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吉登斯的能动观比较及其现实意义

刘友女,傅艳蕾

(1.宁波大学研究生院,浙江宁波315211;2.湖州师范学院政治学院,浙江湖州313000)

马克思与吉登斯的能动观比较及其现实意义

刘友女1,傅艳蕾2

(1.宁波大学研究生院,浙江宁波315211;2.湖州师范学院政治学院,浙江湖州313000)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的能动观,建立在批判马克思的基础之上。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缺乏对“能动性”的充分关照,故而在重构理论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个人的“能动性”。而事实上,尽管马克思使用的“能动”话语不多,但其思想本身包含着深刻的能动思想,只是马克思与吉登斯阐发的立足点和参照系有所不同。两者能动观的比较,理论上有助于推动马克思“能动观”的当代发展,也更加凸显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彻底性,实践中则应对能动性加以自觉调控和善加利用,有效发挥能动性对现实社会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吉登斯;能动观;抽象的个人;现实的个人;传统的个人;现代的个人;现实意义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经以结构化理论与当代社会的本体论而闻名。其结构化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主要源于对三大传统经典社会学家(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艾弥尔·涂尔干)的理论解构,尤其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了长期的深刻的批判性研究。吉登斯认为,“社会学应当吸收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所隐含的精辟见解”,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存在着太多的缺陷和不足”[1],其中之一即缺乏对个人“能动性”的充分关照,致使个人在社会活动和历史进程中成为一种消极和被动的因素,这是吉登斯努力重构社会学分析框架时竭力突出“能动”范畴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发现,虽然“能动”范畴并非马克思的首创,并且有关这一思想的阐释也并不十分系统,但这并不代表马克思对个人“能动”特征的忽视,恰恰相反,马克思的能动观蕴含着十分深刻的思想。为此,有必要对马克思的能动观进行系统梳理和阐释,以为其进行澄清和辩护,同时,挖掘和吸收吉登斯能动观中的有益成分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能动观。①在马克思与吉登斯的英文原著中,都出现了“active”这一单词。在马克思的中文译本中通常被翻译为“能动”,而在吉登斯的中文译著中则出现了“能动”、“动原”、“行动”等译法。为便于研究,本文统一采用“能动”这一译法。

一、与“抽象的个人”相对照的“现实的感性个人”:马克思的能动主体及能动观

现实的个人是一个“能动”体,这是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在阐明马克思的能动观之前,有必要对马克思提出这一思想的背景进行先行澄明。“能动”首先是唯心主义学派的重要范畴,该学派主张观念先于存在的第一性,观念决定存在,现实中的一切及其发展演变过程都是观念的外化,黑格尔将这种“观念”发挥到极致,即“绝对精神”。马克思并不否认观念所具有的能动特征,他所不认同的是,这一特征为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503。所以,“人”在唯心主义学派当中只是以头立地的“抽象的”人,现实和感性对他来说并不存在。旧唯物主义尽管承认物质第一性,但对该学派来说,人脑中产生的观念和意识却是由外界事物直接投射而成,即“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503。因此,能动的方面为旧唯物主义完全抹杀,这里的个人仍然具有抽象性。所以,对“抽象的个人”和“抽象能动性”进行批判,是马克思建构能动观、确立“现实能动性”的主要目的。

第一,个人具有意识和思维,在此基础上产生动力和意图。在比较社会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的区别时,马克思指出:“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的反作用抛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3]马克思试图表明,不管行动结果如何,现实的感性个人都是带着预期的目的和自觉的意图而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295。不仅如此,马克思进一步寻找动力背后的动力,即推动个人进行实践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又是由什么样的历史因素所决定,意识背后的非意识根源是什么。而“抽象的个人”只可能停留在观念的表象。马克思认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只有物质因素能够提供最根本的答案,物质利益和需求促使个人形成动力。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对于资本家,剩余价值是其追逐的物质动因;而对于无产者,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是其根本的动力。而不论是资本家抑或无产者,其个人的物质动因又是由已存在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观点在唯心主义者的视野之外。

第二,个人的认识能够达到人本质的全面性。由于旧唯物主义不了解对象性的感性的活动,而且只能以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方式来看待一切问题,所以“抽象的个人”不可能全面把握人的所有本质。现实的感性的个人则不同,个人可以通过对象性的活动确证自身的本质。个人首先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其他各种交往关系。在现实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通过丰富的对象性的社会活动,个人就有可能达到对自我本质的较为全面的把握。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分工出现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离时期。这个时候,意识“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2]534。换言之,对于自己所不具有或尚未确证的本质,个人也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获知,由此达到对整体的人本质的全面掌握。“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05对于同一个“个人”,马克思同时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审视:在现实性上他是不同于其他个体的具体的特殊个体,但在意识上他可以达到人本质的全面性。

第三,个人具有学习技巧以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能力。马克思曾经谈及手工业时期的雇佣工人。这一时期由于分工尚未充分发展,为了生产一件商品,每个工人都不得不学会整个生产过程的所有技能,每个工人几乎都是多才多艺的“全才”。正是凭借这种能力,个人能够依靠实践途径获得物质资料而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和目的。这表明,四肢健全的个人通常都具备从事物质劳动的能力,而且能够通过学习掌握各种劳动技巧,不断提高劳动效率。马克思始终不渝地强调他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525他不仅没有抹杀个人的能动性,而且不遗余力地坚守理论的彻底性,强调这种能动性所具有的物质环境制约性,以此与唯心主义的“抽象能动性”划清界限。

二、与“传统的个人”相对照的“现代的个人”:吉登斯的能动主体及能动观

马克思的“能动”思想十分深刻,然而“能动”范畴在其论著中并不多见。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为避免读者过度解读其“能动”思想,从而与唯心主义的抽象能动观产生混淆,由此,“物质生活”、“经济基础”、“生产实践”等范畴时常受到马克思的青睐。然而,吉登斯恰恰又过度解读了马克思的“物质”因素,将马克思的思想解读为“经济化约论”。“诚然,人类必须在他们所赖以生活的物质环境中幸存下来,但这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为了幸存所付出的努力,在社会的变革过程中是否发挥了支配性的作用。”[4]吉登斯强调,马克思的这种“经济化约论”或“物质决定论”倾向严重忽略了对个人“能动性”的充分关照。他甚至以现实生活中工人争取公民身份和权力的各种运动来论证“能动性”的在场,从而驳斥马克思将人视为机器上的零部件机械地从事着单调和重复的简单劳动。他得出的结论是:“关于实践的概念和人类劳动的改造能力(这是我希望涉及的特殊方面),马克思的著作只是提供了一个轮廓性的初步定位。”[5]为此,吉登斯在其论著中不遗余力地突出了“能动性”,不过他是以“传统的个人”为比照来描述“现代的个人”。

第一,个人具有大量的知识,能够提供行为动机并激发个人重构意义框架。吉登斯首先假设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实践活动的行动者都是具有大量知识的个人,这是个人具备“能动性”的首要条件。“只有掌握大量知识,才能成为动原,这对充当动原来说具有核心重要性。”[6]在吉登斯看来,知识的具备,即个人知晓将做什么以及为何去做,这是个人采取社会行动的前提,也即行为的动机和意图来自于个人所具备的大量知识中。“不管怎样,目的的确以‘知识’为先决条件。”[5]163在这一意义上,知识作为“背景”必不可少。但是吉登斯也进一步指出,知识在运用过程中被个人“能动”地改造,这种改造引起对社会秩序和发展的重新解释,进一步引起社会实践的变革。“正是从行动者对意义框架进行的积极建构和重构这一方面来说(由此行动者组织起他们的经验),社会生活由构成它的行动者生产出来。”[5]167而知识的改造之所以成为可能,从现实条件来看,是由于“知识爆炸”时代的来临,人们识字能力的普遍提高以及网络等新媒介的发明,都为个人获取大量知识并重构意义框架提供了极大便利与可能,而这在传统社会不可能具备。

第二,个人的意识具有反思性特征。“社会理论必须将一种行为分析具体化为受人类行为者自反性控制的理性行为。”[5]46吉登斯这里所指的“自反性”即“反思性”,它被理解为在社会实践中依据新的知识而加以阶段性的修正。传统社会中的个人,服从于一元权威,对于知识,他们通常毫无批判地接受下来;现代人则不同,他们对已有的知识不仅保持批判而且加以修正,吉登斯认为这种反思性即“能动性”的表现之一。同时,反思的过程还带有鲜明的主观意图,即是否满足自身利益和需求。吉登斯将这种需求主要指向了“本体性安全”,它是指“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间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7]。简言之,能够维持现状的延续性发展而不至于发生断裂,是本体性安全的基本要旨,这实质上即是一种心理需求。吉登斯看到,现代社会的选择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导致现代社会普遍出现了焦虑和不安全的心理状态,本体安全的风险系数增加。为此,“本体性安全”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心理需求在现代社会中日益凸显。而个人进行反思的目的就是要为“本体性安全”保驾护航。面对多重权威和多重选择,现代的个人不得不依靠自我反思来对选择的结果进行评判。

第三,个人具有动用资源以改变事态进程的能力。在吉登斯看来,仅仅从个人的意图来解释“能动”不够全面。因为从个人的行为结果来看,意图并不能完全构成行为结果的原因。个人有意图做某事,不代表他能够完成该行为,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从充分条件看,“能动作用不仅仅指人们在做事情时所具有的意图,而是首先指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能力”[4]69。这种能力也就是个人动用资源来改变事态或事件进程的能力。对于资源,吉登斯又进一步区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两种类型,前者是指物质类的实体资源,后者则主要指一些非实体形态的资源,如知识、信息等。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主要突出了物质生产资料,即通过动用配置性资源来改变事态进程的能力,吉登斯则认为“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完全一样,都是‘基础结构性的’”[4]379。对于权威性资源,吉登斯特别强调了“知识”这一媒介。他认为,物质资源倾向于再生产方面,而知识作为一种权威性资源,由于受到现代社会核算程序和存储方式的极大提升,它能够承载和储存关于物质资源的大量信息,因而成为集聚物质资源的重要媒介和手段。占有这种知识信息越多,也就表明改变事态进程的能力越大。显然,在信息技术落后的传统社会,个人在这方面的能动性无法得到彰显。如果从动用资源的类型来看实践活动,“物质性”的生产实践活动无疑只是其中一种,以知识以及其他权威性资源为媒介的“社会性”实践活动显然是吉登斯更加力求突出的实践类型。

三、两种能动观的异同比较

由于马克思与吉登斯在建构各自的能动观时分别立足不同的批判对象,并且二者所处的时代相隔100多年,这就决定了双方在提出具体观点时会产生不同的见解,各具特点与合理性,当然也必然带有时代局限性。但是,深入比较亦可发现,二者的观点仍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交集,这就为二者的比较与分析提供了可能。

第一,两者都主张“行动动机”的存在是“能动”的一个重要表征,但二者的“动机”指向有所不同。我们看到,马克思与吉登斯都认为个人在行动之前必然存在一定的动机和意图(虽然二者是从不同的角度提炼出来的)。不同于吉登斯的是,马克思不仅提出动机的存在,而且追根溯源进一步探寻动机背后的动机。他指出,个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其物质利益和需求,因此,每一种思想动机的产生都可以在物质生活及其历史发展中找到根源。对于吉登斯,他虽然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的“本体性安全”这种社会性心理需求,但对于这种需求和动机又是如何得以产生的问题,他似乎没有做出更深入的回答,所以在理论彻底性方面,吉登斯远远不及马克思。

第二,两者都主张“认知的丰富性”应涵盖于“能动”的范畴之中,但二者所指的认知“内容”各有不同。马克思认为,由于对象性活动的多样化以及脑力劳动的发展,现实的个人有可能达到对人本质的全面把握,这是不同于“抽象的个人”的“能动性”表现。而吉登斯的分析指出,由于现代人处于一个知识快速更新的时代,他们借助新型的信息技术有可能获得大量的知识,而这是传统社会的个人所望尘莫及的。可见,马克思的认知对象侧重于人自身和人的内在本质,而吉登斯的“知识”更倾向于对人的外部世界的认知结果。

第三,两者都主张“社会实践”是“能动性”不可缺少的要素,但二者所指的实践“领域”有所不同。马克思的观点非常清晰,从事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是个人的一种社会实践的能力表现;而吉登斯分析认为,个人除了具有动用配置性资源即物质资源的能力以外,还能够运用知识这种权威性资源来从事社会性的实践活动。然而,吉登斯的观点本身又出现了一个逻辑性矛盾:一方面他强调两种资源都带有基础性作用,因而都应作为独立性来源不可相互化约;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权威性资源在集聚配置性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种意义上,前一种资源似乎又可以化约为后者。马克思的观点则既明确又辩证,他主张物质因素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具有第一性的决定作用,但同时也不否认其他因素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发挥的第二性决定作用和相对独立影响。马克思的分析再一次体现出其思想的深刻性和彻底性。

四、启 示

对马克思与吉登斯能动观的比较,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一方面,针对吉登斯对马克思的误判,本文试图为马克思辩护,揭示其本身所涵盖的能动思想,并在比较过程中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彻底性这一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吉登斯的思想尽管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但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其思想似乎又为我们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当代发展打开了视角。

第一,理论上有助于丰富马克思的能动观,赋予其时代特征。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是在“能动性”所涉足的“领域”维度,马克思侧重于物质领域,吉登斯则在“社会”领域①此处的“社会”是个狭义范畴,是指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并列的“社会”。因而这里的“社会领域”主要是指日常社会生活领域。作了更多补充。我们知道,出于论战的需要,特别是与主张“观念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学派进行辩论,马克思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将目光转向物质生活和经济事实,以澄清和论证人的观念和意识源于物质生活。因此其能动观也主要是在物质经济领域展开。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主张经济事实的“唯一”决定作用。相反,恩格斯强调:“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8]吉登斯可谓在这一方面进行了补充:在“需求”方面,除了物质需求外,他还提出了“本体性安全”的社会性心理需求,将社会心理学的分析视角介入其中;在“资源”方面,除了配置性或物质性资源外,他还补充了知识、信息等权威性或社会性资源,这些资源确实是在如今信息化时代所不可或缺甚至是占重要地位的分析因素。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吉登斯的思想提供了诸多“社会性”的因素,可以为马克思的思想注入新鲜血液。

二是在“能动”所涉及的“层面”维度,马克思侧重意识层面,吉登斯则进一步突出了能力层面。在马克思那里,论证意识和观念的物质生活来源是主要目的,因而对“能动”的阐释通常是在“意识”,即认识论的层面上展开。显然,马克思主张的个人对人本质的全面认知归属该层面。至于“能力”层面,虽然马克思也强调个人具有物质生产实践的“能力”,但很明显,他并没有意图凸显这种实践“能力”本身,而是仍然强调实践与物质领域的紧密关联,因而仍可追溯到上述理论目的。与马克思不同,吉登斯则“明确”地指认了“能力”这一要素,他认为“能动”应是意图和能力的结合体,即“能力”是“能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和体现。吉登斯引入了“知识”这一媒介,这样,与马克思“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相对应,“生产知识”也可作为能力的一种进入“能动”范畴。此外,吉登斯还强调“反思性”这种能力。在不确定的现代社会中,反思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甚至反思的过程本身也逐渐成为反思的对象,这足以见得“反思”的能力效应。无疑,相对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思想来说,产生于20世纪的吉登斯的思想更富有时代性。但不论怎样,马克思的能动观仍然具有不可动摇的理论彻底性。

第二,实践上需善加利用能动性以解决现实的观念性问题。

吉登斯对“能动性”的研究,激发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理论上,他迫使我们回过头来对长期有所忽视的马克思的“能动”思想进行了重新梳理和阐发,在更全面认识唯物史观的同时也发现其理论局限性;实践上,吉登斯的研究把我们引向了当下社会,将快速增强的“能动性”拉入我们的视野。现代人“能动性”的增长得益于知识的翻倍更新、识字能力的普遍提高以及网络媒介的发展这三方面的综合作用。现代人尤其是年青一代的眼界普遍开阔,思想和智慧极大丰富。这对于应对目前人们比较关注的两大现实问题,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一是为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提供可能性依据。“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是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议之后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话题,也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实现和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理论上对两大“自觉”的探讨已形成了很多理论成果,这里笔者试图从实践的可能性角度提供一些论据。“自觉”即自己有所觉察和醒悟,它指个人有意识地对某些理论和文化加以辨析和运用,这就需要以大量的知识储备以及“反思”和“批判”的能力作为基础条件,还应当具备从不同视角理解文化并加以运用的深层次能力。这即是培养和达到“自觉”可以参考的基本路径。可见,“能动”必然是“自觉”的题中之义,现代人能动性的普遍提高为“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可能。当然,这两种“自觉”均是高要求,需要人们的“能动性”合理全面地加以发挥。

二是为应对普遍的社会挫败心理提供支撑点。需要看到的是,现代社会中之所以普遍出现挫败和焦虑心理,首先就是能动性的普遍提高所致。从“能动”的“意识”层次来看,现代人的意识所能达到的界限已远远超前于已经通过经验手段得到的客观现实,后者的发展明显滞后。与知识量的增多相伴随的是需求的普遍提升,这样,主观需求与满足需求的客观条件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便开始拉大,由此在现代人的心理上造成了严重的失落感。这是思想“超前”的表现,多见于发达地区与城市当中。但事实上,思想“落后”的现象也不乏其见,主要以固守传统的落后地区和农村较为多见。根据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原理,只有当社会意识符合社会存在时,才能推动前者发展。“超前”与“落后”的思想都应得到符合实际的调整。我们仍然可以依托人的能动性,以能动性作为应对的着力点,这尤其需要发挥能动的“能力”层次:利用和动员知识资源,充分发挥反思性作用,重构意义框架。这种调整不完全是对传统的颠覆和解构,而是尽可能地扩大思想外延,补充新的时代内涵,真正做到思想的“与时俱进”。这在降低个人焦虑感的同时,亦可排解阻碍现实发展的思想障碍。

基于马克思与吉登斯能动观的比较,“能动”这一范畴的内涵与外延应得到扩展。传统的理解只限于“意识”层面的,而如今还应扩展到“能力”层面,所以“能动”本身是一股巨大的力量。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个人能动性的喷发。但是,“能动性”唯有受到“自觉”调控,才可能有效地服务于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否则只会给人类造成灾难。所以,在更深一层次上,对“能动性”进行自觉调控,这本身首先应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应认识到任何能动性的发挥都需建立在已有的物质基础之上,而不能脱离现实基础。而一旦超脱和游离现实,便又重新落入唯心主义的“窠臼”,邪教就是反面的例子。因此,在全面认识“能动”范畴的同时,仍然要清醒认识“能动”所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根基。我们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能动观的同时,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1]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M].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67.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1-302.

[4]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60.

[5]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M].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31.

[6]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尹弘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59.

[7]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80.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8.

责任编辑 刘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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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9841(2015)02-0012-06

10.13718/j.cnki.xdsk.2015.02.002

2014-12-17

刘友女,法学博士,宁波大学研究生院,副教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社会的统治思想、核心价值和话语主导权——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研究”(12YJA710018),项目负责人:陈锡喜;湖州师范学院校级科研项目“‘个体需求’视角下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研究”(KX32009)和人文社科预研究项目(2014SKYY10),项目负责人:傅艳蕾。