的“万元户”。

3. 磨思公路时代：因路而兴

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改变昆洛公路道路等级低、行程时间长等问题，磨思公路的修建被云南省交通部门提上了议事日程。磨思公路北起今宁洱县的磨黑镇，南至今思茅区，全长80多公里，1997年通车后，从磨黑到思茅只需要一个半小时。新修的磨思公路在那柯里东面顺河谷走，公路紧挨着村寨。随着新公路的修成，河谷地带磨思公路边的田地成为香饽饽，以前在昆洛公路边的汽车旅店没有了生意，迁了下来。当然，只有在路边有地的人家才能易地重起，昔日旅店里半数因为没有地被迫放弃了生意。村庄的聚落形态随着路的变迁被重新塑造，磨思公路沿线建起了一排房屋，开办起汽车旅馆，包括乐途、新园、老班长等5家，它们都一直开办到现在，并经过长久的积累成为当地生意最好的食宿店。

磨思公路刚通的时候，来往的依然以货运卡车为主，旅店主营住宿，兼卖饭食。这个情况在2002年以后逐渐改变，“2003、2004年生意更加好起来，城里人有钱了，单位有小车，遇到交流、请客接待之类的就会这里吃饭”，一位食宿店老板如是说。汽车旅馆由以住为主转向食宿兼重。2002～2007年是沿路生意最繁荣的时期，旅店店主们在这段时间里积累了大量资本，为其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如乐途、新园这两家食宿店甚至在普洱市里开设了分店，店主成为了当地富有影响的企业家。*例如乐土老板杨庆九成为乡党代表，新园老板张春芝成为乡人民代表。赚到钱的店主们开始修建新房，他们沿着通往昆洛公路的石板路两侧依次筑屋，掀起了一次建房高潮。

磨思公路成为了那柯里人新的衣食之源。但实际上，磨思公路不仅使那柯里村民有了新的生计方式——经营汽车旅馆，也使那些依然从事农耕的村民们生计方式发生了调整：过去村民们低地种植的水稻为其主要生计，如今平坦低地或是被新修的公路占据，或是被主人用于建盖汽车旅馆，村民们只好选择山地种植包谷。村民从过去自给自足的生计模式，不得不转向了面向市场的生计模式，村民们开始种植经济作物。收获的包谷或是作为猪牛等牲口的饲料，或是在市场上出售。而家庭生活所需要的口粮，则从市场上购买。随着普洱茶逐渐在市场上热了起来，种茶成为那些以农业为主的村民们的主要生产活动。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那柯里已经开始种植茶叶，但规模一直很小。如今在市场的刺激下和生计的迫使下，村民栽种下了满山的茶树并精心管理。现在，那柯里村周围满山的绿色，有很多都是茶叶。道路以强硬的姿态改变着那柯里村民的传统生计方式。

总之，在那柯里的早期历史中，道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形塑了整个村庄的经济生活、聚落格局和人际关系，可以说，那柯里人与道路是生死相依的。

三、昆曼国际大道修通以后的那柯里村：渐被道路离弃

20世纪90年代末期，“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成为云南“三大战略”之一。在“国际大通道”的建设中，昆曼公路作为云南连接东南亚国家的一条重要国际大通道，被列入国家重点交通设施建设项目之中。昆曼公路全程1800多公里，被亚洲开发银行称为“亚洲公路网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路段”。昆曼公路中国境内的道路从昆明起至磨憨口岸，全长827公里，2008年3月21日其中国段全线贯通。昆曼公路作为中国的第一条国际高速公路，是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各国间经济合作交流的重要通道，极大地拉动了中国—东盟的区域物流，继而对西南区域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昆曼高速公路是分段修建的，昆曼高速全线通车的2008年，磨思公路仍然是二级道路，昔日最快捷的公路一度成为昆曼高速的“肠梗阻”。磨思公路2006年规划修建，经历了一些波折，65.5公路的道路直到2011年3月才正式通车。

1. 昆曼公路与那柯里征地

在昆曼大通道工程筹建之时，高速公路从村寨边经过这一事实，让一直以路为生的那柯里村民对未来发展充满憧憬。然而，伴随着高速公路开工建设，村民的烦恼越来越多。

征地是那柯里村民遇到的第一个烦恼。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尽管有相当多的村民已经以汽车旅馆为生计，但是作为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却始终如一。每个村民都深知土地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可建盖汽车旅馆的河谷平地，成为村民眼中的金饭碗，谁也舍不得放弃。可是，昆曼公路的修建需要在那柯里征地230亩，这些土地多为平坝农田。

征地工作开始，工作组遇到了很大压力，村民也承受着巨大的失地痛苦。一次又一次的商议谈判，村民不断地讨价还价，所争执的似乎是补偿费用多少的问题，实际上是村民割舍不掉的土地情怀，就像村民所说的那样：“看着推土机把原来家里的田地推平，真是掏心窝地疼。”

然而，面对国家利益的需要，村民们也不得不做出“舍小家，为大家”的选择，丰产的水稻田没有了，绿油油的菜地没有了，积累几年开一个汽车旅馆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失地农民虽有些山地，但只能种植茶叶、玉米之类的作物。众所周知，普洱茶经历了2007年的疯狂炒作之后，一度进入低迷，失去水田的农民眼望着采摘出来的茶叶卖不出好价钱，内心充满了焦虑。

2. 昆曼公路与汽车旅馆困境

随着昆曼公路磨思高速段的建设的推进，因修路民工的涌入，那柯里的汽车旅馆着实红火了一阵。但是所有经营汽车旅馆的村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的辉煌了”，因为高速公路修通后，几乎所有的汽车都从新修的高速公路上通行，道路通达时间将大大缩短，如从宁洱到思茅只需要半个多小时，从昆明到景洪也只需要7个小时，人们在沿路吃饭休息的可能大大减少。更为严峻的是，封闭的高速公路使车辆停靠路边的机会完全被剥夺，高速公路上汽车停歇吃住只能在内部封闭式的服务站里。

当村民还把希望寄托于在高速路上开出口时，村民们又发现从宁洱到普洱段的出口只有一个，修在同心镇政府所在地旁，距离村寨约5公里路。那柯里村靠路吃饭的可能完全被阻断了。

事实也正如村民所预料的那样，自从2011年昆曼公路磨思高速段通车以后，再也没有汽车司机到村寨的食宿店里住宿了。从村寨边高速公路上车流量比从前增多了不少，但是那柯里却被高速公路上封闭道路的铁丝网挡住了他们与道路的连接——来往的车辆轰鸣着油门而过不再停留。在公路上辛苦劳累的货运司机与这个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他们甚至忙不及看一眼曾经多次光顾的那个熟悉的汽车旅馆。老磨思公路依然存在，车流量已经很少了，而且在老磨思公路上通行的车辆，多是宁洱、普洱、同心一带的短途运输车或私家车，他们不需要住宿。

村民们暗淡着目光，把曾经摆在家外面显眼位置的床默默地撤掉。那张摆在外面的床，曾经是一个鲜活的广告，告诉往来的司机，这里提供住宿。这是云南各地沿路汽车旅馆的惯例，他们从来不需要给自己的食宿店起一个店名做一个招牌，只要在外面摆一张床足矣。

一家昔日汽车旅馆的老板向笔者回忆着他们昔日的辉煌：

在汽车旅馆红火的时期，我家的食宿店有8间住房，可住十多个人。一般每天都有四五辆汽车在此停歇住宿。一般开长途货车的司机，都会三两辆车相约同行(以便路上照应)。若一个人单独出车，也必定会带个徒弟。因此，只要有生意，通常是一次好几个人好几辆车。很多司机都是熟客，他们住了一次，下次还会来这里住。住宿的司机一定会在旅店里吃饭。他们吃的东西不多，杀一只鸡，煮一盆青菜，再炒个下酒菜。等司机睡了，我们会帮他们冲冲车、加加水之类的，让他们一早起来，吃过早点就可以上路了。司机要离开时，我们一次性收取吃饭和住宿费，每天收入都不错。两三年下来，就可以起一栋新房。自从高速公路通了后，所有的食宿店都没有人来住了，生意一落千丈。我们现在都转型做农家乐了，但农家乐的生意远远赶不上汽车旅馆的生意。

正如这位汽车旅馆的老板所言，失去了汽车旅馆生意的村民们开始转向农家乐的经营。这既是村民顺应市场谋变的结果，也是地方政府强势推动那柯里发展旅游经济的结果。本文在后面将会对此具体阐述。但是即便是今天，已经被打造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旅游村的那柯里，村民们开办的农家乐的生意也不很乐观。新园饭店是当时村里最有名的汽车旅馆，也是现今那柯里村最有竞争力的农家乐餐厅，饭店老板对笔者说：

1997年我们的店刚开的时候，生意特别好，高速路没通，所有的车都从这里过，这里的地理位置特别好，从景洪到昆明的车都在这里中转吃饭，那时的小工都有七八个，忙不过来，是新园生意最火的时候。2011年高速路开通，我家的生意就明显变少了，小工只有4个，加上自己和老公就总共6个人，以前的菜、肉都是从宁洱买的，现在自己养鸡、喂猪、种菜、养鱼，作为饭店原材料的供给。

3. 昆曼公路与村民日常出行

尽管在昆曼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村民已经意识到，这个现代化的道路已经不再会像磨思公路那样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财富，但是，当昆曼高速公路建设者们在高速路两侧拉起了铁丝网，村民再也不能随意地横穿公路到公路对面山地上去耕作和放羊之时，早有预期的村民心里仍然是被重重地烙了一下。随着昆曼高速磨思段的通车，村民们生活的不方便之处越来越多：从高速公路开口处到那柯里村有一条便道可通行，但是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不仅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而且小轿车底盘容易被剐蹭。若不走这条便道，村民就需沿昔日的磨思公路到乡政府所在地之后再进入高速公路入口处，大约有五六公路的路程。高速公路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让村民出行十分不便。更不用说一上高速公路就得出过路费，“一抬腿，就得出钱！”这使得村民心里憋着一股莫名的怨气。

村民出行不便还远不止此，更为麻烦的是，老磨思公路虽然一直可以通行，但是从这条道路行走的汽车、客运车辆大大减少。过去村民出门到宁洱、甚至到沿路的村寨做客访友，只要到公路边，不出半小时绝对能搭上车，或是搭宁洱到普洱每20分钟发一趟的客运班车，或是遇见认识的货车司机、还有热热闹闹的拖拉机，十分方便。就连那柯里有些开开小卖部、食宿店的人家，自家都不需要买车，只需要坐班车到宁洱或普洱进货。但是，高速公路建成后，老磨思公路冷清了下来，宁洱到普洱往来的班车发车时间更加密集，但是班车再也不从那柯里经过，一开始短途运输的卡车还计较过路费而选择走老路，可近几年随着道路老化，这些车辆也不走老磨思公路了。

村民们为了出行需要，只好自己购置交通工具，做生意的人家买了微型车，年轻人买了摩托车，但没有经济实力的家庭以及老人小孩们的日常出行就很受限制。也有精明的村民用自己的微型车跑运输，只要村民有需求，一个电话就可接送人员，但价格不菲。调查结束之时，笔者曾去租一村民的微型车回城，要价每人30元，我们一行五人，花了150元。而从宁洱到普洱坐中巴车票价每张票只是12元，路程却是宁洱到那柯里的一倍。

4. 谋变与那柯里的生计转型

当然，面对困境，早已在路边历练了商业意识的那柯里村民并未就此沉沦，当他们意识到高速公路带给他们危机，他们也在盘算着将来的出路。

一场突入其来的地震让村民内心模糊的谋变盘算，演绎成由政府主导的生计转型。2007年6月3日，云南普洱发生6.4级地震，中央火速拨付了4亿元赈灾资金用于灾后重建。“6.3”地震让宁洱县获得了充裕的灾后重建资金，以宁洱县政府为主体，重建新家园暨建设新农村的规划轰轰烈烈地展开。在灾后重建工作中，宁洱县政府发掘利用那柯里的历史文化，制定了将那柯里建设成为一个特色民族文化旅游村寨的规划——茶马驿站那柯里。显然，这是以那柯里曾是马帮路上的停歇点为卖点、以普洱茶历史文化为包装的旅游规划。

灾后重建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的实践，成为当地灾后重建的先进典型。2008年11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云南省、普洱市领导的陪同下，亲临茶马驿站那柯里，视察恢复重建情况。国家领导人的视察，为那柯里发展旅游的思路提供了决策正确的注脚。

在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推动下，那柯里村的旅游知名度逐渐提高。2009年12月，那柯里茶马驿站成功申报为云南省第二批省级旅游特色村。2012年12月，在中国国家地理推出的“寻找中国最美风景县”走进云南活动和进行“云南10佳最美风景县和30佳最具魅力村寨”评选活动中，那柯里村被评为“云南30佳最具魅力村寨”之一。

开发旅游的经济效应也很快产生，尽管其发展与道路本身关系已经不大了。周末和节假日，那柯里会突然涌入大量的旅游者，他们多是周边城市的居民，来这里的农家乐游玩和吃饭，当然也有少数昆明和省外游客来旅游。在旅游业的刺激和政府的鼓动下，新的饭店、客栈、小卖部、特色食品销售点等不断涌现，那柯里又重新弥漫着发展的激情。

但是，村民们也发现，那柯里的旅游呈现出季候性、集中化、快餐型的特征。季候性表现为游客集中在节假日，平日人流量很小；集中化体现在游玩路线的集中，相应的餐饮食宿也集中在这些路的两侧，其他区域则罕有人至；快餐型是指游客在那柯里停留的时间很短，几乎都是一顿饭加短时的散步观赏，极少留宿。这种周期性的游客群体，远远不能支撑那柯里村民生计经济转型。目前，村寨里有十几家农家乐餐厅，有两家客栈。客栈自从挂牌，没有接待过真正的游客。农家乐因客源少，竞争激烈，利润很薄。村民靠旅游进行生计谋变的期望未达到预期。而在政府主导的旅游开发中，因建造公共旅游设施征地、搬迁等一系列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项目的实施，又产生了一些新矛盾。

有意思的是，尽管那柯里已经被道路逐渐离弃，地方政府在解决那柯里村旅游开发所产生的种种矛盾之时，仍然希望继续在“路”上做文章。当地政府有关领导认为，只要那柯里的旅游开发上一个新的台阶，游客增多了，一切矛盾将迎刃而解。能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的措施就是，把那柯里村与昆曼公路进一步紧密地联系起来——在那柯里村开一个高速公路口，让昆曼公路上的人流车流能够方便地流向那柯里。村民们也同样将未来的发展寄于高速“开口”：“游客的多少要看高速路是否开口，一开口，人就多了。”但是对于已经建成的高速公路基础设施，要变决非易事，地方政府也做不了主。地方政府与交通管理部门的协商在积极地进行着，那柯里开口至少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开口的问题。高速公路管理规定，每两个开口之间的距离不能小于10公里，那柯里距同心乡闸口的高速路段距离不足10公里，因此只能选择挪动闸口，无法新开。挪动开口会损害现今靠近闸口的居民的利益，如何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这是一个问题。二是挪动闸口需要数额不小的一笔资金，这笔资金由谁来出，这又是一个问题。

高速公路开口能否成功被说服挪动？即便成功挪动了高速公路开口，能否真如地方政府和村民们期望的那样，重振那柯里的辉煌？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四、结论与思考

一条现代化、国际化的高速公路建在你身边，意味着什么？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意味着通达，意味着发展。但是，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常常看到这样的景象：一条穿山跨桥的高速公路在高山低谷上笔直伸展至远方，宽敞的柏油路面和规范化国际化中英文标识的道路路牌在荒蛮的山野上给予人强烈的现代感。但是，在高速公路周边居住的村民，仍然是扛着锄头、背着背篓，汗流浃背、日复一日地在那片土地上耕作、收获、生存，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当我们走进那柯里村，去了解这个村的发展变迁与路的关联，村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境等问题之时，越发触动了了笔者对高速公路与乡村现代化问题的深层思考。

那柯里是一个因路而起、因路而兴、因路而变的典型的路边村寨。路就像中枢神经，牵动着那柯里社区景观的变化，牵引着村民经济利益的调整。路改变着社区，改变着人。而不同的路，又是时代的象征物，在这个路边村寨上演的所有故事，事实上就是一个边疆少数民族村寨在大时代下变迁的真实展演。从那柯里村寨的发展变迁来看，路与社区、路与人的关系极为密切。

路与周边社区居民的关联与路的自然特性是分不开的。在传统马帮道路和开放式公路模式下，路与周边社区居民的关系也是开放式的。而这开放式模式为路边村寨嵌入道路系统提供了条件：开马帮驿站、汽车旅馆为往来车马人员提供服务，成为路边居民嵌入道路系统的楔子。因此沿途社区和社区居民往往以渐进的、不自觉的自然状态“嵌入”了道路系统之内，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互依存。路边社区居民的生计模式依赖于路带来的人流车流，路是人们致富之源。不仅如此，路边社区居民的通婚圈、人际圈也与路关系密切，社区文化的变迁也因路而与周边社区呈现出不同的变迁轨迹。*关于路与那柯里村寨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变迁问题，笔者将另文展开分析。

在现代高速公路模式下，路与周边社区居民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开放式的关系因高速公路的封闭化运行而不复存在，尽管有形之路仍然从村寨边经过，但路与村寨的关系已经是渐行渐远。其原因在于，昆曼高速公路，作为一条国际化道路，不仅是现代化的标志，也是全球化的标志。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是信息化时代。高速公路上快速运动的汽车彰显着这个时代的速度，高速公路全封闭的运行空间表达着现代化、全球化是有门槛的这一提示。

一个小小的路边村寨，要与身边的这条道路建立联系，早已不能仅仅依赖于“靠在路边”，或者是有一个“开口”，因为这个路边和闸口只能解决与路的机械性关联问题，不能解决现代化、全球化这一无形“门槛”的跨越问题。如何跨越“门槛”，让路边村民也一同分享现代化、全球化利益，需要路边村寨和路边村民与这条国际大通道建立起多方位、网络化、系统化的关联关系，如市场的关联、信息的关联、发展理念的关联，等等。*以笔者之见，那柯里村要吸引更多的游客，在昆曼公路沿线做醒目的路牌广告，肯定比花费巨额资金把高速公路开口移动至村寨旁边有效得多。

这就是全球化信息时代路的特点，开辟一条有形的道路，它能实现一个地域空间与另一地域空间的联通，但是不能解决人流、物流通达的全部问题。*如利用昆曼公路之运输条件而启动的中泰“蔬菜换石油”项目，所经历的种种波折，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在全球化战略中，路的现代化、国际化是一个地区全球化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是充分条件，一个地区是否能搭上全球化的快车道，需要的是多条与全球化关联的无形之路进行联网。对于一个想分享国际大通道带来的利益的路边村寨和村民，也是如此。这些联网条件的实现，既需要路边村民自身为跟上时代步伐而进行的种种努力，如知识更新、观念转变、创新精神等，也需要国家和政府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平台，如发展战略、信息系统、道路网络通联系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