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休闲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流失、风险与重构∗

黎海燕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广东茂名525000)

论休闲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流失、风险与重构∗

黎海燕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广东茂名525000)

休闲社会特定的时空条件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有所流失,主要表现为自由化话语性质挑战主流话语权威、开放式话语平台分散主流话语力量、戏谑化话语方式改变话语权力格局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流失导致个体休闲异化、危及意识形态安全、影响国家机器运转等,使得个体、社会、国家都面临一定风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创新话语内容、转换话语方式、优化话语传播、促进话语认同,全方位地重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休闲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话语性质;话语平台;话语方式;流失;风险;重构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得以解放出来,人们由此拥有日益增多的闲暇时间。在《全球经济将出现五大浪潮》一文中,未来学家格雷厄姆·莫利托极富预见性地提出,在休闲时代,人们拥有充裕的自由时间,就意味着人们拥有了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爱好、兴趣、才能及力量的广阔时空。然而,自由时间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休闲的实现,现代社会人人都可以拥有空闲时间,但“休闲却并非是每个人都可以真正达到的人生状态”[1]。纵观人们的闲暇生活现状,存在较为严重的重智轻德、重器轻道、见物不见人等倾向。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都告诉我们,思想文化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定会去占领。虽然人们拥有大量闲暇时间,但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很好地占领这种闲暇阵地,自由时间内思想政治教育严重缺失,没有很好地利用闲暇时间培育人们的思想道德品质。

在福柯看来,话语是权力的表述系统,权力即话语,且权力不断制造新的表述系统,由此产生新的话语,新的话语又不断增加新的权力。因此,生活在特定历史时空的我们,也不能随时随地地言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谁也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2]。话语权就是“意识形态霸权”,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就是其中典型的一种。但是,“霸权永远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成就,而‘必须不断地被更新、再造、保卫和修正’”[3]。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同样面临自身主动“更新、再造、保卫和修正”的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分析休闲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流失现象入手,剖析其话语权流失的潜在风险,进而提出重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四个维度。

一、休闲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流失

(一)自由化话语性质挑战主流话语权威

1.自由的生活话语消解文本话语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通常依附于书籍、报刊等相互关联的理论体系之中,以文本话语形式呈现,是政治领域的主要叙述话语。在政治统摄一切领域的时代,政治原则可以成为支配不同的语言、声音、思想和行为等的潜在逻辑。然而,随着社会的深刻变革和休闲时代的来临,公众休闲生活的个体性差异、多元利益以及工具理性等,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话语逐渐处于“脱域”状态,既定的理论范畴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自由的休闲生活)之间差距越来越大,传统的价值规约在休闲时代正日益式微。与之相反,清新自由的生活气息是休闲时代的重要特征,生活话语成为休闲时代不可替代的重要话语体系,话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或休闲生活联系日益紧密。马克思恩格斯历来重视日常生活领域,认为日常生活是人类创造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而吃喝住穿等基本需求的满足则是日常生活的前提[4]78。日常生活世界的主体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67,而“生活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的本质规定性和内在机制正是文化所包蕴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给定的规则等”[5]。因此,基于共同的生活实践和习惯来领会和理解话语,能够较好地保持其连贯性和有效性。作为人们日常休闲生活中相互交流的重要工具,生活话语面向感性直观、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浅显易懂,有助于人们的有效沟通,因而更受人们的青睐。

2.自由的大众话语解构官方话语

在官方话语的言说机制中,多是管理层掌控话语领导权,通过对各种话语进行规范整合,进而引导社会大众的话语陈述与应用,其实质就是以知识规训实现思想控制,因此,权力与知识的味道总是弥散于官方话语的各个层面。然而,休闲生活空间赋予了人们选择的自由,导致诸如共性与个性、一元与多元、理想与现实、创新与保守等各种矛盾和冲突交织呈现,社会大众不再乐于接受一成不变的嵌入式意识形态内容,大众话语的强势崛起不断解构着官方话语。大众话语以碎片化方式呈现,而没有作为社会深层的内在机理扎根于个体生存或社会运行之中[5]。在个体自由选择的休闲生活中,受各种异质文化的话语风格或话语类型影响,社会大众不断怀疑、抵触甚至否定主导的官方话语,导致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空间相对立的“反话语空间”得以衍生。这种“反话语”致力于建构一种与主导性话语相对抗的话语陈述系统,进而以此来解释世界,对主导性话语霸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因此形成了一种话语性的空间对抗关系”[6]。

(二)开放式话语平台分散主流话语力量

1.网络话语的碎片化分散主流话语力量

互联网的高度普及使得信息来源多样化,再加上休闲生活极度自由化,导致大众观察视角的分散化,休闲时代公共话语的“碎片化”、“去中心化”等特征日益凸显。这种话语碎片化、分散化的不断形成和聚集,逐渐混淆人们的视听,甚至引发主流话语的失真和误传。网络的出现使得民众不再听任政府一家之言,社会整体的音量被无限放大,尤其是随着微博的兴起,“模糊了传者和受者的身份界限……以相对较高的自由度扩展了公共话语空间”[7]。网民掌握了天然的话语权,无形之中给政府主流话语权带来现实压力,网络话语权由政府传到了普通网民手中。这不仅仅是话语权的转移,更意味着话语权的分散,使得政府公共权力的话语权被削弱。

2.网络话语的非理性和从众性分散主流话语力量

与传统的公共休闲生活空间相比,BBS、(微)博客、论坛、聊天室等网络平台不仅方便快捷,更因其虚拟性受到网民青睐。网络时代的休闲生活空间中,人们置身于前所未有的复杂的虚拟环境中,轻松克服传统话语表达的重重障碍,谁都在说、谁都想说、谁都准备说,普通民众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表达权。但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和匿名性,网络言论也难免出现鱼龙混杂的现象,“非理性”和“从众性”充斥着网络休闲生活空间。由于民众非理性情绪的掺杂,再加上休闲主体媒介素养参差不齐,在虚拟生活空间更容易出现跟风和盲从现象,尤其是当面对新信息的时候,那些基准点较低的人比较容易相信这些新信息,随之出现从众效应,那些基准点较高的人也“对信息采取相信的态度并起而行动”,随后那些具有更高基准点的人也相信新信息,进而形成一个相信新信息的较大团体,这样一路演变的类似滚雪球效应,“使得大批群众相信某件事——不管事实是否为真——而他们之所以相信,只是因为和他们相关的其他人也看起来都相信该事件为真。”[8]尤其是面对错误信息的时候,民众的非理性和从众性就会使虚假信息产生滚雪球效应,即传播和扩散的范围越来越大,最终导致舆论被绑架,官方主流话语的声音被淹没在各种非理性的言论之中。

(三)戏谑化话语方式改变话语权力格局

在巴赫金看来,现实世界中的人们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即常规生活,这种生活依靠严格的等级秩序规约人们的言行,因此生活在此种生活中的人们不苟言笑,总是“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另一种生活则与常规生活截然相反,是一种“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没有权威,没有神圣,人们可以随意不拘地交往,因而总是“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9]现实世界中,这两种生活相互间有严格的时间界限。休闲学研究认为,节日的庆祝活动是闲暇的起源,如果从时间界限的角度来说,人的生活可以分为工作与休闲两个部分,并与巴赫金“两个世界”的区分相对应,其中工作生活或曰职业生活与以严肃或禁欲常规生活内容的现实世界相对应,而休闲生活则与以农神节、复活节、愚人节等民间节日形式呈现的非现实世界(即狂欢节生活广场)相对应。在休闲生活中,人们从时间中得以解放,进入一个游戏的、非现实的、狂欢化的世界,“但这种自由不能理解成是在某个历史时刻逃离非狂欢化的生活规范”。这种狂欢式生活经验不应是“一种消极的逃离现实”,而应有其积极方面,使狂欢节成为“充满了深刻而丰富的经验的时间”,而不是“虚掷的时间”。[10]367

人们总是不得不面对“乏味、辛劳、压抑、不公正和缺乏生命力”的第一生活,因此,人们更加热切地期盼第二生活(即狂欢节),因为在狂欢节生活广场,人们“能去除平日的严肃,通过反讽、戏仿宣泄着往日的压抑与激情。”[11]现代社会的重重压力使得人们在闲暇之余摒弃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生活方式,而诸如恶搞之类的朴素的、草根的话语方式更受人们追捧。因此,在休闲生活中狂欢精神的痕迹愈发明显,一种戏谑化的狂欢话语模式强势兴起,对终极真理式的霸权话语形成极大挑战。由于游戏或休闲更注重追求彻底放松与自由,“可能缺乏道德上的严肃性”[12],有了这种游戏精神,休闲生活中的语言就会嘲弄一切,无论是自我、他人、社会,还是理想、价值乃至整个存在,都成为游戏嘲弄的对象,于是,游戏式的戏谑化话语表达方式成为人的生存方式。人们休闲生活中普遍流行的这种开心的降格的话语游戏表达了对规范的嘲弄和对经典的质疑,进而扰乱了传统的话语秩序,传统话语权力格局悄然发生了改变。在休闲生活的狂欢节广场,传统的既定秩序和权威受到威胁、消解甚至颠覆,草根民众的话语权日益得到认可。

二、休闲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流失的风险分析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流失导致个体休闲异化

从本质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既参与构建人的生活世界,也参与构建人的精神世界。由此,提升人生境界与内化生命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便与人的意义世界紧密联系起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极大地缩短了人类工作时间,使其拥有大量的自由时间,正日益走进前所未有的休闲时代。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当面对如此大量的自由时间,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不主动掌握休闲生活空间的话语权,人们在其休闲生活中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伦理规范的指引,仅仅拥有选择的自由,而缺乏自由选择的能力,最终将会迷失其精神家园,人类自身的生命力量就会逐渐被磨损,真实意义上的人的意义也就逐渐消失。这样,人类即使拥有更大量的休闲时间,同样无法真正休闲,无法真正实现自身的自由,休闲的异化也在所难免。

马克思对此早有论述:“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13]恩格斯在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也做了类似的描述:星期六晚上,工人们发工资了,都会比平时略早散工,从贫民窟涌上大街,随之酗酒之后的各种粗野情形尽显无遗。钱花光之后,这些酒徒又跑到附近当铺,“当掉他们仅有的一切”。[14]由于缺乏自由选择的能力,工人们“当掉他们仅有的一切”,只是为了寻求感官的刺激,这种貌似悠闲的纵欲消费折射了工人们内心的空虚和选择能力的缺失。休闲时代是以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为基础的,但是,任何技术实质上并非是完全中性的,“一切技术性行为都既包含了显形意识的成分,又包含了隐形意识的成分,其特征是完全有意识的行为”[15],它总是承载着一定的价值观念,具有政治、文化、伦理等多重的丰富的含义。面对高科技带来的全球化、信息化、文化多元化时代,一切都笼罩在科学的大网之中,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渐渐被科技吞噬,原本鲜活的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同样不能幸免。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流失危及意识形态安全

任何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都体现在“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它“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另一方面“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且这种“领导权”更为关键,它既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也是维护统治的重要条件。因此,任何社会集团在争取统治权之前就应“开始行使‘领导权’”,在获取政权成为统治者之后,“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16]在葛兰西看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革命,更关键的还在于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

意识形态领导权不仅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异常重要,在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同样异常重要。当某一阶级通过革命获取政权,实现了对国家的统治,理所当然地就拥有了意识形态领导权,但这种拥有只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代表,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成为更为关键的问题,因此,他们都面临一个统治手段的问题,即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控制力的途径和策略问题。因此,统治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一例外都热衷于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民众,以实现思想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其自身的政治特性,尤其是其政治教化特性(即努力向大众灌输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伦理规范等,进而促使全体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自然而然成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和掌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首选策略。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一旦丧失话语权,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安全便岌岌可危。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流失影响国家机器运转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一种强制性的国家机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认为国家不仅仅是强制性的国家机器,还包括“一定数目的来自‘文明社会’的机构:教会、学校、工会,等等”[17]181-182。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在国家这个领域中,既包括诸如政府、军队、警察、监狱等强制性国家机器,还包括大量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意识形态起作用,与强制性国家机器紧密相连,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帮助统治阶级维护阶级统治。并且,任何阶级都必须既掌握政权,又掌握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否则其政权就不可能持久[18]338。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政权,必须对其权力加以改造,使其政权统治基础由暴力转为同意,即依靠其臣民自由的、习惯性的同意来替代武力以维持统治。只有当阶级统治出现了重大危机的时候,统治阶级才会频繁地使用暴力。

阿尔都塞还指出:“教育的意识形态机器”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7]153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能以自身独特的语言或曰话语体系最清晰地发出统治阶级的声音,充当统治阶级的代言人,最直接地反映其政治统治需要,并将其意识形态内化于公众的思想之中。因此,在政治学的视野中,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更是统治阶级利用其权力对社会成员进行规训的重要策略,是统治阶级巩固自身政治统治的有效途径,也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如果出现前述诸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流失的现象,则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问题,从更深的层次来说,则可能导致政权合法性危机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三、休闲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多维重构

(一)创新话语内容

首先,推进理论创新,提升学术话语影响力。一种意识形态要掌握话语权,必须具备理论上的正当性与先进性,具有强大的理论魅力。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建构,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248;一方面在“创新中坚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流’去追溯马克思主义的‘源’和‘本’”[19],另一方面在“坚持中创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基于休闲社会特定的时代背景,挖掘其中的优势资源,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其次,关注休闲生活实际,拓展生活话语资源。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总是与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及现实生活的语言紧密相连[4]72。因此,只有贴近大众现实生活实际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才更具生命力、说服力和感染力。思想政治教育应直面休闲社会的来临这一时代背景,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大众的休闲生活诉求及精神追求结合起来,用人们日常休闲时空中的鲜活的例子、熟知的俗语等通俗的话语解释崇高的理论,以鲜活的生活话语充实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体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崇高性与现实化、生活化的有机统一。

再次,借鉴网络话语,拓展网络话语资源。信息化的休闲时代,互联网成为人们休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运用网络话语来生动形象地解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大众通过网络文本的选择和解读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必须密切关注网络话语的发展变化,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了解大众的休闲审美取向,分析其休闲心理,从网络世界汲取并创造出更多的具有时代气息的新鲜话语,不断充实和丰富自身的话语资源,实现话语内容的创新。

(二)转换话语方式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多以“革命性”、“运动性”的话语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些简单化、标语化、口号化的“革命话语”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充斥着整个社会的话语空间,在革命年代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自由自主的休闲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仅仅强调理论宣传的革命性与战斗力是不够的,休闲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构必须转换话语方式,深入到大众的日常休闲生活中去,唯有如此才会得到群众的认同,才有话语权可言。

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嵌入到广大群众的日常休闲生活中,使大众真正认同其理论体系进而获得话语权。休闲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话语表达上下功夫,要贴近大众休闲生活实际,运用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语言和新鲜生动的素材,合理加工“大众话语”、“网络话语”、“流行话语”、“生活话语”中蕴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素材,“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0]来丰富其话语体系,像艾思奇写作《大众哲学》那样,用朴实的语言诠释深奥的理论,化抽象的理论逻辑为形象的生活逻辑,从而“让科学理论从书斋走进人民大众、融入人们心灵”[21]。

(三)优化话语传播

首先,要综合利用现代传媒相对于传统传媒的优势,打造一个功能互补的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平台。休闲时代的高度信息化彻底改变了信息的生成、传播和接受模式,与传统传播的“单向灌输”不同,以现代传媒为载体的现代传播具有强烈的主动性、参与性和沟通性特征,是一种双向互动的传播形态。这种开放式的话语信息传播模式为各种非主流舆论在人们高度自由自主的休闲时空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如微博、博客、网络社区等休闲生活空间都具有匿名性、虚拟性、开放性等特征,其中的一些非主流舆论在网络意见领袖的煽动性很容易发酵催化,形成舆论偏差,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因此,休闲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构要主动应对信息技术的挑战,“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格局。要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为主,整合城市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22]

其次,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流网站建设,打造一个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平台。当前,全球约80%～90%的信息由西方媒体提供,而以华语为载体的信息量仅占全球信息总量的5%左右。[2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其现代传媒优势不失时机地在世界范围内兜售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企图抢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在人们的休闲生活领域,不少偏激的西方社会思潮通过报刊书籍、影视图像等丰富的现代传媒手段渗透到人们休闲生活时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休闲时空的话语权形成严重干扰与冲击。面对这一挑战,休闲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构建必须主动建立一批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红色网站”,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同时还必须加强对现代传媒的监管,净化传媒环境。

(四)促进话语认同

作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而采取的权力策略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休闲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重构首先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话语不但意味着一种言说方式,而且意味着对言说者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24]认同是话语权形成的内在依据,话语权则是认同的外显形式,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对大众的规训应通过一种温柔的、隐形的方式实现,使大众认同其话语权。

首先,价值认同。休闲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要获取话语权,首先就应促使大众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借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主导众声喧哗的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应增强自主性,在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价值认同的时候应坚持科学认知、理性选择的认同视野。思想政治教育在进行价值认同获得话语权的过程中,应注重激发人们内在的求真的科学理性精神,使人们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种主流价值观,从而坚定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共产主义信仰,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最大的生命力。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应增强开放性,秉承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认同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在休闲领域获得价值认同,应积极主动面对休闲时代价值多元、文化多元的时代背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应保持开放包容的姿态,尊重休闲主体在休闲生活空间的个体差异和独特的价值选择,以主流价值观引导非主流价值观,使多元价值取向保持合理张力。

其次,制度认同。“制度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规范化表达,生活世界仅仅是由文化传统和制度秩序以及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认同所构成。”[25]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规范化表达,其话语权的获得同样需要得到人们对其在制度层面的认同,即对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认同。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应保持公平公正,这是制度认同的前提条件。公正是制度设计的基本理念,是规范和约束人们行为的最基本“游戏规则”。休闲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应始终保持公平公正的理念,无论是在管理体制层面,还是在具体的制度规则及运行机制等层面,明确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权利、责任和利益,规范人们的非理性和非制度化的越轨行为,引导人们理性选择自己的休闲行为。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应不断创新,这是推进制度认同的重要路径。休闲时代正是当前社会深刻转型的时期,与传统的农耕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深刻变革,这就要求制度不断实现变革创新以适应变化了的时代背景。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应积极主动面对休闲时代全球化趋势下的多元文化、多元价值的相互交锋,推陈出新,以制度的创新推进人们对其在制度层面的认同。

最后,情感认同。事实上,作为人际交往的中介要素,话语的意义在于沟通与交流,通过促进参与者各方的相互联系形成一种“行为合作化机制”,实现社会有机体的整合。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认同源自人类的内心情感,它是人们基于种族、血缘、地缘等因素而产生的一种对于自身存在状态的本能反应,且通过宗教、图腾、服饰等文化符号构建其自我认同的客观依据,以此区别于其他群体。因此,情感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构建必须获得大众的情感认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情感是人们基于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产生的对于现实思想政治关系和行为的一种爱憎或好恶的情绪态度。所谓情感认同,就是指人们在深刻且全面了解某一事物的基础上,从情感层面上对其产生肯定、赞同、喜爱并追求等积极态度。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言说中如果缺少积极的情感力量,整个教育的交流与沟通过程将变得毫无生气。雅斯贝尔斯认为:“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一旦缺少对这种“绝对”的热情,“一切就变得没有意义。”[26]同样,真理性认识需要通过激情的方式(即情感认同)才能充分发挥理论的力量。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先进性、科学性等只有在获得大众的情感认同时才能发挥实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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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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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9841(2015)02-0042-07

10.13718/j.cnki.xdsk.2015.02.006

2014-11-18

黎海燕,法学博士,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闲暇德育研究”(13YJC710016),项目负责人:黎海燕;2014年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资助项目“闲暇视域下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研究”(YQ2014117),项目负责人:黎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