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生存心态对英译儒经的影响

赵志华

辜鸿铭生存心态对英译儒经的影响

赵志华

辜鸿铭学贯中西，练就一身西方本领却一心做着中国学问，以他对西方文明的熟知和批判弘扬中国文化，向西方译介中国儒家经典，成为了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和传播者。从“生存心态”角度入手，探讨辜鸿铭英译儒经的深层原因，为其与大时代背道而驰的翻译选择做出合理的解释。

辜鸿铭；生存心态；儒经；英译；影响

辜鸿铭是中国近代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他学贵中西，在西方学术的浸淫下练就了一身西方本领，却在回国后一头扎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海洋，成为了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和传播者。纵观国内对辜鸿铭的研究，学者及专家们都冠之以“狂士”“怪儒”“怪才”和“怪杰”的称号。如果就其外形外貌而言，“怪”倒也能让人接受，毕竟拖着长辫子，带着瓜皮帽，穿着长马褂的形象在当时确实是怪；如果就其性格而言，说其怪也有证可循，他的狂放和孤傲为世人所知；如果就其言论而言，说其怪也能让人信服，毕竟他那流传久远的“壶一杯众”的比喻让人虽觉有理，却也不乏滑稽怪诞；但就其从事的翻译文化活动而言，说其怪倒真有点冤枉的意味，殊不知他的儒经英译是别有用心。本文试从“生存心态”视角入手，为辜鸿铭在翻译活动中种种看似奇怪的翻译选择寻找原因，进一步论证辜鸿铭在翻译中所做的选择深深受到其“生存心态”的影响，所以说怪杰不怪，一切皆由心生。

一、“生存心态”概念在翻译领域的运用

“Habitus”出自拉丁语，原意为“生活方式、生存方式”，曾被古希腊及中世纪的哲学家们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埃尔文·潘诺夫斯基以及诺伯特·埃利阿斯广泛运用。本文谈到的“生存心态”概念来自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在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布迪厄发现了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极端倾向，前者过分夸大了主体的主观作用，而后者强调客体的作用，于是他沿用并精心打造了“生存心态”的概念，试图从实践的维度消解在社会学乃至哲学传统中长期存在的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在他1972年出版的著作《实践理论大纲》中，布迪厄第一次阐述了“Habitus”这一概念：“具有持久性和可转化性的性情系统；是被结构化的结构，同时又起到建构的作用，作为实践和行为的生成和建构原则…”［1］72至此，人们对“生存心态”概念的认识才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并把他广泛地运用到各个领域和学科。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西方翻译学术界纷纷借鉴和应用布迪厄的社会学基本概念与理论模式来进行翻译研究，“生存心态”也逐渐走入我们的视线，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到目前为止，已有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比如丹尼尔·斯密奥尼［2］1-39、塞拉-谢菲［3］1-26、让-马克·古安维克［4］147-166，还有香港理工大学的刑杰博士［5］10-15。

赵志华［6］79-82将“生存心态”概念引入译者主体性研究，认为译者的翻译选择不仅仅受制于一些客观外部因素，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在驱使其以自己认为最合理的方式进行着诸多的翻译选择，发挥着自己的主体性，这种内驱力就是译者的生存心态。生存心态是一个被建构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s），同时又是建构中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s）。行为主体将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生活经历和教育经历内化，在漫长而又反复的习得过程中沉淀为自己的生存心态，要么表现为一种特定的性格或人的秉性和气质，要么表现为一种倾向和意向，驱使其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展开自己的行为，“成为了人的社会行为、生存方式、生活风尚、行为规则、策略等实际表现及精神方面的总根源”［7］116。下面就从“生存心态”的角度来探究辜鸿铭英译儒经的深层原因，作为一项实证研究来佐证“生存心态”概念对译者研究的有效性。

二、辜鸿铭生存心态对其英译儒经的影响

中国近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国人纷纷将目光投向西方，热衷于把西方文化引进中国，而辜鸿铭却反其道而行之，致力于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经典介绍到西方，表现出在翻译选材方面的“格格不入”。同时，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他也是“与众不同”，采取了“归化”的翻译方法，“努力按照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来翻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并且“去掉所有那些中国的专有名称”，“加了注释，引用了非常著名的欧洲作家的话”［］。他的这一系列选择并非随意而为，而是有着深层的原因。

“文化遗民”属于遗民群体的一部分，他们在朝代更替，时序变革等因素导致的民族盛衰、学术兴废、文化价值被凌逼时，坚持以从事学术研究、赓续学术思想或从事文化事业的考镜、整理、出版等为职志，借助自己的心智塑造，将传统的文化价值、思想或观念等以潜隐或外显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使文化观和文化思想得到挖掘、传承和开拓。在所有的文化遗民当中，晚清时期的遗民可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民”。与以往各朝代的遗民不同，晚清遗民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清王朝的崩溃所带来的朝代变革和民族衰落，更是一种文化灾难，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让他们能够获得价值和尊严的传统秩序行将崩溃，他们即将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和精神家园，这种文化失落的痛苦使他们具有一种共通的“文化遗民”情结，他们的所有言行几乎都与这种情结息息相关。

辜鸿铭就是晚清文化遗民中的一员，文化遗民情结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早在欧洲游学的时候，辜鸿铭就从其义父和老师的言谈中了解到了中国所遭受的欺凌与压迫，回国之后，正好赶上了中国惨遭列强侵略和瓜分的高潮时期，之前听到的一切都得到了验证，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的社会现状：在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下，大清王朝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政治风雨飘摇，吏治腐败，丧权辱国，满清政府政治上的唯唯诺诺和军事上节节败退，也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文化推向了衰落的边缘，一方面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思潮和文化的冲击，在逐渐失去自己的领地，另一方面，随着有识之士的“向西看”，中国传统文化也有被遗弃之嫌。总之，“从洋务运动到改良维新，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他看到历史每前进一步，传统就越来越被西方的新思想所取代，感到中国文化传统沦失的危机”［］。陈寅恪在悼念王国维时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辜鸿铭又何尝不是如此。虽然他接触中国传统文化较晚，而且他的根基是西方文化，但是他却深得传统文化之大义，而且带着对传统的热漕，对民族文化的尊重，他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延续视为己任，在民族危亡、文化沦失的关键时刻，怀着深深的文化遗民情结，辜鸿铭选择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取向，将儒家经典《论语》《中庸》《大学》译成英文，并积极在西方世界传播。因此，鉴于文化遗民情结的存在，辜鸿铭在大家纷纷向西看的时候回归传统，选择英译儒经也是无可厚非的。

辜鸿铭从小接受正规的西式教育，从启蒙教育时期的王子中心学校到后来长达年之久的欧洲游学，从《浮士德》到莎士比亚，可以说他是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然而，他却在结束欧洲游学经历之后回归了传统，不仅如此，还形成了保守主义文化观。但是，他的保守与那些“只缘生在此山中”的盲目自大者所持的保守不同，也不仅仅是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挑战时的一种本能反应，而是以对中西方文明的认识、批判与选择为特质和思想核心［］。

辜鸿铭“先西而后中”的学术之路是其文化保守主义形成的铺垫，正如他在《读易草堂文集·广学解》中所说：“呜呼！我不知西人之学，亦无以知吾周孔之道大且极矣！”［］而其保守主义文化观的最终形成是受西方文化守成主义的影响，或者说根本就是西方的传统。辜鸿铭留学欧洲的时期，正是西方文化守成主义最为盛行的时期，代表人物有漕默生、阿诺德、纽曼等人，还有其在漕丁堡大学文学院的导师卡菜尔。师从卡菜尔，辜鸿铭学习了具有文化保守主义性质的浪漫主义文化思潮，成为了浪漫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其保守的文化心向奠定了基础。浪漫主义从各个角度来否定和批判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文明，并抨击社会上各种不合理的现象和实质，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辜鸿铭的思想，使其对欧洲文明有了清醒和理性的认识。同时，浪漫主义者也存有对东方文明或者中国文明的某种赞许，这一点在卡菜尔和漕默生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前者曾对中国科举制度下士大夫政治理想做过称述，还认为“人类的一线光明，是中国的民主思想”，而后者曾在自己后期的著作中频频引用中国古典名句，且将孔子奉为“哲学上的华盛顿”，这些都对辜鸿铭保守主义文化观的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使得他在研习中国经典著作时已经有了一种信念，他坚信中国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进而“做出了只有中国文明才能拯救西方、拯救世界的文化判断。”［］

辜鸿铭正是在中西对比中逐渐回归了传统，进而形成了保守主义文化观，并从儒家的经典学说中找到了他认为能够强化中国，教化欧洲的东西，他是想用维系中国数千年传统的伦理道德的力量来弥补现代欧洲文明的不足，他笃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因为它拥有欧洲人民战后重建新文明的奥秘，而这种新文明的奥秘就是我所谓的良民宗教，即孔子的五伦之首。”［11］198所以辜鸿铭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传播中国儒家经典也是合理之举。

（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

辜鸿铭是一个有大漕的人，尽管性情孤傲、性格怪僻，但在怪异的外表下却有一颗漕国乃至漕世界的心，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炽热的漕国精神是每个华侨都具有的情愫。辜鸿铭出生在英属马来亚槟榔屿的华侨之家，他家境富裕，尽管如此，也改变不了他的中国人身份，在父辈们的耳濡目染下，在周围人有意无意地区别对待下，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漕国情愫在他幼小的心灵刻下烙印。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父亲就一再地告诫他：“记着，我们是中国人！孩子，不论你周围是英国人、马来人、印度人或俄国人、法国人，你都不要忘记这一点，自己是一个中国人！”［13］36虽然当时的辜鸿铭对“中国”这个词既感遥远又感抽象，但“中国人”这三个字是铭刻于心的。13岁，辜鸿铭随义父留学欧洲，虽然义父为其提供了贵族化的生活，而且他的聪明伶俐和勤奋好学足以让别人对他刮目相看，但这一切也改变不了他黑头发、黄皮肤的事实，无论走到哪，他都是备受歧视的种族，这些都在辜鸿铭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种子，培植了他极强的自尊心和漕国情结，使其有着比别人更加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感。在英国留学时，每年冬至他都会在屋内备下酒席，遥祭祖先。在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时，他会写英文向世界舆论呼吁正义；在教案迭起时，他向世界申明：正是因为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错误和教士为非作恶，才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在义和团运动时，他强烈谴责八国联军的入侵；从他英译儒经的行为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具有强烈漕国精神和民族意识的辜鸿铭，这一点在《论语》译文前言中他有很好的阐述：“我们只想借此表达这样一个愿望：即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但愿在耐心地读过我们这本译书后，能够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交往的态度。”［8］346-347如果这本出自中国古代智慧的小书能有助于欧美人民，尤其是那些正在中国的欧美人更好地理解‘道’，形成一种更明白更深刻的道德责任感，以便能够使他们在对待中国和中国人时，抛弃那种欧洲‘枪炮’和‘暴力’文明精神和态度，而代之以道，无论是以个人的方式，还是作为一个民族同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都遵从道德责任感——那么，我将感到我多年理解和翻译这本书所花费的劳动没有白费［8］513。

由此可见，辜鸿铭英译儒经的行为是受到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漕国精神的影响，他对传统文化的捍卫，是想通过回归传统来挽救衰落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使其不被西方文化所代替，而他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是想用一种来拯救溃败中的欧洲文明。所以在他奇怪的外表下，在他怪诞的言论中，在他与时代背道而驰的翻译选择中，掩藏的是一颗炽热的漕国之心；折射的是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辜鸿铭的英译儒经也是合情合理。

三、结语

综上所述，辜鸿铭英译儒经的选择是深受生存心态的影响，正是他的文化遗民情结，保守主义的文化观以及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漕国精神，才使得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与众人背道而驰，选择将中国的传统经典介绍到西方世界。若要以此来解释他的行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怪才不怪，皆因心中有漕。

［1］Bourdieu.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2］Simeoni D.The Pivotal Status of the Translator’s Habitus［J］. Target，1998（10）.

［3］Sela-Sheffy R.How to be a Recognized Translator：Rethinking Habitus，Norms，and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J］.Target，2005（17）.

［4］Gouanvic.A Bourdieusian Theory of Translation，or the Coincidence of Practical Instance［J］.The Translator，2005（11）.

［5］刑杰.译者“思维习惯”：描述翻译学研究新视角［J］.中国翻译，2007（5）.

［6］赵志华.“生存心态”：译者主体性研究的理据［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2）.

［7］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8］辜鸿铭.辜鸿铭文集：下［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9］孔庆茂，张鑫.中华帚国最后一个遗老：辜鸿铭［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10］史玉华.筒论辜鸿铭的保守主义文化观［J］.湘潭大学学报，2000（6）.

［11］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2］付兰梅.返传统的辜鸿铭与反传统的鲁迅［J］.鲁迅研究月刊，2012（8）.

［13］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剔传［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编辑：张齐）

H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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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5）03-0123-03

赵志华（1973-），女，硕士，河西学院（甘肃张掖734000）英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2015-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